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寺里的中国故事：仙台道仁寺与常盘大定

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内的“藤野先生”与“鲁迅先生”雕像（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提起日本仙台，中国人一般都会想到鲁迅的《藤野先生》，想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想到与之相关联的现在的东北大学。对于中国人来说，仙台因鲁迅而有名，中国人鲁迅作为仙台的一张靓丽的名片，也同时被日本民众所知晓，东北大学更因为曾经培养了中国鲁迅这样的知识精英而引以为耀。鲁迅与仙台，仙台与鲁迅，似乎已成了一对孪生兄弟。然而，当你生活在仙台，如果对周围的环境稍有留意，便会发现仙台与中国的关系不仅仅只是鲁迅，不仅仅只是东北大学。比如仙台的寺院里就有许多与中国相关的故事，且鲜为人知。

位于仙台车站东面“新寺通”的净土真宗大谷派道仁寺，就是这么一座寺院。道仁寺的正式位置是仙台市若林区新寺5丁目9—40。寺前有一条大马路，叫新寺通。从仙台车站步行，沿着新寺通，大约20分钟路程即可到达。寺院规模不大，一个小小的山门，加上一个说不上雄伟的大殿，大殿两边有两间生活住房。虽寺不惊人，但该寺以前的住持却让我非常的敬仰，也正因为如此，曾吸引我多次造访，或在寺庭漫步，或在山门前徘徊思索。

仙台道仁寺山门

道仁寺以前的住持姓常盘，名大定。“常盘大定”这个名字，对于佛教研究稍有涉足者，可以说无人不晓。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他的名片：1870年生，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著名佛教学者，近代日本中国佛教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生前曾先后五次到访中国，实地考察中国佛教史迹，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的佛教名山大刹，其考察成果《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和与人合著的《支那文化史迹》十二卷，保留了许多弥足珍贵的中国佛教寺院的照片和碑铭拓片。1945年逝世，享年75岁。常盘大定的一生，为佛教研究特别是为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道仁寺出了这么一位重要人物，对于佛学研究的同行，特别是对于来自中国的佛教学者，当然充满着魅力。然而，这么一座与中国有着如此密切关系的寺院，每次只是来私下走走，还真太可惜。如果是进行一次深度的采访，说不定还能有意外的收获呢。

带着一种试一试的心态，我冒昧地给寺院打了电话，对方接电话的恰巧是住持，当我说明我的想法后，住持欣然答应了我的要求。

作者何燕生（左）手捧常盘大定肖像与现任住持常盘义明合影。

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按照事先与住持约定好了的时间正式访问了道仁寺。现任住持是常盘大定的孙子，叫常盘义明。在寺院一个不很大的榻榻米的和式客厅，住持接待了我。据他说，我是他接待的第一位中国学者，对于我的到访，表示欢迎，对我此次专程来查找常盘大定的资料，表示愿意积极配合。寒暄之后，我开门见山地问道：“我最近一直在阅读常盘大定的《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一书，很想了解一些相关情况，比如寺院现在是否保存有常盘大定当年未曾发表过的著述？是否可以让我看看当时的手书笔迹？”住持回答说：“其实，两年前，寺院里确实保存着一些拓片和手迹。我不是搞佛教研究的，也不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正想把它们处理掉，当时寺院的一位信徒告诉我，不妨与东北大学联系一下，看他们那里是否可以保存。后来得到的消息是，他们愿意全部保存。就这样，就把寺院里保存仅有的一些资料全部捐献给东北大学了。现在寺院就剩下客厅里看到的这一点儿东西。”住持指着客厅两个矮矮的书架让我看。

书架上的确没有几本书，而且，大都是什么《佛性の研究》《中国佛教の研究》之类已经出版的书籍。这些书籍虽是常盘大定的代表作，都是名著，但在大学的图书馆也都能看得到。

然而，当住持指向另外一个书架上摆放的厚厚的几个文件夹时，倒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住持热心地拿来几册放在桌上让我看。“支那佛教史迹写真集”几个黑黑的字，非常醒目。“这难道是那著名的《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的图片集吗？”我迫不及待地问住持。住持说：“是的。应该是全的。不过，这些照片的底片也都一起捐献给东北大学了。”

