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从龙读《中国文学史》｜日本汉学大家的公心与野心

《中国文学史》，[日]吉川幸次郎著，[日]黑川洋一编，陈顺智、徐少舟译，读库·新星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320页，88元

“日本的学者大体上仍轻视中国，日本人的中国研究总是抱着把中国人做不到的东西来替中国人研究的态度。这方面我自己也不能说全然没有这想法，我在中国人之后作杜甫诗注，也不能说不会有这种想法。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的事情只有中国人做得最好。所以，首先要去听中国人是怎么说的，然后在此基础上去思考问题，我认为应该采取这种态度。”

这是吉川幸次郎于1974年接受荒井健、竹内实等人的访谈时，针对日本汉学这一议题所做的回应。是时，吉川已是古稀之龄的老人，距离他前往中国留学也已过去四十余年，故而上述回应可以看作一次总结性陈述。

这段话其实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日本汉学界对中国的看法，这当然指的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前后的状况；二是吉川本人的“汉学观”。他说得十分坦诚，一方面承认自己在青年时期也曾受到大环境的影响，比如在做杜甫诗注这一课题时就或多或少地夹带了要帮中国人厘清历史的“雄心”。另一方面也有反思与自省，即研究中国学问不能先入为主，首先应当听“听中国人是怎么说的”，然后再去进行独立思考。

笔者揣测，这里所谓的“听”，应该是指要苦读中国学人的著作。在笔者看来，这最后一点，与王国维所谓做学问的第三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有异曲同工之处。吉川缘何成为日本京都学派中公认的汉学大家，以上寥寥数语，或许就是答案所在。

同样是在1974年，《中国文学史》在岩波书店首次出版，十二年后被译介到中国，又隔了三十多年后被《读库》再次出版。和此前的薄薄一册不同，这一次除了付梓《中国文学史》外，读库还将陆续出版吉川的《中国诗史》《陶渊明传》《杜甫私记》《新唐诗选》《宋诗概说》《元明诗概说》《汉文漫话》《元杂剧研究》等书。这是吉川幸次郎有关中国研究的著作首次在中国大陆集中引进出版，对京都学派这一海外汉学重镇，国内多年来着眼于宫崎市定、内藤湖南等人，现在终于有了新鲜的面孔补充进来，这对我们更进一步理解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无疑具有重要裨益。

《中国文学史》并非一部学术意义上的专著，而是1948-1950年吉川在京都大学授课期间的讲义，后被得意门生黑川洋一整理成书，方得以传世。如黑川所言，时值日本战败之后的“动荡的时代”，人人都在尽力为衣食奔波，大量中日古籍被视为无价之物而随地弃置，几乎没有人能够冷静地坐下来研究学问。吉川就在这样一个内外交迫的境况下登上了京都大学的讲台，他的到来，令年轻的黑川洋一等年轻学子信心大振，重新燃起了做学问的希望。

初读《中国文学史》，会令人觉得它并不能称得上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而是一部充斥着极强本体色彩的“个人心史”。例如在探讨《楚辞》的社会意义时，吉川借机激烈地抨击西汉政权：“汉代也是流氓地痞建立起来的国家，高祖刘邦是个典型的恶少，樊哙是屠狗者，韩信是浪荡子，萧何是地方书记，这些建汉的人们是与文学无缘的。”（69页）又如在评价明代文学时，吉川写道：“说明代是自由的时代，并不一定等于说这个时代产生了高级的文化，因为明代也是一个庸俗的时代，土气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士人和其他时代相比，也是腹中空空如也”，“清代随笔的内容是考据，而明代的人则不是这样，他们写得最多的是当代的杂事，显示了这个时代的士人教养的大致水平”（253-255页）。这些极具情绪色彩的态度，在今天看来都值得在学术上重新商榷，不可否认的是，它们都是吉川本人中国史观的真实流露。很明显，他厌恶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那样的草莽匹夫。

但这正是吉川的过人之处。和诸多深受主流色彩、政治立场以及理论创新等因素左右的“文学史”文本不同，吉川幸次郎的中国文学史几乎全部是来自于其个人长期浸淫中国学问的学术沉淀，在此不妨试举几则。

中国文明的特色：“倘若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文明的特色，那则是彻底的人本主义；如果可以将人本主义一词换成人道主义，那么，没有比中国更尊重人道主义的了。……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存在，是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的行为中，最为重要的是语言文化，而语言文化是宇宙秩序的最好代表，这是中华民族的信念。”（14-16页）

