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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与同行——胡适与孙中山的交涉

杨海亮

2023-03-21 10:39

来源：澎湃新闻

孙中山（1866-1925）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胡适（1891-1962）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两人的交涉，包括政治的、思想的、学术的种种，学界已多有研究。研究者大多聚焦一个具体问题，小切入，深开掘，独出机杼，别开生面。应该说，这种研究方法无可非议，而且一定程度上更能把问题说清楚。但不可否认的是，从中揭示的胡适与孙中山的关系往往是局部的、割裂的，而不是整体的、连贯的。因此，系统地梳理胡适与孙中山的交涉，更有利于廓清近现代史上两位重要人物的关系。

1915年9月，孙中山等人在日本东京

一

谈及胡适与孙中山，首先要说的是辛亥革命。此时的胡适，已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一年有余。留美期间，胡适在关注美国政治的同时，留意着晚清时局，并在日记中有所记录：

“闻武昌革命军起事，瑞澂弃城而逃，新军内应，全城遂为党人所据。”（1911年10月12日）

“武昌宣告独立。北京政府震骇失措，乃起用袁世凯为陆军总帅。美国报纸均袒新政府。”（1911年10月14日）

“起用袁世凯之消息果确，惟不知袁氏果受命否耳。”（1911年10月15日）

“相传袁世凯已受命，此人真是蠢物可鄙。”（1911年10月17日）

“闻有兵轮三艘为新军击沉于江中。”（1911年10月18日）

“昨日汉口之北部有小战，互有杀伤。下午《神州日报》到，读川乱事，见政府命岑春煊赴川之谕旨，有‘岑某威望素著’，又‘岑某勇于任事’之语，读之不禁为之捧腹狂笑。”（1911年10月19日）

胡适所记，大多一笔带过，语焉不详。除了对袁世凯、岑春煊等有明确的贬抑，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并不明朗。1912年2月，清帝被迫退位，封建帝制覆灭。这一时期，胡适对辛亥革命及新生的中华民国才有了比较强烈的感情流露。在致同乡胡绍庭的信中，胡适写道：“祖国风云，一日千里，世界第一大共和国已呱呱堕地矣！去国游子翘企西望，雀跃鼓舞，何能自已耶！”信中，胡适还表示“吾恨不能飞归为新国效力耳”。

胡适对“新国”有所期许，对政治也渐感兴趣，但主要还是关心国内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以至于比较孙中山与梁启超之于革命的功劳，胡适认为梁启超的贡献远在孙中山之上：

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回国之后，随着对政治的兴趣日渐浓厚——尽管是“不感兴趣的兴趣”（disinterested interest），但出于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胡适谈政治的言论越来越多，涉及孙中山、辛亥革命的文字，见诸其日记、书信等。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胡适的时论和演讲中，频繁提及。

《双十节的感想》中，胡适将辛亥革命的意义归纳为“种族的革命”与“政治的革命”，认为满洲皇室已经昏聩至极，辛亥革命顺应时代之潮流，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满清贵族的统治，于中国形势的转折有绝大贡献，是“后来一切社会改革的开始”，包括白话文学没有遭受摧残而兴起与发展，也是因了帝政的消亡。

《悲观声浪里的乐观》中，胡适提到：“我们如果平心估量这二十多年的盘账单，终不能不承认我们在这个民国时期确然有很大的进步；也不能不承认那些进步的一大部分都受了辛亥以来的革命潮流的解放作用的恩惠。”

《中国再生时期》中，胡适提出，政治的改革在再生时期占着重要的地位，“自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成立，扫荡了几千年专制政治的积污，使中国开始新生的时代，而一切的革命运动，无论是在文学上、思想上、学术上的，才能够发荣滋长。因此，如果没有了辛亥的政治改革，那么中国一切再生运动都不能成立。”

《双十节的意义》中，胡适再次强调，没有辛亥革命的成功，就不可能有新文化运动所带来思想、社会、政治各个层面的变革，辛亥革命“不仅把中华民族从异族近三百年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同时也解放了中国人的心智和中国人的思想，带来了差不多三十年的自由思想和批判性的学术”。