《支那佛教史迹写真集》第五集

我喜出望外，如获至宝似的翻看着每个册子。我数了数，共有七册，每个册子的封面上都贴有一个标签，两行字，用碳素墨笔写的，比如“支那佛教史迹写真第五集”，“天台山·黄梅·青州·五台山”。我从第一册开始，边翻边看。尽管这些照片都在后来出版的《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中看到过，因此，有的非常眼熟，然而，它们都是成书之前的样子，感觉非常的新鲜。从每一张被整理过的照片，我看到了作者常盘大定作为一个学者一丝不苟的认真和细心。而且，当年粘贴的浆糊大多仍然紧紧地与照片粘贴在一起，完好而无脱落。特别令我深感意外的是，这些拍摄于100年前的照片，除少部分照片的边角颜色发黄了外，大部分都非常清晰，有些照片就像不久前冲洗出来似的，光泽如新。当年日本的照相机技术和冲洗技术，在世界上应该是一流的。据了解，收入《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中的照片，有些似是常盘大定自己拍摄的。事情果真如此，那么，常盘大定的照相水准，也应该达到了专业程度。我不由地感叹：常盘大定不仅学问做得好，如果他选择做摄像工作，也应该是一流的吧！

作者何燕生与道仁寺现任住持常盘义明在确认《支那佛教史迹写真集》

住持所说的将保存在寺院的常盘大定大部分资料捐献给东北大学的事情，我事先有所耳闻，并且从东北大学的相关人员那里了解到，东北大学拨出专款，请了一家公司对底片进行了处理和修复，效果很好。住持说，当时除底片外，还把保存在寺院的常盘大定当年在中国各地现场拓的碑铭拓片以及当时收集的字画等，也一并捐献给了东北大学了。这是一批非常重要的资料，特别是在今天，更加弥足珍贵。因为，很多碑铭后来遭到了毁坏，有的根本就不复存在了。

据我了解，东北大学很重视道仁寺捐献的这批常盘大定的重要书稿资料，他们组织相关的专业人员，进行整理，编排目录，将全部的拓片和字画手迹书稿进行了影印，并装订成册，名为《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中国金石文拓片本集：附关联资料》（2013年）。共收录拓片381枚。不过，该书除了常盘大定外，还收录了其他人收集的金石文资料。这也许是该书书名的由来吧。然而，从便于利用和查找的角度讲，把常盘大定分开，独立成册，似乎更合理一些，更利于研究。因为，所收录的东西，常盘大定占了大部分。因此，这个书名，似乎有点欠考虑。这是题外的话。

据现任住持说，道仁寺其实是常盘大定从东京帝国大学退休后居住的地方，在此之前，常盘在东京有一个寓所，他一直住在东京。不过，东京的寓所曾在1924年的“关东大地震”中遭遇过火灾，大部分资料在那次火灾中被烧毁了。住持还告诉我，保存在道仁寺的常盘大定藏书和与中国相关的资料，除上述一部分捐献给东北大学收藏外，还有一部分收藏在仙台的东北福祉大学图书馆。然而，收藏在东北福祉大学的那部分具体是一些什么内容？是否得到了整理？我没有进行了解，不得而知。

道仁寺山门旁之“常盘大定之碑”

随后，住持带我来到山门口，向我介绍石碑。道仁寺在山门旁边为常盘大定立了一个纪念碑，名之“常盘大定之碑”，约2米高，非常醒目。碑文用汉文写成，撰者是东京帝国大学著名汉学家盐谷温（1878—1962），撰于昭和22年（1947）。记叙了常盘大定的生平和主要业绩。我站在碑前，通读了全文，觉得撰者盐谷温的汉文功底很不错，不像日本有些碑文的汉文，过于日本式，显得生硬，中国人读起来总不免感到别扭；盐谷对常盘学问特征的把握，也算到位，比如开头第一句说：“世之论日中亲善者多矣。然或以政策，或以利益。其信道深、操志固而忠信篤敬如常盘大定师者，未多见也。”我们知道，常盘大定虽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但他同时是净土真宗的僧侣，有他自己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情怀，并不是一位纯粹的所谓客观研究者。他五次前往中国，实地考察中国佛教史迹，除了学问上的需要以及当时日本国家环境等一些外在的原因外，还与他作为一个佛教徒的宗教感情不无关系。因此，盐谷在碑铭里这样评价常盘大定，我认为是较为中肯的。

