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如何建全球科创中心：环高校15分钟科创生活圈

2022年9月，上海。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此前文章提到，全球科创格局孕育新变化：第一，美国科创产业出现衰退，表现为企业裁员潮和创投资金紧缩，为全球科创前景蒙上阴影；第二，数字游民（可异地灵活办公的人士；多从事高科技或创意设计行业）浪潮蓬勃发展；第三，以理工强校为支撑、科研基础设施一流、公共空间品质好、生活性价比高的“大学城”，最受当前科创人才青睐，逆势而上，成为科创热土。

新形势下，上海“全球科创中心”的建设面临挑战。

本文首先剖析数字游民的组织逻辑和生活/工作理念；再解析“15分钟城市”概念中常被忽视的深层内涵，并阐明其如何匹配数字游民之道；最终，提出上海环高校“15分钟科创生活圈”构想。

数字游民之道/DAO

“去中心自治组织”（Decentralised Autonomous Organisation; 简称DAO）指，以公开透明的计算机代码作为运行规则、由组织内部所有成员共同控制和编辑、无需专门中央机构管理的新型组织形式，为更科学、更高效的配置新兴互联网资源提供新路径。例如，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是DAO的典型应用场景。

DAO已被镌刻到“数字游民”去中心化的工作和生活理念中：放弃对大厂和大城的执念，逐梦山林湖海之中的“桃花源”。云南大理、浙江安吉、海南陵水已成为中国数字游民的三大“根据地”。

2022年夏，一场Web3主题的前沿科技大会计划在大理举行。彼时由于疫情管控，主会场活动叫停，但大会以DAO的形式如期开展。各类自发临时组织的Web3主题兴趣组和讨论会在大理的城市肌理中（街巷、广场、水岸、餐厅、酒吧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虽然DAO是个新词，但相应的现象早就存在于人类社会中。人类历史长河里，有着大量复杂多样、延续至今的去中心自治实践，以配置“公共池塘资源”（Common Pool Resources）。

此类资源有两个特征：第一，资源开放性或流动性突出，使得其用户排他性较弱；第二，资源获取具有竞争性：任何用户对资源的获取会导致他人获取资源成本的上升。大型野生牧场（牧草）、渔场（鱼群）、河流（流水）等是经典的公共池塘资源，而公共区块链则是新兴的公共池塘资源；它们的空间和使用权很难被清晰划分至若干个体。

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指出，自然状态（假设所有用户为理性人且不存在任何社会规范）下，针对公共池塘资源的配置将不可避免引发“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使用者将在公地中持续获取资源，直至其成本超过预期收益。每个使用者通常忽略自身行为给他人获取公地资源增加的成本，所有个体决策汇集到一起，就引发公地资源崩溃。

在公共牧场案例中，“理性人”牧民将竭其所能获取草料，但这将增加其他人获取草料的成本。于是，牧民个体决策的叠加将引致草场资源枯竭。在公共区块链当中，任何节点均可被嫁接到现有开放系统网络，但新增节点时必须下载和读取所有节点信息和交易记录。这意味着，节点新增将提高数据读取成本。当所有“理性人”用户选择尽可能新增节点（如比特币挖矿），则导致数据量过大、硬件设备要求和能耗过高，直至系统无法再容纳新增节点而崩溃。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主张：解决公地悲剧的方法并非放任自流（绝对市场）或集中管理（绝对政府），而是通过使用者广泛参与、多层级、多主体、类型丰富、持续演化的集体自治实践；简言之，DAO。斯尼思（David Sneath）基于实证研究发现，牧民集体自治较“政府集中管控”或“绝对私有控制”能更好地配置并保育草场这一公共池塘资源。在蒙古，牧民继续采用传统“游牧”：即大规模季节转场、遵循集体共有原则、部落协商自治等。在俄罗斯，草场的使用主要采取国有统筹或私有运营等模式。卫星图像显示，俄罗斯一侧四分之三的草场出现土地退化，而蒙古一侧类似强度的土地退化仅出现在十分之一的草场。

城市中绝大部分的公共空间、基础设施、财政资金、政策工具等，某种程度上均有公共池塘资源的属性。严格意义上的公益资源（排他性弱且竞争性弱）的范畴非常有限，如路牌、灯塔等：指示功能面向公众，不因个人使用而降低他人使用的便利。

