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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阳欣:网络时代,我们为何还要抵达现场?|媒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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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4日
聂阳欣:网络时代,我们为何还要抵达现场?
✍整理:秦朗
编辑:阮宇宁
聂阳欣
2018年进入《南方人物周刊》实习,2020年正式入职,主要负责社会版新闻。
代表作品:
我正式入职只有两年,也算是新人。想到“抵达现场”这个题,是因为我上周在南京出差,一个百货大楼发生火灾,需要做突发报道。我当时也在思考,如果将“抵达现场”放在十几年以前的话,它不能够算是一个问题,因为当时网络和社交平台的用户量不大,很多情况下记者只有去到现场才可能接触到新闻当事人。但是现在我们都使用微博、抖音、小红书和知乎等等,人人都可以在现场发声,人人都可以做自媒体,在平台上找采访对象可能更有效率。
所以就涉及到我们现在去现场还有什么用,以及如何在一个突发事件里平衡好现场和网络搜索的关系。
我先说去现场可以得到什么。
现在在我们南方人物周刊,很多选题是能到现场就必须到现场,我的选题很少纯线上操作。比如,在2020年8月有一个比较受社会关注的司法案件——张玉环案,这是我入职之后的第一篇报道,去到了张玉环的老家。20年前他被判有罪,20年后无罪释放,推翻了案件最初的审判。涉及一个问题,当年的线索和证据都不足以证明张玉环是凶手。
凶手是谁?仍未可知,所以我心里稍稍会有点疑问。我先去听庭审,再采访律师等等,最后才去到张玉环家。当时我非常震惊,他家在农村,近几年很多人家都重新做了自建房,但是张玉环他们家完全没有,非常穷,他自己住的那栋砖瓦房,二十多年来一直保留在原地。张玉环的妈妈已经八十多岁了,我去的时候她很激动,带我去看那个房子,她总觉得那里还能保留着一些证据。
当看到一个八十多岁的母亲守着一个空了二十多年的破旧砖瓦房,我内心的疑虑就完全打消了。我觉得不管张玉环是不是真的凶手,他因为不严谨、不恰当的司法程序入狱,使整个家庭一直挣扎在过去,这很令人难过和遗憾。
所以我去到现场后,就给整个稿件定了一个基调。稿件的副标题叫做“被迫缺席的27年”,意思就是张玉环与他的亲人、所在的村庄,整个被剥离开来。
我后来也做过偏向于调查性质的报道,这时现场就更重要了。我在2021年做了一篇关于南昌房地产的报道:一个南昌本地的房地产商被杀了,凶手在同一地点自杀,被害者跟凶手全部死了。那怎么去了解他们的过往和他们之间的纠葛?这类案件没有办法在网上找,他们的家属往往不会露面。所以我只能去到南昌,通过员工,找到被害者的哥哥,又通过哥哥的介绍,去找到他们公司的副总。
当时特别巧,南昌本地的媒体不太报道这事,我过去之后,他们又觉得很值得报道。在媒体的饭局上,就有很多人给我提供线索,比如说凶手的社会关系、以前来往朋友的联系方式,所以我又从他们的一些共同好友那听到了过往的恩怨纠葛。更巧的是这个凶手和被害人以前联手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情,比如一些掠夺或者说是黑帮式的敲诈。
还有一件非常巧合的事情,当时他们两个人都死了以后,怕落网的仇家就去南昌公安局递交了一份举报材料,我在公安局门口碰到了他们,于是又知道了人情世故外仇恨方的态度,最后完成了这篇稿件。
去现场永远都有意想不到的东西,现场永远有一些未知的惊喜。
调查就是需要费一些功夫的,一类是这种到现场去找采访对象;还有一类也需要去现场找采访对象,但采访对象你可能根本都不知道是谁。
