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朱子彦：为何魏晋南北朝的政权更迭都要“禅代”？

【编者按】清代史学家赵翼认为易代只有两种形式：“古来只有征诛、禅让二局。”虽然上古时期有尧、舜禅让的传说，但历史上真正成功的“禅让”直到“曹魏代汉”才出现。上海大学历史系朱子彦教授将“曹魏代汉”这种易代方式称为“禅代”。他认为“禅代”实质上是“禅让”与“征诛”的结合体，从客观效果来看，禅代所引发的社会动乱较少，所付出的社会成本较小，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考察禅代政治的盛衰，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皇权政治的运作轨迹。

“曹魏代汉”为何发生在曹丕之时？同为“禅代”，为何“司马代魏”会比“曹魏代汉”在历史上留有更多骂名？“禅代”为何在宋代以后式微？澎湃新闻专访了上海大学历史系朱子彦教授，请他谈谈对上述问题的见解。

澎湃新闻：上古时期有尧、舜禅让的传说，而历史上真正成功的“禅让”直到“曹魏代汉”才出现。您将“曹魏代汉”称为“禅代”，那么“禅代”与“禅让”有什么区别？

朱子彦：清代史学家赵翼认为易代只有两种形式：“古来只有征诛、禅让二局。”“征诛”带有暴力、正义色彩，从汤武革命到近代历史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莫不如是。而“禅让”则是先秦社会部落之间非暴力的和平过渡。上古时期有关于尧、舜禅让的传说，但在很大程度上属子虚乌有。历史上发生更多的是“禅代”。“禅代”实质上是“禅让”与“征诛”的结合体，真正的禅代始于“曹魏代汉”，在此之前的禅代都失败了。

先说禅让，尧舜之时尚未形成国家，属于公有制前提下的部落联盟，实行军事民主制。即使尧舜之间真的存在“禅让”制，也是部落酋长之间的更替。现在来看，文献中关于尧、舜的记载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载，尧舜作为上古圣君的在位时间漫长到令人怀疑，而且据《韩非子》等文献记载，上古时期并无禅让制，舜囚禁尧夺其位，晚年舜又被禹流放。然而，后世的汉儒对上古时期的禅让制度心向往之，将“禅让制”推崇为王朝更替的最佳方式。实际上，是因为儒家从“五德终始说”理论出发，希望政权更迭的形式更符合公天下、道德化的准则，故致力于将尧舜禅让模式神圣化。

春秋战国时期，私有制产生，“国家”作为政权形式已经形成，如果此时想“尊礼复古”，履行禅让制，很难行得通。燕王哙将王位禅让给其相子之，但在齐国武力干涉下很快失败。商鞅变法之后，秦孝公也曾想禅位于商鞅，但商鞅大概有自知之明，没有接受。秦孝公虽然出于“公”心，但他的这个举动实质上害了商鞅，加上商鞅变法的过程中，太子驷的两位老师都受到了极其严厉的惩罚，故太子即位成为秦惠王后，将商鞅车裂。我认为，商鞅之死，并不完全是变法所致，恐怕和之前秦孝公所表现的“禅让”意愿有很大关系。

西汉末年，王莽利用“禅让”与“五德相生”、“谶纬说”践位称帝，这是一次在大一统王朝内的尝试，是一次对上古社会禅让制全方位的实践。禅让的全套礼数、流程在王莽代汉时完全成型。我认为，禅让制须与九锡制度综合在一起考察。据《礼记》记载，九锡是车马、衣服、乐器、朱户、纳陛、虎贲、斧钺、弓矢、秬鬯。曹操受九锡，封公建国，曹丕因之终于完成禅代，所以，九锡制与禅代制度的最终确立，应当是曹操封公建国及曹丕受禅时期。

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九锡文”专条中论述：“每朝禅代之前，必先有九锡文，总叙其人之功绩，进爵封国，赐以殊礼，亦从曹操始。按，王莽篡位已先受九锡，然其文不过五百余字，非如潘勖为曹操撰文格式也。”禅让制度后来愈发公式化，礼数周全之后再行禅让，受过九锡的人就成了准皇帝，九锡赏赐的器物都大大超越了人臣的范畴，基本上都是皇帝专有专用。王莽虽受九锡、行禅代，但当时西汉刘姓皇族复辟势力强大，刘玄、刘秀等人打出中兴汉室旗号，加之王莽改制失当，导致民怨沸腾。王莽很快失败，其所建的新朝并未能得到世人认同，新莽政权被后世定义为伪政权，即王莽是独夫民贼，僭窃天号。

