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靖嘉评《辽史补注》︱辽史研究的丰碑

近日，已故著名辽金史学家陈述先生倾尽毕生精力完成的史学巨作《辽史补注》由中华书局整理出版，此书是陈述先生数十年研治辽史的心血结晶，学界期盼已久，今终得以面世，值得庆贺。

陈述先生是中国辽金断代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涉足辽史之初，他因鉴于今本《辽史》之“漏略不备”，遂发宏愿，欲穷尽所有传世文献订补《辽史》，并随即发凡起例，撰作《辽史补注序例》（初撰于1935年），开始了史料搜集与编纂工作。1942年，陈寅恪先生在仅见其《序例》的情况下，便预言“若使全书告成，殊可称契丹史事之总集”，且称“《补注》之于《辽史》，亦将如裴《注》之附陈《志》，并重于学术之林”（见书前《陈寅恪序》），评价甚高。1975年，顾颉刚先生也称赞《辽史补注》“正是对《辽史》的全面订补，可称一代史料的总集”（见书前《顾颉刚序》）。

此书原本打算随《辽史》点校本一同刊布，但最终未能付印，延宕至今。在前辈学者看来，这部《辽史补注》无疑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成就，笔者作为晚辈后学亦十分敬仰。不过，此书出版距陈述先生离世已有二十余年，其间整体学术环境和研究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新时代下，我们应怎样认识此书的价值，如何更好地利用此书，便值得申说。笔者谨从一个专业读者的角度，略陈己见，试作评述。

一、订补《辽史》之集大成

元末编修的《辽史》阙漏殊甚，历来遭到史家诟病，自清代以来，已有不少学者做过校勘订补的工作。清乾隆中，厉鹗撰《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有注有补，均摘录旧文为纲，而参考他书条列于下。凡有异同，悉分析考证，缀以按语”，体例完备，其“采摭群书至三百余种，均以旁见侧出之文，参考而求其端绪，年月事迹，一一钩稽”（《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辽史拾遗》提要），为《辽史》补充了大量文献资料。后杨复吉利用新出《永乐大典》辑本《旧五代史》，又补以《契丹国志》和《宋元通鉴》的若干记载，附益他书，得四百余条，撰为《辽史拾遗补》五卷（乾隆五十九年杨氏自序）。

除这两部拾遗专著之外，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劄记》中的《辽史》部分，以及其后陆续成书的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陈汉章《辽史索隐》、黄宝实《辽史校勘》、谭其骧《辽史订补三种》、冯家昇《辽史初校》、罗继祖《辽史校勘记》等著述，以校订、考异为主，同时亦为《辽史》提供了许多相关资料，或有出于厉、杨二书之外者。它们都是前人订补《辽史》的重要学术成就。

陈述先生撰作《辽史补注》，充分吸收了上述学术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拾遗补阙，自成一体，展现了学术的传承以及后出转精、集诸家之大成的特点。其自序云：

述尝校辑各家所录辽文及新获者为《辽文汇》两编，又取宋人入辽的语录、纪行诗、行程录等，汇集一编，也都属于史料校订，未能附入《辽史》正文，读者不便，因不自量度，发愿勉为《辽史补注》，补者效褚少孙之补《史记》，注者效裴松之之注《三国》。广征后魏以来诸史、文集、笔记，包括钱大昕、厉鹗诸家所考订及晚近出土资料和研究成绩，全面网罗，证其合否，一一补入辽史。考证之学，譬如积薪，现在的工作，即就前人所积者，接力积累，对《辽史》作全面增补订正。

陈述先生以“考证之学，譬如积薪”（引自陈寅恪）一语自勉，十分重视前人的学术积累，并赓续《辽史》订补事业，更为全面地搜罗史料，为此他做了两项重要的前期资料编辑工作：一是将今见所有辽人著述（包括传世文献记载与出土辽代石刻）汇成一编，初集为《辽文汇》，后又增广为《全辽文》（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二是将宋人出使辽朝的语录、行程录及纪行诗辑录出来，与宋人使金资料一并编为《辽金闻见汇录》（未出版）。陈述先生编订这两份资料，也是对前人有关辽史资料蒐集整理的继承与发扬。今《辽史补注》整理本皇皇两百四十万字，即为陈述先生的毕生积薪之作，在辽史研究史上，无疑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除陈述先生着力编纂《辽史补注》外，另有一位史学家杨家骆先生也在从事类似工作。六十年代，迁居台湾的杨家骆先生受人委托点校《辽史》，为彻底整理此书，遂仿照吴士鉴《晋书斠注》的体例，策划编著《辽史长笺》，并由其弟子蒋杨侯、赵振绩协助整理。其书亦全面吸收前人已有的订补成果，采摭群书四百余种，笺证成四百余万字，曾受到姚从吾先生和日本学者岛田正郎的赞誉。

