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权力竞争如何引发了技术革命（下）

【编者按】

重大技术变迁在不断重塑世界历史进程。在人类历史上，重大技术变迁往往呈现周期性的波动：有时候，技术进步比较缓慢；而有时候，重大技术变迁在一段时间里集中出现，出现了技术革命。是什么原因驱动了世界重大技术变迁的出现？

征引人类现代历史上的三次技术革命，特别是二战之后第三次技术革命中的相关史实，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黄琪轩于本文中认为，世界政治中的领导国与挑战国之间的权力竞争是推动世界重大技术变迁的重要动力。具体而论，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会影响大国竞争，而在权力转移时期，领导国与挑战国之间的权力竞争尤其显著，因此，技术进步也会更密集地出现。作者指出，国际权力变迁的这一视角不仅可以解释重大技术变迁出现的地点，即往往出现在世界政治中的领导国和挑战国；还可以更好地解释重大技术变迁出现的时期，即在世界政治的权力转移时期。

作者对比了中国古代与现代欧洲的技术进步情况：自十五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存在比较激烈的国际竞争，尤其是存在国家之间权力转移这样异常激烈的国际竞争，因此它在世界技术史中能脱颖而出；而除去春秋战国和宋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古代中国缺乏严峻的国际竞争环境，更缺乏权力转移这样高强度的国际竞争，因此，古代中国逐渐丧失了技术进步的意愿与能力，进而丧失技术上的领先地位。

据2017年数据，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大约相当于美国的67%。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成长及中美经济总量的日渐接近，作者认为，中美分别作为当代世界政治中的挑战国和领导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很可能会推动世界出现新一轮重大技术变迁。

本文原文约21000字，刊于《世界政治研究》2018年第1辑，原题：“世界技术变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大国权力竞争如何引发了技术革命”。澎湃新闻获得授权，分三部分刊出该文。以下是第三部分。

五、欧洲与古代中国技术变迁的历史比较

事实上，如果我们放眼更长的历史时段，就不难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即在“无核”时代，大国竞争也同样促进了重大技术变迁。

第一次技术革命（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源于英国霸权面临大陆强国法国的挑战，技术革命率先在这两国出现。而第一次技术革命的关键技术——蒸汽机的改良，就来源于当时的军事竞争。苏格兰发明家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1736—1819）改良蒸汽机的基础来源于英格兰实业家约翰•威尔金森（John Wilkinson，1728—1808）对大炮镗床的改进。正是威尔金森的天才努力，才使得瓦特可以确保，直径72英寸的汽缸在最差的地方加工，误差也不会超过六便士硬币的厚度（0.05英寸）。如果没有金属工艺的改进，并能制造出精确的圆柱体，改良蒸汽机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二次技术革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是在德国和英国之间展开的，当时的英德霸权竞争推动了第二次技术革命中很多关键技术的产生。如第二次技术革命的关键技术之一内燃机，其原始雏形是火枪；其工作原理是引导性爆炸：气体在某一有限空间（如汽缸）内迅速膨胀，推动一物体（通常是活塞）向指定方向运动。到了十九世纪后半期，当比利时工程师艾蒂安•勒努瓦（Etienne Lenoir，1822—1900）研制出由煤气和空气混合物驱动的发动机时，内燃机才具有潜在的实用价值。

第二次技术革命的一项重要投入品是钢材。钢的兴起离不开当时英德霸权竞争过程中双方对新材料的需要。不仅造船需要新的钢铁材料，制造枪支同样也需要钢材。在权力转移时期，英德双方加强军备，冶炼业尤其是炼钢业有了很大进步，而军队是钢材最早的用户。最开始，钢材的价格过于昂贵，甚至连军方对碳钢技术的成本都感到难以承受。但是，军事竞争的压力迫使它们在技术上予以投入。美国的米德维尔钢铁公司（Midvale Steel）和伯利恒钢铁公司（Bethlehem Steel）就曾为美国海军制造装甲钢板。当军队大范围使用钢材，市场逐渐打开以后，其他民用部门才开始接受这一新材料的消费。

1903年，德国皇帝说服西门子公司和一家德国电气公司（Schuckertwerke）合作建立一家无线电通讯公司，而这背后的故事是英国和德国海军军备竞赛的需要。这家公司在世界各地研发、设计和安装无线电工作站。

