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德｜万航渡口夕阳斜——《师竹斋诗草》中的人与事

笔者有一册薄薄的《师竹斋诗草》（以下简称《诗草》），无书衣和牌记，共二十六叶，其中“序”两叶，“题词”一叶。社科院文学所的同事郭道平博士在网上搜索一番后告知，此书未见国内图书馆收藏，或为“海内孤本”。《诗草》是三十二开的机制有光纸线装石印本，手写软体字，大概是百年前自费印行的。近一百五十篇诗作按创作时间排列，首末两首作于甲申（1884年）和辛酉（1921年）。作者署名“古吴李文明毓兰”（以下称李文明），曾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国文教师，与他唱和的人士大都是同校的教员和校友，其中不乏颇有名气者，如上海《寓言报》主编、书画家、《万国通史》合译者之一曹曾涵（字恂卿）。这一群体少年时习举子业，功名蹭蹬，未能在传统意义上扬名于世。但是他们在中国现代化最关键的发源地见证并参与了新式教育，即使有点边缘，还是很可敬佩的。《诗草》反映出不少清末民初上海和苏南的人文地理景观，也算是沪宁地区的乡邦文献。出版前，李文明为方便读者在诗行中夹了不少很有用的自注。

《师竹斋诗草》，作者署名“古吴李文明毓兰”

“序”作者分别为青浦徐可均桐君、嘉定王焘曾彦生和上海潘绅书卿，前两位“共事约翰已近十年”。他们比作者小一辈，应邀作序时（应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李文明早已从圣约翰退休。徐可均在“序”中写道：“毓兰仁丈先生家金陵，红羊后入籍元和。今则卜筑沪上有年。其哲嗣墨西（按：李文明长子李翰绶字墨西）及其弟砚南均毕业于约翰大学，为文科学士，女公子翰娟亦毕业于玛丽亚女学，皆克自树立，有以博堂上欢。晨昏之奉，甘旨之供，罔不备至。岁时伏腊，辄闻其设家宴，烹羊煲羔，以斗酒为老人寿。先生故善饮，顾而乐之，每为浮一大白。”李文明本是金陵人，“红羊后入籍元和”。清代有元和县署，位于今天的苏州元和路。“红羊”也称“红羊劫”，在此指洪秀全、杨秀清率领的太平天国军队1853年春杀入江宁。照传统说法，丙午丁未年必有大灾大难，故有“丙午丁未之厄”（又称“红羊劫”）一说，杨绛先生曾作《丙午丁未纪事》（载1986年第6期《收获》杂志）。李家避难于苏州时李文明大概还未出生。他的《六十初度述怀》（四首）约作于1913年，根据第三首起头一句（“鲰生生长在姑苏”）推算，他约生于1854年（1913年虚岁六十）。易地而居，本属常事，籍贯不会因此更改，而“毓兰仁丈”“入籍元和”，在自己姓名上冠以“古吴”二字，或说明上海这座移民城市的地域差异感已经悄然出现。

《诗草》中的诗作含有不少关于作者身世和家庭的信息。《述怀》两首约作于庚戌年（1910年），李文明将从圣约翰退休。当时卜舫济已任校长逾二十年，他为这所学校付出的心血是无人可及的。上海历史博物馆收藏了一面圣约翰大学1909级全体学生献给卜舫济的锦旗，上面绣着拉丁文和中文颂词，后者是：“欧化东渐，造我髦士；道统大光，古今卜氏。”请看《述怀》之一：

