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金陵大旅店，被封存的花样年华

林方伟

今天见到金陵大旅店的人，都说它很花样年华。

这里是本月8日逝世的香港文学教父刘以鬯在新加坡的最后一个住所，也是他南洋岁月最重要的一个地标。

走进惹兰勿刹路（Jalan Besar）的金陵大旅店，恍神踩空，宛如跌进了时空的夹缝。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浓浓的气息和氛围扑面而来。脚下踩着的是英殖时期南洋建筑普遍采用的拼贴式手绘花砖。大堂电梯的墙、旋梯的地板和扶手，是今日已不多见的浅绿朱红水磨石。石灰墙依旧斑驳，刻意不上新漆，脱落褪色的字样，仍在为天台不复存在的餐厅打广告。重影的几排字，似乎在努力地向现代人重提顶楼酒家易手的过往。

金陵大旅店建于1938年，楼高四层，是那个年代很典型的现代主义风格建筑。盒形的架构讲求简约实用，一扇扇的百叶木窗是透露着热带建筑的南洋容颜。在新加坡这座向来不眷恋老物旧事的城市，这家老旅店居然站得住脚，真是一个奇迹。

在里头缓缓移步，很难不想到电影《花样年华》所引述刘以鬯《对倒》里的经典字句：“那些消逝了的岁月，彷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看得到，抓不着……如果他能衝破那块积着灰尘的玻璃，他会走回早已消逝的岁月。”

其实金陵大旅店并不是一直都这样的。

酒店在1991年被国家文物局列为受保留历史建筑，2000年后，旅店二至四楼一度被废弃超过10年，里头残破得叫人不忍卒睹。2010年，一位酒店业者跟屋主租下，请来新加坡Architects Equinox建筑师陈智成主导修复与翻新，由新加坡设计事务所“Farm”操刀室内设计后，酒店在2012年才再度开张，风华再现。

为符合新业主的预算要求，设计团队提议保留酒店大部分的原貌，才机缘巧合地把五六十年代的氛围给召唤了回来。

我跟负责室内设计的谢南权聊起时，才发现设计团队和业者虽然以电影《花样年华》为设计的灵感，但却对刘以鬯曾住过这里一无所知。

对食物痴迷的新一代新加坡人，倒是对酒店天台的餐厅历史很感兴趣。据说顶楼金陵餐厅和2楼世界大酒店的业主是不同的人，后来合并成金陵大旅店。酒家也多次易手，在刘以鬯入住时还曾从酒家另辟为俱乐部。

号称新加坡粤菜四大天王的谭锐佳和刘育培，1963年在顶楼开设丽华酒家，并于1964年春节首推年菜“好运鱼生”，获得食客热烈的反应，坊间酒店也跟着效仿，一道非常新加坡的名菜就在这里诞生了。

因为预算有限，要省钱，才留住了这里五六十年代的风华。新一代业者才连带把刘以鬯入住时的氛围也带了回来，让研究刘老1952年到1957年的南洋足迹的我，何等幸运地“衝破那块积着灰尘的玻璃，走回早已消逝的岁月。”

刘以鬯1952年从香港来新，担任在新加坡复报《益世报》的副刊主编。与他同来的有香港报人钟文苓、刘问渠、赵世洵和张冰之，五人组成“五虎将”南来，锋头极健。

初到新加坡，刘以鬯居住在丹戎巴葛柏城街20号，南洋客属总会里的一个小房间，不用10分钟就能步行到设在安顺路的报馆。任谁都想不到，这家筹备了3年的报纸只办了4个月又5天，就因为财务与发行的困境而突然宣布破产停刊。这挫败将成为刘以鬯在新加坡报业的主旋律——从1952年至1957年的6年间，刘以鬯在新马近10家报纸和小报——《新⼒报》、《联邦日报》、《中兴日报》、小报王《锋报》、《生活报》、《铁报》、《狮报》和《钢报》浮沉，比在香港还不如意。

1956年，刘以鬯搬进了金陵酒店的一个小房间。此时，他38岁，应该是在《铁报》或《狮报》当编辑。当初来新加坡换个环境，冀望能大展拳脚，然而不是做一家倒一家，就是报纸留不住他。初来时意气风发的他，到了这时已是意志消沉。顺便说一句，在那个年代，确实是有人在酒店长住的，香奈儿1934年住进巴黎丽兹酒店后，一住就是30几年。然而，金陵怎么看都不是、也不会是巴黎的丽兹。

设计师谢南权为我还原当年刘以鬯入住时的房间格局。每层楼用木墙隔出一间间房间，2.6米高的木墙顶端是镂空铁柱，毫无隔音所言，有心偷窥隔壁房客也不难——不免让人想起《2046》里梁朝伟和章子怡隔房“互动”的场景。谢南权记得，原装的房门外还附加半扇双开门和门帘，让住户在炎热的晚上能敞开大门。那时酒店没有冷气，这些热带设计都是让每间房能自然通风。房内也没有卫浴设备，每层楼房客都得共用厕所和浴室。