虽然不能将辛亥革命等同于孙中山，但胡适对辛亥革命的极大认同，无疑也是对孙中山的热情讴歌。单就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论，胡适认为孙中山唤起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使之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推翻了满清的异族统治，进而抵御了在中国的外国势力。胡适甚至表示：“中国，第一个摒弃帝制建立共和，并发展出自己宪政体制的的非欧洲国家，毫无疑问的会沿着孙中山先生所规划的民主方向发展。”

“天下为公”

二

胡适与孙中山的第一次见面是从美回国之后。彼时，胡适任北京大学教授，并致力于建设“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1919年5月，已经“暴得大名”的胡适与蒋梦麟一同拜访孙中山。日后，在致刘熙的信中，胡适有比较详细的回忆：

民国八年五月初，我去访中山先生，他的寓室内书架上装的都是那几年新出版的西洋书籍。他的朋友都可以证明他的书籍不是摆架子的，是真读的。中山先生所以能至死保留他的领袖资格，正因为他终身不忘读书，到老不废修养。其余那许多革命伟人，享了盛名之后便丢了书本子，学识的修养停止了，领袖的资格也就放弃了。

在胡适的印象里，孙中山不是一个才短气粗、不学无术的军人政客，而是一个知书达礼、好学深思的革命领袖。事实上，孙中山是革命家，也是读书人，而且博览群书、见多识广。孙中山自己也表示：“我一生除革命外，唯一的嗜好就是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生活。”而且，孙中山所治乃“革命之学问”，“一切学术凡有助于提高我革命的知识及技能的，我都用来作为研究的原料，以组成我的革命学”。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思想学说，以及人格魅力，是以大量的阅读和博学的知识作为基础的。这是孙中山不同于一般革命人士的地方，也是获得胡适好感的原因之一。

孙中山一生勤于著书立说，并留下许多著作。不过，“似乎以北京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对孙中山的理论建设影响甚微，无论在孙中山的理论著作还是演讲中，极少提到新文化运动各位旗手骁将的姓名及其风行一时的观念”。这当中，包括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也“几乎从未正面出现在孙中山的笔下，仿佛双方完全无缘”。胡适与孙中山各自的关注点大不相同，可以说是两个不同领域、不同战线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孙中山对胡适没有关注。

1919年6月，《孙文学说》出版后，孙中山即让廖仲恺寄给胡适五本。在致胡适的信中，廖仲恺写道：“孙先生拟烦先生在《新青年》或《每周评论》上对于此书内容一为批评，盖以学问之道有待切磋，说理当否，须经学者眼光始能看出也。”按照廖仲恺转达的意思，胡适对《孙文学说》进行了评论。胡适认为，“这部书是有正当作用的书，不可把他看作仅仅有政党作用的书”，其根本观念可以概括为“知之者必能行之，知之则更易行之”。说到孙中山，胡适认为：

中山先生是一个实行家。凡是真实行家都有远见的计划，分开进行的程序，然后一步一步的做去。没有计划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里说“专尚实际，不务空谈”，其实算不得实行家，只可说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说他是“理想家”，不是实行家。其实没有理想计划的人决不能做真正实行家。我所以称中山先生做实行家，正因为他有胆子敢定一种理想的《建国方略》。

不久，廖仲恺在回信中反馈：“中山先生在《每周评论》上读尊著对他学说的批评，以为在北京地方得这种精神上的响应，将来这书在中国若有影响，就是先生的力量。”

其间，在与廖仲恺的书信交流中，胡适重点谈了孙中山“中国文字有进化而语言转见退化”论，这也是胡适于《孙文学说》中不能赞同的地方之一。为此，廖仲恺为孙中山作了解释——“不过随便拾来作衬，非浅深研究出结果”。同时，廖仲恺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孙先生所谓中国‘文字有进化’，自非实在，但语言退化确系事实。惟其如此，所以我辈对于先生鼓吹白话文学，于文章界兴一革命，使思思能借文字之媒介，传于各级社会，以为所造福德，较孔孟大且十倍。唯其如此，而后语言有进化而无退化。”胡适对孙中山所论不能赞同，到1921年7月写作《国语文法概论》时，再次否定孙中山“中国文字有进化而语言转见退化”论，认为孙中山的提法“太笼统”，“不像是细心研究的结果”。

