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访谈格蕾丝·佩雷：“去写那些你不写就无法呼吸的东西”

《最后一刻的巨变》书影

《最后一刻的巨变》作者格蕾丝·佩雷在三十多岁写第一本书之前，并没有真正写过小说。

接受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采访时，她说自己一直都想写作，却从未想过成为一个作家。“但我对其他事情又从未产生过兴趣。其他的事情，我无论做什么都不成功——就连做个办公室职员，我都做不到优秀。”在她看来，自己的小说得到肯定是幸运的——朋友的前夫恰好是一名编辑，认可了她的作品。

她这样谈自己的创作主题：“我知道自己想写女人与孩子，但我拖延了很多年，因为我心想，人们会认为这些内容微不足道，一文不名。而后我又想，这是我必须写的东西。那是我自己渴望读到的内容。而我还没有在别处看到。与此同时，女性运动也渐渐积聚起力量，需要成为第二次浪潮。结果证明，我们便是这浪潮中的小水珠。”

写作的同时，她养育孩子、参与政治活动、教书。“不要说谎，争取时间，不惜一切代价争取时间。去写那些如果你不写出来就无法呼吸的东西。”

以下是浦睿君摘录自《巴黎评论》采访格蕾丝·佩雷的片段。让我们跟着《巴黎评论》编辑部，一起听这位个性十足的作家聊聊她的写作人生。

隔着半个街区我们就认出了她（格蕾丝·佩雷）——一个小个子女人，一头蓬松白发，身穿棕色外套。

人们常常问格蕾丝·佩雷，她为什么写得这样少——七十年来只写了三本短篇集和三本诗歌集。关于这个问题，佩雷有许多答案。大多数时候，她都解释说她很懒，这是她身为作家的致命缺陷。偶尔她会承认，尽管她这么说“不太好”，但她相信，她用几则小故事完成的事情，不比那些喋喋不休的同行写的长篇小说来得少。

她指出，她还得把时间花到许多其他事情上，比如养育孩子、参与政治活动。“艺术，”她解释说，“漫漫长路，而人生，转瞬即逝。”生命有限，这份压力驱使大部分作家发表更多的作品，但显然没有对佩雷产生影响。唐纳德·巴塞尔姆在她的公寓里翻翻捡捡，找出了一堆故事，凑成了她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代理人说她会定期突袭佩雷的抽屉和橱柜，搜寻零零散散的小说。

尽管比起诗人这一身份，佩雷更为人所知的是短篇小说家的身份，她的小说不好懂，经过严格的修剪，常常使得她的小说看起来和诗歌差不多。她的谈吐同她的散文一样，理性而精炼。与她对话，你会发现，她是以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来倾听、来表达，这两种身份甚至是彼此冲突的。作为普通人，她宽容随和；作为语言的使用者，她冷酷无情。佩雷谈起政治毫无保留，满腔热忱，而谈起写作，话则少得多，也更谨慎。

写作只是偶然成了佩雷的主要工作。孩子还小的时候，她将大量时间花在了游乐场上。在女权主义与和平运动领域她始终非常活跃。她在纽约市立学院任职，并在哥伦比亚大学授课，直到前不久，还在莎拉劳伦斯学院教授课程。

——乔纳森·迪、芭芭拉·琼斯、拉里萨·麦克法库尔（《巴黎评论》编辑部）

Q

A

《巴黎评论》：在出书以前，你都在做些什么呢？

格蕾丝·佩雷：我在做兼职工作。我总是出门闲逛。我有点懒。二十六岁和二十七岁，我相继有了两个孩子。下午我带他们去公园。感谢上帝，我足够懒，才能把全部时间都花在了华盛顿广场公园里。我嘴里说“懒”，但是追在两个小宝宝身后还是让人有点筋疲力尽。不过，回头再看，还是能看到其中的乐趣。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真正了解女人了——作为同事，真的。

那时候我有一份兼职工作，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做打字员。事实上，我刚开始写小说时，有些小说都是在工作中打出来的，还有一些是在11街的公立四一小学的家长委员会办公室敲出来的。如果不曾在游乐场里打发时间，我绝不可能写下那些故事来，还写了那么多。我就是那样生活的。之后我们就过着典型的家庭生活——抗争与艰难时光。那些艰难时光，占据了大量时间。一整天一整天地消耗掉。

