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享谈东亚与日本近世国家的形成

日本中世史研究著名学者池享先生，是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历史科学协议会代表理事，著有《大名領国制の研究》《戦国期の地域社会と権力》《戦国大名と一揆》《日本中近世移行論》等研究著作。5月中旬，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举办的讲座上，池享先生以他个人关于日本战国大名的检地、地域社会与大名领国制支配、武家权力与朝廷、东亚社会的变动与十六至十七世纪的日本这些课题的研究作为切入点，具体讲述了日本中近世转型期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上海书评》借此机会采访了他，请他谈谈“东亚与日本近世社会的形成”这个话题。

之前您在复旦的讲座，谈到“在东亚史中定位日本近世国家的形成”这个研究课题，那么，能否请您介绍一下，在这个方面，日本有哪些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呢？

池享：关于这个课题，日本有三种代表性的学术观点。

其一，是荒野泰典先生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海禁论”。他认为，十六至十七世纪这一历史时期东亚的变动，是源于旧势力的衰退和新势力的抬头所产生的“倭寇性状况”。对丰臣秀吉的朝鲜侵略的定位，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而之后德川政权的锁国，则是这一延长线上重建国际关系的一个环节，并非由日本独创，而是按照东亚传统的国际习惯所形成的，由国家权力独占对外关系和出入国管理政策的“海禁”。

其二，是岸本美绪先生的观点。在她看来，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政权是这一时期东亚的“新兴军事势力”之一。在十六世纪东亚的“倭寇性状况”之下，国家边境如同煮沸的熔炉一般变得模糊起来，而丰臣秀吉的朝鲜侵略正是这一时代局势所催生的最突出的军事行动之一。

其三，是村井章介先生的观点，或许可以说是“秀吉播种，清朝收割”。具体来说就是，虽然明王朝对丰臣政权取得了胜利，然而却也造成自身势力的衰落。之后，明王朝灭亡，“新兴军事势力”中，作为北方陆地势力的女真（满洲）族和南方海洋势力的郑氏经过激烈的对抗，最终清王朝确立了支配地位，而日本则相应地采取了锁国政策。至此，“倭寇性状况”也宣告结束。

那么，从您自身的学术研究角度出发，对这些观点您作何评价？

池享：关于荒野先生的“海禁论”，实际上，这是当时东亚政权的对外政策的共通之处，并非只有日本这样做。以前我们习惯于用“锁国”来定义日本近世社会的对外政策，荒野先生认为，与锁国相比，“海禁”是更为准确的用语。但是我认为，日本锁国政策有相当独特的一面，还是称之为“锁国”更好。后面我会更加详细地展开这一观点。

至于村井先生的“秀吉播种，清朝收割”论，我认为这个观点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村井先生似乎认为，作为当时东亚的新兴军事势力之一，丰臣秀吉政权存在着击败明朝进而支配中国的可能性。而在我看来，虽然丰臣秀吉本人的确怀有这样的愿望，也做出了构想，然而，与作为北方陆地势力的女真族相比，丰臣政权缺乏支配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的能力。这也是我与村井先生的不同之处。关于这个问题，我写过一本《日本の時代史 13 天下統一と朝鮮侵略》，另有一篇论文《外征と近世国家群の誕生》，收入《地球的世界の成立》（日本の対外関係５）。其中我有具体展开。

需要说明的是，荒野先生与村井先生两位都专攻东亚关系史，而岸本先生则致力于中国史研究，各自有不同的侧重。我本身是研究日本中世史的，对我来说，东亚关系史并非我的专门研究领域。从他们的研究当中，我更多地是汲取能够为我所用的信息。

包括您在内的许多日本学者，都很关注丰臣秀吉对朝鲜的侵略行动。那么，在您看来，这一行动对日本社会本身，以及之后的近世化转型，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池享：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可以从两方面来谈。