在新加坡住了5年，肯定累积了些随身物，行李里面应该会有刘老热爱的邮票簿几本、瓷器几件等，但看房间的面积肯定是容不下太多的物件。简陋的睡房里，除了有刘以鬯的衣物之外，应该还会有几本他随身带着的绝版旧书，比如他在新加坡《南方晚报》连载完后出版的两本小说《雪晴》和《龙女》。刘以鬯在南洋的6年，像个卖文编版的吉普赛人。他还曾经北上吉隆坡担任《联邦日报》总编辑，因为做得不顺心，又回到新加坡。哪里要他，他就去哪里。

酒店本来就是一个不安定的过渡空间，刘以鬯最后把酒店当成家，成了他南洋流离岁月一个煎熬的象征。他住进金陵后没有更好，只有更坏。

五十年代，金陵大旅店是惹兰勿刹一带少有的旅店，因为地点靠近新加坡两家如日中天的大游艺场“新世界”和“快乐世界”，而深受当时南下新马巡回表演的香港歌舞团欢迎。

酒店颇具规模，收费便宜，绝对容纳得下所有的团员。刘以鬯在1959年以歌台为背景写给新加坡《南洋商报》的短篇小说《团长》就以这里开场。刘以鬯从酒店杂工的观点写道：“我在惹兰勿刹一家旅店里服务……有一天，旅店里忽然来了一大群男男女女，很年轻，而且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在新加坡不大常见。楼下账房告诉我：这是一班香港歌舞团，刚从联邦巡回演出回来，今天晚上，将在游艺场上演。”

香港舞者罗佩云，就是成员之一。跳现代舞的她被冠为“香港之宝”。1953年，年仅18岁的她联同风靡华人歌坛的时代曲歌星张露、崔萍和方静音等，首次与香港歌舞团首次来新马巡回演出，1955年再次南下。1956年5月26日，是她第三趟来“快乐世界”表演。这时，她不只是表演，还领导一班歌星、舞者组成的“天鹅歌舞剧艺团”，整团25人浩浩荡荡地在金陵大旅店下榻。

38岁的刘以鬯与21岁的罗佩云，这两条“对倒”的路就在此时此地连成一线。罗佩云今年初在香港接受我采访时透露：“很多人以为我们是在1956年才认识的。其实我们早在1953年就相识，只是不相熟，到了第三次才真正深入地认识。他在报馆下班的时间很晚，我表演完后，午夜回到酒店在大堂遇到他会一起聊天、吃宵夜。”

我拍下现在大堂的照片传给刘太太。她用手机答复：“外貌仍有印象，室内不同了。”后来，建筑师陈智成和现在的酒店营业经理李荣耀亲自带我走一趟，我才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原来现在的大堂并非当年的大堂。1956年，刘以鬯和罗佩云入住时，李荣耀就在这里出世。当时金陵楼下其实分隔成两半，李荣耀父亲租下一半开了“胜发五金店”，他们全家都住在五金店的后屋，成长的岁月都在这里度渡过；另一半是酒店和酒楼的入口，搭升降机或爬楼梯上到二楼才是酒店的接待处，也即是刘太所说的大厅。现在一楼原本是五金行，大堂是2011年翻新时改建的，那很古早味的木柜台也是后来才加上去的。

今日坐在金陵旅店回望60年的时空，我能想象他们也曾坐在这里，夜深人静，不要吵到其他房客，他们压低声音聊得十分投入，一辈子的爱情一点一滴地在这里滋长。

刘太跟我说，当时入住金陵是因为靠近他们表演的“快乐世界”。游艺场在2000年已被拆除，我找出旧地图细看，从惹兰勿刹走去蒙巴登路要四五十分钟，坐三轮车也要至少一半的时间。那个时代的人对交通便利的概念或许跟我们今天有点不同。刘以鬯曾经流连的“新世界”游艺场反而离酒店更近，沿着惹兰勿刹路步行不到10分钟就走得到了。在认识罗佩云之前，刘以鬯跟歌台艺人和圈内人过从甚密，香港粤语流行曲教父顾家辉的姐姐，唱红《不了情》的歌星顾媚在“新世界”的“满江红”歌台驻唱时，也跟他有过一段情。

梳理刘以鬯南洋事迹的作者，都把重心放在他的报章事业，跳过了他和歌台千丝万缕的牵系。若只看刘以鬯在新马报业的起落，他在南洋流离的6年可形容为凄苦和惨淡。但我的研究发现，从刘以鬯跟五十年代歌台人物的密切往来，我们却能窥见花样年华的七彩瑰丽。报业的不如意给了他愁绪，歌台则为他解愁忘忧。

在没有电视机的年代，到游艺场是新加坡最受全民欢迎的夜间娱乐。人们在里头能看电影、购物、玩游戏、跳舞，单是现场“表演”就有拳击、摔角、马来和华人传统戏曲、脱衣舞等。踏入这几家五光十色的“世界”，就宛如走进摩登世纪的万花筒，目不暇给。随着时代曲风靡整个社会，歌台更是这个时代最火红的娱乐形式。

