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历史上的“美好年代”

安托万·孔帕尼翁选择《文学的第三共和国》这一书题，或许是要提醒我们：文学史模式的形成是19、20世纪法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结果，并在政治、文化上反作用于法国历史上的这个“美好年代”（la Belle Époque），因此“第三共和”不仅是政治的，也是“文学”的；反过来说，那个时代，乃至一切时代的文学，既是审美的，也同样是“政治”的。

法国历史上的“美好年代”（la Belle Époque）

卡米耶·毕沙罗《巴黎蒙马特大街》（1897） 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藏

关于“文学史”的“社会学”考察：

一个学科在法国的诞生

作者 | 龚觅

作为现代学科的文学史

在欧洲，对文学的理论性反思及文献学、语文学的考释都可谓源远流长，然而作为大学学科的“文学史”却完全是19世纪的产物。究其缘由，既与浪漫主义以后对“文学”的重新理解有关，也离不开历史主义思潮的推动。就法国而言，历史学在19世纪中后期从传统的、广义的“文学”中独立了出来，史学家在知识界中迅速攫取话语权，并在世纪末法国的政教分离运动及教育改革中发挥了中坚作用。

这一进程改变了法国“文”“史”两大学科的关系：19世纪前半叶，历史叙述仍然被视为一种文学体裁，而文学批评也依旧由古典修辞学主导；而自第三共和国以降，关于文学的话语逐渐成为一种在对象上与历史学并列，但又在方法论上依附于后者的“科学”。被史学化了的文学，或者说以居斯塔夫·朗松为代表的，作为广义史学分支的“文学史”，从此成为法国文学研究的正统和主流，其余歌至今不歇，甚至20世纪波澜壮阔的一系列“新批评”运动都不能抹去它的声音。

如果超越上述观念和知识内部变迁的角度，着眼于更宏大的社会画卷，那么法国的“文学史”又是在大学知识体制取代印象式批评，法兰西国族意识深度重构，世俗化进程中共和理念加强政治规训等多重背景下，由学科内外因素合力构建的结果。类似的进程在19至20世纪同样发生在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如我国读者熟悉的英国文论大家特里·伊格尔顿就论述过“英国文学的兴起”与这个时代的政治联系。对朗松一派影响深远的文学史模式，我们今日亦当作如是观。

2022年当选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的著名学者安托万·孔帕尼翁（Antoine Compagnon）在上世纪80年代初写下《从福楼拜到普鲁斯特：文学的第三共和国》一书。该书以朗松主义的崛起为焦点，重访了从普法战争到一战前后法国人文知识领域中的“教授共和国”。举凡大学体制的演进、法德知识界的恩怨起伏、文史学科的交织、围绕德雷福斯事件展开的意识形态光谱，以及从斯塔尔夫人、圣勃夫、泰纳直至朗松及其弟子的历代批评家、文学史家的承继和差异，无不舒卷自如地展现在其笔下。孔帕尼翁的书写实践了朗松本人在20世纪初提出的将文学史与社会学进行整合的思路。他通过“话语考古学”和“知识社会学”层面的考察，超越了传统文学批评史单纯着眼于概念、思想体系之演变的做法，从一种相对价值中立的、立足多元因果的视角，全方位重现了文学史学科在法国的兴起。因此，与其称该书是一部关于文学史的“学科史”，毋宁称其为一部关于该学科的“社会史”。

安托万·孔帕尼翁

与历史学和社会学鼎足而三

“当文学被放置到与历史和社会的关系中被加以观照时，它就从那些不思悔改的修辞学家的监管下解脱了出来，被托付给历史学者。”（以下凡完整引文均见《文学的第三共和国》）孔帕尼翁的这番叙述点明了历史学在19世纪后期是如何重置了诸种人文科学之间的界限。