不过，这部《辽史长笺》的正式出版也已在杨家骆先生去世多年以后，由赵振绩先生接续完成（2006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乍一看来，《辽史长笺》的篇幅多于《辽史补注》，似乎品质更佳，但实际上却未必如此。翻检《辽史长笺》可知，其笺注乃是将文献所见相关记载以及上述诸家订补著述的内容分列于《辽史》正文之下，仅简单地排比、胪列各种资料，很少有编者的辨析和按语，而且在编排资料时又多有重复，例如厉鹗《辽史拾遗》大量引述《册府元龟》《资治通鉴》中的相关记载，《辽史长笺》首先全文照搬《辽史拾遗》征引的内容，随后又引录《册府元龟》《资治通鉴》原文，这样就造成了很多文字重复，以致其书篇幅较大。

相对而言，《辽史补注》的编纂体例更为整饬，它征引史料仅列出原始的文献记载，对前贤著述，主要征引关于某个问题的判断和观点，一般不从中转引史料，而且由于陈述先生对辽史研究很深，所以补注中包含大量他本人的见解和案断，注释文字的写作也比较考究，与《辽史长笺》的纯粹资料汇编性质完全不同。尽管《辽史长笺》在资料搜集方面可能有个别优长之处（如引及《说郛》），但从史著编纂角度来说，窃以为《辽史补注》更胜一筹。

今这两部书均已出版，研究者自可取之对读，心中当有明判。

二、补注内容的性质分类及其价值

陈述先生撰作《辽史补注》（以下简称《补注》），自序“补者效褚少孙之补《史记》，注者效裴松之之注《三国》”，其编纂宗旨仿司马光作《资治通鉴》之长编法，“宁失于繁，毋失于略”，且明言“余注是编，期为《长编》而已”。总的来看，此书补注之内容十分详尽丰富，《序例》自述包括正误、补阙、补歧异、存类事四大类，各类之下又可细分为若干子目，体系清晰。不过，从学者利用的角度来说，笔者认为可将补注内容另作区分为以下四种情况，各体现出不同层面的学术价值。

第一，《辽史》校勘，相当于《序例》所谓正误类之正驳文、订朔闰、辨重出、纠讹舛四目。

我们知道，今中华书局点校本《辽史》是由陈述先生整理完成的，他为点校《辽史》付出了很大心血，质量堪称上乘，故其校勘成果十分重要。但出于体例限制和审慎考虑，点校本出版时只采纳了一部分意见出校勘记，其余则均未能向读者刊布，甚为遗憾。而《补注》则吸收了陈述先生的大多数点校意见，我们可以藉此了解他对《辽史》文本的理解辨析和订正勘误，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书中此类校记俯拾即是，不妨略举数例。

譬如，卷一《太祖纪上》太祖元年，刘仁恭子守光囚其父，自称幽州卢龙军节度使，七月乙酉“其兄平州刺史守奇率其众数千人来降”，《补注》根据《新五代史·赵凤传》和《资治通鉴》的记载，判断“按守奇为守光之弟”（见页16注4），指出《辽史》此处称“其兄平州刺史守奇”有误；卷一九《兴宗纪二》有一人名“邓延贞”，《补注》引《邓中举墓志》作“延正”（页728注7）。这些条目中华点校本并未出校，幸赖《辽史补注》得以保存。

又如卷二一《道宗纪一》清宁四年十二月辛丑，“弛驼尼、水獭裘之禁”及卷二五《道宗纪五》大安五年三月，“诏谕学者，当穷经明道”，此两句中“弛”、“当”二字百衲本原作“详”、“常”，《补注》皆称“此从殿本”（页869注13、页1059注1）。今点校本这两处均径改，幸由《补注》可知其版本校择善而从的具体情况。

又卷一二《圣宗纪三》统和六年七月，“遣西南面招讨使韩德威讨河、湟诸蕃违命者”，“西”字原脱，《补注》据卷八二《韩德威传》补（页431注6），点校本则不补出校；卷一四《圣宗纪五》统和二十三年十一月遣“颁给库使韩橁”使宋，“库”字原缺、“橁”字原误“简”，《补注》据《韩橁墓志》增改，而点校本仅改正“橁”字，未补“库”字，这说明陈述先生校正《辽史》原本尺度较宽，后点校本正式出版时收紧。此类校注为我们修订《辽史》点校本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校勘信息。