比如我做过的一个关于农民工的稿子。现在很多老龄农民工在逐渐被工地辞退,因为工地的管理日渐严格——以前没有年龄限制,但现在60岁以上的男性和55岁以上的女性都不允许进入工地。我们注意到这样的现象,那么如何去找到这些工人呢?工地遍地都是,但老人家不太可能活跃在互联网上,没有办法通过网络去找到他们。
我就只能够随机找,当时到杭州采访另一个学者,采访完了后,就在住的周边找工地。现在工地管理很严格,外人进不去。所以我就蹲守在工地门口,等到他们下班,看很多人都骑车从市中心的工地到住处去,我不知道他们住哪,但仍跟在后面一路骑行,到了非常偏僻的郊区,发现了他们住的铁皮房。我就在那找工人,找他们的安全主管等等,到最后才有一个人愿意让我进去采访。所以这一类也是只有去到现场才可以找到人的选题。
现场能够给人一些感受性的东西,它可能没有给到实质信息,比如增加采访对象,但是能够给你环境信息,比如很原始的冲击。上面南昌房地产与农民工的例子是指,我们在现场能够找到一些惊喜的或特定的采访对象。
但是我们有时做突发新闻的时候,会发现去现场也没有那么有用。我们被禁令限制在现场外的包围圈,并不能触及事件的核心。比如去年1月份的山东金矿爆炸案,这本身不是一个非常稀奇的事情,因为在21世纪初,山西煤矿基本上每年都有“无数个”爆炸案。
但是那次金矿爆炸案的一个特殊性在于近些年来很少发生,加上是当时人们被困在下面生死未卜,救援一直在持续。我们很想过去做一个救援报道,但发现,距离矿难现场很远的地方就拉了警戒线,根本就进不了现场。并且到后来整个村子的路都封了,我们当时在现场几乎是一无所获。只能去跟一些例如运送物资的司机聊天,这是非常外围的信息。
我们最后在社交平台上找到了受害者亲属,因为他们会转发一些公共消息,并附带求助信息如“我的家人也困在里面,有什么办法”。于是在网上找到了联系方式,采访到了家属。但是这次没有出稿,因为禁令很快就过来了。
再比如今年3月的东航坠机事故,我们傍晚的时候就到梧州了,但是现场从村子外面就开始被封锁了。当天晚上七点一直到凌晨七点,我们在这12个小时里一直尝试突破封锁。村子的正门进不了,我们当时就绕到了村子后面的山,从山路上面切到村子里,但是事发现场在另外一座山,我们就又要从村子里爬到那座山,同时山上还有好几道封锁。最后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继续前进了,又在山顶的哨所里被看管了半个晚上。
这一次到现场一无所获。一些好的报道其实全都是在后方做的,因为那时很多受害者的亲朋好友都在网络上发声了,你能够立刻联系到他们,并且获得有效信息。但像我一样在现场的记者,只是在不断地突破封锁,以及爬山。
被困在山顶哨所时,我们几个记者都在聊这个事情,就是说觉得来现场好像已经没有用处了,因为根本就到达不了事件中心,所有相关的人也都接触不到。
开头说到我最近在南京,做了一个百货大楼火灾的突发。其实特别巧,我在路上瞎逛的时候,看到特别大的烟,我就过去看,现场有栋楼在熊熊燃烧,但外面就拉了封锁,一直从封锁线往外大概五十米,全是围观的南京市民。然后想去找到几个神色看起来特别悲伤、有可能认识里面商户的人,难度太大了。我搭讪了很多人,他们都说只是围观的。我不知道百货大楼里究竟卖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起火原因,就在跟南京市民的搭讪中去了解。他们可能会说在里面买过什么东西;或者有外卖骑手说到二楼美食城取过餐,告诉我美食城的环境如何;还有人会告诉我几楼是卖什么的,几楼是仓库等等。
我在现场了解到这些信息,非常有效,给我的认识是这个失火的百货商场里都是个体户、小微企业,而不是某品牌的门店,只是烧毁了店面而已,他们这一次是直接损失到个人,这些人的身家财产全在里面。这很重要,直接决定了我们要不要做这个选题,因为我们杂志是周刊,报道内容要求有社会性,这一点就促使我的选题通过了。其次,在和市民的交谈中,我发现管理是很混乱的,因为他们对于老板的品行,还有商场里的环境,有明显的喜恶。现场最关键的一点是,有人告诉我这里其实是非常繁华的地方,这栋楼和对面的南京商厦,曾经是很有名的商圈,它面前的立交桥是华东的第一座立交桥。