而草场之于牧民（Nomads），好比城市之于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s）。阳光下没有新鲜事。面对内耗繁重的大厂工作和成本高企的大城生活，越来越多的高科技和创新创意从业者选择改变。表面上，是地理空间层面的迁徙；本质上，是追求一种更可持续、更人性化、更具韧性的生活方式：“数字游民之DAO”。有趣的是，数字游民之DAO与当下炙手可热的“15分钟城市”理念高度耦合。

“15分钟城市”的深层次内涵

提到“15分钟城市”（15-min City；由法国城市战略家Carlos Moreno提出并在巴黎实施），人们会联想到一个更熟悉的概念“15分钟社区生活圈”（最早在上海提出并实施）。两个概念有交集：即在15分钟步行或骑行范围内，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因而常被混用，并被简单理解为步行或骑行友好城市。

与“15分钟社区生活圈”相比，“15分钟城市”有着更为深远的谋划。

首先，“15分钟城市”主张去中心、扁平化，改变“福特主义”（Fordism）为现代城市奠定的“线性时空”：如人们习以为常的“朝九晚五”的生活节奏和“职住分离”的空间分区。因此，“15分钟城市”展望“单中心、多中心或碎片化”的城市空间结构向“网络化”的空间体系转变。而“15分钟社区生活圈”主要被应用于优化升级既有城市空间结构的基础社区单元。

其次，“15分钟城市”强调本地社区重塑，不仅要求在15分钟步行或骑行范围内抵达各类生活服务设施、公园和自然等目的地，且在该范围内实现充分本地就业。如此，本地社区可在空间上具备完整性、独立性和多样性，但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和公共交通，与城市其它部分以及其他城市紧密连接。居民在人本尺度探索社区、感知社区、参与社区，进而建构自身与社区的真实联系。相较之下，“15分钟社区生活圈”要求从家出发抵达各类生活服务设施和轨交站点，相对缺少对本地工作机会的考虑。换句话讲，其重点在于完善社区功能和公共服务，而非营造强烈且鲜明的社区精神。

“15分钟城市”推崇的去中心、扁平化和社区感，恰巧是数字游民之DAO的精神内核。对上海而言，促进城市空间结构“网络化”转型、增强或重塑社区归属感，是新形势下提升科创策源和引领功能、持续推进“全球科创中心”建设中必须解决的命题。由此，以下提出环高校“15分钟科创生活圈”构想。

环高校“15分钟科创生活圈”构想

（一）灵活办公，时空置换

将“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融入高校周边，已有科创楼宇、园区或走廊等的开发和更新，逐步减少并弱化枯燥的潮汐式工作和生活。丰富办公空间类型，打造共享办公、商圈办公、咖啡办公、街头办公、广场办公、小区办公等多元场景。植入住宅、商业、公园等功能空间，促进宜居密度、街道活力、自由科研和自主科创在15分钟步行或骑行范围内深度融合。

如此，助力提升科创人员日常生活中灵活办公、休闲社交和社区营造的比重，推动打造“上海 + ”的数字游民生活方式：无论他们向往怎样的山林湖海，上海始终是关键一站。通过凝聚数字游民在上海的碎片化时间，为城市空间活力持续造血，实现时空置换。

（二）聚焦边界，设计支撑

中国大学校园一个突出特征是封闭围墙（许多郊区校区甚至还有“护城河”），而大学本意是指包容多元观点和集聚创新创意的“开放宇宙”。纵观世界顶尖大学，几乎都是开放校园，并与周边社区、城区或园区融为一体，以大学之科创活力和科研实力驱动区域科创产业集群。因此，上海环高校“15分钟科创生活圈”建设的突破口，在于“打破边界，无界创新”。

加大“校区–城区–园区”交界区域的城市设计力度。试点分段拆除校园围墙，盘活其内外用地，谋划高品质区域更新。营造以人为本、步行友好、引领时代、国际领先的公共空间和城市界面。以更海纳百川的气质、更大气谦和的风貌、更人性化的体验、更激发创新精神和另类思考的设计黏合生活、科研和工作。为推进落实上述目标，可组建常设的社区规划师和设计师团队予以协助。

（三）多方参与，高校引领

在以“校区–城区–园区”交界区域为空间重点的前提下，环高校“15分钟科创生活圈”建设必须吸纳多方主体参与，含在地高校、政府、园区、科创主体（企业、自组织、个体等）、常住居民和数字游民等。

为鼓励多方参与，应规划设计以步行和骑行为导向、肌理精致、街块精巧、路网紧凑、功能混合的开放街区。高校、政府和园区应发力公共空间（街道空间、城市界面、公园、水岸等）建设，明确基本的城市设计导则。地块开发和空间利用中，杜绝“小区”或“大院”等封闭形态，鼓励“小而美”项目的有机生长和百花齐放。

