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关系的大变革：我们为什么要“负熵”前行？

如果说薛定谔从撸猫中总结出的物理学理论离我们太过遥远，那么他在《生命是什么》里说的“人活着就是在对抗熵增定律，生命以负熵为生”，则是我们在一生中绕不开的话题。

小到房间大如宇宙，如果没有外界向其中输入能量，那么它们作为没有外界干涉的孤立系统，会从有序趋向于混乱，直到达到最混乱的平衡状态。

熵代表了这个系统的混乱程度（无序程度）——系统越有序，熵值就越小；系统越无序，熵值就越大。当整个系统退化得趋于稳定，在达到最大熵时“灭亡”，这就是熵增定律。

要摆脱死亡，就是说要活着，唯一的办法就是从环境中不断地吸取负熵。

01 符号化的世界

是人为性的“织物”

人类传播是一种人为的过程，其根植于技巧、发明和工具，即符号组成的象征。人类不是用自然的方式进行交流的——人说话与鸟儿自然地啼鸣是不同的，人书写的文章与蜜蜂自然的舞姿也是不同的。

因此，传播理论不是自然科学，而是与人类非自然的层面相关，属于精神科学的领域。美国式的名称“人文科学”似乎是更为确切的称呼，暗示着人类是一种非自然动物的事实。

所以，我们可以把人类称为社会动物或政治动物。人类如果不学习使用传播工具（如某种语言）的方法，那么他就是一个“傻瓜”。“傻瓜”作为不完全的人类存在，其技巧性是不充足的。

但是，自然的人际关系（比如吃奶的孩子与妈妈的关系或性关系）也是存在的，我们可以称这种关系为原初性的、根本性的传播方式。不过，我们不能把自然的关系称为人类传播方式的典型，典型的人类传播是依靠技巧（如接受文化的影响）展开的。

人们完全没有认识到人类传播的人为性特征，即人与他人是通过技巧而进行交流的。当人们学到一个符号，人们就会人为性地忘掉它。以学习“姿势”这类符号为例，当我们学了“点头”（符号），便会自然而然地使用这一符号，而并没有在使用时意识到它具有“是的”的含义。

因此，符号（以及符号构成的象征）成为一种“第二自然”。我们生活在符号化的世界（如点头、交通信号和家具等，它们都属于可被统一阐释的现象界）中，并且忘记了作为“第一自然”的世界。这也是符号化世界之所以形成的目的。只不过这一事实也要通过分析才能得以显现。

换言之，我们忘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符号化的世界是人为性的“织物”。这种人为性“织物”的意义反映了人类的需求，并为无意义的自然赋予意义。人类传播的目的便是令人忘掉无意义，因为在无意义之中，人们作为完全孤独的存在丧失了传播与交流的能力。

进言之，人们孤独地生活在自然的世界之中，并独自接受了死亡的判决（人的宿命仿佛就是向死而生）。人类传播能够令人忘掉人生的无意义，忘却自己是接受过死亡判决的存在。

人类天生是孤独的动物，因为人们知道了自己必有一死的事实，并且在人死亡的时候，他们也明白一直以来被粉饰的共同体是无效的，因为在向死而生的人生旅途之中，任何人都只能孤独地走向死亡。

人所拥有的时间其实都是潜在地走向死亡的时间，为了不用时刻铭记着这种根本性的孤独并无意义地活着，人类传播出现了。人类传播是人们利用符号化的世界创造出的一块免死金牌。这块免死金牌是由艺术、科学以及围绕着我们生活的哲学、宗教共同塑造的。

如此，我们便能将自己那种天然的孤独、死亡以及自己所爱之人的死亡逐渐遗忘。简而言之，能与他人进行交流的人类是政治性动物。这并不是因为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而是因为人们是不得不在孤独之中生活的动物，所以才称人类为政治性动物。

02 人类传播

是需要解释的

传播理论是人们为了忘却孤独而编织的一种人为性织物，所以它属于人文科学。这里不再赘述“自然”与“人为（或者文化、精神）”的差异。传播理论并不属于自然科学的事实已经被确认，所以在此仅谈一下方法论上的结果。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人们在19世界末已经接受了自然科学的存在是为了说明现象，而精神科学的存在是为了解释现象的说法。例如，为了展示云朵形成的原理，我们需要对它加以说明，但要想展示一本书的意义，我们则需要对它进行解释。所以，传播理论是一门解释的科目——它与意义相关。

遗憾的是，我们对现象本身进行说明或解释并不如我们所相信的那么简单。我们可以对云朵进行解释（正如预言家或心理学家所做的那样），也可以对书进行说明（正如历史唯物主义者或一些心理学者所做的那样）。

我们对事物进行说明时，该事物就成为“自然性”的存在；对事物进行解释时，该事物又成为“精神性”的存在。

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所有的东西都是“人为的”，因为那是上帝创造的“作品”。而对18世纪的启蒙主义哲学家来说，所有的东西都是“自然的”，因为原则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被说明。由此可见，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差异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研究者的态度。

但是，这并不与事物的实际情况一致。我们可以将所有东西都拟人化，例如，云朵正在读书；也可以将所有东西都自然化，例如，我们发现了书的原理。这里的两种研究方法展示了研究对象（现象）的不同侧面。因此，应该明白我们谈论的“统一现象”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被解释”的云朵不是天文学家的云朵，而“被说明”的书与文学也是没有关联的。

如果将谈论的内容应用到人类传播现象上，那么我们就必须认识到前文提到的方法论问题，即若要对人类传播进行说明（如用哺乳动物的交流进化、人类解剖学的结果，或中转信息的方法来说明），我们就不是在谈论传播现象。所以，人类传播是需要解释的（考察其意义）。