年来应许号潜夫，身愈宽闲心愈孤。

有酒不妨聊觅醉，无钱翻得自为娱。

枝头好鸟窥书案，槛外新蔬足野厨。

谁是聪明谁是拙，任人明白我糊涂。

圣约翰大学1909级全体学生献给卜舫济的锦旗，上海历史博物馆藏

诗中夹了三条自注：“辛巳至己酉馆沪上二十九年，庚戌春将馆辞去，一无余蓄。”辛巳、己酉分别是1881年、1909年。由此可见，作者在圣约翰执教近三十年。《六十初度述怀》第四首末句是“海上羁栖卅二春”，说明作者1881年离开苏州，直接就职于圣约翰书院，到了1913年已“羁栖”上海三十二年。“一无余蓄”或为诗人哭穷的套话，也符合千百年来人们心中形成的落拓不羁的文士形象。潘绅在《序》中写道：“予曾记肄业于圣约翰书院时，见先生与吾师黄接三暨孙迪甫、王澄秋诸先生诗酒流连，殆无虚日。”没有物质基础，谈何“诗酒流连”？后面两条注释描述了初到上海后寓所的位置：“书室滨河，隔河满种松竹，好鸟时来。”“时居康家桥，余地二亩，植菜蔬十余种。”康家桥在静安区的核心地段，原有一条名为西溇浦的小河，当时还属城乡结合部，居民尚少（不然不会有“余地二亩”），后因沿河居住者日多，河道填没。

《述怀》之二：

愧与相知话息肩，光阴将届杖乡年。

无才早负兴宗望，有子还期后起贤。

壮不如人常自恨，老犹好学也徒然。

只因未了向平愿，志欲游山意尚牵。

那时的圣约翰大学不会有退休制度，“息肩”或许是迫不得已，因而用“愧”字。再看《述怀》之一的最后两句（“谁是聪明谁是拙，任人明白我糊涂”），不免想到校中人事。这首诗的自注提及子女三人：“翰绶光绪丙午约翰大学毕业，现充本校西文文案，兼掌册籍，后丙辰授文科学士。翰绅宣统己酉约翰文科学士，湖南常德师范学堂总教习，现充大英自来火行副工程师。女翰娟宣统庚戌马利亚书院毕业，后肄业师范并帮办西文教习。癸丑馆杭州贞才学堂，乙卯仍回马利亚书院充琴学教授。”贞才学堂是杭州第一所女子学校，由司徒雷登的母亲1867年创办，地址在皮市巷，“杭州人”司徒雷登也曾在该校执教。马利亚书院即圣玛丽亚书院，张爱玲母校，该校老建筑大部分已不存。妇女能顶半边天，我国现代女子教育的开拓者总是应该缅怀的。李文明女儿翰娟乙卯年（1915年，也是兔年）回母校“充琴学教授”，也许她是上海最早的本土女性西洋音乐教师之一（上海第一位投身现代教育事业的女性大概是卜舫济夫人黄素娥，她在1880年代初就被任命为圣玛丽亚学院首任校长）。在“壮不如人常自恨”后作者自注：“自同治壬申后四次院试不售，辛巳由葛表兄芝眉介绍馆约翰书院。”未考中秀才，不免会像无数古代骚客那样，生出人才埋没、知音难觅之恨。《诗草》第一首《秋夜有感》：“兰缸独对影沉沉，家国兴亡感昔今（明纪亡于甲申）。富若可求甘俯首，事非经过孰关心。磨穿铁砚空言志，焚尽焦琴少赏音。如此年华不我与，愁思更比九秋深。”辛亥年五月十九日，他与往日的七位同学“品茗永安居，沽酒金谷春”。尽欢而散后他夜不成寐，坐赋一律，又感叹道：“蹉跎我独才能浅，砥砺君皆道化隆。”李文明少年丧父，全靠母亲勤俭持家，学业未曾荒废，虽然屡次受挫于科场，得书院的教职，应该说还是很幸运的，但是他“不售”的经历变成了久久不能治愈的心病。《六十初度述怀》之二：“髫龄失怙慨雏乌（家父去世明仅九岁），六尺谁堪讬藐孤。一室传薪师教诲，卌年画荻母艰劬（家慈弃养年八十五），鸡窗灯火违初愿，驹隙光阴误半途。同学少年都报捷，翘然挺秀冠三吴。”