由于史学在传统文学研究的领域中不断攻城略地，文学批评必须力挽狂澜，洗心革面，确保自己作为一种知识体系不被一般历史学所勾销。一方面，在历史主义这一19世纪的思想主流面前，一切文学研究必须在面对“时间”这个现代文化的基本问题时具备与历史学同等的解释力：“（老旧的）文学批评的错误之一，或许在于它倾向于将过去时代的作品视为当代的，也即视为超时代的、永恒的东西，而不是将其放置到历史情境之中。”在事实考订的层面，在对现代性、相对性的信仰层面，新兴的文学史都与一般的历史学相近，它力图践行“重新历史化”的原则，以便抑制、摆脱传统文学批评的主观性和专断性。另一方面，新的文学观又必须立足现代以来对文学自律性的理解，必须在“文献”中剥离出后来人们称之为“文学性”的那种东西（朗松曾明确区分了“历史学的陈迹”和以生气凛然的美学对象为依托的“今日依然存在的过去”），从而保证文学批评有专属自己的对象。

朗松进一步设想，文学史只能在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生长。自启蒙以来的现代历史学本身就包含着社会学的进路。文学之所以演变，又之所以能够被不同世代的读者所理解，不仅因为它是历史的，也因为它是社会的，“最具独创性的作家在很大程度上也保存了他之前的世代的遗产，同时他也汇聚着同时代的各种运动：在他身上，有四分之三的东西并不属于他自己”。但即便如此，文学史同样也不能消融于社会学之中。文学诚然是一种社会现象，但文学史又总是需要提炼出个体感性这种独一无二的、无法还原的特质（它永远需要回答“拉辛为什么是拉辛？”）。正是因为这种“居中性”，文学史才得以成为一种自主的、与历史学和社会学鼎足而三的现代学科，它不仅要在价值取向和方法论上对抗企图维持古典人文学地位的传统修辞学，又要在“文学性”和“个体性”问题上与一般的历史学和社会学区分开来。

“一门人人皆有用武之地的学科”

按照孔帕尼翁的叙述，法兰西第三共和时期激进的政治理念重塑了现代大学的基本逻辑。朗松判定唯有实证性的史学方法才“可以与大学的本质目的和总体格局协调起来”，他做出这一断言的深层原因在于，鉴赏和创造力都离不开“慧根”，但学术毕竟乃天下“公器”，故只要成为“方法”和“事实”的信徒，庸常之人也足以治学——共和制下的大学必须打破一切等级区隔，民主的原则更在于“把课堂教学的受众定位为所有的人，而不是所谓的优秀学生，它致力于提高所有人，而非选择少数精英”。

面向大众的“被讲授的文学史”从来不是无争议的。在世纪之交，文学史家布吕纳介、作家夏尔·佩吉等人都强烈指责文学史为了“群众”而牺牲了古典的、精英的文化理想，在鄙俗之中重复近代科学的傲慢与无知。朗松一派则为文学史做了如下声辩：首先，历史感并不等于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恰恰相反，温和的历史主义鼓励我们向所有时代的经验开放；其次，就像作家的写作行为是社会性的一样，文学史家的工作方式也会超越个体的层面：“社会分工是唯一合乎理性的组织形式，它也滋养着文学研究。每个文学研究者都应根据自己的性情和才力去选择相应的任务……文学史正是一门人人皆有用武之地的学科。有些人天性擅长考据，可以承担二流作家的生平考证，或者开展对外省文学的社会调查；另外一些人则喜欢综合、专栏或学术普及，各条道路都可以并行不悖。”朗松相信，文学史不仅体现了一种包容一切世代美好经验的理想，也将成为第三共和时代“培育公民责任的课堂”和新兴的教育学的最好园地，它将把孤立的、缺乏文化根基的现代人在横纵两个维度上与工作共同体的集体伦理、与人类公共的文化遗产联结起来。

穆夏，为巴黎文艺复兴剧院上演的喜剧《情人》绘制的海报，1896

“文学乃是唯一可能的伦理”

所有的现代作家和批评家都在某种程度上主张文学在审美和形式上的自主性，但文学史学科本身确实由诸种历史、政治因素共同塑造而成。由于这种不可消除的“外部性”，该学科终究需要直面以下伦理问题：文学在什么意义上指向自身以外的目的？既然与主张超越性和永恒性的古典人文相比，文学史宗奉的是伦理和审美上的历史主义，无意或无法提出某种最高的、神圣的、永恒的价值，那它亲手修筑的文学“万神殿”又究竟何为？

