口述中国｜北大教授③徐凯文：患空心病的多是最优秀的学生

【编者按】

卢梭说：“我们生来是软弱的，所以我们需要力量；我们生来是一无所有的，所以需要帮助；我们生来是愚蠢的，所以需要判断的能力，我们在出生的时候所没有的东西，我们在长大的时候所需要的东西，全部要由教育赐予我们。”教育就是这样赐予人以全新的生命。

那么北大教授如何看待教育？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又接受了怎样的教育？他们的人生有过怎样的际遇？读者可以在澎湃新闻请讲栏目推出的北大教授系列口述中找到答案。

今天，我们将刊发北京大学副教授，精神科主治医师徐凯文的口述。

我在精神病院工作的经历让我见过世俗定义上最疯狂的人，我在监狱研究的经历让我见过世俗定义上最恶的人，疯癫或文明，罪恶或善良，这种一般划定可能太过简单了……

而心理学给我最美好的是对人、人性的理解和洞察，无论是善、恶，还是病。

身为中国人的文化语境让我有着更深刻的理解，理解后有包容，包容然后有力量！

恶，并非因为强大

我做反社会人格障碍研究，他们（研究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罪恶的人了。但是我对恶的看法包括对他们的研究，让我觉得人有恶是因为他软弱、自卑，而不是因为强大。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那些创伤、自卑和软弱的部分的话，人们没有那么多的攻击性。

我的博士论文是在监狱里做的，研究“反社会人格障碍”课题。反社会人格障碍，简单来说就是没人性。比如，我现在给你一把刀，让你去捅人，你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实际上你是下不了手的，对吧？因为你捅了人，他痛苦、他流血，你自己也会害怕、痛苦。让你下不了手的原因是什么？是你的共情能力。我不需要亲自动手就单单想这些事情都会觉得不舒服，这是非常重要的人性。

那反社会是什么呢？反社会就是他去伤害别人的时候他非但没有这种内疚、痛苦、不忍心，他反而很爽。举一个特别具体的例子，我当时在北京10所监狱里面调查3000多个犯人，从3000多个犯人当中最后选出来三十几个符合反社会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而且是程度最严重的，给他们做心理矫治。

当时有一个犯人，这个犯人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跟他做访谈的时候，我对他的印象。他一看就符合一般罪犯的“样子”，五大三粗，文化很低，攻击性特别强。我跟他做第一次访谈的时候他就跟我吹嘘，其实我当时已经见过很多种犯人了，杀人犯都见过，但是他让我特别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他跟我吹嘘说他抢劫了6次判了22年，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说：“我抢了200多次只被抓到6次，判了22年，实际上我抢了200多次。”也就是说他炫耀他的罪行，大多数人都是恨不得少说一点，他一定要多说一点。更重要的是他说他是怎么抢劫的，他骑车在二环上兜风，然后在兜风的过程中他觉得今天不爽，看到路上有人在走着，不管男女老幼他就把车停下来，停下来以后上去一脚把人踹倒。他不是去要钱包，而是直接把人踹倒。被踹倒以后，人家一看他孔武有力，看到他手里拿着刀，谁敢反抗？没人敢反抗的。但是他不急着抢劫，他告诉我：“我一定要先把他们狠狠地揍一顿，我要把他们打得皮开肉绽，满脸是血，我看到血才舒服。”他喜欢听人哀嚎。然后他就把钱包拿走了，再去抢第二个，他靠这个刺激来满足自己的这种暴虐的状态。所以这就是典型的反社会，反社会的核心不是因为他有犯罪行为，而是他要故意造成陌生人的痛苦。而他从小是被别人打大的，所以用他的话来讲，小时候被别人打，长大以后打别人，他的这种恶的行为实际上也是习得的结果。我大概给他做了两个多月的心理治疗，我重点的方向就是让他能够恢复共情能力，就是能够理解他人的想法和感受，甚至能够说出他人内心深处的感受，这是人特别重要的人性，是人与人之间之所以能够相互理解的关键。

