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青春期、脏话和性别，一个语文老师的实验

原创 小昼 极昼工作室

文 | 魏晓涵

编辑 | 王一然

脏话、性别和“看不见的深圳”

七年级学生杨星辰听到语文课要讨论“脏话”很意外，即使在这所深圳的私立国际学校，老师们也向来都避讳，更别说在课堂上直面它。而现在，语文老师冯军鹤让他们讲出来，教室里有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微妙气氛。

每句脏话都是一颗炸弹，激起哄堂大笑，有些字他们还不会写，由老师代替一句句写满黑板，有同学起哄大声读了出来，同班的廖则霖是读得尤其大声的那个，“挺爽的，在课堂上肆意说脏话，像是把平时发泄不出来的全都发泄出来。”

冯军鹤没有制止，让话题逐渐深入。“你对脏话的看法是什么”，“你说脏话时，知道那些脏话实际所指的意思吗”，台下越来越沉默，直到讨论进入到，“脏话为什么和生殖器有关？很多字眼和女性相关？为什么总是牵扯到长辈？”时，嬉闹和轻松消失了，满堂鸦雀无声。

那时才13岁的杨星辰第一次意识到，似乎少有脏话是女性作为（施暴）出发点的，突然冒出一点说不出的愧疚感。也有不同意见，“涉及性别方面（的脏话），可能只是开玩笑。”有同学说。

他记得向来温和的冯老师语气变得严肃，告诉他们，这背后涉及到性别偏见和暴力。他分享了现实案例“诗人余秀华遭遇的家庭暴力”；也让学生阅读了有关脏话的文学作品——《南瓜灯博士》：一个无法融入集体的青春期男孩的故事。脏话作为禁忌，是他展示自己男性力量的方式，也是一种可怜的自我保护。

●孩子们参加辩论赛，主题是“996工作制度是否有利于公司发展”

聊脏话激发了青春期孩子们的热情，课后其他班的学生来兴奋地打听，也被当成新鲜事回家分享。这是冯军鹤没想到的，这次讨论加入“性别”主题课顺理成章——他常常在孩子们发给他的聊天记录截图中看到打码，得知老师不介意，那些马赛克下的脏话浮现，“牛逼”，“他妈的”，密集地出现在日常表达中。他想到脏话和性别的关联，也找到了合适的文学作品承载这个话题。

脏话只是“性别”主题课堂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他们也大方地谈论LGBT、促进性别平等提案。对在深圳这样的都市生活的孩子们，这是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女孩们尤其感兴趣，到了性别课堂上，相对安静的女孩们情绪就激烈起来。

讲到“提高女厕所比例，保障女性平等权利”时，有男同学说，“平等不就意味着数量一样吗？”一个女孩非常生气地问：“你去旅游的时候，没看到女厕所排这么长队吗？”阅读材料中讲到少数群体被霸凌，有女孩表示不理解，“现在社会不是已经很开放了吗？周围的女生都很喜欢男闺蜜，还喜欢看‘耽美’，怎么会有霸凌发生？”

每个学期，冯军鹤和搭档都会上这样非传统的语文课。主题讨论由书本、电影作品延伸至社会和生活。他们谈论过“异乡”，在这个移民城市十分应景，许多学生家长就是来深圳打拼的异乡人。漂泊感在深圳常见，连孩子们也能隐约感受到，他们在课堂上讲到“故乡”——

“深圳不是我的故乡，就是我住的地方。”“爸妈的家乡才是我的故乡，虽然我可能一年只回去几次。但爷爷奶奶在那边。”后来还有新深圳人身份的学生过年时聊起，“老师真羡慕你，过年还能回家，我都没有老家。”

●深圳的课堂上

他们在文学和影像中感受地域的隔绝与断裂。冯军鹤带着学生看了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那让许多人第一次知道台湾的眷村，也看了电影《似水流年》，一个在香港生活的女性回家乡潮汕发生的故事；读了诗《边界望乡》，那是十年回不了故乡的诗人，在香港的边界落马洲用望远镜看深圳时的抒怀。

那时七年级学生杨星辰正在读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整本书阅读也是冯老师的语文课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每学期需要完成五本。

