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知有君”：雍正的“为君”之道

雍正通过对传统的君臣大义、忠孝关系的再次审度，最后落脚到以忠为第一要义，建立自己的“为君”之道，加之急峻的政治手段，使得权力稳固地掌握在自己手上。其话语表达与政治行动紧密结合，相得益彰。

《雍正帝观书像》轴

君臣居五伦之首

雍正接着康熙的步伐，翻译、刊行了大量儒学经籍，于五年（1727）翻译刊行满、汉文《小学》《孝经》，继续刊行《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七年（1729）校订《日讲春秋解义》，八年（1730）刊行《书经传说》《钦定书经传说汇纂》《钦定诗经传说汇纂》《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九年（1731）刊行《驳吕留良四书讲义》，十一年（1733）翻译、刊行满文《诗经》。这些文献的刊印、流传，无非就是为了树立自己崇儒重道的形象，以纲纪天下，收拾人心。除了刊刻儒家经籍之外，雍正帝曾于雍正七年（1729）刊刻《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其中就有诸多讨论君臣大义的问题。在雍正看来，《春秋》大义乃君臣、父子之伦：

孔子成《春秋》，原为君臣、父子之大伦，扶植纲常，辨定名分。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今曾静以乱臣贼子之心，托《春秋》以为说，与孔子经文判然相背，无怪乎明三百年无一人能解。不但元、明之人，即汉、唐、宋以来之儒，亦无人能解也。惟逆贼吕留良凶悖成性，悍然无忌，与曾静同一乱贼之性，同一乱贼之见，所以其解略同耳。曾静之恶逆大罪，肆诋朕躬，已为自古乱臣贼子所罕见。而吕留良譸张狂吠，获罪于圣祖，其罪万死莫赎，宜曾静之服膺倾倒，以为千古卓识。可问曾静，吕留良所说《春秋》大义，如何昭然大白于天下？吕留良是域中第一义人，还是域中第一叛逆之人？着他据实供来。

雍正帝驳斥曾静、吕留良的说法，并斥之为“乱臣贼子”，强调《春秋》的君臣大义。雍正帝进一步驳斥曾静、吕留良：

弥天重犯僻处山谷，离城甚远，左右邻里，无读书士子，良师益友就正，因应试州城，得见吕留良所本朝程墨，及大小题，房书诸评。见其论题理，根本传注，文法规矩先进大家，遂据僻性服膺，妄以为此人是本朝第一等人物，举凡一切言议，皆当以他为宗。其实当时并未曾晓得他的为人行事何如。而中国有论管仲九合一匡处，他人皆以为仁，只在不用兵车，而吕评大意，独谓仁在尊攘。弥天重犯遂类推一部《春秋》也只是尊周攘夷，却不知《论语》所云“攘”者止指楚国而言，谓僭王左衽，不知大伦，不习文教，而《春秋》所摈，亦指吴、楚僭王，非以其地远而摈之也。若以地而论，则陈良不得为豪杰，周子不得承道统，律以《春秋》之义，亦将摈之乎。

曾静认为“一部《春秋》也只是尊周攘夷”，吕留良在讨论管仲九合一匡之功时，“独谓仁在尊攘”，雍正一并加以反驳，他引用《论语》解释“攘”仅指的是楚国，“谓僭王左衽，不知大伦，不习文教”，“《春秋》所摈，亦指吴、楚僭王”，并不是在于地理之远近，他所要突出的依然是君臣大伦、尊王之义。雍正继续表示：

《诗》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义，故声其罪而惩艾之，非以其为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狄而言，则孔子周游，不当至楚应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删定之时，不应以其誓列于周书之后矣。

他引用《诗经》“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一句，借以说明夷狄“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义”，乃遭到声讨，意在维护君臣伦理。

雍正帝朱批中亦常常表示君臣之间要讲求“君臣一体”“君臣大义”。雍正元年（1723），他在给江西巡抚裴度的御批中表示“内外原系一体，君臣互相劝勉”，要“一心一德，彼此无隐”：