廖仲恺致胡适的信同时表明，廖仲恺曾委托胡适介绍书铺代理《建设》杂志，以及代《建设》杂志向胡适约稿。由于种种原因，胡适未能膺命。但他在《每周评论》上为《建设》作了推介，则有据可查。关于《建设》杂志，胡适开篇即引出杂志的宗旨：“鼓吹建设之思潮，展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使人人知建设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事功。”文中，胡适列出《建设》杂志第一卷第一号的主要篇目，包括孙中山的《发展中国实业计划》，并指出“《建设》的前途一定很能满足我们的期望”，还表示“当这个‘盲人瞎马’的时代而有这种远大的计划和主张，可算是国内一件最可使人满意的事”。对于孙中山领导创办的另一杂志《星期评论》，则被胡适称为“我们（即《每周评论》）的兄弟”。胡适还为杂志写了一个长文《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使其大增光彩。

孙中山之所以创办《建设》与《星期评论》，是受了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刺激”。1920年1月，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的信中，孙中山谈到缘由：

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最近本党同志，激扬新文化之波浪，灌输新思想之萌蘖，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者，则有两大出版物，如《建设》杂志、《星期评论》等，已受社会欢迎。

孙中山承认新文化运动带来了“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同样，要想革命成功，也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对于新文化运动，孙中山与胡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不一样的。虽然“志不同”“道不合”，但胡适还是乐意通过自己的影响，大力支持孙中山领导创办的革命刊物，积极宣传孙中山倡导的《建国方略》等。

1919年8月，《每周评论》被查封，社会上传言胡适被北洋政府拘捕。其间，有人请求孙中山营救胡适。对此，孙中山及时施以援手。1919年9月5日，宋庆龄在给美国人索克思的信中写道：“尊敬的索克思先生：孙博士刚收到您的来信，将立即营救胡适先生，并将尽其所能救他效劳。”（Dear Mr. Sokolsky: Dr. Sun has just received your letter and will take action at once in regard to Mr. Hu Suh, and will do all he can for him.）9月11日，宋庆龄再次代表孙中山回信，告知索克思：“胡适被捕的传言不是真的。胡先生现在在天津。”（Dear Mr Sokolsky: Just a line to let you know that the rumour of Mr Hu Suh’s arrest was not true. Mr. Hu is now in Tientsin, Truly yours, Mrs. Y. S. Sun）

孙中山领导创办的《建设》杂志

三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与孙中山公开决裂。关于“孙陈之争”，胡适的立场在1922年6月25日的《努力周报》之《这一周》有集中反映。胡适认为，孙中山被自己的主张迷了眼，以致“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进而有了“八年联安福部的政策”和“十一年联张作霖的政策”。如此一来，孙中山“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胡适同时指出，孙中山的失败，“一方面是他不能使多数人了解他的主张，一方面是他自己不幸采用的一种短见的速成手段”。

随后，同样是在《努力周报》上，胡适就“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谈及“孙陈之争”：

陈炯明的一派，这一次推翻孙文在广东的势力，这本是一种革命；然而有许多孙派的人，极力攻击陈炯明，说他“悖主”，说他“叛逆”，说他“犯上”。我们试问，在一个共和的国家里，什么叫做悖主？什么叫做犯上？至于叛逆，究竟怎样的行为是革命？怎样的行为是叛逆？蔡锷推翻袁世凯，是不是叛逆？吴佩孚推倒段祺瑞，是不是叛逆？吴佩孚赶走徐世昌，是不是叛逆？若依孙派的人的伦理见解，不但陈炯明不应该推翻孙文，吴佩孚也不应该推翻段祺瑞与徐世昌了；不但如此，依同样的伦理，陈炯明该永远做孙文的忠臣，吴佩孚也应该永远做曹锟的忠臣了。

以往，不少研究者依据胡适以上言论，揪住“倒行逆施”“这本是一种革命”等说法，基本上认定胡适属于“挺陈派”。如果仅从遣词造句看，胡适也可以属于“中间派”——“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