此外，笔者注意到，《补注》中还保存了一条张元济百衲本《辽史》校勘记的佚文。民国年间，张元济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除《明史》外皆撰有校勘记。六七十年代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从商务印书馆借走张校稿本以资点校，然而至九十年代归还时仅剩十六史校勘记，其余七史下落不明，百衲本《辽史》校勘记即为佚失之一种（参见顾廷龙《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序》），如今只能于张元济《校史随笔》、百衲本《辽史》张元济跋以及点校本《辽史》校勘记引张校中略见一二。陈述先生点校《辽史》，以百衲本为工作本，故参考过张校，除点校本已提及者外，笔者目力所及，尚有一条张校佚文见于《补注》。卷六二《刑法志下》文末有“辽二百余年，骨肉屡相残灭”一句，《补注》引张元济《校记》：“屡字仅存尸头，然细辨实为屡字。诸本改作自字，亦涉武断。”（见页2520注2）数量虽少，但一鳞半爪亦有裨于学林。

第二，文字训诂与附注说明。

《序例》于补阙类下列有训诂子目，交代《补注》虽以增补史料为主，但因《辽史》多有文字晦涩之处，且充斥着很多民族语译名，一般读者不易理解，所以有必要作适当的文字训诂。例如卷一《太祖纪上》“迭剌部”条有注曰：“按字书：迭与轶、逸通，又与佚通。唐写本《广韵》：‘轶又音逸。’”（见页6注4）对众多契丹人同名异译现象，《补注》也大多予以注明。

除此之外，书中还有一些说明性的注释，这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对地理、名物的附注解释，如《辽史》所见地名，《补注》往往会引前人成说或据作者判断，指明为今何地（《地理志》尤详），这些说法虽不一定准确，但却可为我们了解相关地理方位提供一定参考；二是对史事记载的解读提示，如卷二《太祖纪下》神册六年五月丙戌朔，“诏定法律，正班爵”，《补注》谓“按此是由部族管理进入国家体制”（见页57注2）；卷四七《百官志三·南面序》称“其始，汉人枢密院兼尚书省，吏、兵刑有承旨，户、工有主事，中书省兼礼部”，《补注》云：“按前期虽因唐制有六部，但隶属权能，未尽与唐同。汉官入辽者，原是某官，即仍以某官称之，非辽当时已有此衙署。”（页2148注2）这样的按语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记载的历史意义，尤其是对不熟悉辽史的读者来说更加实用。正因为《补注》有此类文字训诂、附注说明的内容，从而使其不仅仅是一部资料汇总，而具备辅助《辽史》阅读的工具书性质，也有其价值。

第三，补充相关辽史资料。

这是《补注》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包括《序例》所谓补阙类之增事、加详二目以及补歧异、存类事两大类。陈述先生在前贤硕彦拾遗订补的基础上，全面爬梳历代文献，坚持数十年搜集辽史资料，终集腋成裘，蔚为大观，其所增补的史料已远远超过《辽史》正文。

在传世文献史料方面，《补注》所采多有超出前人者，例如晚清徐松辑《宋会要》厉鹗、杨复吉等人皆无缘得见，后来的《辽史》校订者也利用不多，而《补注》则注意摭拾《宋会要辑稿》的相关记载，得出新见；又汪藻《裔夷谋夏录》一书仅见《辽史纪事本末》从《三朝北盟会编》中转引的两条，而《补注》直接参据今传本，采录史料较多。即使是如《册府元龟》《资治通鉴》、新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高丽史》等前人引述较多的史籍，《补注》也常能补其眉睫之失。

尤需称道的是，《补注》充分吸收了当时所能见到的辽代石刻资料，上文提及，为此陈述先生专门编著《全辽文》，收录金石著录和发掘出土的辽代墓志碑刻，其中大多是前人未曾利用过的新资料，因此《补注》在陈述先生在世的年代可谓是相当前沿的一部著作。而且《补注》将各种资料散于《辽史》正文相关记载之下，纲目条理清晰，可随时翻检，参阅起来十分方便，可以说它应是辽史研究案头必备之书。

不过，如今数字人文飞速发展，历史文献数据库建设日益完备，计算机检索技术普遍推广，以致文史研究搜集史料并非难事，也许会有人质疑，在当今时代类似《补注》这样的资料汇编是否还有编纂出版的价值呢？这的确是一个需要检讨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尽管数字化检索技术已较成熟，但在具体研究中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一，电脑检索要求输入关键词的精准性，但很多情况下不同文献记载可能用词表述不同，仅靠检索难以将相关史料一网打尽，恐挂一漏万；其二，检索结果多呈片断状，容易忽略上下文的语境和逻辑联系，造成误解。而传统穷尽式的史料搜集则可以避免以上问题，在真正全面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其实，技术手段的进步不能脱离传统的文史研究路径，惟将两者有效结合，相辅相成，才能推陈出新，真正提升学术研究的品质。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陈述先生二十多年前完成的《补注》虽然在今天看来仍可继续增补资料，尤其是新出辽代石刻为数不少，但若论穷尽史料式的学术追求和编纂方法，则仍有借鉴意义和价值。对宋代以后的断代史研究而言，或许穷尽史料是不太现实的要求，然而在辽金史研究领域，穷尽史料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应是义不容辞的，在这方面陈述先生树立了很好的典范。