看完碑文，我向住持辞别。接着又一个人在这座小小的寺院走了走。现任住持的生活区间是大殿东侧的一栋一层的房子，生活兼寺务所，大殿的西侧是供信徒活动的一间房屋，叫“同朋会馆”。据住持说，道仁寺其实是在二战后因仙台市区改造的需要，从两公里之外的仙台另一个地方搬迁到这里来的，所以这一带的地名叫“新寺”。寺里看不到一般日本寺院里常见的“墓地”风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也许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每次来道仁寺，总是感觉不到“香火”的旺盛。然而，山门外的参道和大殿前面的三颗樱花树的古老却总是令我肃然起敬。两颗垂樱和一颗“江户彼岸樱”，树龄200年，高高耸立；它们的存在，似乎显示着这座小小寺院不一般的内涵，似乎在向人们讲述着不同寻常的故事。

道仁寺内的三颗樱花树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当年常盘大定邀请铃木大拙来道仁寺做客的事情。据我从其它资料上了解到，常盘大定与关野贞合著的《支那佛教史迹》有英文版行世，书名“Buddhist monuments in China”，出版社为“BUKKYO-SHISEKI KENKYU-KWAI”，即“佛教史迹研究会”，很可能是常盘大定自费出版的。未写译者名字，不过，据日本学者考证，译者其实是常盘大定自己和铃木大拙。关于铃木大拙参与该书英译的事情，铃木在自己的日记里有记载，始于大正14年（1925）3月7日。第一卷完成于大正15年（1926），第二卷完成于昭和3年（1928），第三卷完成于昭和5年（1930），第四卷完成于昭和8年（1933）。而且，还了解到翻译地点多半是在东京，或者借与铃木有关联的镰仓的禅寺，其中也有一次是在仙台附近的温泉，二人从东京坐车过来，住在温泉一起翻译。在铃木返回东京的前一天，常盘便邀请铃木到道仁寺住了一宿。铃木大拙当时是东京的学习院大学英语教师，曾协助常盘大定英译《支那佛教史迹》一事，迄今鲜为人知。不仅如此，铃木大拙曾经还“挂单”于仙台的道仁寺，这更是不被人知晓的逸事。

其实，道仁寺鲜为人知的故事还不止这些。几年前，我曾从相关史料中发现常盘大定晚年有过在道仁寺建一座“支那佛教史迹馆”的想法，并且常盘还致函日本外务省“对支文化事业部”，希望政府能给予资助。那是昭和12年（1937）的事情，在给外务省的信中，常盘介绍说，自己担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研究中国佛教史，特别是曾经冒着生命的危险，五次踏查中国佛教的遗迹，采集到了大量的史料和碑文拓片，为了报答佛恩，感谢中国佛教的法乳之恩，希望能在自己的故乡仙台道仁寺建立“支那佛教史迹馆”，信中还附上了预算表和完成后的示意图。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情后来的结果，当然是没有获得批准。因为从当时日本国内的时局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看，这种计划是很难得到实现的。昭和20年（1945），常盘大定逝世。常盘希望在道仁寺建一座“支那佛教史迹馆”的愿望，终究未能实现，这当然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然而，作为道仁寺住持的常盘大定在晚年曾为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中国佛教史迹踏查事业的传承有过更为宏大的设想，这个故事，恐怕知道的人并不很多。

“如果道仁寺里有一座‘支那佛教史迹馆’，那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如果仙台在‘鲁迅故居’之外，还有一个与中国相关的‘支那佛教史料馆’，那又该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尽管对已经过去的历史容不得我们做假设，只能接受，但在道仁寺住持常盘大定关于在道仁寺建设“支那佛教史迹馆”这件事上，我还是愿意去做一些有趣的遐想。那天，我回到家，好像已经是下午了。

2014年11月10日初稿

2018年6月13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