内外原系一体，君臣互相劝勉，凡有闻见，一心一德，彼此无隐，方与天下民生有益也。莫在朕谕上留心，可以判得天地神明者，但自放心，有何可谓？

同年在给福建巡抚黄国材的御批中亦有相同的表示：

君臣、中外原系一体，主要公正真实，上下一德同心，彼此披诚即是……君臣内外互相直陈明训，斟着而举，方免疏处，若一切勉强尊奉，面是心非，非朕之愿也。总之，你可以若得天地鬼神，无惭几灵的事，只管放胆作。朕便真怪，何惧之有？有如欺隐、徇私、迎合、将就，即能令朕嘉悦，奈头上湛湛何？

雍正所念兹在兹的君臣一体、君臣大义，实则是强调君臣之别、君尊臣卑，雍正二年（1724），他在给河南开归河道御批中说：

既做河南官，他省与朝中未有除皇帝之外，另有主人上司也。君臣大义，千古名节时刻不可忘。

即是表明皇帝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要讲“君臣大义，千古名节”。雍正三年（1725），他在给四川、陕西总督年羹尧的御批中说：

你这光景，是顾你臣节，不管朕之君道行事，总是讥讽文章，口是心非口气，加朕以听谗言，怪功臣之名。朕亦只得顾朕君道，而不管得你臣节也。只得天下后世，朕先点一个是字了。

此处更为明确，君道是高于臣节的。雍正帝甚至将君臣之伦视为五伦之首：

夫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以有此伦常之理也。故五伦谓之人伦，是阙一则不可谓之人矣。君臣居五伦之首。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朕思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天下亿万臣民，共具天良，自切尊君亲上之念，无庸再为剖示宣谕。

他指出，天下无君之人不可谓人，怀无君之心谓禽兽，“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意”，亦要遭到天之诛殛，并要求民众“尊君亲上”。

资孝作忠

雍正十分重视孝道，他认为“朕为君国之道，必崇孝理化民之本，务重尊亲”，“朕惟古昔帝王以孝治天下，诚以孝者，天之经、地之义、民之则也”，他还在科举中进一步确定《孝经》的地位，雍正元年（1723），即诏令《孝经》与《五经》并重，乡、会试两场论题仍沿用《孝经》。雍正帝在给《钦定孝经衍义》作序称：

《孝经》者，圣人所以彰明彝训，觉悟生民。溯天地之性，则知人为万物之灵;叙家国之伦，则知孝为百行之始。人能孝于其亲，处称惇实之士，出成忠顺之臣，下以此为立身之要，上以此为立教之原，故谓之至德要道。自昔圣帝哲王宰世经物，未有不以孝治为先务者也。恭惟圣祖仁皇帝缵述世祖章皇帝遗绪，诏命儒臣编辑《孝经衍义》一百卷，刊行海内，垂示永久。顾以篇帙繁多，虑读者未能周遍，朕乃命专译经文，以便诵习。夫《孝经》一书，词简义畅，可不烦注解而自明，诚使内外臣庶，父以教其子，师以教其徒，口讽其文，心知其理，身践其事，为士大夫者能资孝作忠，扬名显亲，为庶人者能谨身节用，竭力致养，家庭务敦于本行，闾里胥向于淳风。如此，则亲逊成化，和气薰蒸，跻比户可封之俗，是朕之所厚望也。

认为“知孝为百行之始”，“人能孝于其亲，处称惇实之士，出成忠顺之臣”，使士人能“资孝作忠，扬名显亲”，庶人能“谨身节用，竭力致养”，如此可见，雍正帝提倡“孝”，其最终的落脚点是在“忠”上，企图使臣民“资孝作忠”，成为“忠顺之臣”。在雍正五年（1717），亲自撰写《孝经集注》。