且不论陈炯明“联省自治”的动机究竟如何，必须承认的是，武力统一还是联省自治，在当时中国是一大政治中心问题。当时，胡适是“联省自治”的“赞助者”——不仅极力赞成“联省自治”，而且广泛宣传“联省自治”。有研究者指出，“胡适的‘联省自治’思想虽然仅仅是他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初次尝试，内容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倾向，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民主进程，并进一步使胡适成为了中国自由主义谱系上的重要人物”。这一说法，大致不差。从根本上说，主张“联省自治”的胡适，是名副其实地主张国家统一的“统一派”，只是在统一的手段上，在武力与和平之间，他更倾向于后者。理所当然，在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他更倾向于陈炯明。

“孙陈之争”中，胡适明里暗里或许是有褒陈贬孙的意味，但在胡适心中，孙中山依然是一个“爱国爱广东的人”，是“为主义而不为私利私图的人”。“孙陈之争”不久，美国人办的《密勒氏评论报》开展了以“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为名目的社会调查。1922年11月19日，胡适在《努力周报》发表《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在胡适所拟名单里，第四组“在近二十年的政治史上有很大的势力的”只有三人，排在第一的就是孙中山。

随着形势的变化，一年后，胡适再次谈到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的分歧，认为两人之争是“主张不同性情不同久不相容的结果”，彼此决裂终归是“一大不幸的事”：

一来因为孙文失去势力，更引起北方武人的武力统一的野心。二来因为孙陈两人决裂后，陈氏怕孙派的报复，竟公然与直系军人联络。三来因为孙氏要报仇，竟至糜烂了广东，至于今日。

对于胡适在“孙陈之争”中表现，孙中山是很不满意的。1924年8月，广州《国民日报》刊登了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一讲，同时《响影录》专栏刊出《少谈主义》。孙中山见后，大为愤怒，并作批示：

编者与记者之无常识，一至于此！殊属可叹！汝下段明明大登特登我之民权主义，而上面乃有此《响影录》，其意何居？且引胡适之之言；岂不知胡即为辩护陈炯明之人耶？胡谓陈之变乱为革命。着中央执行委员会将此记者革出，以为改良本报之一事。

《三民主义》上胡适的题记

四

1925年1月，人在北京的孙中山病情垂危，在西医已经无济于事的情况下，随侍诸人欲荐中医。据说，中医陆仲安致函孙中山家属，“谓西医称中山病为不治之症，按中华医理，肝旁如硬木者，非肝廱即肝疽，有药可治，并非不救之症”。只是，孙中山原本习医行医，对中医又持保守态度，于是随侍建议由胡适进言。不久，胡适与陆仲安同往，劝孙中山“不妨一试”，孙中山答应服药。虽然陆仲安对孙中山的重病同样无力回天，但通过这件事却可以看出胡适在孙中山心中确有一席之地，也证明两人此时已经捐弃前嫌、修好如初。这当中还有一段“小插曲”：1925年2月中旬，胡适正在天津，听说孙中山的病况后，便与来者匆匆返京。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病在北京逝世。至此，胡适与孙中山的交往画上句号。但在孙中山去世之后，胡适与孙中山还有“剪不断、理还乱”的“瓜葛”，主要反映在胡适的时论中。

《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中，胡适指出，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说一面教人知道“行易”，一面要人知道“知难”，《孙文学说》“只是要人信仰《孙文学说》，奉行不悖”，这个学说的根本错误在于把“知”和“行”分得太分明，导致“只认得行易而不觉得知难”与“只有服从，更无疑义”两大危险。胡适的观点是，“知与行都很重要，纸上的空谈算不得知，卤莽糊涂也算不得行”，“处处是行，刻刻是知，越行方才越知，越知方才可以行的越好”。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中，胡适指出，孙中山的《建国大纲》里，“不但训政时期没有约法，直到宪政开始时期也还没有宪法”，这与孙中山曾经主张颁布约法“以规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是不符的，故“中山先生的根本大错误在于误认宪法不能与训政同时并立”。胡适的观点是：“我们不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制。我们深信只有实行宪政的政府才配训政。”