一方面是“对内”。在侵略朝鲜的过程之中，丰臣政权形成了一整套军事动员体制，而且这套体制被之后的德川幕府继承了下来。例如，丰臣政权提出了入唐口号，其意图在于，动员怀有领土扩张野心的武家领主，投入全国制霸的战争之中。此外，石高制性的知行-军役制、身份统制令这些制度法令，都是为了侵略朝鲜而进行的军事动员体制的整备，最终也成为国家统合社会的手段。 另外，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说，日本的“神国意识”也在侵略朝鲜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加强。

一方面是“对外”。朝鲜侵略失败以后，留下了大量的负面遗产，与明朝的往来自然彻底断绝了，与朝鲜的关系起初也断绝了，之后恢复往来，经历很多周折——为了重建日本在东亚的地位，德川幕府可谓费尽力气，后来采取锁国政策，也与之有关。

日本和朝鲜恢复邦交的过程是很复杂的。朝鲜侵略失败之后，日本本想尽快恢复与朝鲜的往来，但是朝鲜却对日本非常戒备。于是，德川幕府采取了以下策略：首先是命令对马藩藩主宗氏向朝鲜派遣使者，其次是遣还侵朝时掳走的朝鲜俘虏。对马岛处在日本与朝鲜之间的交通要冲位置，名义上也是朝鲜的藩属，在日本与朝鲜之间充当中介。对马藩山多地少，土地贫瘠，经济上仰仗于对朝贸易，对恢复日本、朝鲜邦交有着迫切需求。在这一过程之中，对马藩玩弄了不少手段，因为朝鲜提出的遣使议和的条件，是“先为致书”（德川家康先向朝鲜递国书）与“缚送犯陵贼”（将壬辰倭乱时盗掘朝鲜王陵的日本人交给朝鲜），对马藩伪造了德川家康的国书，又假称对马岛的犯人是“犯陵贼”，交给朝鲜国王。虽然朝鲜识破了对马藩的伎俩，但因为其自身也有恢复邦交的迫切需求，也就假戏真做了。

对明朝的关系方面，日本始终没有与之恢复邦交，但又想要获取相关情报，就转而寻求琉球的帮助。琉球之于明朝与日本，就相当于对马藩之于朝鲜与日本。琉球一直是明朝的朝贡国之一，而日本的萨摩藩十七世纪初就已征服琉球，并保持着对琉球的影响，与此同时，也依然认可琉球与明朝以及后来的清朝之间的朝贡关系。有趣的是，中日之间对此保持着相当程度的默契。明清和萨摩藩都会向琉球派遣使节，两面的使者即便相遇，也彼此视而不见，装作不知道对方是谁。

您提到，丰臣秀吉的侵略之所以失败，与他的缺乏国际认知有关。而他的缺乏国际认知，则与“倭乱”导致的明朝与日本之间的国家关系断绝有关，而这也是日本战国时代形成的国际性因素之一。能请您详细谈一谈吗？

池享：日本战国时代的出现，的确是有其国际背景的，与当时的东亚大环境有关。

在战国时代开始之前，室町幕府一直作为朝贡国向明朝朝贡。要进行朝贡，必须持有明朝颁发的“勘合”（执照），这就是所谓的“勘合贸易”。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十六世纪中叶。室町幕府通过掌握勘合贸易，在大名之中拥有很高的威望，室町幕府的守护大名大内氏，正是通过与室町幕府建立良好关系，获得向明朝朝贡的权利，从而发展壮大。而明朝方面，因为倭乱的缘故，加强了海禁，并最终中止了与日本之间的勘合贸易。这也导致了大内氏的衰败。而在开启战国时代的应仁之乱爆发时，大内氏是站在室町幕府这一方的。正因如此，我才会说，日本战国时代的产生，外在环境也有一定影响。

您也提到，日本近世国家的形成，与日本史上古代律令国家的形成，以及幕末维新期近代国家的形成都有所不同，后两者分别与朝鲜半岛的政治动向以及来自西方的冲击有密切关联。能请您具体地作一个比较吗？

池享：日本战国时代的出现，一直到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的天下统一，这个时期与东亚的国际环境虽然有关联，但国家统合主要还是发生在日本内部的一个历史进程。