雍正于二年（1724），以康熙《圣谕十六条》为基础，编纂《圣谕广训》，宣谕天下，并要求科考士子必须默写，而各地每月宣讲两次，可谓用心良苦，其中说：

我圣祖仁皇帝，临御六十一年，法祖尊亲，孝思不匮。钦定孝经衍义一书，衍释经文，义理详贯，无非孝治天下之意。故圣谕十六条，首以孝弟开其端。朕丕承鸿业，追维往训，推广立教之思，先申孝弟之义，用是与尔兵民人等宣示之。夫孝者，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人不知孝父母，独不思父母爱子之心乎？方其未离怀抱，饥不能自哺，寒不能自衣，为父母者，审音声察形色，笑则为之喜，啼则为之忧，行动则跬步不离，疾痛则寐食俱废。以养以教，至于成人，复为授家室、谋生理，百计经营，心力俱瘁。父母之德实同昊天罔极，人子欲报亲恩于万一，自当内尽其心，外竭其力，谨身节用，以勤服劳，以隆孝养。毋博弈饮酒，毋好勇斗狠，毋好货财、私妻子。纵使仪文未备，而诚悫有余，推而广之，如曾子所谓：居处不庄非孝，事君不忠非孝，莅官不敬非孝，朋友不信非孝，战阵无勇非孝，皆孝子分内之事也。至若父有冢子，称曰家督；弟有伯兄，尊曰家长。凡日用出入，事无大小，众子弟皆当咨禀焉。饮食必让，语言必顺，步趋必徐行，坐立必居下，凡以明弟道也。夫十年以长则兄事之，五年以长则肩随之，况同气之人乎？故不孝与不弟相因，事亲与事长并重。能为孝子，然后能为悌弟；能为孝子悌弟，然后在田野为循良之民，在行间为忠勇之士尔。兵民亦知为子当孝，为弟为悌，所患习焉不察，致自离于人伦之外。

雍正帝继续表达“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并引用曾子的话“居处不庄非孝，事君不忠非孝，莅官不敬非孝，朋友不信非孝，战阵无勇非孝”，这皆是孝心分内之事。对雍正帝而言，君臣乃五伦之首，孝乃百行之始，忠君亦是孝，如此一来，忠君乃重中之重，自然是天下第一大的事情。雍正从孝入手，试图资孝作忠，对忠的理解更进一层。

对朋党打压的政治行动

雍正对忠如此在意，这个忠自然是具有唯一性的，即是完全忠于自己。他的种种表述不是只停留在口头上，亦变成了一种政治行动。雍正帝于雍正二年（1724），撰成《御制朋党论》，明确要求文武公卿“尔等须洗心涤虑，详玩熟体。如自信素不预朋党者，则当益加勤勉，如或不能自保，则当痛改前非”。在《御制朋党论》中，雍正指出，臣子要“惟知有君”，“乃有心怀二三，不能与君同好恶，以至于上下之情暌、而尊卑之分逆，则皆朋党之习为之害也”，明令臣子要忠心不二，守住上下、尊卑之分，警惕朋党之害。他还认为君子无朋，为朋党只是为了博取私利：

夫罔上行私，安得谓道！修之所谓道，亦小人之道耳！自有此论，而小人之为朋者，皆得假同道之名，以济其同利之实。朕以为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

不惟如此，雍正还指出：

夫朋友亦五伦之一，朋党不可有而朋友之道不可无。然惟草茅伏处之时，恒资其讲习以相佽助。今即登朝莅官，则君臣为公义，而朋友为私情，人臣当以公灭私，岂得稍顾私情而违公义。

忠君的君臣之义为公，而朋友之情为私，臣子应当以公灭私。他还对朋党之行进行严厉警告，声称要以诛绝罪之，“今之好为朋党者，不过冀其攀援扶植、缓急可恃，而不知其无益也，徒自逆天悖义，以陷于诛绝之罪，亦甚可悯矣”。很快，雷厉风行的政治行动迅速展开，席卷海内。