2009年年初的时候，我回去过年，当时住在九华山庄。大年初一的时候起来，在那个九华山庄里逛，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然后就接到一个电话，固定电话打过来的，这个电话是他打过来的。很多人可能不了解，监狱里手机是不能带进去的，我要在监狱里打电话都打不了，得到监狱外面打。所以我接到他的电话第一反应是：他不会是越狱了吧？大年初一越狱了，而且这么危险的一个犯人，所以我当时也没敢主动多问。然后他马上给我解释说这个监狱里面人性化管理，大年初一可以有五分钟的时间给家里人打亲情电话，他说他爸妈的电话都没打先给我打电话了，想给我拜年。我要说的就是，其实通过这两个月，他和我建立了很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对我有信任和认可。整个干预做完他变化蛮大，他送了我一个礼物。那个礼物很特别。他用木头雕了一个骷髅，骷髅里面拿一根红绳穿过去，它那个眼睛的空洞里面是红色的，看上去特别狰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叫投射，投射出心里的恶。骷髅木雕翻过来看，背面是平的，是一个佛字，是刻上去的。

后来，他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他觉得其实我从来没跟他谈善恶的话题，我跟他讨论的问题只是想想看他这样做的时候对方的想法是什么，他的感受是什么。他说他不知道善恶是什么，他也想做好人，但是不知道怎样做才是对的，怎么才是错的。

善与中国文化语境

西方心理学从一开始就比较多地关注人性恶的一面，或者说有病的那一面，但是其实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说，人性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把三十几个犯人组织起来做干预，他们确实可以说都是重型暴力罪犯，但让我想起《天龙八部》中的四大恶人，他们背后都有自己悲惨的故事，他们内心当中善良还是有的。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三十几个犯人是从3000个暴力罪犯当中选出来的最暴力和最没有共情能力的，有些人犯罪是因为谋生，有些人犯罪是为了混口饭吃，但是他们真的是以伤害别人为乐的。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做一个团体，做团体就要“破冰”。“破冰”的意思就是我跟你不认识我怎么跟你熟悉起来，破冰有一个非常简单、常用的方式，就是自我介绍，然后写下自己三个优点。让监狱里的犯人来说说自己的优点是特别难的事情，他们真的说不出自己有什么优点——因为他们从小就是被人否定的。但是让我非常惊讶的是这些犯人竟然都写下了共同的优点，第一条大家可能想得到——仗义，第二个共同优点真让人想不到——孝顺。他们闯那么大祸，杀人越货，父母都被人戳脊梁骨，小脚老太太要坐很远的公交车跑到荒郊野外来看他们，孝顺什么啊？但他们都觉得自己孝顺。

我觉得这至少说明他们自己希望自己是孝顺的，或者说他们认为孝顺是非常重要的。我是这样理解的，很大程度上我们有的时候为了这个社会更顺畅地运转，要做一些不是那么真的事情，说一些不是那么真的话，要考虑别人的自尊，要考虑人性当中弱的那一面，但是人本质上的一些东西还是完全一样的，哪怕是最极致的人他还是有那样一些品质的，有一种共鸣。这就是东西方非常不同的地方，看问题的视角很不一样。总的来说西方的心理学还是认为人性是恶的，尤其像弗洛伊德的理论。弗洛伊德的晚年，亲人遭遇战争和死亡，当时希特勒很快就要吞并奥地利，作为犹太人在劫难逃，最后他是在一位希腊公主的帮助下逃亡到英国，他有五个姐妹，四个进了奥斯维辛并死在那里。