《巴黎评论》：能否谈谈你第一本书的出版呢？

佩雷：我写了三个短篇故事，自己很喜欢。我拿给前夫杰西·佩雷看，他也很喜欢，还拿给了一些朋友看，朋友们也很喜欢，所以我感觉相当不错。当时孩子们还很小，他们总是跟邻居的孩子们一起玩，所以我也渐渐了解了周围的妈妈们。

其中一个是蒂比·麦考密克，她刚刚和肯·麦考密克离了婚，肯是双日出版社的编辑。蒂比知道了这些故事，而可怜的肯多多少少被迫读了这些故事——你知道的，孩子们总是往她家里跑，你或许可以看看她写的故事。于是他就把我写的东西带回家看了，而后他过来见我，说，再写七篇，我们可以出本书。所以，就是这样。喜从天降。他还告诉我，没有杂志会碰这些故事，这话他说得也很对，尽管那本短篇集里有两个故事被《腔调》杂志转载。

《巴黎评论》：你写作的时候，心里有特定的读者吗？

佩雷：据我所知，我并不是为任何人而写作。作家们通常都会写自己渴望阅读的内容，或者别人还没有写过的东西。有时候我为他人而写——我写了一篇名为《债务》（1971）的小说，写的是我一个朋友的母亲。我希望朋友喜欢这个故事，虽然我写这个故事并不是为了取悦她。但是这和为某个人写作是截然不同的。我写过《这是我朋友乔治的故事，他是玩具发明者》（1977），写的是一个住在第六大道上的男人，后来他告诉我，我比他的妻子还要更懂他。但我并不是为他而写，更不是要为他发声。但总有着讲故事的首要冲动：我想告诉你些什么……

《巴黎评论》：你的小说都是怎样开头的呢？

佩雷：许多小说都是由一句话开启的——它们都是从语言而来。这么说听起来好像很蠢，但这是实话。往往一个句子就能够激起绝对的共鸣。一个短篇小说可以以某个人的说话开头。比方说，“我在某些圈子里很受欢迎”。我的某个姨妈就这么说过，这句话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最终我写了个短篇《再见，好运》（1956），那个故事就是以那句话开头的，虽然小说的内容和我的姨妈毫无关联。

另一个例子：“有两个丈夫因为鸡蛋万分沮丧”。这是《二手男孩养育者》（1959）的第一句话。当时我在某个朋友的家里，那已经是三十五年前的事儿了，她的两任丈夫在抱怨鸡蛋的事儿。就是这么恰到好处——所以我回到家，开始写这个故事，虽然写了几个月都没有写完。每写完一页或者一段，我就会习惯性被卡住——在那些时刻，我不得不开始思考，这个故事可能写点什么。一开始我只是写下一些片段，这些片段和故事情节并没有太直接的关联。最先出现的是故事的声音。

《巴黎评论》：写小说时候，你一般会写几稿？

佩雷：我不喜欢数这些。我向来不大明白，人们说自己写了二十稿还是多少稿的时候，究竟想表达什么。是想表达他们在打字机上打了二十遍吗，还是怎样？我在写作过程中经常做调整。等到写完的时候，小说的面貌往往已然天翻地覆。我会一直改到小说完成为止。

《巴黎评论》：你怎么知道一篇小说写得行不行呢？

佩雷：我会大声读出来，读很多遍，相当有帮助。这对于写长篇小说的作者而言没那么有用，但是对我来说，写作时大声朗读出来可以帮我了解那么写是否合适。

《巴黎评论》：那么像《拉维尼娅：一个古老的故事》（1982）这一篇呢，是以一种黑人语调写成的——你在写的时候，也会大声读出来吗？

佩雷：我确实是大声读出来的。我不知道如今我是否还能写出那样的小说。当时我和一些年长的黑人女性非常亲近，就像和自己的祖母一样亲——她们的故事如出一辙，这也是我写下那篇小说的原因之一。我可以把小说读给她们听——也在同时进行检查校对。

还有其他一些小说可能是有风险的。最近，布朗克斯詹姆斯·门罗高中的一些学生正在读这些小说，这所学校的所有学生几乎都是美国黑人。他们现在还没有加入任何政治团体——都很有加入的希望——他们并没有因为我写《拉维尼娅：一个古老的故事》和《小姑娘》（1974）而感到困扰。他们在细节方面有一些争论，但是跟我相比，他们对于叙述者更为严格。