《史记》妨碍了纯粹小说的发展：“《史记》将个人看作广阔社会的象征，并能栩栩如生地描绘，在这点上，《史记》具备了小说的趣味，它的出现可以说是将小说的趣味输入了中国文学。但另一方面，这也妨碍着纯粹小说的发展。”（80页）

唐代文学因何会呈现出新的面貌：“这当然是因为人们不能长期忍受六朝过分游戏性的文学，另外，六朝和唐朝产生文学的环境也有所不同。前代文人大抵是贵族……初唐诗人们已绝非第一流的世家出身，大多出身农村士族，即新的阶级。不仅文学层面，通过唐代的政治和文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点，集中在太宗周围并帮助他建功立业的房玄龄、杜如晦等都是出身于二、三流家庭。政治家既然如此，文学家当然也就随之而异了。”（136页）

关于晚唐诗歌：“与盛唐、中唐那种意志的、说理的诗不同，晚唐诗是情绪的、感伤的、唯美的，使人感到这是齐梁诗歌在历史上的重演。但是，晚唐诗不是齐梁诗歌的简单复活：齐梁诗语言运用不自由，而晚唐诗用词则自由灵活，这正是盛唐所取得的诗歌自由在另一方面的表现。”（154页）

北宋文学的二重性：“要说北宋读书人的生活方式有什么特色，那就是他们生活方式的二重性。他们一方面创作诗和文这种严肃的作品，另一方面又创作词这种浮艳、柔靡的东西。并且，在文学用语上，也表现出二重性。从六朝至唐的散文，既然已经常常掺入口语，也就不再好洁成癖；但北宋的散文对于口语的混入却是持好洁去污的态度……在北宋，这种文学生活中的二重性经常可见，并成为以后一千年来的读书人的生活方式。”（186页）

关于元杂剧：“元曲的出现，对以前的文学来讲，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其变化首先在于它是虚构的文学……其变化之二是，它是口语写成的作品。杂剧道白的语言是流动的、活泼的。……我想，到元代之所以如此突然地发生这些变化，是由于元人的入侵使中国的读书人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以前有科举制度，这种制度规定只有具备作诗能力的人才能当官，但是元代全然无视这些，于是，把科举及第为官作为生存手段的人们，必须寻求其他的谋生方式。我想，这大概是元曲勃然兴起的原因。”（238页）

关于明代小说：“小说如此盛行，这在社会史上意味着市民势力在明代已登上舞台，舍此更无其他解释。社会的领导者士大夫遵从有一定标准的文学，而市民则没有这种必要。即使内容为虚构、文体是据通俗的文学，在市民看来也觉得蛮好。除了市民，读书人、士大夫也都是小说的读者，这是因为明代的士大夫大抵是出身市民的初代读书之人。作为文学创作的最高承担者，士大夫是不写小说的，但他们会让下层阶级去创作这类作品供自己阅读。明代就是这样一个市民的时代。”（279页）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日间兵戎相见，结怨弥深，学者被裹挟其中，太多著作都被烙上了鲜明的政治印迹。但仔细揣摩上述列举的观点，抑或通读《中国文学史》全书，就会发现，吉川丝毫没有受此影响。在如何对待中国文学这一严谨的学术命题上，他既没有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这些宏大叙事出发，将文学史变成政治的附庸，也没有以强烈的非文学立场凌驾于主题之上，而是尤为注重个人钻研与穷究学理的成果输出，力图将“文学史”做成超越民族隔阂的纯学问。吉川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很有必要对其中国观的思想渊源做一点梳理。

吉川幸次郎

1904年，吉川幸次郎出生于神户的一个商贸家庭。神户是日本最早的开埠商港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华侨的聚居地之一。在中华街上，售卖中国物品及文学书籍的杂货店鳞次栉比，吉川的中国文化启蒙就是在这里完成的。1923年，吉川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文学课，师从狩野直喜、铃木虎雄、内藤湖南等人，他们在当时都是被学界公认的“中国通”。吉川的汉学生涯即由此开始。与主张西学、政治色彩较为浓厚的东京大学不同，京都大学位于日本西部，远离政治中心，因而格外注重汉学教育，尤其是推崇实证主义学风，要求“研究中国学的学者必须要亲身力行地去体验中国文化及中国本身”。按照吉川本人后来的回忆，当时京都大学中汉学研究的地位非常高，很多研究者们甚至抱着与中国人一样的思考方式来研究中国，进而回击来自另一个学术重镇“江户汉学”的挑衅。可以说，京都大学的这一特色对吉川“中国观”的形成有着直接影响。