那本书太难了，杨星辰感觉全班几乎没人能读懂。但看不懂并不阻碍孩子们发挥想象力，冯军鹤让他们书写“看不见的深圳”，想象、重构在深圳的生活。

孩子们眼中的深圳有万象天地，一个繁华的购物中心；有人选择海边的县城，这座超级都市就是从小渔村发展来的；杨星辰写到了华强北，他总是听父母讲到来深圳打拼的不易，他们也是异乡人，从老家湖北到深圳奋斗，有了立足之地。

今年秋天，杨星辰即将在美国开始新的高中生活。尽管之前已经去过五次，这次的感受还是不同，“可能会长达七八年时间在国外，马上就会体会到乡愁了。”

这所国际学校的大多数学生未来会升入国外的高中，或再过几年去国外读大学，完全避开公立学校教育和中高考竞争。这也是语文老师冯军鹤重回教育行业，来到这里的设想之一，在公立教育之外，尝试语文教育创新的可能性——在他挫败于乡村教育之后。

富孩子，穷孩子

四年前，冯军鹤来任职时还是学校初创期，阶层的印记渗透在每一个细节里：秩序井然的建筑和校园空间是意大利国宝级设计师伦佐·皮亚诺的设计，学校里的家具都是国外进口的，一年的学费25到30万。家长们在课外为孩子投入马术，学帆船，钢琴等课程的成本能到好几万，既是探索个人兴趣，也可能是未来某个申请学校的重要砝码。

这些都让这位年轻老师感到震惊。入职培训时，学校给每个老师提供了五万额度，飞到瑞士进行，住宿的地点附近就是影星奥黛丽·赫本结婚的地方。

来这里的孩子，有主动选择脱离公立教育的，也有在公立学校受挫了，换个环境“疗伤”。知识面很广的能谈论国际关系、政治、文学里很深刻的话题；也有一路从国际小学升上来的，很多汉字都不认识——并不是所有国际学校都重视语文教育，申请出国时，中文没有那么重要。

“经济条件没有决定学术能力，像识字、写作、阅读，有些可能比不上县城孩子。能力好的学生可以和公立学校最好的学生比，差的可能比公立学校最差的学生还要差。”应对这样棘手的状况，冯军鹤找到的答案是“阅读”，“阅读极具包容性。同样的文本，有孩子可能读到十个点，有的读到三个，课堂上的聆听和发言都不是问题。”

书目有《人鼠之间》讲美国梦的，也有用真实案例进行公民教育的社科作品，像《历史深处的忧虑》。“在国际学校，更应该成为全球公民，不能带着偏狭的民族主义情绪。”

初中生常常会给他意想不到的答案。他们讨论《活着》，有学生感叹“福贵的小孩儿很快乐”；也有学生讲到“人在面对命运时，是没有反抗余地的”，还有人提到古希腊悲剧，“把美好东西摧毁给你看。”

冯军鹤不会给标准答案，也不会对学生观点做评判，更多是理解。这让孩子们产生了信任感，许多自由的课堂讨论得以进行。邮件里偶尔会传来家长的疑问。“有家长对张爱玲小说关于性的一些暗示担心，还有婚姻、爱情负面消极的内核，（可能对孩子太残忍了）。”

●深圳的学校帆船队合影

实际上，在课上讨论《金锁记》里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有四五个学生主动提到了“性”。他意识到，对于生活在深圳的孩子们来说，“信息足够丰富和提前，今天的环境早就不是纯净的环境了。”

另一个让他印象深刻是《动物庄园》的讨论课。什么是民主，什么是集权，延展到国家的体制，在深圳的课堂上都能讨论起来，甚至有孩子对苏联非常熟悉，他感到意外。后来从家长那里得知，家里的亲戚移民到世界各地，有在德国的、新加坡的等等，家庭聚会时自然就会聊到。

这样的讨论是奢侈的。“很难想象在云南（山村学校）能讨论得起来，（这样的背景知识）一般社交网络上不会直接提供，他们基本不会接触到。”九年前，冯军鹤刚刚大学毕业，被一张“像希望工程‘大眼睛’女孩那样的海报”吸引，作为“美丽中国”的项目老师，在云南大山深处的一所小学支教两年。

这个决定也和他自己的成长经历相关。冯军鹤在乡村长大，复读一年后进入清华大学。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这样回忆高中生活，八千人的学校里，大家像蚂蚁一样为了学习忙碌，以至于后来班里90个人中他能记起的寥寥。复读的那一年像被嵌入到一块厚重的网格中，早读铃声响前的半个小时，在学校的小亭子里复习生物，午饭在10分钟到20分钟内解决，这也让他落下了胃炎。午休前学半小时英语，午休时间能完成一张数学试卷，休息时间大概15分钟。

