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鉴｜家园：冲突、嬗变与重塑

“家园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何时何地，你会有身处家园的感觉？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面对这个问题，对当下处身的家园，你会有怎样的体察或思考？

更大的时代之题则在于：人类未来的家园又将走向何处？

英国地理学家艾莉森·布伦特与澳大利亚地理学家萝宾·道林创作了《家园》一书。该书近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列入“人文地理学译丛”。两位地理学家分别是英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的院士。这部著作为我们理解后现代时期的人类家园，提供了一种独特而深具省思性的视角。

20世纪50年代，西方社会率先步入后现代。所谓“家园”，逐渐失去传统意义上人们能体验到的牢固特质。前现代社会，家园是让人知晓天命而深具归属感的地方。但在后现代社会，人们经历的是在碎片化生存场合里的不断异化与疏离所杂糅而成的家园感。在这样的背景下，家园也成为人们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对象。

《家园》创作的初衷正在于此。其核心目的在于，以“家园批判地理学”的视角去省思当今人类家园具有的错综复杂的意义。

《家园》译著（刘苏、王立译）与原著封面

理想的家园

家园乃一处“地方”，是我们居住与生活的地点；但家园又不止于此，它还是一种观念与想象，蕴含着人类的情感：包括归属感、渴求感与亲密感；也包括恐惧感、暴力感与疏离感。家园不仅是一处地点，一种物质的结构，它还深蕴着人类的知觉、情感、态度与认同。

那么，何为“理想的家园”？理想的家园，主要由其住宅结构和社会关系呈现。在西方社会，它们主要体现为，位于郊区、由异性组成的核心家庭，以及营造出的归属感和亲密感。在西方社会里，理想家园的房屋，通常是一栋位于郊区的独栋或联排别墅，远离城市办公地，这样也使得生活与工作领域两相分离。在内部空间，它也体现出公共与私人、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秩序化区分。

在理想家园的外壳之下，也多少存在着性别上的不平等。因为，理想的家园是以家族或家庭的性别关系为基础的，固守核心家庭的正统观念。家庭劳动的性别分工，即让女性承担日复一日的家务，以营造出一个似家的环境，而男性的职责则在家庭以外。同时，在理想环境营造的背后，还隐藏着许多女性遭遇家暴的经历。

同时，由于理想的家园强调以异性结合的社会关系为核心，对同性恋者而言，则具有高度的排他性。例如，同父母居住在一起的年轻同性恋者，会因各种异性恋的前设与规则而感到不自由。在他们眼里，家可能是一处幽闭之所，自己的性取向会遭遇家长的猛烈抨击，令其在家里感到不适，甚至觉得家根本不像是一个家。

理想的家园既关系着性别，也联系着种族。南非种族隔离的时代，为了给白人建造理想的家园，大量黑人被强制驱逐，背井离乡。而在澳大利亚和美国，种族排斥尽管不如南非那般大张旗鼓，却也体现在给不同种族差异化的抵押贷款上。

所以，郊区理想家园的意识形态，意味着主流家庭观念对弱势与边缘群体的强权压制，尤其体现为性别、性取向与种族方面的压制。

图2：F. C. 威特尼（F. C. Witney）创作的一幅画，是 E. W. 戈弗雷（E. W. Godfrey）1913 出版的一本书《筑家的艺术和工艺》（The Art and Craft of Home-making）的封面。这幅画在许多方面都是分离的两个领域的经典表现：丈夫下班回家，妻子站在家门口等待。门窗里透射出柔和的灯光，说明妻子已为丈夫预备好了一个安心、舒适的港湾。这幅画不仅铭刻着性别，而且标记着阶层，甚至还自然而然预设出异性婚姻的家庭生活。引自译著第22页。

无家的家园

“无家性”（homelessness）的研究领域里，当下有三个主要的研究面向：第一、残障人士与住房设计；第二、家暴；第三、无家可归。

住房设计与家园文化研究领域，很少关注身体残疾所造成的家园感。事实上，对于很多残障人士而言，寓所的物质环境常不利于其身体活动，对家庭空间的使用并不方便。因为，房屋的设计，基本是以满足健全人的需要为前提的。例如，厨房设计的标准高度，是以普通人的站立身高为参照，而不是以坐在轮椅上之人的高度为参照。一些残障受访者表示，家园在他们眼里，并非让人独立自在的地方，而是一处需要不断依赖他人的场所。因此，设计师或许应调整对家空间的设计，避免残障人士沦为麻木不仁的设计作品的牺牲品。比方说，厨房应设计得更适宜残障人士使用，地面可以修建得适合于轮椅移动，有些墙壁可以去掉，好让内部空间更宽敞，等等。

