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艾朗诺：君子比德于玉

2012年我进入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读硕士，那也是我的老师、著名汉学家艾朗诺（Ronald Egan）从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到斯坦福任教的第一年。在我求学的两年时光中，艾朗诺教授的课我几乎全都选过——从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Poetry and Literati Culture（诗歌与士人文化研究的新动向）到 Chinese Ci Poetry（宋词）, 从Lyrical and Local Prose（笔记研究）, 到Manuscripts, Circulation of Texts, Printing（写本，文本传播和印刷），还跟着他上过两个学期的“小课”。

在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参加会议的艾朗诺教授（右一）

艾朗诺教授在斯坦福的第一门课是Traditional Chinese Civilization（中国传统文明）。这门课是为本科生开设的，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和西方学者的研究，对于初到美国读研的我来说是了解北美汉学的一个很好的窗口。我原本想旁听，和教授讨论后决定改为与另一位研究生同学一起上“小课”（Directed Readings in Asian Languages），这种小课一般以一对一、一对二居多，只要师生对课程的内容和目标达成一致即可开课。按照计划，我们照常到“中国传统文明”的课堂，只是比同班的本科生多一些阅读作业，并和老师进行每周一次的深入讨论。

在这门课上，最重要的参考书是著名汉学家伊佩霞（Patricia Ebrey）的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剑桥插图中国史》），这本书的每一章介绍一个中国主要朝代或时期，用艾朗诺教授的话说，它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入门读物，也是学习用规范、简明的英语讨论中国文化的好教材。我最感兴趣的内容是阅读英译的中国诗词和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所译的《红楼梦》。艾朗诺教授对霍本《红楼梦》评价很高，用他的话说，我们手中捧着的是两个经典——一个是《红楼梦》原著，一个是霍克斯优美、精妙的翻译。在“小课”上，我们一同阅读了霍克斯的红学论文和他翻译《红楼梦》时的一些笔记。艾朗诺教授曾对我们说，大卫·霍克斯是牛津大学的中文教授，在那个时代，每个专业只有一人能获得“教授”的职衔，但他却丝毫不留恋名位，提早退休，一心投入到《红楼梦》的翻译中。因为想要见到霍克斯本人，艾朗诺曾准备到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只可惜那段时间霍克斯正好不在牛津，因此直到这位大师去世，他们都未得一见，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小课的“加餐”还包括阅读讨论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和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的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帝制晚期中国科举考试文化史》）等著作。艾朗诺教授会让学生分工阅读不同章节，在课上对自己所做的章节进行介绍。每个学生发言时，他都很认真地听，还仔细写下笔记。不知道我们所讲的内容是否值得老师记笔记，但他谦虚、认真的态度在无形中勉励我们在课前尽力做好准备。

艾朗诺教授的“诗歌与士人文化研究的新动向”和“写本、文本传播和印刷”是两门为本专业硕士和博士生开设的课程。“诗歌与士人文化研究的新动向”的阅读量非常大、内容也很艰深，他详细地解释了在人文社科领域，一篇学术论文的发表过程和一本学术专著是如何出炉的，我们也在课上阅读了大量近年来新出版的学术专著。

艾朗诺教授布置的阅读作业经常是某本大部头中的一些章节，为了节省学生的时间，他会提前把需要看的内容扫描好。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繁重而无甚乐趣的体力劳动，但他总是自己完成，从不要他人代劳。艾朗诺教授使用电子设备自然没有年轻人熟练，扫描的纸页周围有没裁掉的黑影，最有趣的是，他按着书的一截衬衫袖管也扫了进去，从衬衫不同的颜色可以看出，这些材料是花费很多时间扫描出来的。

艾朗诺教授时常会带许多参考书来上课，都是他骑着自行车从家里驮来的。他每天都骑车上下班，风雨无阻，穿着一件环卫工人那种荧光背心保障安全。有一次，艾朗诺教授一边分发自己带来的大厚书，一边半开玩笑地说：“我能带来多少书取决于体力……我的强壮程度决定我今天只能背这么些来啦。”他其实是想让学生尽量多读好书，但又不能都布置成阅读作业，因此把这些书全背到课堂，让学生随时传阅，“馋馋”大家，希望我们在课后能主动借阅。

