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浅议四渡赤水期间四次重要会议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实践

本文载《巴蜀史志》“四渡赤水”专刊

浅议四渡赤水期间四次重要会议

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实践

姜继洪 程敬雨

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斗争中逐渐形成的。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 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四渡赤水战役期间，陆续召开的“鸡鸣三省”会议、扎西 会议、白沙会议、苟坝会议，都是遵义会议的延续，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相结 合的生动实践，是毛泽东思想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环节。

一、“鸡鸣三省”会议 ：进一步扫清毛泽东思想发展的组织障碍，推动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1935年2月初，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川滇黔交界之地“鸡鸣三省”的庄子，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召开了“鸡鸣三省”会议。 这次会议研究和决定了三件重大事项： 一是根据遵义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 二是讨论和研究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 三是讨论和研究中央苏区今后的行动方针等问题。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主要在本世纪（20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坚强的革命毅力，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进行斗争，毛泽东思想是在这个斗争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a。早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毛泽东就曾多次提出战略性建议，均被“左”倾领导者拒绝。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在中央领导集团中做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一些同志明辨是非、转变错误立场。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时负伤，长征开始后坐担架随队行动，当时毛泽东也因病坐担架，经常与王稼祥同行。若干年后，王稼祥回忆说：“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坚定了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

遵义会议上，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即“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报告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位同志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主导的”。“鸡鸣三省”会议根据遵义会议决议，对政治局常委进行适当分工，张闻天接替博古（秦邦宪）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毛泽东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样的组织安排，进一步清除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二、扎西会议：肯定毛泽东在思想路线和军事路线上的正确性，实事求 是地解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

1935年2月7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大河滩召开政治局会议，总结土城战役失利的情况，决定今后新的行动方针，通过《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 2月9日，中央在扎西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回师东进，对部队实行整编和在川滇黔边区创建新的苏区根据地。

遵义会议解决军事和组织上的主要问题，搞清红军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批判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结束“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张闻天按照中央指示，根据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等人发言的内容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于1935年2月8日在大河滩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取得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2月10日，军委纵队召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由张闻天作《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的报告。李维汉后来回忆说：“听完传达后，我才知道遵义会议揭发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批评了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辩解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

决议的通过和传达，使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路线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是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的一个重要内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与教条主义划清界限，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进入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阶段。

三、白沙会议：毛泽东实事求是、机动灵活开展运动战的军事思想在中央红军中得到统一

1935年2月15日晚，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崔家祠堂召开会议，制定了《二渡赤水河的行动计划》。 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战士书》。

《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白沙会议落实遵义会议上提出的红军由“阵地战”向“运动战”转变的战术，为毛泽东军事思想注入了新的内容。此后中央红军二渡赤水，重占桐梓、二取娄山关、再克遵义城，共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队2个师又8个团，毙伤国民党官兵2400余人，俘3000余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毛泽东思想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毛泽东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在长时期内的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他论述了要随着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战争发展的进程，正确地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a。白沙会议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的重要一环。

四、苟坝会议：为实践毛泽东军事思想提供了思想保障和组织保障

苟坝会议是巩固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实现四渡赤水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会议，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次生动尝试和实践。 遵义会议决定，一切重大军事行动决策都要经过政治局讨论，遵义会议后红军的许多战斗行动都要拿到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甚至有20多人参加的会议集体讨论决定。 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成立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10日，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召开有20多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多数人都同意打，只有毛泽东持反对意见。 毛泽东认为打鼓新场城墙坚固，且有碉堡，红军远距离奔袭攻坚，短时间难以得手，反而会遭到国民党军队合围，陷入困境。 但是，毛泽东没能说服大家，会议决定攻打打鼓新场。 是日深夜，毛泽东独自提着马灯，从新房子走到长五间周恩来住处，说服周恩来后，又同周恩来一起到朱德住处说服朱德，第二天一早再开会议，取消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使红军免遭一次重大挫折，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20多人的会议讨论军事行动，容易贻误战机，还是应成立几个人的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对中央政治局负责。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组成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军事小组，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进一步确定毛泽东在红军中的指挥地位。

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的延续，是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是毛泽东思想科学性、先进性的必然发展。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没有明确具体分工。“鸡鸣三省”会议后，毛泽东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苟坝会议是巩固确定毛泽东领导和指挥红军长征核心地位的新起点，毛泽东实际上有了更大的决策权和指挥权，为实践毛泽东军事思想提供了思想保障和组织保障。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从战略上由被动转为主动，苟坝会议后的三渡、四渡赤水，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巧妙迂回，调出滇军，跳出蒋介石策划的包围圈，成就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书写了毛泽东军事指挥的“得意之笔”。

( 本文载《巴蜀史志》“四渡赤水”专刊）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姜继洪〔中共泸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泸州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科长〕

程敬雨（北京理工大学求是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