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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未来| 钟淋、王娅楠、戴萌：星辰引路，温暖长存

2023-02-24 12:46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钟淋王娅楠戴萌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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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辰引路，温暖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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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钟淋王娅楠戴萌

初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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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惠馨第一次接触盲人群体是在2020年，那个时候她正在北师大附中读高一。她参与了学校团委组织的志愿活动—在心目影院为盲人做引导服务。简单来说就是引导盲人进入电影院落座观影。但对于从未接触过这部分群体的叶惠馨来说，这项“小小”的任务也令她分外紧张，她不能确定自己要以什么样的角度和身份来完成这项工作，尤其是“一对一”的分配让她对可能面临的未知充满担忧。

她至今仍记得她第一次帮助的这位盲人爷爷。爷爷十分自然热情，他面对叶惠馨的“无措”显得格外亲切，他说，“小姑娘你不要紧张，这条路我走了无数遍了，你其实不用搀扶我，你就跟我聊聊天就好了”。她就这样和爷爷走了一路，聊了一路，那天的阳光和爷爷的笑容一样的灿烂，叶惠馨意识到，真实的盲人群体与她印象中的有着很大不同。另一位盲人爷爷在和她形容鼓楼的风景时，用到了很多颜色的形容词，出于礼貌和尊重，她没有追问原因。但这件事给叶惠馨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她说：“他认识到那种绿应该是什么绿，他感觉到鼓楼应该是生机勃勃的，旁边是小河，然后他会给我形容那个绿色是碧绿的，他可能都没有看到过，但他会这么跟我形容。”

引导活动结束后，叶惠馨报名了红丹丹视障文化服务中心首席教师培训讲述技巧的项目，从而正式加入到帮助视障群体的队伍中。从只是牵引工作、引导工作到了讲述工作，她感受到了肩上更重要的作用和责任。“红丹丹”作为一家专业助盲机构，一直致力于通过视觉讲述为视障群体提供无障碍文化产品方面的服务，倡导社会为视障群体创建融合性的支持环境。而“心目影院”就是“红丹丹”开展的，为盲人讲电影的活动。由经过专业培训的电影讲述志愿者在电影播放的同时，为盲人观众描述电影画面，帮助他们准确完整地欣赏电影。

在培训中，叶惠馨学到了很多知识和技巧。除了对基础助盲知识的了解外，还重点区分了讲电影、看电影和听电影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电影讲述者需要做的是什么。在具体实践环节，老师带着志愿者们选电影、写脚本、不断串讲，练习了很多次。对于“红丹丹”来说，这是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高中生给盲人讲电影。在准备过程中，大家都非常紧张。叶惠馨记得给他们培训的是“心目影院”的创始人王伟力，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大伟老师”。大伟老师和妻子一起创办了“给盲人讲电影”的活动。在课上，大伟老师反复强调，讲电影要耳语化、碎片化。耳语化就是不要像播音主持一样，要用一种感觉你趴在他们耳边给他们讲故事的感觉来讲述这部电影。碎片化就是不要在电影讲述过程中出现完整的句子，要用短暂的明确的句子的小短句或者词语来讲述电影。

第一次讲解的《最可爱的人》；红丹丹签名墙

参加“心目影院”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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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惠馨讲解《我的少女时代》电影的脚本

交流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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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惠馨第一次讲述的电影是《最可爱的人》，尽管非常紧张，她依旧很兴奋地完成了讲解。在讲解结束的提问环节，她发现她的这些“可爱的朋友们”会提出一些她想不到但十分关键的建议。她记得，有一次一位盲人朋友问她，在她讲述的过程中，最开始形容的是“出现了一辆卡车”，但后来她再提到“那辆车”的时候他就无法确定这是否是一辆车。正常来讲，这个时候需要在“这辆车”的前面加入一个固定的形容词，每次提及“这辆车”的时候都用到这个形容词，就可以避免造成歧义了。但此时叶惠馨意识到，给盲人讲电影非常关键的就是要摆脱一些平时语言上的惯性思维，提高自己对严谨度的要求。

在一次交流中，叶惠馨发现“颜色”对于开展帮助视障群体的活动上或许是一个突破口。她记得她在培训的时候，老师曾提出一个问题：假设观众是全盲的盲人，在讲述的时候，是否需要描述颜色。比如说有一个水杯，到底要不要来讲它是一个绿条纹，上面有斑点的水杯？因为讲述的时间本来就很紧凑，在台词和台词之间要不要插入一些内容就需要谨慎考虑。很多同学觉得其实不需要，只描述一下它的外形，高度和周长就可以了。但后来老师纠正说描述颜色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对于盲人来说，一直在正常视力者的带领和讲述下，会对颜色有大致的印象，比如红色是热情的颜色，是火热的。因而具体物品的颜色甚至图案是有必要讲出来的，盲人朋友可以根据颜色信息来自己理解电影。同时由于视障群体包含了半盲以及具有严重视力障碍的人群，他们大部分是由于事故或者特殊情况导致视障。如果长时间失去关于颜色的信息，他们就会逐渐忘记颜色的概念。所以叶惠馨认为与视障群体交流“颜色”是很有必要的。