与之对应的是，日本古代律令国家的形成，对外关系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古代日本而言，朝鲜半岛是一个吸收来自中国大陆先进文明的窗口，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可以获得对日本国内实行有效控制的手段。当时的朝鲜半岛正处于“三国时代”，与日本关系密切的百济的地位相对劣势，并最终灭亡。因为这种对外关系的变化，导致日本国内遇到空前危机，从而推动了重大改革的发生，以便能够更加集中力量来实施社会控制。从这一点来看，古代律令国家的形成与对外关系的变化之间存在着重要关联。

至于近代国家的形成，大家就耳熟能详了。1853年黑船事件之后，日本被迫开放。之后，幕府一方与倒幕一方形成激烈冲突，正是在这一过程之中，日本形成了近代国家。

所以，经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从对外关系的角度而言，日本近世国家的形成与古代国家及近代国家的形成，确实是有所不同的。

您在复旦的讲座中提到，“日本人”这样的“国民”，是被继承丰臣政权的德川政权，自上而下创造出来的。而德川政权之所以如此，则是由于朝鲜侵略这一负面遗产，而不得不将外交政策内向化，采取了锁国策略。这一点能请您具体谈谈吗？

池享：关于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对日本的国民性所造成的影响，和辻哲郎先生也写过一本《锁国》，其中谈到，日本有所谓“岛国根性”，内向而不大对外交流。事实上，对东亚政权来说，锁国是很常见的。日本近世社会虽然采取锁国政策，但并非完全不开放，也还是有对外窗口的，例如，长崎就是对荷兰和中国开放的窗口。

在幕府锁国之前，从中国、朝鲜甚至印度来到日本的人有很多，他们完全不会受到限制，和当地日本人住在一起，与日本人结婚，都没有限制。幕府颁布的锁国令不仅针对外国人，对日本人也做了限定。日本人是不能随便离开日本的，一旦离开，回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有个与日本人相对应的词——异国人。那么，“日本人”与“异国人”怎么区分呢？九州地区采取了“宗门制”，大致可以理解为一种户籍制度，要求当地居民将自己的来历登记在册。那么，名册上记载着名字的，就是日本人，没有记载的，就是异国人。

而对江户时代的普通百姓来说，他们其实并没有产生自己是“日本人”这样的国民意识。在当时的幕藩体制下，藩就是他们的从属之地，如果被问到自己是哪里人，他们就会回答：自己是某某藩的人。直到江户后期，也就是幕末的时候，不断爆发的国家危机，直接对日本人产生国民意识造成了影响。如果举一个你们中国人熟悉的例子的话，这大概就像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萌发了国民意识一样。

您谈到了独特的“日本型华夷秩序”，在您看来，这种秩序存在着怎样的特点呢？在之后日本与中国乃至西方的往来之中，这种秩序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池享：事实上，“华夷秩序”可以看作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国家立场，这在当时的东亚国家之中很普遍。除中国之外，日本、朝鲜都持这一立场。对日本来说，朝鲜侵略失败以后，不得不从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之中脱离出来，而脱离之后，如何确定自身在东亚的地位，就成了一个核心命题。也正因如此，日本才会创造一整套“日本型华夷秩序”。江户时期，德川幕府曾经在江户召集朝鲜半岛和琉球的使者，意图就在于重新定位自己在东亚的位置。到了幕末，华夷秩序面临解体，因为东亚各国都受到来自西方的冲击，也都承受打开国门的压力。这个时候，很早就脱离中国的华夷秩序、建立自己的华夷秩序的日本，相对就拥有较大的主动权了，也有很高的灵活性。一些涉外事务，如果幕府难以决定，就会把朝廷推到前面。

当然，东亚其他国家也有自己的应对方式。比如，朝鲜虽然不像日本这样，拥有较大主动权，但朝鲜也会反过来利用自己的从属国身份，来与西方交涉。就日本而言，这种“日本型华夷秩序”，对幕末与西方的交涉起到了很大的正面作用，但同时与蔑视包括朝鲜在内的其他地域相结合，也成为近代帝国主义侵略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