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升评《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国新笑史》︱不笑不成世界

听说，二十世纪头四十年的中国很不正经。街头、茶馆、书房尽是傻笑、玩笑、嘲笑、窃笑、捧腹大笑。报纸、杂志上充斥喧闹、嘲弄、轻薄、粗话、荒谬、恶作剧。文人们在真诚地胡闹，放肆地捣蛋，打破规矩，反抗权威，嘲笑顽固，亵渎神圣，追求乐子。这是雷勤风所描述的清季民国的文化世界，极度开放，充满实验色彩。一言以蔽之，那是一个“大不敬的年代”。

笑与泪

晚清以来的中国充斥着败战、国耻、割据、苦难、悲痛，其时代主题即李泽厚所谓“救亡压倒启蒙”。基于救亡的压力，近代史常被表述为一部血泪史。同样，对于那个时代的文学表述，也常以“痛苦”为底色，写成一部“痛史”。西方的中国文学史书写亦不例外。白睿文（Michael Berry）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著作记录了十九世纪以来中国所经历的一连串创伤，王德威亦强调历史遗留的暴力如何宰制了现代文学的主题，王斑则干脆把现代中国的历史比成积累多年的一堆残骸。“痛”固然是中国人面对被炮舰轰开的现代化的一种重要体验，仍值得大书特书，但在这一主流的经验下，是否还有另类但重要的体验呢？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文学教授雷勤风（Christopher Rea）认为，清季民国面对现代性，还有一种喜剧化的表述方式，即把历史“当作一连串的笑话”（28页）。笑与泪是硬币的两面，正如晚清文人吴趼人既写了一部《痛史》，亦写了一部《新笑史》，“不见得因为有苦难所以不需要笑声，有时苦难甚至正需要笑声”（28页）。

这本获2017年“列文森”大奖的《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国新笑史》（以下简称《大不敬》，书中引用只注页码）将被忽略的“笑”重新放回二十世纪前四十年的历史文化脉络中，试图去回答：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如何笑？”“笑什么？”“如何谈论笑？”“什么导致了笑的变化？”（44页）为此，作者将长期被“痛”边缘化的“笑”作为叙述中国近现代史的中心，并采用了新的历史分期法，不只以大清覆灭或五四文学运动为历史之转捩点，更以笑的历时性变化给文学史分期。作者意在重写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或作者自诩的“新笑史”。

“新笑史”究竟新在何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先谈英文学界的“旧笑史”什么样？这是雷勤风的著作对话、批评的对象。英文学界已经出版的中国幽默研究，讨论的对象主要是老舍、鲁迅，最近还有林语堂的作品，丰子恺的漫画，以及侯宝林的相声。雷勤风指出，其实有太多的可以用来研究中国幽默的材料学者们还没有利用，该书附录所列出从1900年到1937年出版的中文幽默笑话文集清单上就有多达一百多本。当然，雷著利用的文本也不止于笑话集，还有漫画、电影、传记资料、学术著作、辞典、广告等出版品（18页）。新笑史之新，首先在于研究笑的材料的极大扩充。这一方面既得益于作者勤于收集，亦是因为新视角引入了中国喜剧研究。无论从视角上还是风格上，作者承认，对他启发最大的就是英国历史学家维克·加特莱尔（Vic Gatrell）的《笑之城：性与讽刺在十八世纪的伦敦》（City of Laughter: Sex and Satire in Eighteen-century London）一书。该书关注的话题是，哪些故事、玩笑、讽刺让英国乔治王后期的贵族们觉得可乐？作者聚焦的不是那些品味优雅，可以让上层阶级引以为傲的幽默，而是那种英国式的恶毒嘲讽。这种嘲讽通常下流、世故、浑身是刺，话题下三滥至不离性器官、便溺、放屁、偷情、丑闻、发酒疯。品味低下的幽默，既能帮我们了解社会的另一面，亦能帮我们探测到一个社会在某个时代的道德边界。要研究低俗的幽默，那些放在大英博物馆里一直少人问津的低俗讽刺画，倒成为最好的研究材料。《笑之城》对幽默研究的一个启发就是，人们总是习惯于研究优雅的趣味，但当我们将眼光投向一个时代最粗俗的举止、最低俗的艺术形式时，亦可能别有洞天。雷勤风亦将笑的品味从优雅扩充至粗俗，那么，书中所讲的故事的主角，不只是那些已经被学界接受的文化名人，也包括“乖僻的诗人、杂耍企业家、知名詈骂者、矫揉造作的散文家、眨着眼的滑稽演员和自我吹捧的玩笑者”（45页）。新眼光和新材料，给笑史赋予了新意。