家暴也是酿成无家感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对女性而言，家园可能是一处安居之所，也能成为一处暴力与虐待的地方。一份城市强奸案的地图研究中，显示的结果是，在房间里发生的强奸案比在小巷和公园里发生的次数要多得多。在研究家暴的过程中，采用西方惯常语境下的方式展开访谈或许并不合适，例如，研究者常会问：“你把门锁好了吗？有没有找个地方躲起来？”等等。这些问题表明，研究者缺乏一种批判性的视角去审视房屋的空间状况。就此，问题或许应当改为：“这栋房屋的结构是不变的吗？所谓卧室，真的是一间卧室吗？门是否装了锁，或者根本连门都没有？”

在“无家性”的研究中，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现象是很重要的题目。无家可归不仅包括单纯的不在家中，也包括一种在家却又似不在家的生存体验。就无家可归而言，浅显易见的情况是“没有住房”，但有无住房并不完全等同于是否无家可归。比方说，对缺乏照顾、充满虐待环境下长大的儿童来讲，他们拥有住房，却依旧是无家可归的。所以，联合国把无家可归定义为：“缺乏社会属性与亲密的人际纽带……由此造成在任何一个地方都缺乏归属感，而非仅仅是没有住的地方而已。”

图3：戴维·戈德布拉特（David Goldblatt）的摄影作品：一名小贩站在告示牌的旁边，上面印着约翰尼斯堡豪华住宅的广告，呈现出无家与有家的并置。引自译著第154页。

家园、国家与帝国

家园非但不是一处绝对的私人空间，反而是一处充满了政治博弈的场域，不能从公共政治领域里切割出去。“家园作为生活的场所和想象的空间，是流动且充满冲突的，并且在每日的实践过程里不断复制着国家的物质文化及话语。它同外部的国家和帝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此关系十分突出地体现在美国的边疆殖民和英帝国对印度殖民的历史中。比如，美国的帝国扩张方式，与家园的观念密切捆绑在一起。1847年，感恩节被利用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节日，借助一份杂志为家庭女性介绍感恩节宴席的筹备指南，目的是鼓动女性在这一全国性的节日里群情激奋地庆祝，好使其成为一场民族扩张的仪式。那时的感恩节就使得美国家庭的内部空间、家庭实践和成员关系，同民族和国家的观念捆绑在一起，具有了种族性，强化了白人家庭的优越感和民族归属感，将黑人和美洲原住民排斥在了民族家园的范围之外。

而在英帝国殖民时期的印度，待在印度的英国白人女性和她们的家庭，营造出排外的生活圈子，这便激起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种族敌意，最终使得大英帝国走向衰落。

在物质和想象层面，家园的地理学在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治话语里，体现出十分重要的意义。该意义往往通过把国家比喻为“故乡”来实现。“故乡的观念是对一个地方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内核的表达，也是对自然主权合法性的一种宣称。因此故乡的观念与地方的政治、认同和集体记忆联系在一起。”

“故乡”这一术语也有性别特征，如果说fatherland 的国家意象同秩序化和权力化的父性空间对应起来，以统治性和主权性的归属为基础；那么motherland 则同家一般的归属感联系在一起，体现出母性的空间形象。

在印度，Bharat Mata意为“印度母亲”，它成为“印度反帝国主义的象征，蕴含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冉冉升起的一股印度民族主义力量，体现出女性化的性别特征和民族的家园意象。”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里，家庭这一小小的舞台，乃是女性逐渐政治化的场所，也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关键地点。比如，“女性把家庭组织成非官方的政治指挥部，身穿自己编织的衣物，或用印度土布制成的服装。这是甘地运动时期采取的措施，也就是用印度自己制造的商品取代廉价的欧洲进口商品。”

图4：乔治·阿肯森（1859）的《法官的妻子，特米里克太太》呈现出英国女性同仆人待在一起的画面，象征着家庭尺度中的帝国权力。引自译著第179页。

家园与流亡

对流亡者而言，异国他乡、流亡之地，如难民营、收容所算不算家园呢？通常而言，它们都不算家园，反而是无家之地。然而，在特定的处境下，这些地方也能呈现出营造家园的过程。