高校、政府和园区应通力协作：可参考MIT肯达尔科创广场的开发运营模式，设立集“规划设计、投资开发和运营”、基于公私协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的专门公司。政府重点监管项目方案是否符合法定规划条件、项目资金募集和使用是否合法合规等，并提供创新或特殊政策配套支持。园区主要负责企业孵化培育体系的设置和运转，探索多元金融手段筹措建设资金（如以预期土地增值或企业税收增值为担保进行资产证券化融资），并提供金融和法律等配套服务。高校应引领“科创生活圈”建设，探索并推动校园边界开放，在原始创新（长期投入和坚持）和市场转化（获取短期收益）之间把握动态平衡，在保持研究定力的基础上释放创业热情。

（四）内外并举，合纵连横

完善针对数字游民的政策配套保障，使上海成为国内人才对接海外的“首选窗口”以及海外人才逐梦中国的“第一门户”。一方面，减少境外企业在沪雇佣员工远程办公的制度壁垒，鼓励“劳务派遣”等灵活劳务形式，取缔非必要的线下劳务业务办理，或将其并入线上“一网通办”（如劳动手册办理业务），以更友好、更科学的就业服务环境，吸引“享受国际薪资而在上海生活、纳税”的数字游民。探索与旧金山湾区、纽约、伦敦、新加坡、香港等“全球科创中心”共同设立针对优秀数字游民的“特别工作签证”，吸引他们来沪远程办公。

另一方面，与国内主要数字游民根据地（尤其是偏远地区，如云南大理）联动，搭建以上海为中心和交点的数字游民城市网络：加密航空和高铁交通联系，共设产业基金，探索“五险一金”异地互认、缴纳和支取，使这些地区的数字游民能通过上海获得国际标准的科创服务和支持。

（五）南北竞合，辐射上海

上海环高校“15分钟科创生活圈”的创建可优先考虑两个重点区域：“大零号湾”科创策源功能区（上海交大+华师大）和杨浦国家级创新型城区（复旦+同济）。基于上述区域一流高校集群的独特优势，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创策源功能，创建全球科创人才新高地，打造“15分钟科创生活圈”范本，促进“南北竞合”。

结合环高校“15分钟科创生活圈”建设经验，中远期打造多点发力、特点鲜明、智慧互联、辐射全球的“科创生活圈网络”（9+2+X），夯实上海“全球科创中心”的战略地位。以四大科创策源功能区（张江、大零号湾、杨浦、青浦）和五大新城为“关键节点”：9个关键节点提供基础支撑，立足科创策源。以虹桥和浦东两大综合交通枢纽为“门户节点”：2个门户节点服务内外联动，聚焦交叉创新，使上海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和“多网络”叠合的战略节点，塑造独特科创区位价值。其他科创中心为“一般节点”，连点成线、线交成网：X个一般节点围绕特色主题，培育比较优势。同时，匹配科创能级和区域交通流量。“关键节点”应为轨交线路主要起始站或换乘站。“门户节点”应为覆盖城市、城际、国内和国际的立体交通枢纽。关键节点和门户节点之间应优先规划直达快轨。“一般节点”原则上应包含或毗邻至少一个轨交站点。如此，单节点可对标科创小镇，多节点联动对标能级更高的科创特区或城市，丰富上海科创中心体系的内涵，提升其多样性、适应力和竞争力，实现“数字游民之DAO”和“15分钟城市”理念的融会贯通。

参考文献：

Hardin, G. (1968).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62(3859), 1243-1248. 

Ostrom, E., Burger, J., Field, C. B., Norgaard, R. B., & Policansky, D. (1999). Revisiting the Commons: Local Lessons, Global Challenges. Science, 284(5412), 278-282. 

Sneath, D. (1998). State Policy and Pasture Degradation in Inner Asia. Science, 281(5380), 1147-1148. 

Moreno, C., Allam, Z., Chabaud, D., Gall, C., & Pratlong, F. (2021). Introducing the “15-Minute City”: Sustainability, Resilience and Place Identity in Future Post-Pandemic Cities. Smart Cities, 4(1), 93-111.

作者简介：

饶富杰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助理教授（城市设计与规划方向）

研究支撑：

《环高校“15分钟科创生活圈”空间规划策略与共治共享机制研究》，22692194900, 上海市科委“科技创新行动计划”软科学研究项目

《数智驱动下上海中心城的各类空间演变与规划应对策略研究》，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科研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