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玉米种植和农民起义发生率有关系吗？

笔者经常看到一些奇怪的文章题目譬如《玉米为什么无法拯救明朝》《玉米和红薯能否救大明》，光看题目就让人上头，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为什么要将一两个农作物与明朝的灭亡联系起来？关于明朝灭亡，这是一个研究比较成熟的问题，可以说明朝灭亡既有偶然，也有必然，这是一个诸多因素共同导致的一个结果，近年来开始有些学者脑洞大开地将玉米、番薯与明朝灭亡的关联，由于明朝灭亡是一个既定的事实，所以他们认为，玉米、番薯没有挽救明朝，原因有：

“这两种作物的食用口感不如大米和面粉，特别是番薯食用之后有胀气、泛酸等不良反应，因此百姓的种植积极性不高。而到崇祯年间，全球进入小冰期，再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最严重的陕西地区推广种植玉米和番薯，从时间上来说已经来不及了”。

“当时玉米作为粮食的价值也没有被人们所认识……正是明朝统治者的愚蠢，没有因势利导推广玉米种植，从而为自己失掉了度过危机的最后机会……即使当时的明朝统治者推广了玉米种植，也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危机，而只会推迟危机的发生”。

晓耕图，此画描绘了明朝江南农村农民的辛勤劳作场面。

以上言论不在少数，根据一些明代穿越小说描述，崇祯年间天下大旱，主人公是靠推广玉米和番薯解决了人们的粮食问题，消弭了农民起义，改变了历史。以上让人真是看得急火攻心。不说这是一种事后诸葛亮，拿今天的先验性结论去反套古代，同时也是把古人当傻子。

实际上古人不是傻子，缺乏农学知识、农村生活经验的现代人才是傻子，在处在温饱挣扎线上的古代农民，对于该种什么不该种什么计算的十分精明，这是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玉米、番薯传入之初，由于比较新奇，确实得到过一些特殊待遇，比如《金瓶梅》提到过“玉米面鹅油蒸饼”，这是招待客人的一等一美食，乾隆《盛京通志》也说玉米是“内务府沤粉充贡”的皇家御用品；陈鸿在《国初莆变小乘》中说：“番薯亦天启时番邦载来，泉入学种，初时富者请客，食盒装数片以为奇品。”可见人们不是知道它们的好处，后来它们发展壮大了，成了“大路货”反而大家不喜欢种了，即使是灾荒年，赶紧抢种一下救救急，渡过灾荒后，为什么不种了？原因比较复杂，主要有：饮食习惯、种植制度、技术惯习、经济效益等多重原因，到了清后期开始种的多了，这是因为人口已经太多，没得选了。

这里我们主要谈玉米与农民起义之间的关系，番薯姑且不论，因为番薯在传统社会的重要性是不如玉米，搞清楚了玉米，番薯问题也就水落石出。问题主要是针对陈永伟，黄英伟，周羿：《“哥伦布大交换”终结了“气候—治乱循环”吗？——对玉米在中国引种和农民起义发生率的一项历史考察》一文（《经济学季刊》，2014年第3期，以下简称陈文，对原文内容的引用不再标注）

“哥伦布大交换”终结了“气候—治乱循环”吗？“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陈文主要就是指明清时期美洲作物传入中国，并产生的一系列影响；“气候—治乱循环”也就是历史上由于气候变迁引起的社会治乱。陈文此项命题的前提中国王朝历史存在“气候—治乱循环”，气候变迁与社会治乱的关系是否成立笔者暂且不谈，这不是本文主要讨论的，当然笔者认为历史上影响农业生产从而影响社会治乱的因素有很多，气候只是其中之一；笔者也认为影响社会治乱的因素除了农业生产外也有很多因素，与气候则毫无关联。