他到现在还记得初二那本“启蒙”的《莫泊桑短篇小说集》，后来也都是“野生”路子，遇到什么读什么，进入大学，他还记得作家格非的课堂，没有PPT，没有板书，自由的漫谈中充满了各种陌生文学篇目，他痛苦地发现身边一些同学读过了。他大一大二的假期几乎都在图书馆度过——“缺失”蔓延成焦虑感，贯穿了整个大学时代。

“农村”变成了一个强烈的身份认知——申请助学金时，班里只有三个是真正从农村出来的；辩论赛上，在观众的注目之下，他发现自己的表达变得极差；十几个保送的同学有各种拿得出手的经历，他感到不自信，当时归咎于自己的农村出身。

他想，如果中学遇到一个懂阅读的语文老师，哪怕只提到一些书，会不会影响自己？或许自己能成为这样的老师，为山村里的孩子带来些文学感知和审美上的改变？

●冯军鹤在给云南乡村的孩子们上语文课

支教的小学在一个封闭的彝族村庄，离最近县城50公里，环境糟糕得超出了他的生活经验：学校里没有澡堂，孩子们常常一周洗不了澡，到了周四周五宿舍里味道很重；超过一半是留守儿童，家长们情况复杂——酗酒的父亲，二十出头离家出走的妈妈，还有用恶毒言语攻击孙女的奶奶。也大概是因为家庭缺失，孩子们在情感上有点依赖他，空闲时他在宿舍开着门做手擀面，孩子们就围在门口看着。

认知鸿沟始终存在，和山村的孩子们讨论LGBT？他们看到两个男孩抱在一起，就当成一种禁忌来开玩笑；至于性别意识，重男轻女是许多山村家庭顽固的恶疾。

但还有些能做的。冯军鹤筹款建了一个乡村图书馆，摆了好几排两米出头的铁质书架，买来桌椅、软垫、地毯，还有彝族人编织的小圆凳子。也邀请校友来办过夏令营，给孩子们展示各种各样的乐器，课外和他们在山野间玩耍，他也带他们打篮球、做木工。“我当时可能比较天真，觉得可以兼顾（成绩和审美上的提升）。”

更多时候，他还是在为学生识字和成绩焦头烂额。课后抽一个小时给成绩特别差的孩子补课，孩子们一开始兴奋，后面开始分神，他有些泄气。更大的疑问在心中升腾，“我有权利替他们做选择，探索一条可能会失败的道路吗？”

时间的答案

离开乡村小学时，冯军鹤带着挫败感。图书馆建立起来了，每周多了节阅读课，给孩子们看电影，课外活动也在展开，却似乎丝毫没撼动原有的教育理念。考试压力始终如影随形，他接手的这个班乡里倒数第二，月考语文平均分七十多。他不得不重视成绩，感觉又陷入到了循环里：考试、补习、复习、背诵。

他感到无力，连身边的老师大多都不去图书馆——有人觉得他的讲得太深，比如“理性”、“独立”，孩子们能理解吗？年纪大些的永远在跟他拉家常，介绍村子里是怎样的，问他有没有女朋友啊？或在办公室打牌，有时候作业留给学生改。

结束支教后，他一度离开过教育行业，和许多学生失去了联络。偶尔听说学生近况，有人孩子已经三岁了，也有同龄的学生考上大学，走出了山村。前不久，一个叫鲁红梅的女孩联系他，说自己刚进入大学，看到室友在玩“哈利波特”手游，她想起了小学在图书馆读《哈利波特》的日子，也第一时间想到了冯老师。

高考结束后，鲁红梅突然想和冯老师聊聊未来。她不想结婚，也不想有固定工作，想在开满格桑花的地方开一间能唱歌的小酒馆。但老师和家长都希望她能有稳定工作。她觉得冯老师能理解她，记忆中他是自由的。

她也好奇，冯老师还在教书吗？“他如果继续教下去，对在村里的学生，视野肯定不一样，会提前知道外面世界的精彩。”

她还能清晰地记得，九年前小山村里，冯老师带她们体验许多新鲜的第一次。第一次吃到炒洋葱、穿上碎花裙、收到清华大学的明信片，第一次知道课本外的书，第一次在夏令营接触口琴；也常常周日在老师的宿舍听他弹吉他；学校食堂的饭菜油多盐少，冯老师说要好好学习，好的大学饭菜会便宜。

