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社会︱缠足、生育与童养媳

20世纪90年代初，葛希芝在陕西进行关于缠足的田野调查。

这张图片是在陕西省的一个村子里。那里都是山，人们生活得比较艰难，但还是乐于坐在太阳底下，告诉我缠足的事情。他们讨论时会互相纠正：“哦，这个不是这样的，是那样的……”有时很抓狂，听不清每个人都说了什么，但非常有趣。

我想从田野项目指南开始谈起。田野经历会深深地改变一个人，你所学到的永远超乎你的想象。

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总是很难界定。你会好奇你的对象在想什么吗？还是他在做什么？这两者很不同。人们会告诉你一些他们很感兴趣、认为重要的事情，但从不去做。也是人类学中的一个大问题，为什么人们内在的文化信念与外在的社会生活如此不同。如果你致力于去看人们在做什么，那么你正在看到人类学中更为科学的一面。当我们谈科学，我们是在谈方法，谈假设。如果你在社会中看到一些现象，你会试图去用某种假设来解释。我们要做的是逐一推翻自己的假设，剩下你推翻不了的，也许它就是目前最好的答案。

人类学是困难的科学，人们有自己的感觉、经历、渴望，他们会问：“你为什么要来和我说话？你要来干什么？”有很多人在被访时并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要了解人们头脑里发生了什么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田野中我很少会问诸如“你对此感觉如何”或“你觉得这样更好还是那样更好？”这样的问题，我试着去问一些比较容易回答的问题：“你有没有缠过足？”“那时你几岁？”

当我们要研究人的时候，“受控实验，受控环境”这些是很难做到的。我希望研究“自由放养的人”，看到他们在生活中自然的行为状态。这种状态下，我们无法控制事物的发生。我们可以做的，是寻找“自然实验场”，我们可以比较两件事情，它们许多方面都很相似，只是你感兴趣的那个方面有着不同。

田野工作有时真的是十分痛苦，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很有趣的。大部分中国人类学学生待在自己的国家做田野，凭借对当地的了解和语言，可以更快地开展调查。但这样就无法体会到人类学的一个魅力所在——距离感。我建议他们尽可能地去与自身环境相差最大的田野点。物质环境对人的影响非常大。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好的研究，做的是人们怎样改变、适应当下新的社会。你可以在工厂做田野，在遥远的乡村，在县政府……你也可以在幼儿园做田野，最近有一本中国学者写的书，在研究孩子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不是单纯的怎么玩。

葛希芝教授在讲座上分享田野调查经验。

人类学家是他自己的工具，我们自己是获取信息的渠道，了解自己的优缺点会很有益。我第一次做田野时被吓到了，我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如果你真的非常不擅长社交，就必须想一些别的办法去做人类学田野工作。也有在人群中如鱼得水的人，那样的人也许会在田野中说得太多，很少倾听他人。

另外，我从Arthur Wolf那儿学到的第一条规则，是要保护你的对象，不让你的对象陷入麻烦。我们必须对可能伤害到对象的事情有判断，然后是基本的尊重。人无法决定自己生在哪儿，所以我们需要尊重每一个人。

我接下来介绍一下我的三个案例。

1．为家庭贡献越多，资本的女性生的孩子越少

这是一个关于女商人想要几个孩子的案例。这里讲的是乡镇的工人阶层。在我展开项目的时候，已有很多关于配偶权力的研究，但据我所知，还没有人问这个问题：如果因为她给家庭生意带来资本，那她会不会凭此而少生些孩子？我听到其他田野工作中的很多女性说，我的婆婆无法逼我多生孩子，因为我要做生意。我假设女性更愿意控制生育来减轻她们的工作量。

1988年至1989年，我进行了这个项目的田野调查。我的变量是“生育力”，女性有着多少孩子；还有“经济资本贡献度”，如果这个女性和丈夫一起把钱投入作生意的启动资金，那谁的钱投得更多？如果她已经有了启动资金，那她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访谈了台湾地区的88名女性商人，和成都的100名女性商人。试图论证的假设是为家庭贡献越多资本的女性生的孩子更少。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台北的女性有很多机会做小生意，而成都因为改革开放的浪潮，不少女性也投身商业。

调查回应了我们的假设。我们按年龄分组，在台北的年轻女性样本明显支持了我们的假设。成都年轻女性样本因为计划生育政策无法使用。在台北和成都，年长的女性都支持假设。虽然假设有效，但我依然无法下定论，是拥有更多的资本能允许他们生更少的孩子，还是愿意有更少孩子的家庭会导致更多的资本……其中的因果，像这样样本量比较小的项目是很难了解清楚的。

2．过去的中国社会为什么要让女孩缠足

缠足是一种性别建构的暴力形式。缠足要持续多年，这些年里小女孩无法入睡，而小孩需要睡眠！我想如果仅仅是想建构一个性别，可以通过对孩子的教育完成，而缠足在中国从上层社会到底层的农民广为散播。中国父母都是人，他们都爱自己的孩子，缠足会造成很大的痛苦，为什么这件事持续了这么久？仅仅用“那是文化”不足以说服我。有两种传统的解释，一种是说男人认为这样很性感。我在书里用很长的一章写了为什么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确实有一些中国男人认为这很性感，但大部分中国男人并不这么认为。另一种说法是能令女性嫁个好婆家，我也反对这个观点，不少女性结婚后还缠着足。我认为可以适当地引入马克思主义观点，马克思主义分析观点的核心是人的劳动。通过人在自然世界中的参与，与人的合作，创造出维系个人、家庭、社会的经济。所以我想看看女性在儿童时都做了些什么劳动，她们是否缠足。