但是我仍然没有在现场找到采访对象,只好去社交平台上搜索。网上很混乱,需要面对很多无效信息。在网上找采访对象,最难的一点是要在非常多的吃瓜群众里,精准找到与事件相关的人,并且劝服他们接受采访。现在很多社交平台都设置了如果没有对方的关注就只能发送一条信息的限制,所以只能在有限的内容里获取到信任,这是很有难度也很需要技巧的事情。那天晚上我跟一个实习生找了几个小时,总共才找到五六个人,他们自称是商场员工,或者是和朋友、亲戚在里面开店的,还有些人没有回复或拒绝了采访,至此稿子还是没有办法做。
第二天我突然想到,企查查或天眼查这一类查询企业信息的软件,有一个功能是按照定位去找商家。于是我直接用被烧的百货大楼的地址搜索商户,一个一个打电话,找到了几位愿意交流的人,并且他们输出了很好的信息,最后才出了这一篇稿。
事后再回想,我觉得这个稿件如果不去现场,在网上直接操作依然是可以完成的,因为最关键寻找采访对象的这点,还是要靠网络完成,现场只是给了我一些层次感更丰富的东西。这次写稿,是现场与网络的联合,我感觉联合是更好的。但是在没有时间、没有条件的情况下,一定是优先线上操作。
在双边都操作的情况下,走现场还有什么作用?
在去年差不多的时间,甘肃发生了地震,以及马拉松比赛时碰到恶劣天气,很多选手失踪。这篇稿子在后方,不去现场,也完全可以操作出来,因为很多同行已经去了,还有很多周边村民在发声,可以直接找到他们。
但是去现场又能获得什么东西呢?最直接的一点,能知道跑马拉松的具体环境,救助的村民可以直接带你去他救人的现场,在什么位置,离终点、救助站的距离,他做了什么事情。这种东西很难通过线上完全获得,除非采访对象有着超强的语言能力,能精准描述出现场,对数据还很敏感,但这样的采访对象是非常稀少的。
线上,适合在在时间和条件不足时去操作;但是,现场,一定能让稿件的质感变得很不一样,有时候还能拉高层次。
还想和大家分享一点:线上,怎么找采访对象?
第一,学会搜索关键词。
我经常会跟一些实习生合作,尤其在现在平台都很分散且特别多的时候,一定需要多人合作,才可以更快地获得信息。我发现一些实习的同学,其实不太会搜索关键词。以南京火灾为例,一个快速搜索的方法是,直接搜索“火灾”,再加上比如“商户”“开店”“餐店”“服装”等等关键词,可能可以直接找到当事人;当这样的快速搜索没有用后,可以再上微博、抖音的同城热搜,进入热搜词条,一条一条去检阅所有的内容和评论,这是一个非常快速且扎实的方法。
因为很多人可能不会发推文,而是直接评论。所以在新闻媒体下方的留言,也是优先要看的。你会发现关注这些新闻以及新闻号的人,他对于记者可能更加友好、更愿意接受采访。
特别是在一些突发和伤亡事件中,记者很容易被认为在吃人血馒头,而我们自己知道这种误解很没有道理。在这种情况下去找采访对象,首先不能表现得特别功利,比如遇上亲属伤亡的对象,可能先要对他表示同情,然后说我们很想做一个跟进的报道,让更多读者能了解情况。
甚至有时,事实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比如百货大楼发生火灾,很多网民会觉得这些商户没有损失,因为他们一般都有保险。所以面对采访对象时就可以直接问,很多人说你们买了保险,或者说我们也想知道这个保险的理赔情况,或者说政府赔偿如何。直接把一些大家很关心、聚焦的点问出来,可能会增加采访对象的倾诉欲。同时,在交流中保持日常的口头习惯就很好,不用说得特别正式,有很多人不习惯正式的交流。
回到商户保险的问题,我后来发现那些商户其实全都没有买保险,因为他们买不了的,好像没有地契,他们只是在百货大楼里租了铺子,租约没有办法投保。
第二,用企业查询类的app,其中一般会有企业的地址和电话,可以联系他们的公关,或直接和领导沟通。
第三,联系采访过的记者。这是一个比较快捷的办法。在别的媒体先出了稿件以后,去找稿件的记者,记者永远是比采访对象好找的,可以去向他交流联系方式。但是也意味着你肯定比别的媒体慢。
Q:采访一些普通人时,如何快速获得信任?