一、只有“哥伦布大交换”能终结“气候—治乱循环”？

为什么单拿出“哥伦布大交换”？并认为其可能会终结“气候—治乱循环”，笔者略有不解。中国历史上的“农业革命”（该词可能不甚妥当）何止明清时期的“哥伦布大交换”，如春秋战国时期铁农具、牛耕的应用和普及，精耕细作的农业开始发生；再如唐代北方冬小麦主粮地位的确立，南方水稻集约技术体系的形成。如果可以把农业技术的划时代进步称之为“农业革命”的话，试举的两例都可谓“农业革命”，当然明清时期美洲作物的引种，尤其美洲粮食的作物引种，视为一项技术引入，也堪称“农业革命”。“气候—治乱循环”应该是贯穿古代社会的，笔者并不认为“哥伦布大交换”比之前的农业革命的意义更大，如果“哥伦布大交换”存在终结“气候—治乱循环”的可能性，那么此前的农业革命也具有可能性，如此论之，“气候—治乱循环”在历史上伴随着技术进步常有会被推翻的危险，说明该“循环”并不稳定，其他的“不稳定因素”均值得探讨，举例：《“精耕细作”终结了“气候—治乱循环”吗？》；反之，“气候—治乱循环”也就是一种稳定的循环，除了气候因素之外其他任何因素都无法决定是“治世”还是“乱世”，陈文也就没有提出命题的必要了。

陈文也指出了“哥伦布大交换”存在“环境塑造效应”，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历史时期很多农业进步几乎全无负面影响，如弗兰克林·哈瑞姆·金（F·H·king）津津乐道的有机肥料施用我们在战国时就已经比较普遍，“多粪肥田”、“土化之法”之说先秦已有之，“远东的农民从千百年的实践中早就领会了豆科植物对保持地力的至关重要，将大豆与其他作物大面积轮作来增肥土地”。这里再提下“85项‘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其中涉及农业科技就有十余项。又如生态农业、山地梯田等等，不可胜举，百利而无一害。

二、清代的农业成就都有终结“气候—治乱循环”的可能性

有清一代，一些农业生产的进步的表现除了美洲高产作物的引种，还有许多其他方面。

一是耕地面积的扩大，尤其是在边疆地区，东北、新疆、西南一带，以“下云贵”为例，从《清实录》的数字来看，雍正初年到道光末年（1723～1850年），云南共新增耕地约493674亩，贵州自康熙四年到嘉庆二十三年（1665～1818年），共新增耕地152761亩；广西从顺治十八年至道光二十九年（1661～1849年），共新增土地面积647657亩。这些地区本来就是地广人稀的地区，鼓励垦荒是一种政策性措施，“闯关东”、“走西口”大幅度增加的土地也是如此，新垦土地可以栽培的作物十分广泛，“南旱北稻”是基本的格局，玉米的确能够利用一些不适合耕种的边际土地，尤其在无地可种时玉米便炙手可热，陈文指出“在新垦耕地中，有相当部分是播种玉米等美洲作物的”，笔者是不能同意的。

二是提高复种指数、多熟种植高度发展，清代多熟制的推广，不同程度上提高了粮食的亩产量，在两年三熟制地区提高约为12～30%，在稻麦一年二熟制地区提高约为20～91%，在双季稻地区提高约为25～50%。三是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仅经朝廷议准的水利工程，从顺治到光绪共974宗，乾隆一朝就占了近半数（486宗），北方的凿井灌溉、南方的塘浦圩田、山区的陂塘堰都有显著的发展。四是以肥料为中心的技术进步，清代前中期的江南更是堪称发生了“肥料革命”，豆饼的发现被珀金斯称为明清“技术普遍停滞景象的一个例外”。

如果说“哥伦布大交换”能够动摇清代的“气候—治乱循环”，那么清代其他的农业成就也都有资格挑战，清代就是靠这些达到了传统农业成就的最高峰，气候变化造成的不稳定因素，其他农业成就都可以缓解，也就是都具有“风险分担效应”，此外他们也具有“生产率效应”甚至不存在“环境塑造效应”，在一定意义上比美洲作物更为可靠。高估“哥伦布大交换”是不正确的。