田野调查中我们设置了256个问题：包括是否缠足、缠足时的年龄、放开的年龄、家庭背景、教育情况、女孩时期的工作与收入。我设了16个类别，例如轻体力劳动有纺纱、织布，也有养蚕、采茶等。我们可以从中得知女孩是否能养活自己，是否甚至还能养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因为许多文化中认为“女孩没用”，这也是我对女性历史经验感兴趣的一个原因。我设想缠足这件事会影响月经的初潮年龄与停止年龄，但我错了，我的数据没能足以支撑这个观点。

我们的样本量是选择了四川的10个县，每个县的城郊与农村各250人，年龄65岁以上（1990年-1991年时），总共5000名妇女。我们的假设是：需要女孩参与经济生产活动的四川家庭，会用缠足来控制女孩。她们7岁缠足，一直到17岁，一直安静地在家做着父母想让她们做的事。我们的假设与调查结果最终呈现了一个强相关，在这个地区的缠足的女孩的比例，与她们所从事的有经济价值的劳动相关。

项目后续，Laurel Bossen做了2000个在中国其他省份的访谈，因为也许有人会说四川只是中国的一个省，其他省也许不是这样的。但她的田野做得晚，很多老人都不在了。这次后续调查同样证实了我在四川的假设。

我想用对缠足的调查来和另两样事物进行比较，一个是面纱。面纱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存在。今天21世纪的面纱离不开政治意义。另一样就是女性的割礼。它们目前依然普遍。我把这三样事物叫做“超级性别”（hyper-gendering），超级是极度的意思（hyper means excessive）。我认为这些实践都发生在一个晚期帝国时代。中国、印度、中东、部分非洲，这些晚期的帝国会变得人口稠密，人们越来越难以维持生计，他们会动用家庭里所有的女孩作劳动力……与我研究缠足的论点相同。但我还没完成这项研究，很难得到数据，我也没法做像那样的田野了。但我决定抛出这个观点，也许印度的专家，中东的专家，会说，不，不是这样的，让我们来看看事实是怎样的。

3．台湾地区的童养媳研究

这是我的丈夫Arthur Wolf持续了毕生的工作。他三年前去世了，去世时他83岁，还未退休，是位充满活力的田野工作者。这项研究建立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就像历史学家、人口学家那样。

这个题目和性以及乱伦有关。在西方，弗洛伊德关于人在婴儿时期欲望的研究在1910-1930年代风靡一时。他的观点为早期的人类学家所赞同：我们成为人是因为我们放弃孩童时期原始的冲动，与家庭之外的人结婚。我觉得这个观点相当笨拙。

Arthur Wolf在台湾做博士论文的时候住在台北外面的一个村庄，研究村里的孩子。一天他突然意识到，村庄里70%的新生女婴会被送到另一些生了婴儿的妇女手里，一起抚养。这些女婴会成为童养媳，并非只有富人或穷人家才这样。童养媳会认为抚养她的就是她的父母，其他孩子就是兄妹。到一定年龄她会和某个她一直以为是兄弟的男孩结婚。童养媳在过去的中国是一个广泛的现象。那时是1959-1961年，人们不断地告诉我丈夫，“童养媳已经消失了，那简直太讨厌了，我们不想生孩子，但父母说这是你的丈夫、这是你的妻子，快给我们生孙子孙女。” Arthur Wolf询问原因，得到的答案几乎是相同的：“要和一个你认为是兄弟的人进行性生活让人感觉很恶心很无趣。”他意识到他得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天然实验场，可以看到做童养媳和传统包办婚姻两种不同的模式。而且日本占领台湾期间，他们做了非常完整而细致的户口记录。他对资料进行分析，就这两种形式的婚姻写了他的第一本书。

经过长时间的计算，得出的结论是，童养媳夫妇的生育力比传统婚姻夫妇的生育力要低40%。Arthur还得出一个结果，一同抚养的两个孩子认识时，其中的任何一个小于3岁——无论男女——他们之间便不会愿意有性生活。如果过了8岁就不会介意这件事。所以Arthur Wolf真正在做的其实不是关于中国人的研究，他研究的是人类的性行为以及孩童的发展。

我们从台湾的家庭和其他中国南方的家庭获得了一个“自然实验场”，通过两种形式的婚姻，我们可以看到进化是怎样创造了一种亲人之间的爱，这种亲情与成人之后对他人的吸引力非常不同。我们也可以看到弗洛伊德错了。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幸运的机会，得以遇到这样天然的实验场。

[葛希芝（Hill Gates）是中密西根大学荣誉退休教授，被誉为“最后一位”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她主要研究中国（包括台湾）汉人社会、阶层和性别关系。葛希芝用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女性角色和地位，具有代表性的是她对于“缠足”的田野调查，她还研究中国的民间信仰，其解释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对象征、意识形态的认识力度，富有社会理论的想象力。出版了《中国工人阶级生活》、《中国马达》、《寻找成都》（1999）等书。本文根据葛希芝于2018年5月在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国际大师项目的讲座整理而成，方圆翻译及整理，文章经主办方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