总结一下禅让与禅代的区别，至少有三点：第一，禅让发生在“公天下”的前提下，是人与人之间的相禅；而禅代是在“家天下”的前提下，是朝代与朝代之间的相禅。第二，上古禅位，以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而中古禅代，是以“禅”而代，即假禅让之名，完成从此姓到彼姓的君臣易位。第三，“禅位”是禅君主动将君位施与受禅者；而“禅代”是后者强迫前者禅位，后者主动，前者被动。

澎湃新闻：曹操起兵于汉祚将亡之时，其文治武功盖世，足可代汉称帝，但为什么“曹魏代汉”却发生在曹丕时期？

朱子彦：虽然曹魏代汉的主角是曹丕，但整个事件却历经三代：曹操夯实代汉基础、曹丕代汉称帝、曹睿稳固政权，这三个阶段缺一不可，相辅相成。三曹在不同阶段的决策，对禅代的发生、发展、完成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环环相扣，循序渐进，步履稳健。

汉魏之际想取代东汉王朝的力量虽然不可胜数，但代汉之阻力非常大。诚如田余庆先生所言：“东汉一朝儒学以仁义圣法为教，风气弥笃，也影响着世家大族代表人物士大夫阶层的心态和行为。他们以支撑不绝如线的东汉政权为己任，使改朝换代成为一种十分艰难的事。魏、蜀、吴三国的出现，都不是权臣乘时就势，草草自加尊号而已，而是经历了较长的孕育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建安之政得以延续至二十余年之久的原因。”两汉加起来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东汉末年，汉家虽然式微，却依然具有神圣性与正统性，汉代儒学传统深植朝野，伦纪纲常化入风俗，想要彻底摧毁，取而代之，是极其困难的，这就是曹操不敢代汉的原因。曹操难道真的不想称帝？非也，他临终前感叹道：“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曹操自比周文王，那么其子就是周武王了。翦伯赞先生说：“曹操是把皇袍当作衬衣穿在里面。”刘备、孙权在资历、实力上和曹操相去甚远，故曹操不称帝，谁都不敢轻举妄动。曹操对移运汉鼎是十分谨慎的，对拥汉力量的强大有着清醒的认识。殷鉴董卓、袁术、刘表等人的教训，他认定如贸然称帝就等于把自己放在炉火上烤，故绝不上孙权的当。

到了曹丕这一代，代汉时机已经成熟。他利用谶纬、阴阳五行，符端来证明其称帝是符合天命的。汉献帝几度禅位，曹丕惺惺作态地几度推辞，后来通过大造舆论，才登上九五之位。曹丕称帝的过程是对尧舜禅让的一次精妙模仿，他在即位后感叹道：“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话的意思是，上古尧舜之事虚无缥缈，其禅位仪式并不清楚，如今自己模仿尧舜故事，尧舜禅让才变为现实。曹丕对尧、舜禅让是全方位的模仿。传说中，舜即位后，娶了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曹丕称帝后，也娶了汉献帝的两个女儿。在这个问题上，后世史家颇多非议，认为曹丕以舅娶甥乃越礼之行、好色之性。我认为，曹丕为把汉魏禅代演得更逼真、更圆满，故悖逆传统的伦理道德，以舅娶甥是汉魏禅代的政治需要，和个人品质并无多大关系，不能以世俗之礼度之。

澎湃新闻：同样是“禅代”，为何“司马代魏”会比“曹魏代汉”在历史上留有更多骂名？

朱子彦：研究前三国史人较多，相对而言，后三国史的研究稍显薄弱，这种不均衡的状况造成人们忽视了一统三国的司马氏的功绩，“司马代魏”呈现污名化的趋势。

古往今来，人们大多对司马氏建立的西晋颇有诟病，我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他的“代魏”。曹操长久以来被视为“汉贼”，也是因其“代汉”。直到1959年郭沫若为曹操翻案，曹操的形象才得到了改观。传统的伦理道德导致人们将“禅位”与“篡位”等同，但却认同通过武力夺取的政权，“征诛”才是合法、合理、名正言顺的。

司马懿代魏比曹操代汉还等而下之，是有原因的。赵翼云：“操起兵于汉祚垂绝之后，力征经营，延汉祚者二十余年，然后代之。”在赵翼看来，曹操使行将就木的汉王朝又向前延续了几十年，功不可没，他接着说：“司马氏当魏室未衰，乘机窃权，废一帝，弑一帝，而夺其位，比之于操，其功罪不可同日而语矣。”