《笑之城》除了要写一部英国的幽默滑稽史，更意在刻画乔治王后期英国的社会心态。当贵族们在酒馆里传阅画着女人大屁股的讽刺画，并高声谈笑，作者想告诉我们，一种对待性、名人、讽刺的新的态度正在英国社会产生，而这些放肆的举止又如何为道德保守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到来提供了可能性。《大不敬》亦有此描摹社会心态的意图，通过呈现二十世纪前四十年中国人的笑，作者意在重构在现代化所造成的阵痛中，有的中国人如何用一种玩世不恭的方式，不仅熬过去，还能从中找出点乐子？

笑为先

黄克武通过研究十九世纪初年问世的小说《镜花缘》中的幽默，试图了解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如何谈笑。雷勤风可谓无意中接着黄克武的研究做下去，探讨中国文化受到西力影响，国人心态发生深刻变化后，谈笑的方式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大不敬》指出，在二十世纪的前四十年，喜剧蓬勃兴起，形式多样，深受世界潮流的影响，无一种喜剧形式处于宰制地位，甚至对什么是“笑”都不存在定于一尊的共识，嘈杂喧闹的多声部中实孕育着多种的可能性。

笑的材料扩充之后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些庞杂的材料条理化？传统处理幽默文学的方式是以人物为中心，雷勤风则以关键词来整理材料，并列出了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五个关键词：笑话、游戏、笑骂、滑稽和幽默。这五种喜剧形式共时性地并存，有交叉，且互相影响。作者在书中也提出了一个新的中国历史断代法，以笑为中心，由游戏、滑稽、幽默等喜剧形式的变化作为划分的标准。除了学界普遍接受的那一个以重大政治事件与政权更迭为标准的近代史分期外，作者认为新笑史也要突出“十九世纪晚期小报媒体的兴起和1930年代以幽默促进中国文明进展的努力”（45页）。这些事件似乎不具备明显的政治重要性，但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如何笑。因此，雷勤风笔下的新笑史开始于小报媒体的兴起，终结于1933年这一所谓“幽默年”。作者认为“幽默年”之后，中国人的笑开始走上了不同的路径，这将是他要写的续集，从1930年代谈到1950年代，所谓“新中国”的幽默。

五大笑法

李孝悌曾发现，义和拳乱之后，为了开启一般无知“愚夫愚妇”的智慧，白话报纸大量出现，故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开始于1901年。为达启蒙一般人之效，精英们放下身段，在报刊内容的通俗上下足功夫，这无疑给了喜剧绝好的机会。吴趼人曾说，“窃谓文字一道，其所以入人者，壮词不如谐语”，寓意好笑才能发挥最大作用。为将笑话从中国传统上纯粹只为娱乐提升为社会改良的工具，吴趼人提出“笑话小说”一词，试图利用小说当时的威望，将笑话与其连接，以达改造时风的最佳成效。同时，1905年科举的废除，使得文人断了学而优则仕的念头，开始依赖小报媒体谋生，写笑话是一种职业。《大不敬》一书指出，从晚清到民国，一股笑话潮长盛不衰，“笑话”一词取代传统上常用的“笑言”“笑谈”“解颐”等词汇，被广泛使用。如晚清的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就是所谓“笑话小说”，以笑话贯穿了整部小说。民国的报刊上充斥笑话，副刊、专栏中笑话既是卖点，亦为补白的好材料。如果说晚清的笑话主要是趣事轶闻，那么民国的笑话则主要是文人编写的、类型化的笑话书。雷勤风指出，即使在民国早期，中国的笑话潮已经属于了全球现象的一部分。通商口岸西方人出版发行的英文幽默报刊、留学生从海外带回的外文笑话书都在深刻影响、改变着中国文人对笑话的理解和创作。同时，中国自己的笑话书也广传海外。

“游戏”在1890年末成为印刷媒体的一个流行词汇，同时也被其他大众文化所借用，意义多歧。文人在“游戏文字”，为好玩儿或戏弄，写讽刺文章、笑话、谜语以及鬼的故事。他们不再以道德模范自居，以卖游戏文章为生，以及时行乐的方式，鼓吹一种逃避现实的社会风气，同时也麻醉自己。同时，游戏的笔法也催生了“未来奇幻小说”这一新的文学类型，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和李伯元的《新石头记》都是其中的翘楚。这些作品涉笔成趣，想象奇特，论旨仍是严肃的政治话题。辛亥革命前后，梁启超、李伯元、吴趼人式的游戏文字流传到了各大报，打趣式的口吻成为当时时评的主要风格，如《申报·自由谈》专栏。揶揄成为上海小报的重要特色，机智的笑骂文章也为各大报纸编辑所喜闻乐见。