三、垦种玉米不是水土流失和农民起义的必然和主要的原因

棚民聚居的地区，更加容易诱发事端，所以官方采取各种“驱棚”的措施，棚民是由于强大的人口压力和清代垦荒政策入山垦殖的流民，如果没有玉米，棚民大军一样的会产生，“棚民之称起于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各省山内向有人搭棚居住，艺麻种菁，开炉煽铁，造纸制菇为生。”早在明代中叶玉米尚未推广时，农民便入山种植经济作物，因为“有靛麻纸铁之利，为江闽流民，蓬户罗踞者在在而满”，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环境问题，明末浙江就发生了靛民起义，农民起义问题由来已久。“外来之人租得荒山，即芟尽草根，兴种蕃薯、包芦、花生、芝麻之属，弥山遍谷，到处皆有。”“更有江西、福建流民，蝟集四境，租山扎棚，栽种烟、靛、白麻、苞芦、薯蓣等物，创垦节年不息”,“各山邑，旧有外省游民，搭棚开垦，种植苞芦、靛青、番薯诸物，以致流民日聚，棚厂满山相望”。乾隆以后的棚民才开始种植玉米，与早期的棚民只认以靛菁为主的经济作物的情况并不相同。但是同样，与玉米伴随而种的作物多种多样，玉米不过是问题的其中一环。

农民起义的发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除了气候变乱导致的农业减产外,还有很多深层次的原因，至少明清的农民起义更多是国家体制上的原因，陈支平先生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道德标榜与现实的背离，四个方面阐述了这种由制度和现实相互背离所产生的对国家体制的破坏力，于是最后国家不是亡于外患就是被自己的人民推翻。如“黄宗羲定律”就是这种背离的表现之一，这都是中国农民起义和社会动乱频繁的原因。

玉米在传入中国之后，种植趋势愈演愈烈，到今天更是占到耕地面积的20%，玉米“环境塑造效应”不过是相对的，如果过度垦山，自然会造成水土流失，如果规划合理，养护有方，如今天一样，并不会造成种植后期的负面效应，事实上，山地大省云南省，虽然在乾隆中期之后广植玉米，但是由于本身环境承载力较好，爬梳史料，关于玉米引发生态恶化的记载几乎没有，可见其“环境塑造效应”不是绝对的。

四、玉米种植时间久不等于种植强度大

陈文以玉米在一地种植时间的长短与否作为玉米在该地种植面积和强度的大小的标准，进而成为计量统计的一个重要变量，“种植时间”完全不可以作为“播种强度”的代理变量，这是对玉米传播史的一个误读。

浙江是玉米最早引种的地区之一，隆庆六年（1572）《留青日札》已见玉米记载，但直到康熙年间仍局限在浙北平原，两百年间基本上没有传播，乾隆中期才开始玉米通过各种渠道在浙江进一步传播。云南的情况也是如此，嘉靖四十二年（1563）《大理府志》始有玉米栽培。由于人们对新作物的口味适应较慢，新作物的明显优势，最初都被人们忽视了，因此16世纪就传入西南地区的玉米，直到18世纪仍没有传播开来。目前中国关于玉米可信的最早记载，是嘉靖三十九年（1560）《平凉府志》，但是甘肃（包括新疆）作为玉米传入中国的西北一线，有清一代却罕有记载。浙江、云南作为东南一线和西南一线的代表省份，虽然清代记载不少，但均是乾隆中期之后的事了。玉米在乾隆中期之前，多被视为消遣作物，在院前屋后或菜园“偶种一二，以娱孩稚”。

伴随着移民的浪潮，玉米在中国的大规模的推广时期，是乾隆中期以来，也就是18世纪中期以后，全国各省均是如此。所以根据引种时间的早晚，无法判断种植的强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诚如李中清先生指出：随着大多数作物新品种的传播，一种以新引进的食物为底层的新的食物层次出现了，一般来说，只有那些没有办法的穷人、山里人、少数民族才吃美洲传入的粮食作物。

总之，新作物玉米被人们接受经过了漫长的时间，清代中期以后玉米“生产率效应”才开始发挥，而不是将逐渐消失，在内陆山地省份玉米的传播方式是先山地后平原，在沿海平原省份则是先平原后山地。山地在清中期之前多是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玉米推广缓慢；在平原玉米与传统粮食作物相比，完全没有竞争优势，平原土地紧俏，玉米在不宜稻麦的山区更能体现出优势。陈文指出的“传统粮食作物相比，玉米在单位产量上具有明显优势”，属于常识性的错误，玉米在山区才能称得上“高产”，在平原上并不比传统的旱地作物单产更高，民国时期玉米平均亩产不过180斤，仅比大麦、高粱之类略高一点。