研究生课程一般采用研讨会的形式，上课简直是一种“轰炸”，因为美国学生很善于发散思维，口才也都很好，他们会连珠炮式地提出新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话题的变化和语速都非常快。在这类课堂上，谁最能“抢话”，就能得到最多挖掘老师智慧与表达自己思想的机会，收获越大、分数也越高，这种上课“抢话说”对英语非母语、也不习惯于争抢表达机会的学生是一种很大的冲击。不过无论学生如何唇枪舌剑，艾朗诺教授总像是一个很好的主持人，把握着课堂的节奏，即使学生有“抬杠”的嫌疑，他的回答也总是清晰、和缓、切中要点。对于国际学生，他也给予充分的发言机会，耐心聆听，除了提出意见，还经常在明白我们的意思之后用更加准确、学术化的英语把我们的观点复述一遍，这对我们学习用英语治学很有帮助。

“写本、文本传播和印刷”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门课，这门课所研究的是唐宋时代文本的产生、传播和消费。传统理解认为文本就像冰川中的化石一样，一字一句、原封不动地从古代保存至今，而新的观念要求我们必须把文本放在一个更大的文化语境中进行研究，这是至关重要的。艾朗诺教授在课上做了这样一个假设：“我们觉得李白、杜甫是唐朝最伟大的诗人，那是因为在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文本中，李杜的诗歌特别多、艺术成就也特别高。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唐朝存在一位诗人比他们的作品更多、艺术成就更高，但只是因为种种原因，他的作品没有保存至今呢？”这种想法对我的冲击很大，我当时盯着教室的顶灯，使劲想真会有这种可能吗？如果有，会是什么原因呢？如今还可追溯吗？或许是冥思苦想得太厉害，听到艾朗诺教授说：“哈哈，作为学文学的人，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比如Wandi——是很不喜欢这种假设的。”天哪，不知道老师是不是把我盯着天花板的样子看成了翻白眼，但确实如此，哪一个热爱古代文学的人愿意想象中国有可能有过比李杜还杰出的诗人，但声名作品都湮灭了呢？艾朗诺教授在讲课时，一直很能预见和洞察学生的反应和想法。

这门课的另一个重点是宋代印刷术的出现如何改变了人们阅读和对待文本的方式，在课堂上我们读了苏轼的《李氏山房藏书记》，其中讲到过去书籍难得，极受珍惜，而自有印刷术以来，“日传万纸”，但人们的学问并未增长，反而“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艾朗诺教授说在苏轼的时代，学者们看待印刷术出现之后的文本传播，就像如今的知识分子看待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一样。他的这一分析对我们理解印刷术在文化史上的影响和网络为当今时代带来的种种变化，都有深刻的意义。

宋代文学是艾朗诺的主要研究方向，他对欧阳修、苏东坡、李清照等文人有专深的研究见解。宋词和宋代笔记是我感觉比较如鱼得水的两门课，在课前我们阅读老师布置的材料——有可能是原文，也有可能是相关的学术论文，在课上学生轮流对原文进行逐句的翻译并接受老师的点评，再对文意进行总体把握。对于我们来说，文学翻译是学科的基本功，用中文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时候，对原文即使有没弄懂的地方，也很容易无意或有意地掩饰过去，因为你可以直接引述原文或者用空泛的语言含混而过，但如果用英文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一般情况下引用的原文都要自己翻译，那就需要对字字句句都有精准的理解，还要传达原文的美感，因此在老师指导下反复练习就十分重要了。在课堂上，艾朗诺教授非常注意对学生的引导，如果对古诗文有着比较扎实的基本功，并且在体会作者深意上有一定悟性，就可以和他进行非常平等的对话。