石版印刷与摄影技术的流传使出版画报形式的副刊成为可能，如《申报》的《点石斋画报》即开风气之先，发表了大量与奇闻怪谈有关的图画。周作人观察到，因在有关政治议题的表达上漫画这一艺术形式更为直观、有力，近代以来，漫画逐渐取代了笑话的地位。游戏在漫画这一形式上表现得尤其一目了然。民国的政治漫画常常涉及视觉双关、文字游戏以及谜语。现代性所带来的技术既是漫画揶揄的对象，更是其兴盛的物质基础。

当时的游戏不只是玩文字、图像，也有“游戏场”。中外商人基于各种目的，出资建造游乐场所，供国人游乐。当时到上海必须白相的地方，就是大老板黄楚久为推销自己的药品，打造的“大世界”。对黄老板，游戏是最好的促销手段。在游戏场，国人既可在脚踏车等当时新奇的机械上找到乐趣，亦可以看变戏法、听相声、观杂技、唱京戏。照哈哈镜是当时一个极其独特的体验，扭曲成或细长或矮胖的身体，常让人捧腹不已 。如果说哈哈镜是现代化“游戏”中新技术的标志，那么其他的视觉技术，比如照相技术也给时人以极大的游戏空间。当时流行的“分身像”，即将两张照片按照蒙太奇手法结合为一张，曾带给无数人愉悦与惊喜。新技术使游戏有了新的玩法，也使得游戏在当时被视为一种文明化的力量。

鲁迅先生爱骂人。如果鲁迅是骂人之父，雷勤风则认为，党国元老吴稚晖可谓骂人之祖父。晚清以降，中国的政治文化论坛就充满了尖刻的讽刺与恶毒的谩骂。《大不敬》一书指出，各种政治事件中，都是谩骂在主导舆论，如排满运动中骂满人、五卅运动中骂西人、1937年国民政府宣布抗日后骂日人、1945年光复后讨伐汉奸。文人之间的斗嘴、诅咒也从来没有停过，尽管主流文学史往往对此轻描淡写。文人之间的互骂，更是在1920年到1930年出版的文学杂志中成为了一种常态。白话报刊的发达给了骂街以登报的机会，同时文人的笔战更是销量的保证。文人都在批评谩骂成了辩论问题的主要方式，但也都在争先恐后地骂。尤其一旦有人骂到自己头上，则绝不嘴软，一定要骂回去。雷勤风特别以一本充满粗言秽语的小说《何典》的接受史为例，讨论了骂人在当时对于作家的吸引力。受白话文运动影响后的文人，反对用典，以粗俗为美，反认雅是中国产生不了好文学的祸首。这本以“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为广告语的小说，因其风格粗俗又具极高文学价值，在1920年代重版后，受到了文人积极的回应，并成为教人如何粗鄙地骂人的范本。吴稚晖即深受《何典》影响，他爱用《何典》之典故，其粗俗的语言风格与《何典》的语言、声气相类，其文章也被时人称为《何典》式，其人也被称为“放屁”名家。吴稚晖以其文章风格与影响力，不仅扩大了《何典》的接受度，更让笑骂蔚为文人圈的时尚。

雷勤风发现，到了1920年代，“游戏”一词逐渐失去了喜剧性，“滑稽”成了泛指“可笑性”的词汇，该词的这个意思至今还在上海的方言当中。上海的城市化带来人口的急剧膨胀，对综艺的多样性要求蓬勃发展。报纸期刊也纷纷迎合小市民的口味，逐渐培养出了一股滑稽风。滑稽风与大上海的城市性格丝丝入扣，“它创造了一个人人皆能融入其中的世界：一个人们必须时时提防恶作剧的世界，也是一个能经常看到其他人中招，沦为恶作剧对象的世界”（233页）。当时上海的“滑稽大师”就是徐卓呆。在他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涯中，主编了多个报纸期刊，创作的小说、话剧、散文、笑话、照相等发表在三十多种刊物上，从大报到小报，不一而足。徐卓呆擅长写恶作剧，其创作的以李阿毛等为典型的人物，都是普通老百姓，但喜欢作弄人，以此为乐，甚至牟利。这些人物身上所体现的恶作剧精神似乎是上海人的一种性格，即使在逆境中，他们也能生存、繁荣，甚至还能找到自我满足。