《巴黎评论》：那么，那些批判你用黑人腔调来写作的人呢？

佩雷：有些人确实吹毛求疵。我明白其中的政治因素，但我也知道，我表达出了对这个群体的真实感受和足够的尊重。所以我才想要这样写——不是为了卖弄炫耀。确实，在《小姑娘》这篇里，我设置了一个相当可怕的黑人角色——确切地说，是个强奸犯。我可不是只去描摹甜蜜美好的场景。但是作家为何而写呢？关键是把你自己投入到另一种生活中去，进入别人的头脑——作家们一直都在做这种事。如果你搞砸了，那么就会有人告诉你，就这样。

我认为，男性可以书写女性，女性也可以书写男性。关键是了解真相。男人往往根本就没有了解女性生活的真实就下笔去写女人，更有甚者，他们对女性现实的日常生活压根不感兴趣。

《巴黎评论》：在男作者书写女性的作品里，有没有哪些你认为尤其好呢？

佩雷：我喜欢诺曼·拉什的上一本书《交配》。主角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很有头脑，相当有趣，和许多女作者笔下的女性角色大不相同。所有那些传统的作品我都很喜欢，但是……好吧，我觉得，就像很多女人一样，安娜·卡列尼娜根本不应该自杀。还有，凯特·肖邦在《觉醒》这本书里也让女人投水自杀，我实在看不出这么做的理由！

《巴黎评论》：你在写虚构作品之前，首先是个诗人吗？

佩雷：我一辈子都在写诗。三十多岁写第一本书之前，我并没有真正写过小说。

《巴黎评论》：你非常详细地讲述了自己构思一个故事的方式。与之相比，写诗有什么不同吗，是否更需要注意并遵循某些技巧？

佩雷：这两种写作方式对技艺的坚持是一样的。我会说，我去学校学习诗歌，我是这样学会了写作。我是从最开始的诗歌写作里汲取了小说写作的勇气。那段时期我的诗歌远比之后的小说，也包括我现在的诗歌，都更具文学性。这是不同之处。

《巴黎评论》：你之所以享受阅读俄国作家，是否因为你是在俄语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呢？

佩雷：很有可能。不过也不仅仅是因为俄语：俄语对我而言非常亲切，因为这是我们在家里说的语言，但我是个俄国犹太人，那么和俄国的俄国人就有一些不同了。一九〇五年，我的家人逃离了那些俄国的俄国人。人们说我写东西很像伊萨克·巴别尔，但并不是说他影响了我。在写作之前，我并没有读过他的作品。是我们共同的先人——影响了我们两个人……语调和抑扬变化，一个人所在意的种种，在这些方面共同影响了我们。与其说是文学影响，不如说是社会影响、语言学影响，以及音乐方面的影响。我刚刚出版了一本新书，名叫《诗歌新选》她说：“终于，我们有了一个用英语写作的俄罗斯作家！”出版商觉得这个说法有点奇怪，但我觉得棒极了。

《巴黎评论》：你的写作是否会被非文学媒介影响？艺术、音乐或者绘画……电视呢？

佩雷：我的丈夫罗伯特·尼克尔斯通过浏览画作开启一天的写作——每天早上要看一小时的画。今年他一直在看克利的作品。我不那样。我听大量的音乐，我不是非常视觉性。显然不是。你或许注意到我不会做太多的描写。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被音乐环绕。通常都是古典乐。但我认为最有力量的声音是人的声音，是你在童年听到的那些声音。以及那些声音所具备的语调。其他语言，俄语和意第绪语，与英语正面相撞。我想你肯定在美国文学里听过不少这种说法。我不怎么看电视。并不是说我自命不凡，只是因为太花时间了。电视太容易让人堕落了。

《巴黎评论》：在选择创作主题方面，你和蒂莉·奥尔森为诸多作家开启了先河。

佩雷：希望如此吧。当然了，这不是我或者蒂莉可以评判的，没错，门就在那里，我们推开了它——我们不能这样说。这么说不太好。我会说，我知道自己想写女人与孩子，但我拖延了很多年，因为我心想，人们会认为这些内容微不足道，一文不名。而后我又想，这是我必须写的东西。那是我自己渴望读到的内容。而我还没有在别处看到。与此同时，女性运动也渐渐积聚起力量，需要成为第二次浪潮。结果证明，我们便是这浪潮中的小水珠。蒂莉更像是满满一杯水。