在歌台最辉煌的时期，三大“世界”里头共有20家歌台，每场能吸引到至少500位观众，单是“新世界”就有“满江红”、“凤凤”和“香格里拉”三家当红的歌台。普罗大众只要付一块钱，就能舒舒服服地边喝汽水，听歌星演唱，看诙谐短剧，消磨一整个晚上。

身为报馆编辑，刘以鬯和游艺场内的歌台会有密切的关系。歌台需要报纸，尤其是娱乐性质的小报宣传，小报也需要报道艺人的消息。作为报人，当然有特权能看到普通观众看不到的后台风光。

他虽是外人，却很快就被当作歌台的一份子，台前幕后，来去自如，甚至还玩票地参与歌台的创作，为歌星写歌词。

到了新加坡不到半年，刘以鬯给香港旧东家《星岛周报》投了5首新诗，1952年8月7日以《巴厘风情及其他》题目见报。这组新诗由香港作家许定铭在2015年翻旧报时发掘出土，其中一段这么唱到：“我紧紧搂住你的细腰，你疯狂地将我拥抱。莫非你看透我心境萧条，故意赠我一场热闹。”不过，刘以鬯的版本未得广传，目前潘秀琼的版本《巴厘岛》更为人知晓。刘以鬯显然也很欣赏潘秀琼，1952年8月3日，他在《益世报》副刊为她写了一篇《优秀的女低音潘秀琼》。

和罗佩云恋爱不久后，刘以鬯因事业不顺遂，长年心力交瘁，每天抽两包烟抽出肺病。罗佩云说，幸好他的香港好友钟文苓等为他张罗医药，每天请医生来金陵大旅店帮他打针，才救了他一命。

巡演结束后，罗佩云毅然放弃演艺事业，留在酒店专心照顾刘以鬯长达10个月。来南洋5年，为融入而学会吃咖喱、沙爹（马来人的烤肉串）和榴莲，体弱生病的刘以鬯这时却开始想念起家乡菜。两人因此常去快乐世界附近的上海菜馆吃饭，罗佩云也会特地坐三轮车到牛车水（新加坡的唐人街）一家专卖上海食品的杂货店给刘买吃的。罗佩云对刘以鬯照顾得无微不至，很多认识他们的文人都说，刘以鬯的命是她捡回来的。

刘以鬯的南洋岁月走到金陵大旅店跌到谷底，但他也在此绝处逢生。一年后，罗佩云的居留证到期，必须回港，刘以鬯处理完新加坡的事后，也紧随，两人1957年在香港结婚。去年，两人还在香港与一班文艺界友人庆祝60周年钻石婚庆。叫人惋惜的是，原本还差半年，今年12月18日，罗佩云就可以替她“结婚后，未尝24小时分离”的人生伴侣欢庆100岁大寿了。

可以这么说，刘以鬯的后半生是在离开金陵大旅店后开始的。遇到罗佩云后，大病初愈后，他终于意识到是该结束新加坡的日子了。刘以鬯当时已获得新加坡永久居留权。罗佩云说：“刘以鬯拿旅游签证回香港，在香港报馆找到工作后，由我作担保人，才重新申请到香港的永久居留权。”刘以鬯也说过：“为了生活，为了维持一个家庭，我才写得那么多。”

刘以鬯写得的确很多。他在1960、70年代定居香港时，为生活与文学理想成为“写作机器”，展开令人咋舌的笔耕。最高纪录曾为十三家报纸和不定期刊物撰写连载小说，一天至少写一万三千字。

白天写来娱乐大众，晚上写来娱乐自己。他一生最好的作品都创作于这个时期。《打错了》用现代、新颖的形式，生动地刻画出香港市民众生相；《酒徒》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对倒》则是热爱集邮的刘以鬯从两枚错体邮票获得灵感，写了不相关的一男一女，两人只在电影院相遇，互望一眼，散场后又各奔前程。

也正因为有了《对倒》和《酒徒》，王家卫才有了拍摄《花样年华》和《2046》的灵感。

两部电影复古又瑰丽。借助戏里梁朝伟扮演的以刘以鬯为雏型的周慕云，新一代的读者对过去泛黄又潮湿的岁月有了立体而彩色的想象。但想象终是想象，难免失真。《2046》里写黄色和武侠小说谋生的周慕云，让年轻读者误以为刘以鬯现实也是如此。刘以鬯夫人罗佩云澄清这并非事实。刘以鬯也曾在《苹果日报》一篇专访中表示，“王家卫把刘以鬯正式变成电影人物，这个好大问题，因为他对我了解不是很深。”

60年，兜了一大圈。今天重回金陵大旅店，冲破的不只是刘以鬯说的“那块积着灰尘的玻璃”，还要穿透一连串流行文化符号，才能似梦似真，踉踉跄跄地走回那早已消逝的南洋岁月。

【本文作者】林方伟，新加坡新闻工作者、电影编剧、小说作者、中英译者。今年获颁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李光前研究金，研究刘以鬯的南洋事迹。其短篇小说《死人街三轮车上的小姐》曾荣获2017年新加坡金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