成为正式的电影讲述人后，叶惠馨对于视障群体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她发现这部分群体与普通人的生活并没有太大区别。她说：“他们有很多机会，并不只限于盲人按摩这样一个不太大众的职业，因为他们跟正常人确实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有一个感官不太灵敏。但他们可以用自己别的天赋，用别的努力，用自己的一些比较发达的听力，或者比较灵敏的触觉，嗅觉呀，来弥补他们视觉上的缺憾。”并且，叶惠馨希望，每一个人在面对视障群体时，不是以较高的姿态来帮助他们，而是以朋友的心态与他们相处，友善地询问是否需要陪伴。过多插手视障人群的生活也会给他们带来困扰。

为了更深入地帮助视障群体，叶惠馨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中学生志愿服务训练营”的活动。在活动中，她提出了解决视障人群就业问题的可能性措施。叶惠馨对于视障群体的就业问题一直保持着高度关注和重视。在她看来，只有视障群体与其他人一样的就业，他们才能在主观和客观上拥有平等的心态。为此她基于高中参与的“职业超市”活动的灵感，提出了设立“盲人超市”的策划。通过团队筛选，将盲人全部可以胜任的工作和职位列出来，同时整理愿意雇佣盲人的企业名单。将这些信息做成“超市”的形式，让盲人群体参与进来，从中挑选感兴趣的方向，从而找到最适合的工作。

活动结束后，叶惠馨和朋友们约好要继续参与有关视障群体的志愿活动。对于她来说，之前的参与更像有关必要完成的学时活动。而从这一刻起，她开始单独报名、单独参与一些公益事业。

叶惠馨的父母对于她参加志愿活动一直表示非常支持。疫情期间，在“讲电影”的活动改到线上举办后，他们为叶惠馨购买了新的电脑、麦克和耳机来方便她的讲述。平时，也会推荐她参加一些如“盲人电台”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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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惠馨参加中学生志愿服务训练营活动

疫情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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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及疫情环境对视障群体的影响时，叶惠馨显得格外忧心。从日常活动来看，在线下开展“讲电影”活动的效果相对更好。对于电影讲述者来说，环境的变化带来了心态的转变。叶惠馨表示，她在电影院讲电影时即兴发挥的部分会多一些，而面对电脑屏幕时更多情况是照着脚本读。并且讲述人无法看到观众的反应也会对电影欣赏过程带来不便。在选电影的环节，疫情影响体现得更为明显。线下活动的参与者以老年人居多，因为老年人的时间相对充裕宽松。而到了线上，年轻人的比例更高一些。大多数电影选择都是照顾发言人的想法，而年轻人作为表达能力和欲望更强的群体，在线上调查时，就会体现更为突出。从生活工作上来看，叶惠馨更为担心疫情下视障群体的生存问题。在她看来，普通人被封控在家可以通过网络买菜，但如果独居的视障群体势必面临“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的困境。她认为即使有志愿者上门帮助，也存在着缺乏“助盲经验”的问题。由于疫情的阻碍，很多针对视障群体开展的活动也被延期，叶惠馨对于这段时间内视障人群的心理状况也很焦虑。她在2022年4月在线上独立完成了对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讲解，她希望能够借助自己的力量，为朋友们带去快乐。

叶惠馨线上讲解《我的少女时代》

明天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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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位十八岁女孩的脸上，有的只是阳光，是对明天充满希望的阳光，

叶惠馨表示，她一直很遗憾还没有参与过盲童学校、盲人运动会这些活动。她希望如果可以，在疫情结束后，能够参与更多的志愿活动，带给更多人温暖与希望。

视障人群，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盲人群体，他们的视觉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对于这部分人群的帮助和关爱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推进，很多的志愿者都投入到了帮助视障人群的公益活动中。叶惠馨的故事带给我们的是更为深入的思考，如何在平等、尊重的环境下为视障群体带去帮助？如何解决视障群体的就业问题？如何满足视障群体的精神生活需要？在疫情时代，如何维持视障人群的生活质量？这位十八岁的高中女孩用自己的故事、自己的精神带给我们一份独有的答案。这或许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问题已经受到了社会上广泛的关注，不仅仅是红丹丹，也不仅仅是叶惠馨，世界上在每个角落一定有无数个叶惠馨在为弱势群体的生活而努力着，漫天星辰，照耀黑暗，未来、明天一定会是更美好的存在！

本文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2年《光影中的百年中国》课程作业，获得“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