●云南乡村小学的图书馆

离开教育行业后，冯军鹤试过做剧本策划，办公室里疏离的人际关系让他不舒服，而学校能持续给他带来快乐。2019年，他又回到了深圳私立中学课堂上，“对公立教育的打开过程我没有太多自信。”

反而脱离应试压力之后，他看到了语文课的阅读、实践在孩子们身上带来的变化，无论是知识，还是对世界的认知。作文里不会写的空格和拼音消失了，想象力和思考在文字里闪光，他记得学生在主题课“四季的反叛”里，想象了一位热带雨林里的印第安酋长，正在应对白人的文明入侵。

在深圳的尝试帮他重新建立了对教育的信心。孩子们很依赖他，这两年每天下班后都会收到消息：妈妈控制欲过强、青春期喜欢同性的秘密……

对于这些城市的孩子，冯军鹤觉得语文教育在承担另一种使命。“我更担心他们会不会滥用‘特权’——因为阶级进入到二元区分的视角中，以‘乡村、贫困、不文明’这类标签看待所谓底层人群，从而产生排斥。”

前不久在深圳，冯军鹤带着孩子们去参观一个专门服务女工及流动儿童的机构。介绍的小片里，他们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父母在深圳打工的小女孩，最后独自拎着大箱子，坐火车离开深圳。“我六年级的时候爸妈都不让我坐公交车。”

一个孩子坦诚分享初衷，参与公益或许能给他申请美国高中时加分，但介绍到流动儿童来深圳参观大学，觉得饭菜好吃时，他有点想流泪了，“食堂的饭菜能有多好吃？可能他们平时吃得也不会太好。”书本上讲述的苦难变得具象，他觉得自己应该在习惯的“精英”视角之外，理解不同人的生活，“避免说出‘何不食肉糜’那样的话。”

冯军鹤觉得，城市和乡村都需要优质的语文教育，目标也应该是一致的，比如流畅的表达，文学的审美、批判力、想象力、同情心。只是现实之下，乡村的教育实践更难展开。

如果再回到支教的那个村庄，冯军鹤大概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当“读书改变命运”越来越难，他想放弃成绩带来的压力，让语文教育回归到它的本质——发掘人的价值。比如让孩子更多感受乡野的宝贵之处，接受自然教育，多去阅读、写作，那或许是乡村教育在应试环境下能开拓出的一些空间。

他最快乐的时光都是和孩子们在山里、河边度过的。他们一起在山洞中探险，在江边钓鱼，爬悬崖，摘菌子。孩子们科普哪个是牛肝菌、哪个是鸡纵菌，他们松弛和自信的状态感染了他。

●云南乡村的孩子们

“从（应试）体系出来到清华，我能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上持续性的焦虑和自律。我总是失眠，在一种单向度的比较里，永远在反思自己不够好。孩子们（在山野中）熟悉和骄傲的状态让我反思，一个人到底要怎样肯定自己？突然意识到我也一样，也是特殊的。”

但他不接受“做题家”这样的标签，那像是对某些落后地区的想象——在小镇没法跳出这个体系、只能接受的生活轨迹。“降低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孩子能处理好‘做题’和自我清醒的关系；而且这条路是有终点的，高考结束，他就有机会重新成长。”

冯军鹤把对城乡教育的思考在演讲中做了分享。他曾一度感叹社会阶层对生活经验、教育产生的巨大影响。在读了许多教育家对公立教育的思考和创造之后，他觉得可能并非阶层，而是原本的教育结构出了问题。“公立教育体系是高度结构化、单一的，所以资本好像一个通行证，能让人离开这个结构。”

曾经的学生鲁红梅看到了演讲，才知道冯老师“比较关心他们的心理状况。乡村小孩有（物质）需要的一面，城市小孩父母工作忙，也会有生活中缺失的一面。”

去年，冯军鹤辞职了，不用再为行政事务妥协，干眼症也能休息缓解，过上了更自由的生活：阅读、见朋友、做公开演讲和线上课、还有过一年分别在12个城市生活写作的突发奇想。

不过当下，他正在写一本书：一个理想化的课堂——带领人是一个书店老板，没有老师的权威身份，来的孩子都是热爱阅读的，他们一起读书、分享观点，但老师从不给答案。

（感谢廖则霖同学对本文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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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关于青春期、脏话和性别，一个语文老师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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