我在斯坦福就读期间，正逢艾朗诺教授的新作The Burden of Female Talent: The Poet Li Qingzhao and Her History in China（此书后来在中国出版时书名为《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在美国出版，我们在课堂上也对书中提到的重要问题有诸多讨论。根据艾朗诺教授的研究，过去判断一个作品是不是李清照所写时，标准是这一作品是否符合李清照的形象，但人们心中所谓的李清照形象，正是世所流传的她的作品所构筑起来的。如今我们看到的李清照作品中有货真价实的原作，也有“拟作”和“伪作”。为了摆脱千百年来对李清照诸多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需要剥丝抽茧，正视她的真实面貌，这其中当然包括分析不同时代人们的阐释、演绎，以及对她作品真伪的辨别。从古至今，李清照的接受史可以说是一个“文化现象”，这其中鱼龙混杂、盘根错节，梳理起来需要有高屋建瓴的思想指导，也需要有科学研究般的严谨和对她思想感情精微的体悟。艾朗诺教授开辟的新视角和研究方法，对我们理解李清照和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都有很大的突破。

艾朗诺教授讲课时常带着微笑，每句话都缓而着力，边说边沉浸在思考中，用词讲究，逻辑清晰，但语气极温和谦逊，和如今说话像炒豆儿一般的美国年轻人很不一样，有老派学者的高雅风范。这种“即之也温”反而让人“望之俨然”，不过我们不时仍能窥见他丰富的内心世界。

我记得曾有三次在课堂上见到艾朗诺教授眼眶微湿。一次是讲到他在参加某学术会议时，与会者被邀请参观“东坡故居”，当时主办方准备了一辆大轿车请客人们坐，而当地人则跟着车后面一路小跑过去，虽然许多学者对“东坡故居”的历史真实性存疑，但他仍为当地人对苏东坡的文化自豪感和向远道而来的客人展示东坡故居的热忱而感动。另一次是讲到和钱锺书见面的情景，他是首位将部分《管锥编》翻译成英文的学者，出版时的英文译名是Limited Views：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因为敬仰钱先生渊博的学识，谈到这次会面，艾朗诺教授总显得激动又感慨，说起钱先生自由挥洒的机智谈吐时特别投入，似乎种种细节仍在眼前。还有一次是我们在课堂上读李清照的《渔家傲》：“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艾朗诺教授评论道，在中国古代，只有李清照这一位女性，以文人的形象，写出如此磅礴的气势与豪迈的语调。李清照是艾朗诺教授潜心研究的一位文人，他对于李清照人格、作品跨越时空和文化藩篱的激赏，给我很大的震撼。

作为初到美国时接触最多的一位老师，艾朗诺教授不仅以深厚的学养感染着我，也引导我们了解当今美国社会和文化。记得入学那个秋天，正值奥巴马连任，艾朗诺发邮件鼓励我们当天收看奥巴马胜选演讲的直播。还记得有一次课前风很凉，马克·吐温的名言“我所经历过的最寒冷的冬天，是旧金山的夏天(The coldest winter I ever spent was a summer in San Francisco)”也是艾朗诺教授那时讲给我们听的。

感恩节时，艾朗诺教授和师母请我们去家里吃他们亲自烹饪的火鸡大餐，师母陈毓贤（Susan Chan Egan）是菲律宾华侨，作为独立学者写过《洪业传》等颇有影响的作品，对众多北美汉学家都有深刻的了解。艾朗诺教授很以师母的才华为自豪，每当有人问起他在家说中文还是英文时，他总说师母的英文比他的中文好多了。平时在学校，我们都和艾朗诺教授说英文，因为我们的英语还需要多多练习，而他的汉语显然不需要了。但在去老师家吃饭这种私下场合，我们会“撒娇”般地要求今天能不能都说汉语，老师也会迁就我们，和师母一起用汉语与我们说笑，那时大家都会非常放松。老师和师母的亲切以及对外国学生的关照，至今想起还十分温暖。

艾朗诺教授亲手烹饪的火鸡

我在美国师从的教授们各有特色，每一位都令人敬重喜爱，不过我始终觉艾朗诺教授是我见过的最有中国书卷气的北美汉学家。他举重若轻的治学、细致入微的授课、简明温润的文风、亲切和蔼的态度与温文尔雅的气质，都常常让我想起《礼记·聘义》中孔子所说的“君子比德于玉”，回忆那两年的时光，深感到老师的学养和身教如春风雨露，润物无声，却令人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