A:我觉得接近一个普通人,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不要表现得特别功利。
比如说火灾现场,你可以把已知的一些信息,先告诉对方,让对方觉得你抱着一个交流的态度,而不是一上来就说我希望采访你,希望能够从你这里获得信息。
我可能会和一个采访对象,一待就是一整天或者说好几天,在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中了解他,他也会慢慢熟悉我的存在。比如我去杭州的工地上找采访对象,在他们办公室待了三天。我先跟办公室的领导、安全主管等混得非常熟,向他们打听工地的大致情况,然后再在工地上晃,最后找到一个已经退休但又被外包公司偷偷聘请的超龄农民工。他当时也一直在工作,我就一直等,午饭时我给他买好饭,买好烟,然后一起抽烟,吃饭聊天,这个时候仍然是一些没有目的的闲聊。然后我又等了他一下午,等到他下午收工的时候,我再跟他一边走一边聊,才开始一个正式的采访。
Q:实习做的大多是基础性工作,很容易迷茫,老师怎么看?
A:一开始是非常容易迷茫的,我只能分享一下我的实习经历。
因为我是中文系的学生,对新闻没有特别多的了解。我刚开始做的是很基础的工作,收集信息、帮助记者将采访录音整理成文字,这些是我做最多的。当然会觉得无聊,后来当一个老师反复督促我工作的时候,我就带着一点学习的目的性去做,看这些老师是怎么把收集的信息用在稿件里的;在整理录音时,可以学习怎样跟采访对象交流,因为实习时还可能不太有那么丰富的与人交流的经验,那就可以看老师怎么引导话题,怎么接采访对象的话头。
我大概做了半年这样的工作,然后才开始从突发做起。其实突发是非常平等的。你会发现做一些人文类的稿件,或者说一些要很有长期社会积累的稿件,需要有很多的经验跟思考才能做好。但是突发事件没有那么多操作时间,再加上事件刚刚发生,对大家来说都是新知。刚实习的话不用非常着急,这是一个逐步从小选题操作,再到大选题的过程。
Q:采完后写稿的节奏是什么样的?捋顺后再下笔,还是边采边写?
A:我是采访完再去写稿,因为我们的稿子篇幅比较大,在采访过程中,可能采访对象会推翻你之前的想法。所以可能要梳理完所有采访对象的内容,才大概知道稿子的样子。
采访起稿的节奏,我的习惯是将所有采访录音整理完,标记我认为有价值、或者独有的一些信息,理出事件的逻辑。因为社会事件比较有天然的逻辑性,就如时间、事故的因果等。架好逻辑后,再把一些采访素材填充到不同的板块,这样子的话,你面对的至少不是一个空白文档,写起来容易入手一点。而当面对一个空白文档,从第一个字开始写的时候,那种迷茫是很痛苦的。
在写的过程中,一定要敢写,第一遍的稿子肯定很烂,但既然都是要改的,不如先一口气把它写完。因为写出来之后,完成稿件的焦虑已经没有了,可以以一种局外人的视角来打量自己的稿件,就能知道写的哪个部分比较无聊,也知道可能会想要怎么去改动它。
*文中图片来自聂阳欣
原标题:《聂阳欣:网络时代,我们为何还要抵达现场?|媒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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