《巴黎评论》：有没有早于你加入那股浪潮的人促使你像那样去写作呢？

佩雷：这个嘛，我并不知道自己身处任何浪潮中。我知道自己在写什么，但当时，我并没有想着我是任何运动的一部分。我甚至不认为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者！在我刚刚开始写《男性的小小骚乱》时，如果你问我，我是否是个女权主义者，我肯定会说我是个社会主义者——或者诸如此类的答案。但是这本书写到最后，我教给了自己很多，也多多少少知道了我究竟是谁。我推开了通往自己的大门。

《巴黎评论》：你依然能够感受到来自女性运动的支持吗？

佩雷：我确实能够感受到极大支持。鲜少有女作家不曾从女性运动中汲取力量。我们非常幸运，此时此刻我们活着，我们写作。我也同样感受到了来自诸多男性的支持，但是我受到的来自女性的关注更为明确，即便是反对声。和我发生争论的是女性，她们会说，你为什么不写一写这样或者那样的人生呢？我们都很喜欢故事里的孩子，但为什么都是男孩子呢？说出这些话的也是女性。

但另一方面，上周我参加了加利福尼亚的一个研讨会，会上有个年轻女人一直在说，她并不想成为一名女性作家，因为这个头衔让她觉得自己被轻视了。问题是，只要它愿意，外部世界可以因为你的一切而轻视你。你还是做自己最好。

《巴黎评论》：你认为她为何要那样说呢？

佩雷：我认为她之所以那样说，是因为她觉得，事实就是如此。确实是有一定的道理。许多欧洲女性对此有强烈感受。除了彻底融入群体外，她们惧怕成为任何一种自己。但我们曾经有一种说法，“爱咋咋地”，这是布朗克斯版本的“棍棒和石头可以打断我的骨头，流言蜚语却不能伤我分毫”。所以你该怎么样就怎样嘛，也就是说，如果某种社会决心要看轻你，那就一定会让你边缘化，毫无存在感。

《巴黎评论》：你认为美国女作家也有类似感受吗？

佩雷：我认为她们很怕被边缘化，理当如此。有一种观点认为，河流的主流虽然雄伟、宽阔，但同时也是浅薄而迟缓的。更有能量的似乎是支流。

《巴黎评论》：你曾经说过，你在写作的时候也是在“进行女性政治活动”，可以多谈一谈吗？

佩雷：我说过吗？如果说过，很可能是想表达，如果私人领域具有政治性——我们都这样说——那么书写女性就是一种政治活动。就像黑人书写黑人生活一样。对人们来说，拥有这些故事至关重要。而且，当私人领域的触手伸向外部的世界时，尤其具有政治意味——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正是那些最为私人的琐事最为深刻地将你与他人联系在一起。

《巴黎评论》：从你开始提笔写作，到如今的九十年代，大环境是否有什么变化呢？

佩雷：一九五九年，肯·麦考密克说，没错，他打算出版一本短篇小说集，这在当时绝对是神经错乱了。而如今，文坛里的每个人都在阅读、写作短篇小说——这是一种变化。

另一种变化是，有更多女性在写作。有许多原本不可能从事写作的人在写作。当一些黑人女性开口说话，许许多多黑人女性的喉咙也随之打开。不知怎么的，她们将勇气和声音传递给了其他姐妹。

《巴黎评论》：所以在五十年代，你并没有感觉到这样一个女性作家的团体存在？

佩雷：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只是闷头写作。我并没有说，哦，根本没什么女作家，实际上我的想法是，这个主题本身就无足轻重。这世上究竟有什么人会对这种琐事感兴趣呢？

《巴黎评论》：当你发现你的作品有了反响，比如肯·麦考密克给你的那种反馈，是否觉得惊讶呢？

佩雷：他们出版了这本书，我非常吃惊，他们喜欢这些故事，我也很吃惊。甚至都算不上是真的吃惊——我只是觉得自己很幸运。

《巴黎评论》：这么多年来，你是否觉得你的写作主题有了变化，或者说拓宽了？

佩雷：我想，随着生活的变化，我的写作也会随之变化。从政治层面上来讲，我仍旧对女性的生活充满兴趣，所以我在这方面思考良多。但这话不该由我来说。有些评论该由别人来做。我并没有看到一条明确的分界线，我看到的只是，我写了许许多多的短篇。但我知道它们彼此不同，略有不同吧，并没有那么大的变化。我旅行，去不同地方。我搭乘飞机，离开那片公园。