李光明的夫人出现在这组诗之一的末两句：“最痛山妻缘分短，忍抛儿女各西东。”自注云：“归我家十八载，亡年四十有一。”这位何姓女子生于咸丰己未，殁于光绪己亥（1859-1899），“生子女七，长先殇，次翰绶、翰绅、翰娟、翰纶、翰络、翰继，今所存者绶、绅、娟”。七个孩子中长大成人的不到半数，这就是同光年间全国最富裕地区的医疗卫生水准。《悼先室何孺人五古一章》：“人言得子喜，我言得子忧。生子母常危，况兼质本柔。精神日以惫，沉疴惨不瘳。药石杳无灵，倏焉瞑双眸。伤哉劳梦想，撒手去悠悠。漏尽晓星明，灯暗风飕飕。呱呱声在床，寂寂夜窗幽。此恨补难全，悲惋双泪流。”他夫人本来体质就弱，家累太重，生小儿子翰继后卧病不起。在现代医学的设施和理念还未普及的年代，“药石杳无灵”，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李文明辞去圣约翰教职后，保持着与校中国文部的教师的来往，参与诗社的吟咏。《金聿修孝廉念祖教授约翰大学八年己未岁华文教员摄影以诗见示即次原韵》：“岁月去匆匆，八年培植功。讲堂多采凤，吟社结飞鸿。学究诗书外（近观《约翰声》国文研究数则，非有实学，曷克臻此），名超庠序中。披图瞻道貌，蔼蔼见和风。”《约翰声》即校刊The St. John’s Echo，1889年开始发行，1905年起设中文栏目。己未是1919年，八年前（辛亥）金聿修进校的时候，李文明才离开不久。《诗草》中《立菊》和《梅花岭吊史阁部》（按：史阁部即史可法）两首诗就是约翰诗社所命之题。这位金念祖是举人，他为《诗草》的题词是两首七律，第一首的尾联慨叹世道不古，也赞赏了作者：“雷鸣瓦釜今何世，留得老成作典型。”1919年出的《约翰年刊·中文部》列出校园十景，取了类似西湖十景的名字，每帧照片的介绍文字后附有一诗，必定是诗社成员所作。熊月之、周武主编的《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收有这十景诗。但是中文教师并不是一味沉醉于酬唱。1925年“五卅惨案”后学校师生罢课抗议，校长卜舫济不允，国文部主任孟宪承、教员钱基博等率大批师生离校成立光华大学，由担任江苏河海道尹的张寿镛出任校长。那时北京也出现大规模学潮，但是同一年的广州“沙基惨案”死亡人数多得多，在北方激起的风潮却小得多，不知为何。

圣约翰书院1905年、1906年之交正式更名为圣约翰大学，在1907年2月1日的毕业典礼上，四位学生被授予文学士学位。李翰绶丙午（1906年）毕业，丙辰（1916年）才获文科学士学位，带荣誉性质（据吴李国《近代中国大学的名誉学位授予》一文考证，学位授予时间为1917年6月30日，见《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6期，154页）。他留校后很受校方器重，不几年就任校秘书，后升任注册主任和庶务主任。据徐以骅主编的《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李翰绶1946年至1947年任校事务主任，1949年为校产组组长、校政委员会委员，直至1952年院系调整时圣约翰大学被裁撤，当时他年近七十。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在《圣约翰大学的依稀杂忆》一文回忆，他1923年考入圣约翰，从静安寺坐独轮车往万航渡方向行进，进校后处处都新奇：“校园很美，建筑区之外有花园区，是从兆丰花园划过来的，也叫兆丰花园。……把偌大的校园整理得如此整齐，要感谢总务长李翰绶，他是前辈校友，管理能力使人佩服。”（周有光，《拾贝集》增订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1年，第8页至第9页）这个花园也出现在林语堂的《八十自叙》中：“我在圣约翰大学将近二年级时，学校又增加了一块私产，与原校产相接，有乔木，有草坪，极为美丽。我就在此美丽的环境中度过愉快的时光，倘说圣约翰大学给我什么好处，那就是给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学，是不会得到的。我学打网球，参加校足球队，是学校划船队的队长。”（《林语堂文集》，共十卷，作家出版社，1995年，第八卷，348页）可见李翰绶是圣约翰大学发展时期的功臣，他的后人还在上海吗？周有光1925年初夏转入光华，对圣约翰还是很有好感：“圣约翰是教会学校，但是不仅信教自由，而且思想自由。我从图书馆借来马克思的《资本论》英译本，埋头看完，没有看懂。”（《拾贝集》增订版，第10页）