流亡者和难民往往经历过家园的毁灭。在流亡的过程里，他们的居住场所也十分多样。有些人居住在难民营里，有些人居住在欧洲与澳洲的公共住房、旅馆、接待中心或收容所里。这些地方往往位于经济发展的边缘地带。安全的权利与其它权利都是稀缺的，甚至人身自由权都无法享有。正如鹿特丹收容站里的情形：

来访者必须在晚上特定时间离开，不许高声播放音乐，还要定期检查卫生。此外，他们的待遇如同小孩子，比如被发放零用钱，而不是领取工资或福利。对来访者的监视，对卫生的检查，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他们作为成年人生活的基本权利和决定自身生活的能力。

同时，收容站里的人也很难维持自己的文化习俗。这些都让收容站成为一处无家之地。此外，国家安全与社会治安的外部环境也往往把居住在这的人视为威胁。人们经常会用“非法移民”“非法交易人”之类的词，把这些人污名化甚至罪犯化。进而，他们的居住地也沦为监控之地。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些特殊情况下，流亡之地也能体现流亡者对家园的建构过程。例如，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巴勒斯坦难民在难民营里建造出了自己的巴勒斯坦家园：

就好像巴勒斯坦人带着他们故土的碎片来到难民营中，将碎片堆放在这里，想要重建部分巴勒斯坦……从字面意义来讲，这些难民营在空间上唤起了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居住模式，因为难民更愿意按照曾经村落与地区的划分方式来实施安置。难民营里的不同部分，被人们取了同过去村庄一样的名字。

所以，“难民营的日常生活塑造出了‘永恒的家乡’。这些营地不仅是回忆故乡的场所，更是等待回家的地方。”

图5：俾斯麦岩石。 20世纪60到70年代在坦桑尼亚长大的谢多尔，被一张维多利亚湖中的俾斯麦石（后改为姆万扎石）的风景照唤起了对家园的回忆。引自译著第253页。

家政的跨国地理

当代跨国迁移的研究领域里，国际家政工人的迁移是同家园批判地理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重要方面。国际家政劳工的数量多且难以统计，因为许多劳工都没有登记。这些劳工以女性为主，多从事保姆、清洁工和佣人的工作。从地理特征上看，他们的迁移路径主要是从较贫穷的“南方”发展中国家，迁移到较富裕的“北方”发达国家。而其中，最大的来源国之一是菲律宾。

有两方面原因促使家政大规模跨国迁移：其一是，全球收入的不平等；其二是，发达国家职业女性的增加和工人的日益短缺，本国家政工的高成本，促发了对国际家政工的大量需求。

家政的全球化，使得家园进一步嵌入全球网络的格局，更易被国际经济环境渗透。与此同时，家园也逐渐成为一处工作的场所，既是一处私人的空间，也是一处公共的空间；不仅如此，家园还演变为对他国进行形象建构的政治话语场。例如，“全球化的家政雇佣使得家园变成了种族和跨文化人群流通和协商的场所。雇佣者会常常带有刻板印象地下判断，觉得菲律宾保姆’天生就是照顾人的’”。

进而，在雇主和家政工之间，家园变成了一个博弈场。处于劣势的家政工，往往通过自身的文化空间生产来重塑在异国的家园感。例如，发达地区城市里的菲佣，常常遭受雇主的电话监视，有时被强制要求着装标准，遭遇各种不合理的行为限制，诸如工作时间不许给家人写信等。当家政工一旦获得了时间上的自由，就会去到其它公共空间里重塑家园感。比方说，在城市中心区，每周有大量菲律宾女性，会抛开雇主的文化传统，去吃菲律宾食物、读菲律宾报纸和杂志，去数量众多的菲律宾店铺购物，并在电话亭和邮局排队，联系远方的亲人，等等。由此，某些城市里就出现了一个个“小马尼拉”。

图6：菲律宾家政工人周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心。引自原著第236页。

跨国地产塑造的理想家园

家园在物质形态上本应体现出地方的文化观念，如房屋的设计应传达出地方的文脉，然而，家园的物质生产过程却常常嵌入在世界各地的生产链与资本流里。相较于本地和全国性的生产体系而言，全球运营的房地产公司和市场机制发挥着更为强烈的影响力。所以，诸如住房的设计和价格，都深刻受到全球地产业与金融体系的操控。像纽约炮台公园城、伦敦码头区就属于这类跨国的巨型地产项目。它们广泛分布于太平洋沿岸的诸多大城市，如悉尼、旧金山、雅加达、新加坡、马尼拉和温哥华，等等。