其实曹魏代汉亦并非完全是和平过渡，曹操兴兵灭袁绍、袁术、吕布、刘表、陶谦、张绣、张鲁等许多诸侯，武功赫赫，代汉仍有“征诛”的意味。但曹氏始终认为“征诛”虽可获得实际权力，但在儒学传统浸淫深厚的汉代，很难获得合法性，故用“禅代”的方式来规避世人将其视为“篡位”的风险。事实证明，只有将征诛、禅让这两种手段结合起来才是禅代。司马氏的问题恰恰是在其获得权力的过程中缺乏“征诛”的分量。在“武功”上，司马懿仅仅平定上庸的孟达和辽东的公孙渊，对劲敌诸葛亮只是勉强打了个平手，远不及曹操收拾东汉残局，平定各路诸侯，三分天下有其二之赫赫武功。

没有显赫的军功，“禅代”将缺乏社会影响力与认同度，在朝廷之上也缺乏威望；反之，若只有“征诛”而无“禅让”，亦占领不了儒学伦理道德上的制高点，容易被归类为“篡权”。顺便提一下，为何诸葛亮不能“代”刘禅？我认为也是因为其北伐失利、没有满足因“兴复汉室”而必须采用“征诛”的政治需求所造成的。

澎湃新闻：您如何评价司马氏的禅代问题？这种较为和平的权力更迭方式是否有可取之处？

朱子彦：司马代魏实际上是司马家族的三代接力棒所致。司马懿死后，司马师执政，其废曹芳、平定毌丘俭之乱，进一步巩固了权力。而司马昭则起了更为关键的作用。虽然司马昭口碑不佳，以“司马昭之心”留下千古骂名。但此人实际上有大功于天下：他修订的《晋律》，比《汉律》的刑法更宽和；他还废民屯，释放国家佃农；平淮南之乱，不杀吴军俘虏，大兴仁政。从历史发展的潮流来看，司马昭灭蜀是继承了曹操的事业，他结束了三国鼎峙的局面，为统一事业奠定了基础。三国后期如果不出现司马昭这样卓越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要迅速实现全国的统一，是不可能的。对司马氏统一全国的功绩，习凿齿做出了高度评价，他说：“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廓九域之蒙晦，定千载之盛功者，皆司马氏也”。综观三国历史，习氏的这一见解确是中的之论。虽然西晋后期出现了惠帝、贾后这样的昏君悍妇，导致八王之乱与五胡乱华，但这笔帐不能算到司马懿头上。难道明末崇祯皇帝亡国之罪要开国之君朱元璋来承担吗？

讨论中国古代的“禅代”问题，需考虑阶段性划分。“曹魏代汉”虽是始作俑者，但真正将“禅代”作为王朝更迭的形式继承并固定下来的是“司马代魏”，之后中国进入了南北朝时期，王朝更迭都概莫能外地采用“禅代”，包括南朝宋齐梁陈；北朝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再到隋唐，“甚至唐高祖本以征诛起，而亦假代王之禅，朱温更以盗贼起，而亦假哀帝之禅。”（赵翼语）世人完全接受了这种权力交接的范式，成为约定俗成的易代方式。

从“曹魏代汉”到“司马代魏”，新朝天子对于前朝皇帝都以虞宾相待，按上古故事，禅让双方是尧、舜之君，所以新君对禅位者以国宾的礼遇来对待：禅君上书不称臣，受诏不拜，备五时副车，郊天祀祖可行天子之礼，在封国里仍可使用自己的年号等。禅君虽有人监制，但最终都能寿终正寝。但到了刘宋代晋时，发生巨大变化，刘裕即位不久，就将禅位于他的晋恭帝司马德文杀死。刘裕之后，凡受禅者，必定将禅位者全族诛灭。

为何刘裕要开弑禅君之先河？并无史料可以佐证。我考虑是否能从时代背景及刘裕出身来剖析。东晋南北朝门阀士族势力强大，垄断政权，寒门庶族即使凭藉军功进入统治集团高层，甚至成为九五之尊，仍不得不与士族共天下。刘裕起于寒微，行武出身，曾因为文化水平低下，遭到以王、谢为代表的士族们的蔑视。虽然他北伐立威，在民间的声望颇高，但是在士族眼里，他还没有建立足够的“德望”去获得禅让的资格。曹氏和司马氏都是经营两三代才有足够的政治底蕴，然而，自公元404年刘裕灭桓玄进入核心政治舞台，到420年称帝，中间只有短短的16年，远远谈不上经营二字，且刘裕的儿子们亦未必能做到如曹丕、司马师、司马昭那样掌控全局，所以迫使他不得不在有生之年禅代。刘裕称帝，亦是历史的机遇所致，由于他政治基础薄弱，得不到高门士族的有力支持，为防止晋帝复辟，故将其杀死，以绝众望。