《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中，胡适指出，孙中山对于中国固有文明持颂扬拥护的态度，“这种一时的议论便很可以助长顽固思想，养成夸大狂的心理，而阻碍新思想的传播”。同时，胡适指出，孙中山“实在不能了解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以致对新文化运动表示不赞成。在此基础上，胡适表明，“一个当国专政的政党的思想若含有不合时代的反动倾向，他的影响可以阻碍一国文化的进步”，对于国民党的经典以及党中领袖人物的反动思想，“不能不用很诚实的态度下恳切的指摘”。

类似的质问、指摘，在胡适的言论中还有很多。因为孙中山已经辞世，胡适似乎更加“肆无忌惮”。在《人权论集》的序言里，胡适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可同样是在孙中山去世后，胡适的诸多言论是肯定、赞美孙中山的，也主要反映在胡适的时论中。

《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中，胡适将孙中山视为近代中国民主自由发展的奠基者，认为孙中山受安格鲁撒克逊民族的自由主义的影响很深，是“民治主义的信徒”，是“大同主义的信徒”，“他一生奋斗的历史都可以证明他是一个爱自由，爱独立的理想主义者”。文中，胡适认为孙中山“理想中的国民革命”与“五四运动”是走同一方向的，而辛亥革命的精义也体现在思想解放与个人自由这两个重要方面。

《孙中山传》（英文版）中，胡适认为孙中山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仅45天就辞职一事是一种“自我牺牲”，也是他“伟大的爱国主义与基督教精神最好的体现”。同时，胡适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由孙中山来领导对中国以至于全世界都是一件幸事，孙中山“盎格鲁撒克逊的教育，科学的训练以及国际的视野，把这股原可能带有破坏性和爆炸性的民族主义力量，导向了一个温和而带有建设性的渠道”。

《从一党到无党的政治》中，胡适探讨了“无党政治”问题，认为如果实行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可以防止政党政治的流弊。文章最后，胡适还乐观地设想：“如果将来的宪政能够逐渐实行‘五权宪法’的精神，中国的宪政大可以不必重演政党纷争和分赃的老路。从一党的政治走上无党的政治，使政治制度在中国建立一个足为世界取法的特殊风范，这似乎是孙中山先生的本意，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吧？”

类似的赞美、讴歌，在胡适的言论中还有很多。胡适还曾将孙中山与曾国藩进行比较，称赞孙中山在“见解的大胆、气象的雄伟、行为的勇敢”等方面都远远迈越曾国藩。

1929年4月27日，胡适在日记里记录了傅斯年关于孙中山的一段话：

孙中山有许多腐败的思想比我们陈旧的多了，但他在安身立命处却完全没有中国传统的坏习气，完全是一个新人物。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中山肯“干”，而我们都只会批评人“干”，此中山之不可及处。

当然，胡适在议论孙中山的过程中，有关孙中山的本意、愿望，胡适也未必全部弄通、悟透。胡适批评或赞许孙中山，并非为批评而批评、为赞许而赞许，而是“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有学者注意到，“在后续的历史记忆中，胡适等五四当事人和国民党人多从新的历史现实出发，重新叙述孙中山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直接或间接建构了孙中山的历史形象”。至于胡适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又或两者兼而有之，大概只有他自己清楚了。不过，既然胡适是为学术和文化，为思想和言论，为民族和人类，如果孙中山泉下有知，想必也能理解胡适的这番良苦用心。而以孙中山的胸襟、理想和志向论，他是不会因为胡适曾经站在陈炯明一边就永远怀恨在心，毕竟胡适与他一样——天下为公。有了这个前提，胡适的“注”法，也就不重要了。

胡适与孙中山的交涉其实并不复杂，两人真正意义上的交集并不算多。站在孙中山一方，他对胡适的为人处世、学术文章、道德操守等，基本上是认可的；而站在胡适一方，他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理想抱负、人格魅力等，是极为肯定的。

孙中山的不足之处，只是大醇之中的一点小疵，无损于孙中山作为政治领袖的伟大形象。同样，胡适也不是完人、圣人，胡适之是并非全是，胡适之非未必皆非。讨论历史，臧否人物，应该将人事放进“长时段”，从“大历史”的视角去观察与解析，如果只是盯住一时一地、一人一事，哪怕证据再确凿，见解再深刻，也不免片面。总的说来，孙中山与胡适，一主政治，一主文化，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启蒙革新的道路上，两人虽有分歧，却都是先行者，也是同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