钱名世本是康熙朝的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参与清廷大型图籍《佩文韵府》《渊鉴类函》等编纂工作。雍正二年（1724），年羹尧进京履职，钱名世以诗相赠，诗云“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在诗后还特意写了一段注文“公调兵取藏，宜勒一碑，附于先帝平藏碑之后”。钱名世极力颂扬年羹尧的平藏功业，认为应该为之立碑，附于康熙平藏碑之后。不久，年羹尧遭到雍正处置，钱名世赠诗遂成为口实，亦受牵连。雍正斥责钱名世赠诗“极其谄媚”，且将平藏之功归于年羹尧，欲为之立碑，“甚属悖逆”。那么，雍正为什么对一个人微言轻的儒生如此在意？他在雍正四年（1726）的谕旨中表露了不满：

（钱名世）颂扬奸恶，措词悖逆，自取罪戾，今既败露……但其所犯尚不至于死，伊既以文词谄媚奸恶，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词为国法，示人臣之烱戒。将钱名世革去职衔，发回原籍，朕书“名教罪人”四字，令该地方官制造匾额，张挂钱名世所居之宅。

真正让雍正震怒的是，钱名世是以文词谄媚年羹尧，认为钱名世乃阿附年羹尧，这无疑是违背了雍正屡次强调的人臣以公义灭私情的训诫。不过，对钱名世的处置只是象征性的，不算严重，将其革职以后，发回原籍，并将御书“名教罪人”四字挂在其住所。雍正下令在京士子相继赋诗，以讥刺钱氏，最后将这些诗作辑成了《名教罪人》一书。雍正打击年羹尧，抽丝剥茧，牵出了与年羹尧有私交的钱名世，这亦是对朋党势力的集中打压。

与钱名世一样，查嗣庭也是康熙时期的进士，雍正元年（1723），由科隆多举荐为内阁学士，又由蔡珽荐举为礼部左侍郎，加经筵讲官。雍正四年（1726），查嗣庭受命为江西乡试正主考，随即为人告发试题问题，引起雍正高度注意。雍正在谕旨中细数查嗣庭的罪状，主要有三条。其一是攀附科隆多，“查嗣庭向来趋附隆科多，隆科多在肤前曾经荐举，是以肤命其在内廷行走，授为内阁学士”，“向来趋附隆科多”，“语言诈伪，兼有狼狈之相”。其二是江西乡试出题悖逆，查嗣庭以“君子不以言举人”命题，“显与国家取士之道大相悖谬”，《易经》次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中的“正”字与《诗经》四题中“百室盈止，妇子宁止”的“止”字，将雍正年号拆为“一止”，“意欲将前后联络，显然与汪景棋悖逆之语相同”。其三是讪谤康熙，“观查嗣庭日记，于雍正年间之事，无甚低毁，且有感恩戴德之语，而极意谤仙者，皆圣祖仁皇帝已行之事也”，“而妄肆悖逆猖狂之言，谁无君父，能不痛心能不切齿”。最后，雍正下令将查嗣庭戮尸枭示，其兄查慎行、嗣瑮，其子查沄等一例斩杀，查嗣庭母女妻妾皆给付功臣之家为奴。雍正对查嗣庭的处置，可谓是细致入微，责罚严苛，而真正触犯其敏感内心的还是朋党问题，查氏依附权臣科隆多，这对雍正构成巨大威胁。钱名世案、查嗣庭案看似是因违逆引起的大案，实则是对雍正时刻强调的“惟知有君”、忠心不二政治理念的挑战。

无论是将君臣之伦置于五伦之首，还是资孝作忠，雍正的良苦用心不过是为了维护天下臣民对个人的绝对忠心，也就说，全天下只忠于雍正个人，结党营私、攀龙附凤皆违背了这一原则，如此则朋党势力理应被剪除，哪怕用尽杀伐，这就是雍正独特的驭人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