《传播学：历史、理论与哲学》强调的就是人们要注意这一事实，因为后面我们将把传播理论当作一门解释性科目来分析（比如区分信息理论或信息学与传播理论的差别）。我们的目的是解释人类传播并将其视作一个应该被解释的现象。

03 人类传播

是负熵的时代传递

从解释的角度来看，通过人为性的方法（人为地创造符号）并不能完全解释这种被展示的现象所具有的非自然属性。所以，人类传播是非自然性的，或者说是半自然性的。

因为人类传播的目的是人们想要将获得的信息储存起来。人类传播是负熵的世代传递。人们获得的信息是人类传播的核心，也是人类的一般特征—人类是为了将所得信息进行储存而发明技巧（方法）的动物。

然而，自然也具有负熵的过程。例如，我们把在生物学发展中出现并逐渐变得复杂的形态视为信息不断积累的过程。我们可以把生物学的发展视为一个朝着越来越难以诞生的结构方向发展的过程，人类传播是这一发展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无论是哪种情况，要说明人类传播现象的时候都是如此。不过，接下来我们不从解释而从说明的方法论角度去探讨一下现象。

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说，或说从说明的角度来看，虽然信息的积累以信息的消逝作为终结，但这是在信息走向消逝的过程背后产生的过程，即本轮。虽然栎树比栎树的叶子更加复杂，但栎树最终会成为比其叶子更简单的灰烬；蚂蚁的身体结构实际上比变形虫的结构更加复杂，但随着地球与太阳的距离越来越近，所有的生物本轮最终都会变成灰烬。

此时，灰烬再次与变形虫的结构相比就变得简单多了。虽然信息保存的本轮不会发生，但从统计学角度看，这是具有可能性的，特别是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来看，其最终是可能发生的。

人类传播具有负熵的倾向，这就使我们在解释而不是说明人类传播现象时，能够看到完全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样子。如此，通过统计学实现信息的积累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过程，人们可以通过调动自身的技巧使之成为可能。

换言之，信息的积累并不是偶然或必然的结果，可以将其阐释为自由的产物。将获得的信息进行储存并不是把它们作为热力学的例外进行把握，而是将其阐释为接受死亡审判的人类的反自然意图。具体阐述如下。

人类传播是人们为了对抗向死而生的孤独而实施的一种人为性技巧，同时它也被视为与熵的自然流动方向相反的一个过程。这两种看法其实是一致的。无论何时，盖然性状态化为土堆、灰烬的自然倾向（热寂）只是一种客观性面向，是人们主观上体验的单调性的孤独以及接受死亡判决的客观性面向而已。

无论是从实存的立场（与他人一起试图克服死亡）来看，还是从形式的立场（试图生产并储存信息)来看，我们的传播行为都是意图欺瞒自然。人类传播的这种意图不仅与我们身外的自然有关，也与人类本身的自然（天性）有关。

当我们对传播行为进行解释时，使用统计学（所有量化的）研究方法是没有意义的。例如，石头和砖头的堆砌现象对一个城市的形成来说是一件多么具有盖然性的事情，如果提出它们在什么时候会变成废墟这样的问题就是不正确的，因为都市的延生在于给向死而生的无意义的存在赋予意义。

同理，询问多少只猴子在几年内可以通过敲击打字机完成“神的喜剧”（但丁的《神曲》）这样的问题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通过某种方式来证明但丁的作品是没有意义的，应该通过希望达到某种目的的想法（意图)来解释但丁的神曲。

所以，人们通过储存信息来对抗死亡的行为是不能用自然科学的基准来进行测定的。例如，在氧气测定实验中，可以通过测量特殊的辐射原子信息的消逝来测算自然时间，但有关人类自由的人为性时间（历史性时间）则不能用这个方法进行信息测定。

这里重点强调的是与传播活动有关的解释方法和说明方法，传播理论和信息学之间是没有任何矛盾的。现象并不是“物自体”，而是在考察之中出现的事物。所以，执意要将传播理论和信息学中的考察说成是对同一事物进行的考察是没有意义的。

从信息学的观点来看，传播活动是一种自然的过程，所以应该予以客观的说明；在本书中，从传播理论的立场来看，传播活动是一种非自然的过程，所以应该以主体间性的立场来解释。

《传播学：历史、理论与哲学》并不关注这两种具有差异的立场在何处可以接合，以及其共同点是否可以被第三视角接受，而是采用人文科学的立场考察人类通过传播所获得的自由现象。

*选自《传播学：历史、理论与哲学》绪论

《传播学：历史、理论与哲学》

[巴西]威廉·弗卢塞尔 著

[德]斯特凡·博尔曼 编

周海宁 译

本书根据威廉·弗卢塞尔生前的手稿整理而成，以传播理论的系统化为目标，试图完善人类传播理论的未尽之处，从历史、哲学和符号的视角探究了人类传播活动的意图、结构和运作方式。

与薛定谔提出的“生命以负熵为生”一脉相承，弗卢塞尔确信，人类的传播活动呈现出与熵增相反的意图——以符号为中介的信息生产与储存意味着人类对自然的反叛和对死亡的抵抗。这也是人类传播，以及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

弗卢塞尔以他颇具创造性和预见性的洞见向人们发出了诚挚的邀请：在传播的过程中，通过媒介与他人共存，对抗死亡，实现“永生”。

原标题：《人际关系的大变革：我们为什么要“负熵”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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