因此，第二次技术革命中，新技术的出现和推广离不开当时欧洲大国之间的权力竞争。在权力转移时期，英德两国的权力竞争，使得双方政府全力支持改进交通运输工具、电话、无线电、汽车运输、飞机等重大技术。这些技术使两国有可能调动和指挥几百万人奔赴战场、参与战争。正是英国和德国对霸权的争夺，为内燃机、钢铁、铁路、无线电、可互换部件以及大规模生产等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两次技术革命之前，地理大发现及支撑大发现的重大技术变迁离不开葡萄牙、西班牙对地区霸权的争夺；科学革命的出现离不开荷兰与英国争夺欧洲霸权。如果说欧洲的大国竞争，尤其是大国权力转移时期的国际竞争推动了重大技术变迁的出现，那么，古代中国则与欧洲形成鲜明对照。古代中国缺乏欧洲那样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尤其是缺乏欧洲大国之间权力转移这样如此激烈的国际竞争。因此，欧洲的大国竞争催生了一波又一波的重大技术变迁，而古代中国却缺乏这样的变迁。

有学者如此描述古代中国的地缘环境：“在这一区域的西部，险峻的喜马拉雅山成为这一区域的西界，北部的蒙古高原阻挡了这一区域的进一步延伸，而东部和南部一望无际的海洋成为它的天然屏障。这些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看来可笑的描述，在16世纪欧洲人到来之前却是真实的历史。”这些天然屏障，使得中华帝国成为一个相对封闭体系。在这个体系内，中国难得和欧洲交锋，而在东亚长期维系了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朝贡的体系。

不过，古代中国并非一直如此安稳与太平。古代中国也出现过诸侯国之间的竞争以及中原地区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竞争。在古代中国存在与西方国际竞争类似的情况时，古代中国的技术轨迹却有所不同。古代中国的技术变革，往往出现在它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的时期，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其一，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竞争让各诸侯国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其二，宋代与游牧民族的竞争让宋面临同样严峻的外部环境。因此，春秋战国时期与宋代，是古代中国科学、技术以及思想上的两个高峰。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频繁的战争塑造了当时独特的技术轨迹。社会学家赵鼎新指出：“诸侯国之间反复爆发摧毁性的战争，而这样的战争催生了效率导向行为的快速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取得的重要技术成就就是效率导向行为的结果。

在水利方面，西门豹的“引漳入邺”（邺，今河南安阳市北——作者注），李冰父子修筑的“都江堰”，以及水工郑国开凿的“郑国渠”等, 都是当时世界上罕见的大型水利建设工程。

不断的征战刺激了军事技术与各项工艺的发展，尤其是冶炼业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冶铁技术有了重大突破。美国经济史学者乔尔•莫基尔指出：“在鼓风炉的使用方面，中国人领先欧洲人一千五百多年。这使中国人能够使用铸铁，把生铁精炼为熟铁。到公元前200年，中国人已经了解了铁的铸造，而这最早在14世纪后期才到达欧洲。”战国中晚期，各诸侯国开始大量使用铁器制品。战国时期用柔化退火制造可锻铸件的技术以及多管鼓风技术是冶金技术的重要成就，这样的冶炼技术比欧洲早了二千年左右。建国后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多年，出土时仍熠熠发光，剑刃极其锋利，剑身不见锈斑。

在天文方面，战国时期的《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它测定了上百颗恒星的方位，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相互征战的副产品是促成了重大的技术进步。

宋朝面临类似的外部环境，北方游牧民族对宋的统治构成了严峻的威胁。宋朝的统治者面对强大的邻邦必须严阵以待，积极应对入侵。美国汉学家伊佩霞 （Patricia Buckley Ebrey）指出：“从979年到1041年间，宋朝的军队增加了三倍，达到了125万余人。政府每年都要生产大量的武器，包括数以万计的箭头和数以千计的盔甲。军费开支耗费了政府大约四分之三的收入。”这却刺激了技术的改良。在这样的环境下，宋朝开创了古代中国技术史上又一个辉煌时期。四大发明中的三项发明即指南针、活字印刷术与火药都与宋代密切相关。