中国圣贤讲人性是什么呢？无论是最早的尧舜的十六字心传，还是儒家讲的“在明明德”，讲仁，或是王阳明所说的良知，都认为这些东西不是后天教化的结果。但西方的观点认为道德是后天教化的结果，比如说弗洛伊德说的“超我”。一般来说超我的原则在中国翻译过来就是道德原则或者良知的原则，他认为先是本我产生，然后再产生自我，自我遵循社会规则后产生超我。但是他没法解释的就是这些社会规则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要讲道德。那中国文化一直认为这个东西用王阳明的话来讲它是不学而知的，是与生俱来的东西，是人的天性。

所以如果让我现在来解释人为什么会出现心理困扰，我会觉得是因为我们迷失了人的本性，我们以为外在的物质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和幸福，然后去拼命追求那些快乐，无论是物质也好,还是权力也好，如果回到人本真的状态，那些困扰是不存在的。一定程度上来讲，现代人的焦虑、困惑、愤怒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文化和环境对人的影响特别大，林建华校长到我们中心来调查的时候也说要改造北大校园环境，让这个环境使人更快乐和幸福。

西方模式解决不了心理问题

美国人精神疾病的总体患病率是多少？26.4%，全球第一位。我看到的所有的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当中美国是最高的。所以特别强调的美国式的个体主义和自由主义这样一个文化其实没有给人类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幸福。人不仅仅是自己，人的社会角色没有那么简单。西方心理学一直在强调个人自由、个人选择，但是往这个方向走，病，越治越多。

我觉得现在出现的很多心理问题一定程度上跟我们向西方学习，受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的影响有关系。我现在接触的学生越来越有空心病这样的状态。（编注：空心病，指价值观缺陷导致的心理障碍，症状为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十分迷茫，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最近这些年又有了一些新的特点——丧文化，垂头丧气的丧，沮丧的丧。当然，我这样说不太准确且会有贬义的嫌疑，就是有一点无病呻吟的感觉，这个无病呻吟还不是说青春期迷茫而是丧文化，动不动就说要自杀，动不动就说活着没意思。再极端一点的话就是蓝鲸游戏、自杀游戏，很大程度上它就是一种文化现象。

西方的很多在一种自由主义状态中发展出来的文化其实是有问题的。多伦多大学一位教授跟我讨论，他说到我们这儿来，发现我们的学生有一个问题跟他们的很不一样，他说我们的学生当中很少见个案是关于吸毒、酒精滥用的，这个在西方大学非常普遍。但是我们现在也有这样的苗头了，已经有少量个案了。如果不去干预的话可能真的就成为一种风气文化了，那就会特别糟糕，丧文化也是如此。

自由主义作为现在普遍流行的西方价值观，并非不好，但是不见得对心理健康有利。心理咨询中很多问题跟一些本质的问题有关系，我也一直在探索这些心理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心理治疗在西方是从弗洛伊德开始的，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产生了临床心理学，产生了心理咨询、心理治疗？那这个时代背景是什么呢？两次工业革命之后，西方的宗教和神学的影响被大大削弱了，人类更多觉得自己挺牛的，劳动生产力提高很多。尼采说“上帝已死”，实际上就是说宗教对西方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被削弱以后，上帝在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当中的位置弱化了，甚至被取代了。佛教也是如此，在我看来，尤其是像佛教这样的更本土化、世俗化的宗教实际上是一种人生哲学，它告诉你怎么生活，告诉你前世今生，告诉你人的一生是怎么样子的，告诉你遇到什么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人精神世界所有的困扰我可以从宗教上去找一个答案，《圣经》怎么说你怎么做。但是当你都不信了以后，你向上求索的这个途径是被切断了的，那切断以后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所以尼采说“超人”，就是你要有超个人的意志，你得自己解决自己的所有问题，这是后面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产生的哲学基础。但是问题是，不是每个人都能“超人”的，不能“超人”的人就容易陷入迷茫，失去共同的意义、价值感的支撑——我为何而活，我如何活，意义何在，出路何在，我到哪儿去寻找答案？