《巴黎评论》：你是否认为，编辑们有责任出版和男作家同等数量的女性作家的作品？

佩雷：当然。编辑们应当考虑这种事情。刚开始的时候，这种做法难免显得很不自然，不过，这就好像是一开始你必须刻意为之。

平权运动就是这样——对于某些人来说，从一开始的刻意变得自然而体面很难，这是你们以及全世界都拒绝看到的真相。这就像是改变你的语言。

《巴黎评论》：当你拿起一份原稿时，能否辨认出这是女作家的作品？

佩雷：并不是总能辨认出来。想想那么多寄来手稿的女人，署名都是首字母缩写，所以她们并没有暴露自己的女性身份。年轻时我也这么做，我是说，写诗的时候。我以前都会署名G.G.佩雷。

《巴黎评论》：你在诗歌上用首字母署名，是否因为你认为这样它们被接纳的可能性更大呢？

佩雷：如今这种情形没那么常见了，但以前确实常常如此：女性为了被看见，反而要隐藏身份。

《巴黎评论》：在《最后一刻的巨变》里你把自己的父亲写了进去，把这个故事献给了父亲。那么你的母亲呢？

佩雷：母亲在我年轻时就去世了——我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我和父亲更亲近。我的母亲和好几篇小说里的人物都很像，和几首诗里的也很像：她非常严肃，总是告诉爸爸不要觉得自己是个好笑的人。她是个了不起的人，一个非常善良的女人……但是，怎么说呢，就好像我从未真正渴望去书写她。我对真实写照抱有某种忠诚——我能做到吗？我很现实地去思考她。

我反复对父亲进行虚构与重塑。他有许多面。在《最洪亮的声音》（1959）里，他可以成为一个角色，非常有魅力，显然不如妻子的原则性那么强；或者，他也可以是个写诗或者画画的家伙——大部分画作都是在这间厨房里完成的。而在现实中，他是个医生，一个社区医生，大家都很爱他。他和我的妈妈、姨妈还有外祖母一起生活。有个笑话是，如果他说把盐递给我，就会有三个女人同时跳起来——所以他在这方面很痛苦。

父亲身上有一些不同的特质可以为我所用，但我的母亲呢，她永远只有一面，对每个人都一样。她充满智慧，话不多。所以对我而言，要跟上父亲的谈话是很容易的。换句话说，我做了比较容易的事情。熟悉我母亲的人已经为此谴责了我——他们问我，妈妈呢？

《巴黎评论》：弗吉尼亚·伍尔夫觉得，当一个作家生气的时候，是无法写作的。你怎么看？

佩雷：如果没有很大的压力，那你是无法写作的。有时压力来自愤怒，愤怒之后会化作写作的动力。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转化就能拿捏好这个距离，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在写作那些女人的故事时，我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作家们很幸运，因为，当他们愤怒时，这种愤怒——通常是出于习惯——我不能说是升华，但确实转变成了一种急迫的动力，去写，去表达。而有些人，他很生气，他想挥拳打某个人——或者踢罐子，点火烧房子，要么打自己的老婆，要么老婆掌掴孩子。还有，愤怒也不总是那么强烈。有些人出门去，跑上三个小时就行。有些人去购物。来自愤怒的压力是一种能量，可以很暴力，可以很有用，也可以很没用。还有一种压力，并不一定非要是愤怒。也可以是爱。一个人也能被长久的爱与公正所牵制。有什么不可以呢？

《巴黎评论》：你说，写作的压力也是一种语言的压力——这两者之间是怎样联系起来的呢？

佩雷：这要看情况。我在写《再见，好运》的时候并不愤怒——只是感受到了某种压力，让我一定要使用“我曾在某些圈子里很受欢迎”这句话所产生的共鸣——一种回望，公正对待我的某个姨妈的故事，并出于那种目的对她的人生进行了重塑——所有这些都在我心中盘桓不去。故事的声音要求我继续下去。当我说艺术源自连续不断的精神烦扰时，就是这么个意思。你不可自拔了。