所以并不能认为“清朝中后期，玉米播种时间更久的地区甚至更容易发生农民起义”，二者没有因果关系，倒是起义的原因有因为只有玉米作为粮食，难以渡日，如咸同年间云南回族穆斯林起义前后“民食多用包谷，糊口维艰”。也可知，“清初的一百多年时间内，各省增加了近一倍的耕地面积（0.64亿亩）”能落实到玉米头上的，根本是少之又少。

除了种植时间之外的变量，控制变量中的“货币田赋率”和“谷物田赋率”，笔者认为过于武断，玉米的种植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入国家的正赋，仅作为一种杂粮，“其利独归客户”，更不要说种植玉米的土地，多是在“免升科”的山地，早在乾隆五年（1740）七月的“御旨”就规定“向闻山多田少之区，其山头地角闲土尚多……嗣后凡边省内地零星地土可开垦着，悉听本地民夷垦种，免其升科”，道光十二年（1832）的户部议定得到继续加强“凡内地及边省答星地土，听民开垦，永免升科。其免升科地数”。

五、人口膨胀才导致成为食粮的玉米与“大分流”没有联系

美洲作物是欧洲近代化的推进器，传统的“欧洲中心论”也有提到农业革命的重要性，“加州学派”则认为欧洲的近代化具有偶然性。“哥伦布大交换”对欧洲近代化影响的大小这里不做讨论，至少与中国近代化之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就更不要说“由此滋生的大量人口则进入了更为偏僻的山区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所以“没有帮助中国走出传统社会”了，而且和“中国和欧洲在对待流民的处理方式上存在的差异”没有关系。

中国和欧洲“大分流”的原因是更深层次的，“中国在19世纪或此前或稍后的任何时候都没有可能出现工业资本主义方面的根本性的突破”，陈文高估了美洲作物对近代化的影响，真实的原因有人认为是“技术创新并没有鼓励性的回报，理论/形式理性极不发达；最重要的是，新儒家意识形态没有面临重大的挑战，而商人无法利用他们的财富来获取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力从而抗衡国家的权力。”

按照黄宗智先生的“过密化”理论，无论是华北地区还是江南地区，无论玉米种植的强度如何，都是“没有发展的增长”，以牺牲劳动生产率换取总产量的增加，直到1979年后过剩的劳动力被吸引到农村工业中，才摆脱“停滞”。李伯重先生在《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一书中驳斥了“过密化”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压力，但也没有提到玉米等美洲作物和近代化到底有何种联系。

而且，陈文认为是玉米等美洲作物滋生了大量的人口，是因果倒置。玉米的推广没有立即促进人口增长，反而是因为18～19世纪人口爆炸的原因，玉米才成为主要粮食作物，也就是说18世纪玉米已经边缘山区的重要食粮，到了19世纪经济中心区也普遍以玉米为主食。

乾隆年间粮食短缺严重，粮价日益上涨，乾隆政府对粮价问题进行过大讨论，当时便有人指出“米贵之由，一在生齿日繁，一在积贮失剂”。明清不少闽赣棚民垦山种植蓝靛，在乾隆后，因为人口增加、米食不继而多种番薯、玉米，就是这个道理。番薯在乾隆年间的开始第一波推广高潮，其中声势最大、范围最广的“劝种”，当推乾隆五十年（1785）、五十一年（1786），谕旨亲自所作的表态，原因也在于粮食短缺。

综上所述，量化历史的研究方式以及对玉米和农民起义之间关系的探索还是很有建设性的，作为一种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也开阔了读者的视野。笔者建议在量化历史研究上，对变量的选择、数据的可信度、假说的理论基础一定要反复斟酌，不能盲目进行计量研究，诚如李伯重先生所言：“我们要特别警惕那种在经济史研究中盲目迷信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倾向。”

（本文选摘自《食日谈：餐桌上的中国故事》，李昕升著，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