刘裕弑禅君，虽然残暴血腥，但却局限于宫闱，对社会的影响不大。我觉得禅代里面最成功的就是赵匡胤建宋。赵匡胤发动的陈桥兵变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取代了后周政权。陈桥兵变，并无多大的动静，军队未杀一人，商店照常营业，开封城一如往日。在社会安定，不扰民生的状态下周恭帝逊位，赵匡胤登极，完成了周宋禅代。

“禅代”这一更祚鼎革的范式有值得肯定的一面，这是因为“禅代”利用相对平和的方式实现了政权在异姓之间的转移，避免了政变的刀光剑影与战争导致的伏尸百万、流血漂橹。禅代将“征诛”所导致的无差别屠戮及生产力受损、黎民死伤等易代更祚的社会成本大为降低。更何况，在儒家语境下，“禅代”也更加契合中国古代的仁政精神与礼制原则。

澎湃新闻：历史上一直流传着司马懿早在代魏之前，就被认为有“狼顾相”。这些传言的形成是否和其代魏有关？

朱子彦：同样是易代鼎革，后世对通过“征诛”夺取天下的刘邦与通过禅代亡魏成晋的司马氏评价截然不同。同样是开基之主的政治神话，或许司马氏的“三马同槽”、“狼顾相”，远不如刘邦的“赤帝子斩白帝子”“隆准而龙颜”那么权威、正统和具有说服力。但“狼顾相”可能也是另一种皇权神授的表现形式。英国学者Dolf Steinberger指出：“即使是篡位者，在其攫取权力之后，也常致力于为其政权谋取正当性，以加强统治地位，这种将篡夺权位进行合理化、道德化、正当化遮掩的努力，无论成功与否，都揭示了特定社会文化中的正当性的判断标准。”我认为“狼顾相”的制造者，主观上有可能是为论证司马氏得天下的合理性，但事与愿违，客观上却导致司马得天下不正的污名。

其实汉魏之际有“狼顾相”的不仅仅是司马懿，连被后世誉为智慧之化身、道德之楷模、忠臣之圭臬的诸葛亮亦被蜀汉直臣李邈指斥有“狼顾虎视”相，请求刘后主尽快亲政治国，摆脱权臣控制。可是《三国志》中却记载诸葛亮是“身长八尺，容貌甚伟”，这与“狼顾相”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存在巨大的悖离。为何诸葛亮的“狼顾相”世人很少知道？我认为这和《五行志》有很大关联。二十四史中很多史册都将《五行志》作为志书的一个重要部分予以编纂。《五行志》的主旨是宏扬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理论，即天象必须与人事对应，而且《五行志》只记载已经“应验”的事，没有“应验”的就会被《五行志》所忽略，诸葛亮没有取代刘禅称帝，故《五行志》就不会有相应的记载。检索史书，我们发现汉晋之际诸多谶谣、传言、童谣与权臣、帝王命运及天下大势皆紧密关联，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朝廷与士庶民众的看法。

谶谣（包括以民谣、童谣形式出现的谣言）应该是无处不在的，而编入两汉《五行志》的童谣，应该是经过选择、编辑之后剩下来的很小一部分。史家之所以选择这些童谣，一是因为它们与重大历史事件或人物关联性，二是它们“寓言”的“灵验性”。未曾应验的童谣，只是讹言、妖言，不能算谶谣。司马懿的“狼顾相”、“三马同食一槽”即是应验了童谣，史家为使得童谣更具威权性，就将这个预言移花接木到曹操身上。曹操、司马懿作为魏晋时期重量级人物，是魏晋王朝的肇基之君，对于流传于他们身上的谶谣自然就不胫而走，传至后世了。

“狼顾”的定位将司马懿打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所以这个问题必须重新审视。司马懿刚步入曹操幕府之时，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文学掾（文学秘书）。曹操怎能穿越时空，早在数十年前就察觉司马懿“有雄豪志”、“狼顾相”，并梦“三马同槽”，甚至煞有介事地叮嘱曹丕：“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可见，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杜撰。