《巴黎评论》：你在出版方面有过不顺利的时候吗？

佩雷：在杂志上刊登小说时我遇到了一大堆困难。人们说我是个《纽约客》作家：一九七八年，《纽约客》刊登了我的一篇小说，一九七九年刊登了两篇，此后再也没有刊登过其他作品。我常常收到退稿，虽然现在，我的短篇小说供不应求，所以算是平衡了吧。我知道我可以发表，但还是会收到退稿。

《巴黎评论》：你有依赖写作谋生的时候吗？

佩雷：没有。我一直都要上课、阅读，或者做演讲。

《巴黎评论》：写作和金钱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佩雷：有钱很有帮助。我不认为作家们必须忍饥挨饿，承受死亡的痛苦。在课堂上，我首先要讲的内容之一便是，如果你想要写作，那就保持低水平开销。如果你想过铺张的生活，那必将陷入麻烦，因为到时候你就不得不开始绞尽脑汁去想自己要为谁而写，你的读者是谁，编辑又觉得你的受众是谁，他希望你的受众是谁。

《巴黎评论》：你是一直都想当个作家吗？

佩雷：我一直都想写作。这两种愿望截然不同。我从未想过我会成为一个作家，但我对其他事情又从未产生过兴趣。其他的事情，我无论做什么都不成功——就连做个办公室职员，我都做不到优秀。

《巴黎评论》：你之前说过，世上有两种人：有孩子的人和没有孩子的人。可以展开来谈谈吗？

佩雷：这是完全不同的人生。另一个小生命完全依赖于你。尽管如此，我认为这对作家有好处。我知道有些人说，女作家不应该要孩子。当然了，当时的环境对她们而言确实很糟糕。多年前，仅仅是给孩子们洗衣服就能花掉一整天时间，所以如果你很穷的话，根本没有写作的可能。如果你很富有，你就可以雇人，如果你是乔治·桑的话就没什么不可能。可是，即便到如今，我们也需要帮助。我的孩子们从三岁起就去上日托了。

《巴黎评论》：在养育孩子的同时，你写作、参与政治活动、教书，你是怎样找到时间的？

佩雷：我在不同的地方写作。写第一个短篇的时候我在生病，在家里休息了几周。我花了大量时间来开头，差不多有三周吧。之后呢，我只是继续写下去罢了。

有时候，生活里这样那样的事儿会将我从写作这件事上拽开——孩子们，显而易见，然后还有民权运动，以及越战。基于我的成长背景，参与这些活动似乎是水到渠成。这就是整个国家都该做的事情。我常常从早忙到晚。我们深陷这场战争，这让我无法忍受，所以写东西就少了点。

事实上，真相并非全然如此。我写宣传单，写政治报告，写杂文。还有诗歌。确切地说，一九六九年我游历了越南北部之后，随之写就的报告其实大部分都是诗。许多作家都参与其中。有大批读者。在东海岸，丹妮斯·莱维托芙和米契·古德曼有许多事情要处理。“愤怒艺术周”——由“反战艺术家与作家同盟”组织——格林威治村和平中心是这种力量的绝佳范例。诗人们在卡车上漫游全城，朗诵诗歌。那一周，几乎所有的音乐会的开场都是对终战的献词。

有一个特殊项目——“越南人的生活”——聚焦普通越南人的人生与文化。不允许任何的自我中心，绝不会说“哦，这一切让我感觉有多么糟糕”……记住——霍顿斯·卡利什读了越南人的故事，苏珊·桑塔格读了《老子》。艾琳·福尼斯展现了一场越南婚礼。沃利·祖克曼过去是造羽管键琴的，他发明了在中南半岛大风呼啸的森林里可以使用的管乐器。

《巴黎评论》：反犹太主义是否影响过你的事业？

佩雷：我不知道。它影响了我的工作。我非常严肃地接受自己犹太人的身份。我很喜欢这个身份。我的头两个短篇小说就是非常明确的犹太人故事。当我在新学院大学上某一门课时，任课老师对我说，你得摆脱那种犹太人的“廉价感”，格蕾丝，它们都是很棒的故事，可是……那番评价的愚昧之处在于，他告诉我这种话时，索尔·贝娄、菲利普·罗斯以及其他人的名气正蒸蒸日上。而且他自己就是犹太人，他却希望我“拓宽”自己。