这些建筑物外观日益呈现趋同化，其所在的城市空间亦是相互模仿而打造出来的。它们常位于大城市内城地区的前工业地带。因此，这很大程度上亦同“士绅化”的过程联系在一起，即，城市里富裕的中产者逐渐替代低收入原住民的过程。同时，这样的地产项目的业主不仅是富裕的中产者，并且愈来愈具有跨国移民的特征。

例如，伦敦就有专门为居住于当地的日本专业人士提供住宅的房地产机构。这些机构本身位于伦敦，旨在为当地的日本移民提供符合其居住习惯的理想家宅。这些机构会帮助日本家庭寻找合适的地段，通常位于日本的学校或日本移民聚居区附近。此外，这些中介也是跨国迁移的重要推动者。它们不仅深刻了解日本移民的家园观念，还会根据伦敦当地的住房情况，为日本移民重塑家园观念。而家园批判地理学则需要揭示这些中介与地产商在异地复制日本人固定且刻板的家园观念的种种方式与途径。

图7：温哥华福溪区北岸的住房。房屋的形式与文脉日益同质化，公寓楼群主要针对富裕的中产阶级，并且位于大城市内城地区的前工业地带。它们就是跨国住宅，并且越来越具有跨国的趋同性。引自译著第280页。

共有住宅

由于以核心家庭观念为基础的传统理想家园存在诸多问题，西方不少建筑设计师和社会改良人士遂长期致力于践行共有住宅理念。共有住宅乃一种将私人与公共空间相对模糊化的包容之家。一定程度上，它模糊了核心家庭的正统观念，呈现出一种合作互利的共居方式，乃一种崭新的家园愿景。

欧美社会践行共有住宅的理念已有多年。1972年，丹麦出现了第一个共有住宅项目，至1993年，达到140个。199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建成了北美最早的共有住宅社区，到2001年，北美相继出现150多个共有住宅的规划项目。此外，欧洲与澳大利亚也相继推出了共有住宅的规划与建设项目。

家园批判地理学首先要揭示的是：共有住宅扩大了家、邻里与社区的含义，它将私人寓所同共享空间混合在了一起，其目的是把私人空间融入一个共同体之内。所以，家庭不全然是能让人从外部世界抽身而回的私人场所，而成为一处让人们践行合作生活方式的空间。共有住宅通常都设计了公共厨房、公共花园、公共门廊和其它共享空间。居住者能在一起做饭、带孩子、一起照看老人。例如，荷兰的一处老年共有住宅，为独居老人带来不少益处。有人外出时，邻居可以帮忙喂猫、浇花；在摔倒或生病时，也能得到他人的即时帮助。因此，共有住宅动摇了核心家庭的正统观念。它为人们超越核心家庭的基础去抚养孩子、照顾老人提供了可能性。有时它还模糊了代际与性别上的差异，例如，为老年人设计的共有住宅，既可以是男女混合居住，也可以只有女性居住。

然而，这样的住宅是否又是一处完全包容而不排外的空间呢？美国的共有住宅里，也存在着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即，这样的空间可能进一步强化社会的隔离。因为当人们渴望打造一个整合型的社区时，就会根据自己的社会阶层选择性住在一起。进而，共有住宅也会演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富裕阶层的封闭式社区。如此一般，共有住宅体现出的社会排斥与其最初倡导的合作包容的理念又背道而驰了。

结语

综上所述，在社会价值观趋于碎片化的后现代，家园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身份认同的锚点和获取归属感的地方。反而，在纷繁芜杂的权力和资本的关系网中，家园观念与身份认同，经历着各种张力与嬗变，遭遇着错位与冲突。同时，家园还嵌入在全球化的背景里，演变为一处开放且可渗透的半公共领域，更是多尺度的地理现象。因此，家园的批判地理学，把万花筒一般的家园现象置入“物质与想象”“认同与权力”“开放与多尺度”的框架下，进行解构式分析，让人们不仅看见家园意义在当下的深刻变化，也能让人反思如何在后现代社会的一地碎片中去重塑一处得以让灵魂安居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