在宋代，人们根据以往的技术积累，制作出了成型的指南针。宋代航海事业和外贸事业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指南针的发展。随后，指南针由阿拉伯人传到了西方。在1045年前后，布衣毕昇（约970—1051）用陶瓷制成活字，活字印刷术首次出现。在公元1040年，在对党项族的作战中，仁宗皇帝派人编撰了长达四十卷的兵书，其中包括制造使用各式武器与攻城设备的方法，也首次提到了如何制造火药。后来，宋人发现火药可以用作发射燃料，从而制造了真正的火炮。

此外，宋代的计时技术也取得了重大进步。公元十世纪到十一世纪，中国的钟表制造者就建造了精巧的水钟。公元1086年，宰相苏颂（1020—1101）主持建造了著名的水运仪象台。这是一部集观测天象、演示天象、计量时间、报告时刻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观测仪器，使得中国人在时间计量上的成就达到了顶峰。风箱也在宋代发明出来，后来传入西方，这被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看作蒸汽机的重要构成。此外，宋代冶铁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在1064年，宋朝生产了约9万吨的铁；到了1078年，铁的产量达到了12.5万吨。而1788年的英国，其铁的产量才仅有7.6万吨。

乃至有研究宣称，工业化的起源不应该从英国的经济史中去寻找，而应该从古代中国寻找；正是由于宋代许多思想和技术向西方世界的传播，才极大地促进了西方世界的兴起，这正是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宋代技术对西方文明的起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概言之，欧洲存在比较激烈的国际竞争，尤其是存在国家之间权力转移这样异常激烈的国际竞争，因此它在世界技术史中能脱颖而出。而古代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缺乏严峻的国际竞争环境，更缺乏权力转移这样高强度的国际竞争，因此，古代中国逐渐丧失了技术进步的意愿与能力，进而丧失技术上的领先地位。

历史上的霸权竞争往往促成世界重大的技术变迁，乃至技术革命。如表3所示：世界霸权竞争有力地促成了重大技术变迁的出现。

简言之，葡萄牙西班牙的霸权争夺促成了大航海时代的技术突破以及地理大发现；荷兰与英国的霸权竞争促成了科学革命；英法的欧洲霸权争夺带来了第一次技术革命；英国与德国争夺欧洲霸权的权力竞争带来了第二次技术革命；二战后，美国与苏联的霸权竞争引发了新一轮的技术革命。

六、结语

技术学的研究者大都认为技术进步会沿着一定的技术轨道行进，技术进步有着自身的周期。本文试图展示，重大技术变迁的周期受国际政治变化的影响。尽管技术进步充满不确定性，本文仍力图探寻技术进步中一些相对稳定的规律。政治是主人，技术是仆人，世界重大技术变迁往往受大国竞争驱使。权力转移时期是大国竞争最激烈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往往催生重大技术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技术革命背后的故事是大国政治。半导体、晶体管、互联网、航空航天等技术都源于同一个储蓄库。大国的权力竞争推动了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重大发明的出现，这些发明与发现为以后的技术改进和民用化提供了来源。在苏联作为挑战国崛起时，美苏双方的技术竞技就为这个储备库增添了诸多内容。在领导国与挑战国之外的国家，也存在大量的技术革新。只是与领导国与挑战国相比，这些国家意愿与能力往往不及挑战国与领导国而已。

2006年初，中国召开了全国科技大会，这次会议对技术创新的基调与以往的技术政策有很大的不同。在这次会议上，中国政府开始强调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十几年来，中国在技术领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原因是中国日益崛起，并成为世界政治中惟一可能撼动美领导权的国家。在新一轮权力转移时期，维护国际安全的考虑是驱使中国政府做出自主创新决定的重要动力。当前中美技术政策的走向也预示了未来重大技术变迁的端倪。只是和本文开头提到的两部电影中的情节不同，双方技术竞争的内容会远远大于技术合作的基调。

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成长，随着中国经济总量日益逼近美国，中美竞争会进一步加剧。权力转移时期的国际竞争会促使中国政府加大对技术自主性的诉求；中国政府会相应加大对科学技术的支持与干预；中国的军事技术会迈上一个新台阶；中国对基础科学、人力资本的投入会持续增加；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会发生更显著的技术变迁。世界政治领域的新一轮权力变迁将拉动中美双方新一轮的技术变迁。（全文完）

（本文原刊于《世界政治研究》2018年第1辑，原题：“世界技术变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大国权力竞争如何引发了技术革命”。略去注释，正文略加编辑并由作者审定。经授权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