《诗草》印行时，作者与李翰绶同居沪西自建的中式独栋寓所。金念祖的题词中有“沪西小筑子云亭”之句，潘绅“序”中也说：“长君墨西卜筑沪西，背郭面郊，隔绝尘嚣。几净窗明，图书四壁，不让少陵浣花草堂也。先生日于课孙之暇，辄携杖头钱，寻一二知己，觅醉于杏花村里。”李文明善饮，在朋友圈子里是出了名的，再则“杖头钱”的典故来自《世说新语》构建的阮籍（“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有酒不妨聊觅醉”历来就是诗人的标准姿态。徐可均的题词甚至将他比为李白：“豪情跌宕酒中仙，游戏人间诗百篇。三十藏名作居士，前身定是李青莲。”李文明在《诗草》中抄录的徐楚亭士琛所赠五言律诗也称他李谪仙：“目数骚坛辈，谁为李谪仙。况君尤善饮，斯旨得真传。宿物胸全净，新词手待编。推敲应共事，敢诩着争先。”这位徐楚亭比李文明大一辈，生于道光庚寅（1830年），道光庚戌（1850年）入泮，也是科场失意者，但是他多年执教于新式学府格致书院（上海格致中学前身），九十寿辰时“满堂兰玉答春晖”（《贺徐丈楚亭士琛九十寿》）。

圣约翰书院的创办人是美国圣公会施约瑟主教。教会买了苏州河万航渡（亦称梵王渡）摆渡处附近的地皮建校（旧址上现为华东政法大学），1879年9月1日正式开学。第一届学生仅三十九人，师生往来学校多走水路。儿童教育家陈鹤琴1911年进圣约翰读了半年书，随后去清华，他的“为人服务”的想法，来自他受到的新式教育。据他说，很多上海人也称该校为“梵王渡大学”（陈鹤琴《我的半生》，1940年，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107页）。展开现在的上海地图，找到黄浦江边的苏州河，由东往西，到万航渡路，就会看到华东政法大学东、北、西三面临苏州河，位置极佳。圣约翰书院起初中学和西学并重，分斋而设。基础部采取中国传统式教育，授课老师均为中国人，教学内容与私塾相差无几，主要研读四书和文言文。书院改称大学后还设有道学科，1919年该科课程中有中国伦理史、中国哲学史、孔门经典、墨子荀子朱子王阳明学说、老子庄子和佛经等等。校园里的标志性建筑“怀施堂”1895年落成，呈口字形平面布局，带钟楼，1951年改称韬奋楼。1995年华东政法学院又在楼中央空地树立邹韬奋半身铜像，纪念这位1921年的毕业生。