有些心理疾病是一个精神层面的问题。患空心病的很多都是学校里最优秀的学生，他没有任何一点生活中严格意义上的挫折、压力。但是他就要找寻这个答案，就是我为什么要活下去，我干吗要做那些题，我那么聪明我成绩全校第一又怎样呢？空心病如果到精神科医院的话，一定会被作为抑郁症进行诊疗，但问题是药物对这个都无效。作为精神科医生，我们有个杀手锏，就是任何抑郁症患者如果用电抽搐治疗，他都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但是电抽搐治疗对空心病没用。他们有强烈的孤独感和无意义感，他们从小都是最好的学生、最乖的学生，他们也特别需要别人的称许，但是他们有强烈的自杀意念，不是想自杀，他们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活下去，以及活着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缺乏支撑其意义感和存在感的价值观。

有一个新闻，在全国大会上习总给一位老人让座，设计核潜艇的总设计师黄旭华，现在都90多岁了。在开场时他做演讲，他说他30年没有跟家人联系，家里人都觉得他是不孝之子，他的母亲认为不管他工作再怎么忙，也应该回家看看。但他不能回去，因为他的工作要保密。他可能是二三十岁的时候被通知去北京出差，然后就再也没回过家。他有巨大的国家使命感，他的意义感价值感是非常强烈的。这个领域西方心理学几乎不去探索，但我觉得特别重要。我举个例子，你们知道在监狱里惩罚人最严重的方式是什么吗？是折磨。不是不让睡觉——不让睡觉是虐待，是违规的——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关小黑屋。屋子里面灯、厕所、洗手池等等都有，但就是没有人跟他说话，一个礼拜人就崩溃了。你在那里没事干，也没有广播、电视、报纸，你就在那儿干坐着，再强悍的犯人，最多两个礼拜就崩溃了。但是，江姐、曼德拉、圣雄甘地，他们都有相当长时间的被单独监禁的经历，但他们的精神没有垮，没有疯，没有傻，没有颓废，没有沮丧。因为他们有信念！他们知道自己在为人类受难，他们已经将自己融化到整个人类中去。其实我们在做一件对的、好的和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心里是知道的，这种知道是与生俱来的，帮助别人这件事情是人的本能。

传统中国人有一种宗族的联系，情感的纽带联系和精神联系。很多人可以慷慨赴死就是为了家族的延存。一直以来，家、国信念可以成为一个中国人很大的力量，约束人也支撑人。整个社会对这种行为赋予很高的意义，为集体牺牲个人是一件非常被崇尚的事情，这是一种文化。今天，我们并不是要继续推崇个人牺牲，完全集体主义把个人都吞噬掉也是有问题的，但是纯粹的自由和个体主义，会让我们失去群体的心理支持。

将我们个体融化在与他者的关系中、在与群体的联系中，获得社会重要性和意义感，是实现幸福感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尤其是中国人，家的纽带关系从来没有真正断裂过。比如说，对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来说，他能够养家，他能够照顾子女，他能够给自己的家人带来好的生活，这是非常自我肯定的。如果他特自由谁都不管，只满足他自己的需要，最后发现他自己的需要他都有了，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所以我觉得纯粹自由、个体化实际上会带来很大的心理健康问题。人不仅仅是自己，人的社会角色没有那么简单。

我现在的职业生涯赛程过半，应该还有20年就差不多退休了，我接下来20年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做中国心理学，中国其实有很多智慧对人性有着更深的洞察，身为一个中国人，我要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去探索可能的心理之路。

【口述人简介】

徐凯文，临床心理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副教授，精神科主治医师，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总督导。

多年致力于心理学工作者的培育，课堂风趣幽默，表现手法时尚新潮，课堂活跃，更与时代相结合，拓展出《看电影学精分》《用精分洞悉世界》等多种心理学落地工作坊，深受广大心理学爱好者和心理学从业者的欢迎。在智慧树网开设共享课程《大学生心理健康》，“确信的力量”第4期《寻找精神世界的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