我认为《晋书》的编纂深受唐初意识形态的影响，特别是《晋书·宣帝纪》的“制曰”是唐太宗御撰的，太宗对魏武帝评价甚高，而对司马懿的欺诈雄猜进行了严厉地批评，故不排除史官在《晋书·宣帝纪》中美化、神话曹操的可能性。而神话曹操的最好方式，就是杜撰曹操具有雄才大略，慧眼识人，早就洞察到司马懿有“狼顾相”。刘知幾认为《晋书》中大量引用《幽明录》、《搜神记》中诸多怪力乱神的民间传说，破坏了正史的客观性、权威性，所以他对《晋书》评价甚低。

澎湃新闻：禅代是从何时开始式微的？为何宋代之后就没有这种权力交接形式了？

朱子彦：禅代政治在宋代之后日渐式微，其主要原因是产生权臣的社会土壤已经不存在了。魏晋南北朝至五代，对皇权构成最大威胁的是权臣，一旦出现昏君庸主，抑或天下动乱，权臣在挟天子及屡建战功的基础上，以手握强大的兵权作为后盾，通过逼加九锡，禅代称帝。正如五代安重荣所说：“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从表象上看，禅代似乎是新旧王朝以和平方式交接政权，实则是暗流汹涌的武力威慑。权臣仍是以武力夺取政权，只不过以“禅让”的方式给自己披上合法外衣。

唐代虽实行科举制，然尚武之风仍然盛行。唐诗云“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就充分体现出重武轻文的价值取向。北宋开国之君赵匡胤虽系武将出身，但由于其通过陈桥兵变夺取皇位，故对武夫的危害性有深刻认识，他将防范裁抑武将作为国策，“守内虚外”“重文轻武”就成了宋人的“祖宗家法”。有宋一代，建立了文官治国的体制，致使皇帝能够全面有效地掌握兵权。从此权臣逼加九锡，封王建国，实行禅代就不再可能。明代朱元璋废相，事皆朝廷总之，皇权空前强大，君臣关系已变为主奴关系，已完全杜绝了出现权臣的可能。

宋明等王朝还大力强化忠君思想，从而使整个社会文化精神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东汉的“两重君主观”以及魏晋时期的“无君论”思潮导致士人效忠于举主、府主、故主，遂使权臣禅代夺国变得轻而易举。在两重君主观的影响下，魏晋时期的忠君观念十分淡薄，士人常在天下动乱时期劝说“主公”自立为帝。宋代出现的程朱理学将忠君观念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理学家鼓吹“忠君”才是“天下之定理”，“天教你父子有亲，你便用父子有亲，天教你君臣有义，你便用君臣有义，不然便是违天矣。”在忠君观念衍化为“天理”的宋明社会，人臣觊觎神器，欲图大位，已被视作天理难容。

魏晋南北朝时期，加九锡之权臣必封大国，给与数郡甚至一州。然唐代以降，封国但取空名，而未有其地也。在宋代，与禅代紧密相连的五德终始说、图谶、谶纬说亦渐趋衰落。赵匡胤下诏，严禁图谶。宋代以降，华夷民族矛盾突出，“征诛”成了易代更祚的主体，征诛的发动者并非都是农民起义，而是北方的胡族，如金灭北宋、蒙古灭南宋、清灭明等等，这也是禅代政治式微的原因之一。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盛行于汉魏至隋唐五代的九锡制度与禅代政治终因失去依附之载体而退出历史舞台。清末隆裕太后颁布禅位诏书，以和平方式将政权移交给民国政府，这是禅代政治在近代历史上的复活，其原因可另作讨论。

澎湃新闻：研究中国古代禅代政治的滥觞、发展及演变有何意义及学术价值？

朱子彦：考察禅代政治的盛衰，既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皇权政治的运作轨迹，又可以同“征诛”这种易代方式进行比较。虽然从本质上看，“征诛”和“禅代”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差别。但禅代所引发的社会动乱较少，所付出的社会成本较小，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宋代以降，皇权加强，少数民族以“征诛”的形式多次入主中原，这对正在试图走出中世纪的明清社会造成了极大破坏，宋元更祚，明清鼎革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对当时社会的大破坏：人口大量死亡，生产力大幅度倒退，如此一来，王朝周期必然反复循环，很难跳出去。反之，元明清易代若采取汉魏更祚或赵匡胤的陈桥故事，是否有利于中国早日走出中世纪？走向全球化？是否有利于中国早日由农耕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这是我研究禅代政治时常考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