朗松对此的答复是，立足客观性、实证性和历史感的文学史仍需在一个更高层面上与政治教化和伦理教化连接起来，他在1894年初版的《法国文学史》中明确指出，文学的使命就是为世俗文化提供教理：“无论是依靠博须埃还是伏尔泰，我们寻求的都是道德伦理，至于它究竟基于基督教还是启蒙真理，那是第二位的问题……但不变的是这样一个信念：在我们所处的过渡时期，文学乃是唯一可能的伦理。”

该如何理解“唯一可能的伦理”一语呢？对此当然有不同的解读视角。例如朗松认为，文学研究的目标之一便是培育人的共同体意识：“科学工作的一项原则是知识的统一性……当它努力促进全人类在知识上的统一之时，科学同样也有助于维护、确立各个民族内部在学术上的协调一致。”但此处我们还应特别点出文学相关于民族国家自我构建的独特价值。尽管哲学也常常被视为启蒙时代之后使伦理价值得以合法化的唯一保证，但文学的确在更大程度上肩负了在文化上整合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使命。19世纪整整两代法国文史学者（勒南、莫诺、拉维斯等）之所以推崇德国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其中的一个原因便是，在浪漫主义初兴的时代，正是日耳曼学者们确认了每个民族的语言相对其他语言、其他文化的独特性。

法国和德国的经验都揭示出如下事实：与作为各国公共遗产的欧洲古典文明相比，民族文化的价值一开始或许是孱弱而苍白的，但它恰恰是欧洲各国的现代文化要去倾力守望的东西。当古典传统逐渐隐去，干枯脆弱的个体取向的伦理又不足以重整山河时，天降大任于“民族文学”的时刻就最终来临。唯有文学才能推动民族语言的成熟，唯有文学才能替代宗教，感性、有机地塑造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文学史便是一个民族自我建构的精神史。第三共和时期，在法兰西民族主义、共和主义、世俗主义的驱动下，法国的“文学史”学科最典型地验证了文学史书写与国族建构的深层关联。朗松本人曾编撰过大量中学语文教材，通过对“文学的不朽性”的重释，他参与了法兰西“集体圣徒像”的设置，因此他的理论主张和写作实践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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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已过，作为学术史流派的朗松主义已为陈迹，而20世纪中后期那个曾试图颠覆它的所谓“法国理论”的时代也早已渐行渐远，但法国几代学人提出的各种问题依然深植于我们的“现代”之中。安托万·孔帕尼翁既是文学史家和思想史家，又是“理论时代”的亲历者，他选择《文学的第三共和国》这一书题，或许是要提醒我们：文学史模式的形成是19、20世纪法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结果，并在政治、文化上反作用于法国历史上的这个“美好年代”（la Belle Époque），因此“第三共和”不仅是政治的，也是“文学”的；反过来说，那个时代，乃至一切时代的文学，既是审美的，也同样是“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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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福楼拜到普鲁斯特：文学的第三共和国

[法]安托万·孔帕尼翁 著 龚觅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2

文学研究是自古以来的事业，但作为大学教育的“文学史”并不与生俱来。它的诞生伴随着一次学术权力的此消彼长。

1850年以来，作为学科的“历史学”从历史文学中独立出来，史学家在法国知识界迅速攫取话语权，成为推动中、高等教育改革的主力成员。19世纪末法国的政教分离与教育改革促成综合大学的建立，在此之前，属于古典人文学的“文学研究”由修辞学主导，从此以后，在史学家的主导下，文学研究脱离了摆弄辞藻的面貌，被放入历史和社会的关系中加以关照。几乎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学科的“社会学”在大学中初露峥嵘，“教育学”这个社会学分支也在此时诞生。朗松之于文学史，就如涂尔干之于社会学，作为两门彼时的新兴学问，二者都试图在文学/历史、哲学/历史间打下楔子，为自己开辟空间。

本书试图描绘的正是从普法战争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即“福楼拜到普鲁斯特”这段时期内，法兰西“学者共和国”的全景图，大量史料串联起法兰西第三共和治下法德知识界的恩怨往还、史学与文学的分合、德雷福斯事件呈现出的意识形态光谱以及朗松、涂尔干、圣勃夫、吕西安·费弗尔等一干活跃在世纪之交的法国学者群像，在某种意义上，《文学的第三共和国》甚至可以被当作一部理想的现代小说阅读。

原标题：《法国历史上的“美好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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