我认为反犹太主义并没有怎么影响我的写作事业。我可以肯定，在某些高校，他们对我的小说不感兴趣，但你肯定会很惊讶，他们对这些小说是多么不屑一顾。尤其是小孩子，他们只想知道故事情节怎么样了。我总是说，种族歧视就好像是肺炎，反犹太主义则像是普通感冒——人人都会得。我常常在美好的佛蒙特乡下与之相遇，打个喷嚏。

《巴黎评论》：你是否发现过自己和文学界有冲突？

佩雷：有太多不同的作家阵营。有些人喜欢我的第一本书，但是不喜欢后来的作品，但我认为，他们不那么喜欢的其实是“我”本人。随着我的立场越来越偏向女权主义，有些人便对此持悲观态度。

但是另一方面，其他人却很喜欢我，不是因为小说本身，而是因为我在外做的那些事情。其实我还没有真正看到太多对我作品的批评；我知道这些批评肯定存在，我知道肯定有好有坏，但我不会主动出击，去找来看。对我的作品最长的一篇抨击性的评论刊登在《评论》杂志上。有点恶毒。

我的出版人没有告诉我那些人都说了什么可怕的话。我不是那种会卷入文学战争的作家。我更喜欢政治战。至于我对其他作家的态度嘛，我缺乏同行相轻、鄙视什么的。也就是说，我不属于“要么你死要么我活”那种人。我更容易对作品与我截然不同的作家感兴趣。当然了，对于那些用轻蔑、憎恨、厌女症和过多形容词堆砌起来的文章，我的难过与愤怒是一样多的。

《巴黎评论》：最后再说一句什么？

佩雷：最好的训练是读和写，无论读什么，写什么。不要同不尊重你工作的爱人或者室友一起生活。不要说谎，争取时间，不惜一切代价争取时间。去写那些如果你不写出来就无法呼吸的东西。

* 本文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99读书人《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有删减。感谢99读书人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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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刻的巨变》

副标题: 格蕾丝·佩雷短篇小说精选集

原作名: The Collected Stories

作者: [美] 格蕾丝·佩雷

出版社: 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

译者: 姚瑶

出版年: 2023-2

丛书: 睿读经典

“我过着女人的生活，我写下这些故事。”（格蕾丝·佩雷）

格蕾丝·佩雷是著名的美国作家，其作品受到了村上春树、苏珊·桑塔格、安吉拉·卡特、萨尔曼·拉什迪等众多国际知名作家的一致推崇。这部格蕾丝·佩雷的短篇精选集出版时，进入了同年美国普利策奖及国家图书奖的决选名单。在本书中，佩雷以独特的洞见和对人物的怜悯之心，讲述了父母与子女之间、夫妻之间的爱与冲突，描摹了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的困境和困惑。

《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

原作名: Women at Work: Interviews from The Paris Review

作者: 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 编

译者: 肖海生 等

出版社: 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21-2

丛书: 巴黎评论

《女性作家访谈》是《巴黎评论》编辑部自二〇一七年起推出的特辑，迄今为止已出版两辑。此次推出的《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篇目上有所调整，收录了十六位女性作家的访谈：玛格丽特·尤瑟纳尔、伊萨克·迪内森、希拉里·曼特尔、埃莱娜·费兰特、西蒙娜·德·波伏瓦、珍妮特·温特森、伊丽莎白·毕肖普、玛丽莲·罗宾逊、简·莫里斯、多萝西·帕克、琼·狄迪恩、格蕾丝·佩雷、娜塔莉·萨洛特、尤多拉·韦尔蒂、安·比蒂、洛丽·摩尔。

作为《巴黎评论》出版史上第一个女性作家访谈特辑，本书的十六篇访谈也可以看作“对话中的散文”，既是极具水准的对写作技术的探讨，又涵盖了女性作家生活中那些细微却折射性格的细节：她何时确立写作的志向？她的文学启蒙是什么？在写作不同的写作阶段，她遇到的具体阻碍是什么？她如何面对外部否定和自我怀疑？她的同道人或格格不入的对手又是谁？她和女性主义思潮的关系如何？……

-End-

原标题：《《巴黎评论》访谈格蕾丝·佩雷：“去写那些你不写就无法呼吸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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