怀施堂1951年改称韬奋楼，楼中央空地有邹韬奋半身铜像。作者摄。

华东政法大学校内的纪念坊。作者摄。

李文明就职圣约翰几年后，移家校方提供的住房，当时的万航渡一带还比较荒僻。作者乔迁后赋诗三首。其一《家迁万航渡约翰书院》作于1888年，这年卜舫济出任校长：

春申江上日繁华，饿眼羞看满地花。

幸有妻孥能解事，也知乡僻易为家。

安排行李无余物，检点残书只一车。

若问蜗居何处是，万航渡口夕阳斜。

其二：

一水湾环绉绿波，吴淞景色果如何。

客中方恨湖山少，江上还亏风月多。

野渡舟横轻似叶，晴川帆稳去如梭。

闲情最是农家妇，笑听儿童唱晚歌。

从这两首诗可以看出，万航渡口住处周围还是一片乡村景色。《春日万航渡晚眺》作于同一年：“夕阳西下水流东，好趁春光逐晚风。柔橹咿哑惊白鹭，香车络绎走青骢。烟拖柳线迎人绿，霞衬桃花到处红。两岸归农频唤渡，料应买醉月明中。”“香车络绎走青骢”一句从辛弃疾的“宝马雕车香满路”演化而来，“野渡”附近的路上恐怕没有“香车”。

诗人自称校中住房“蜗居”，并不是自谦。学生对教员待遇上的高低也是很敏感的，如陈鹤琴说：“那时候，一般学生总不注重中文，学校更对不起中文先生。外国教员的待遇比教西文的中国教员好，教西文的中国教员的待遇比教国文的中国教员来得好。所住的房子，所领的薪金，都有这三种等级。国文教员住的房子是又旧又小的中国房子，外国教员住的是又新又大的洋楼。相形见绌，触景生感。最痛心者一般洋行买办的纨绔子弟，出入包车汽车，对于国文一点不注意，对于国文教员一点都没有礼貌。上国文课的时候，大部分的学生不是预备西文功课，就是看小说。国文教员靠着桌，低着头，看着书，独自摇头摆尾地讲解而不敢抬起头看一看教室内的情景的。卜校长有时要来视察的，学生一看见卜校长来了，连忙把西文书、小说书放进抽屉里，假惺惺地把国文书摊开来，当作阅读的样子。”（陈鹤琴《我的半生》，1940年，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110页至111页）个别国文先生的教学方法确有点落伍，林语堂比陈鹤琴晚一年（即1912年）进校，也说及学生轻视中文：“当时有一位老派的秀才，不知道如何上课。将近一百页的民法，他继续不断地读，然后解释，这样一点钟上大约十行，这样一本如此薄薄的书，就可以拖长讲上一学期，每点钟讲完那十行，便如坐禅沉思，向我们学生凝神注视，我们也同样向那位老先生望着。”（《林语堂文集》，第八卷，347页）1930年的《圣约翰大学自编校史稿》记载，1910年左右，校方意识到国文部有所不足：“教会学校常因不注重国文，受人讥评。本校特任陈宝琪君为国文部主任，改良一切，成绩甚佳。”实际效果如何，不容易判断。李文明1910年的《述怀》（“年来应许号潜夫”）是得知不再续聘后所写，与陈宝琪的国文部改良是否有所关联呢？

李文明尊孔（见《和姚子梁文栋青浦访孔宅拜至圣衣冠墓诗》），对基督教持开明宽容的态度。《锡山圣十字堂行落成礼，诗以志喜》（约1916年）：“十字堂开圣道宣，中西士女贺争先。洗心分得梁溪水，洁己清于慧麓泉。既愿舍身争择地，须知举首不违天。一时琴韵悠扬处，众口同声祝万年。”这个教堂现在位处无锡中山北路，建成时称“中华圣公会无锡圣十字堂”。李文明身处文化转型的浪潮上，但是在有些方面却是保守的。《有感》作于宣统年间：“离经背道不知羞，心喜逢人说自由。爱署头衔排满族，只将牙慧拾欧洲。旧时门第都狼狈，新样襟裾笑马牛。更有浇风沿女界，弗甘雌伏算时流。”