第四，研究综论。《补注》不仅穷尽史料，而且还有意识地吸收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列出学者的不同观点，并附以作者自己的考辨分析，这样的注释读起来犹如一篇札记或研究综述，体现出陈述先生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深度。

例如，卷一《太祖纪上》解释“契丹”之名，首先列举各种汉文和非汉文文献有关“契丹”之异译，其次为“契丹”释义，先举述德国学者W. Schott和日本白鸟库吉的观点，再是陈述先生的考证结论（见页4、5注3），这其实就是他所做相关研究的一个缩略版本（详见陈述《契丹政治史稿》）。又如他对“女直（女真）”名称以及“螮林”、“胡母思山”等地的辨析，也都颇有参考价值；卷三〇《天祚皇帝四》西辽部分记载，《补注》引用了不少中西交通史料、域外文献和外国学者论著，学术性很强。类似这样的研究性注释，在全书中并不少见。尽管随着近二十多年来的学术发展，陈述先生的某些观点可能已经过时，并不正确，但仍有其学术史意义，特别是他将汇编资料与学术研究集于一体的古籍整理方式，尤其值得后辈学人效仿。

三、补编志、表、传概况

以上分别从四个方面介绍了《补注》在校注订补《辽史》方面的价值，此书的另一大特色是，它还增补、重编了部分《辽史》志、表、传的正文内容，这大致相当于《序例》所谓正误类之移卷次和补阙类之补传、补志表三目。

具体来说，陈述先生根据各种传世文献和辽代石刻的记载，在《地理志》《百官志》《礼志》中分别补充了原本未载的州县建置、职官名称和礼节仪式，于卷六二《刑法志下》之后新增《选举志》和《艺文志》；于卷六五《公主表》后补记辽代公主十二人，外戚、游幸二表因讹脱较多，不便加注，予以重制；各卷列传共增补传记一百四十五人，卷一〇六《卓行传》、卷一〇八《方技传》后分别增补忠义、方外两个类传，原卷八二萧阳阿、萧常哥二传因与《辽史》列传编纂的时序不符，故移至卷九九；另外，还汇辑散见于各书的有关契丹语解释，于卷一一六《国语解》后增加《国语解补》一篇。尽管《补注》的总体卷帙仍维持《辽史》原样，但其实陈述先生已增补了大量内容，从而使此书不仅是一部拾遗校订的笺证著作，而且还称得上是一部《辽史》增订本，具有史学史的意义。

除研究辽史之外，实际上，陈述先生一直都有撰作辽史的学术计划，曾与朱子方先生合编过《辽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补编《辽史》志、表、传也是他长期以来的志向。由于《辽史》本身十分简略，所以为其增补正文内容，从汇集资料的角度而言自有其价值。例如，《辽史》列传原记有三百零四人，《补注》新增一百四十五人，多出将近百分之五十，可见其增幅之大。《百官志》末总汇各种文献记载所见辽代的文散官、勋官、爵、女封，便于我们系统了解辽朝官制，并与唐宋制度相比较。《选举志》乃是在厉鹗《辽史拾遗》所补《选举志》的基础上，增加条目、补充资料而成；《艺文志》则是依据李家祺《各家补辽艺文志研究》（《幼狮》三十二卷第四期，1970年），将清代民国时期诸家补《辽史·艺文志》汇于一编，剔除重复，增补遗漏，这两篇新志对相关研究均有一定用处。

不过，《补注》的这些内容都是经过陈述先生加工改编的，只能当作一种资料索引，若要征引史料或深入研究，应根据它所提供的出处线索，查阅原始记载，不宜直接采用。另外，从史学编纂的角度来看，《补注》将凡文献所见《辽史·地理志》失载州名皆补入各五京道的做法，有欠妥当。《地理志》的编纂一般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断限，其政区建置反映的是某一个历史时期的整体状况，而文献（包括石刻）偶见记载的州名，往往存废年代差异很大，若径直列入《地理志》中，不加区分，很可能会自乱体例，出现矛盾。而且辽代州的建置沿革情况十分复杂，或废而复立，或废而异地另立，或两地有同名之州，有的记载因材料不足不易判断其具体位置，若强行列入今本《辽史·地理志》，恐怕会产生许多问题。因此，对《辽史·地理志》的增补应当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

总之，陈述先生的这部《辽史补注》在辽史研究的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标志着全面汇编辽史资料所能达到的一个高峰。尽管今天看来，它在史料搜集、文本校勘、史事解读、吸收研究成果等方面其实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但我们不能以今人的眼光来苛责一部二十多年前完成的著作。笔者谨向陈述先生致以深深的敬意，并认为此书在当下出版绝不过时，它仍是一部值得辽史研究者备置案头时常翻阅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