吉川对中国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好感。在《中国留学记》里，他毫不掩饰地坦陈：“中国天生就是我的恋人呀！”少年时代，因为喜欢中国文化，吉川被同学冠以“支那人”的绰号，为此，他“虽说是小孩子，但仍然感到义愤”。六七岁时，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游记》《通俗三国志》《水浒传》等中国文学书籍，上了中学后，又对《史记》等书爱不释手。在此过程中，他对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日常性”产生了浓厚兴趣。在他看来，中国文学作品十分注重非虚构素材，其故事主旨多取材于日常生活，而不是来自于虚构和想象。这一认识对吉川的影响极为深远，成为其后来“古典中国观”的重要内容之一。

吉川是一个对中国文化怀有真正敬意的学者。在当时，很多日本学者对中日战争都持有复杂的暧昧态度，吉川则不是这样。1975年，吉川重访中国时，对严绍璗先生说，他不愿意看到中日两国发生战争，还曾和同道一起“设法不服兵役”，逃避战争。另一个极为真切的事例是，吉川和他的老师内藤湖南都曾游览过中国的西湖，但二人观感却截然不同。在内藤湖南眼里，西湖固然为中国为“明媚秀丽”的景色，但与日本相较还是“略显黯淡”。而在吉川眼里，西湖的“水之色，柳之色，都比日本的更明艳、更细腻。如此细腻的风景，日本却是没有的”。

在吉川的《中国旅行记》里，通篇都可以看到他对中国及其文化的赞美，几无负面内容的记录，这在当时的日本来华留学生中极为罕见，无论是仓石武四郎、水野清一、三上次男，还是小川环树、目加田诚等人，他们对中国的感情都充满着爱与憎的二重或多重性，唯独吉川是一个例外。根据吉川的学生回忆，其上课时，讲到激动投入处，竟会称日本为“贵国”，中国为“我国”。吉川的同事贝冢茂树也说：“他不是把中国文化当作异文化，而是当作本国文化来研究……吉川君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是异常的，在日本学者中，像吉川那样对中国怀有深深热爱之情的人，恐怕再不会出现第二个。”对此，钱婉约先生总结道：“吉川的中国情结，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而这种热爱，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情感好恶，实出于几十年潜心研究中国文学的理解之爱。”可谓中肯之论。

厘清这些，对我们深入理解吉川的汉学思想以及读懂《中国文学史》会有巨大帮助。客观地说，《中国文学史》在体量上是单薄的，在论述上是扼要的，在观点上是高度概括的。这当然与其形成时的初状态——授课讲义有极大关系。有关于此，黑川洋一在前言中也做了坦率说明，他承认这份讲义“记录很不完整”，并不能完整呈现吉川的思想全貌，同时他又指出，“先生的学问是早熟的”，在吉川四十多岁时，“他的研究已涉及中国文学史的全部领域”。在笔者看来，这是《中国文学史》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在当下，吉川幸次郎的《中国文学史》如同一股清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国文学史的全新视角，即跳脱出主流话语的裹挟，尝试将文学作为纯粹的文化现象予以评价。与此同时，《中国文学史》也是一份条理分明的学术提纲，向我们展示了吉川幸次郎汉学思想的基本框架。纵观吉川的中国文学研究生涯，无论是立足于汉武帝、陶渊明、杜甫等个案研究，还是针对《论语》、唐诗、元杂剧等断代文学题材，抑或是东洋与西洋的文学比较，以及他特别关注的中国文学中格律与节奏、抒情与史实、虚构与纪事等问题，无不是对其在《中国文学史》提出的一系列观点的强化与梳理。这也验证了黑川洋一的观点，《中国文学史》是“先生在此以前所发表的一些著作、论文以及此后所发表的许多著作和论文雏形”。

如果要选择一条门径步入吉川幸次郎的汉学世界，《中国文学史》无疑是不二之选。在此意义下，将要陆续面世的吉川幸次郎的其他作品也值得期待。对热爱中国古典文学的读者而言，这会是一次意义非凡的阅读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