也有一些历史事件在《诗集》中留下痕迹。1910年两江总督端方在南京举办中国第一次博览会，李家父子赶去参观。《庚戌夏偕绶、绅二儿游金陵劝业会》：“百亩围场四面开，忽从平地见楼台。人因劝业秦淮去，我亦闻风歇浦来。点缀园林推巧匠，安排市肆得奇才。腰缠不惜钱千贯，此是中华第一回。”1913年，作者两位弟弟因“癸丑之役”（所谓的“二次革命”）带了家眷从江苏到上海避难：“几经沧海变桑田，虎口余生感暮年（灼弟年五十七，序弟年五十三）。汉室重开新岁月，秦淮屡起旧烽烟。一般肉食真堪鄙（谓苏督程、民政长应均先行遯逃），两弟侨居获苟全。原是堂前双燕子，无端飞向沪江边。”（《癸丑秋金陵复遭革命灼臣序东两弟挈眷来沪感赋一律》）诗中的“苏督程、民政长应”即辛亥革命江苏独立后的总督程德全和民政长应国闳。前面已经说过，这年李文明六十岁，他渴望的是平安：“花甲年初过，中华已共和。列强争黑白，大地动干戈。此日天应泣，何时海不波。早期烽火息，听唱太平歌。”

苏州观前街的玄妙观是江南第一古观，原有宏伟的弥罗宝阁，1912年8月28日（阴历七月十六）毁于一场大火。凑巧的是前一天作者写了《游玄妙观感赋》：

弥罗宝阁起金阊，绝妙观中选佛场。

咏古惟留才子笔，趋时那及美人妆。

经藏贝叶一千卷，茗啜龙团三万昌，

旧地重游嗟冷落，何堪往事问苍苍。

诗末自注：“七月望日与庆云、翰绶游弥罗宝阁，是夜下榻桃花坞。诘朝即闻宝阁一炬，诚奇灾也。”“七月望日”即中元节，七月十五日。

复旦外文系不少教师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如叶治（1948年，著名翻译家，笔名主万）、孙铢和丁兆敏（1951年）三位教授。年岁大一些的，还曾在那里执教，如曹又霖教授1949年就是圣约翰外文系的助教，潘世兹先生担任过圣约翰政治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校政委员会秘书长，他夫人陈韵娟也是校政委员会委员、女生主任。那是在1951年。第二年院系调整，圣约翰大学撤销，各专业师生并入上海各校，也有去外地的，校址划归新成立的华东政法学院（现大学）。

写到这里应该结束了，但是今天是正月十五，还想介绍一点《诗草》中关于元宵节以及清末民初新设施的内容。宣统己酉年（1909年）岁末，李文明回金陵过庚戌年春节。谷日（正月初八），他与弟弟李文华（号灼臣）、李文镛（号序东）及侄辈摄影于白门（金陵别称）胡氏园中，事后李文明作诗四首，其中有两句是“图成家庆都神肖，合向徐熙拜下风”。作者自注：“预订惟肖照像馆，徐君芷芗摄影。”徐熙是五代南唐时金陵画家，作者以他来比喻惟肖照相馆里的摄影师徐芷芗。这家照相馆在金陵大概是首屈一指，一年多前两江总督端方和江苏巡抚陈启泰的合影就是在那里拍的。元宵那天作者大概想和家人一起过节，坐宁沪火车回申，车上吟诗一首：“白门灯节赋归期，别向亲朋不忍离。一路山光青到郭，数行柳色绿垂陂，无端似客劳相送，有约登车步共移。晓发秦淮晚申浦，疾如奔马逐风驰。”沪宁线1908年建成通车，翌年沪杭线运行。癸丑年（1913年）五月，作者游杭州，应该也是托了火车的福。

写毕于癸卯元宵

附记：

这篇文章写了四五年之久，动笔写了一半，《师竹斋诗草》竟然从杂乱的书桌上消失了，花了很多功夫在胡乱堆书的地方寻找，还是不见踪影。后来放弃希望，以为不小心把它夹在报纸里送打扫卫生的阿姨了。2022年夏秋之交，它在完全想不到的地方出现，好端端放在一只信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