徐卓呆：《笑话三千》

笑话、游戏、骂人和滑稽以其“不敬”，逐渐激起了人们的厌恶、鄙视、焦虑甚至是恐惧。这种不安的情绪和反对的姿态逐渐汇成一股舆论，催成了1930年代的幽默。“幽默”是林语堂对英文“humor”一词的翻译，在他的努力下，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喜剧形式，开始改变之前笑的各种形式的粗鄙。林语堂通过《论语》半月刊杂志，将这种讲究“同情”“有理”“从容”的“幽默”加以推广，并试图说服中国人，幽默其实是生活的一部分。幽默文学影响了多位作家，影响力持续了至少十年，并引发文学界的讨论：什么是幽默？孔子幽默吗？中国需要幽默吗？需要怎样的幽默？如何从幽默的角度，重新评价、发掘中国的传统文化？“幽默”理念在当年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申报》上有人提出，对文学家来说，1933年不是“宪政年”，不是“国货年”，不是其他，而是一个“幽默年”。

作者认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大不敬的年代在“幽默年”之后开始改变。这五种喜剧形式都以某种方式保存了下来，但笑的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就如同道德保守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终结了乔治王后期贵族们沉溺其中的低俗的笑，《大不敬》指出，1937年的对日宣战、1945年的国共内战，尤其是1949年中共建政，都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笑的风格。

笑疾

笑一笑，十年少。李贞德却发现，传统中国医学以气为本的身体观，对喜怒哀乐都不以为然。笑被认为是“亡精费气的活动”，甚至“喜则气缓”。多笑不仅无益，倒是病症。在一个危机深重的时代，笑似乎也是一种社会问题，常为人诟病。雷勤风揭示，晚清和民国的作家对“笑”态度矛盾，既享受其所带来的快感，亦担心其不良的社会影响。搞笑的艺术家，无论以何种形式搞笑，都需要去回答：“笑”这种艺术形式如何回应中国所面对的苦难？周作人认为，笑话简单地分为两类，挖苦与猥亵。他亦认为能引起人笑的理由，常常是不道德的，比如老百姓相信“力即是理”，无论手段是否正当，只要能赢即可。他们总是崇拜英雄，对失败者没有同情，习惯加以取笑。这一“大不敬”的风气，有益于世道民心吗？同时，将苦难、眼泪、鲜血“一笑置之”， 仿佛阿Q说“儿子打老子”，固然可以逃避现实，甚至找到乐子，但能救国吗？这种道德困境始终贯穿着晚清民国的笑史，使得那个时代不仅有泪，有笑，也有焦虑。

雷勤风通过对笑史的梳理，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晚清民国社会氛围除了悲情，还有“不敬”。但作者似乎过于强调了“笑”颠覆、破坏的一面，却忽略了其维持既有社会规范（social code）的另一面。毕竟玩笑可以挑战某些社会规范，但还是要遵守、甚至强化其他的规范，否则产生的效果不是笑，而是尴尬。通过解读《笑林广记》中与性有关的笑话，黄克武认为，这些笑话尽管挑战了社会禁忌，但却强化了男性中心的性观念。笑话所开启的有限言说空间，也只是适度纾解了礼教对情欲的压抑，从而更好地维系现实秩序的运作。因此，笑话只是起了社会“安全阀”（safety valve）的作用，而不是彻底颠覆秩序。那么，在二十世纪前四十年，笑在揶揄社会规则的同时，又如何维持了那个社会的规则，使得那个社会仍然还是一个“敬重的时代”？林语堂鼓吹的“幽默”，是社会规范的力量在起作用，还是文学领域的某种内在理路？当时的人们又是如何消费、解读笑的文化产品？读者与作者的笑点一样吗？基于社会地位、文化水准、政治立场、经济能力等的不同，人们对笑有不同品味，当时的中国是否形成了不同的笑的圈子或情感社区（emotion community）？这些圈子或社区各有什么特点？如何互动？

笑不可研究，一研究就不好笑了，《大不敬》倒是个例外。作者把笑史写得妙趣横生，学术著作少有这样的阅读快感。除了丰富的材料、细节、图像，睿智的观点，精心设计的章节，作者在写作风格上也在努力复原当时的幽默感，如模仿民国小报的风格写序言，大量使用中国笑话中常见的双关语。本书原是英文著作，最近已经由台湾大学文学系的许晖林教授翻译成了中文。笑依赖语言，有时并不可译，读原文常比读译文好。因此作者雷勤风在中文版序言中说：“本书的中文版比英文版更好。”这句不是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