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心村｜夙昔“陌地生”：纪念刘绍铭先生

1998年，博士刚毕业的我，非常幸运地拿到了汉学重镇威斯康辛大学的聘书，带着单薄的衣物和十几箱书，告别阳光的加利福尼亚，在丘陵起伏的中西部小城“陌地生”（麦迪逊）落了户。

威大东亚系在湖畔的Van Hise楼里。小城遍布矮而平的房子，这栋十八层的高楼显得突兀。外表灰扑扑，形状像个站立的火柴盒，典型的1970年代的钢筋水泥建筑，却被中文专业的师生冠以一个温暖的雅号——“文海楼”。强大的英文系在北校园占据着一栋独立的楼，文海楼里则塞进了英语之外的世界几十个语种。时间久了，我管这栋楼叫做我们的“ghetto”，别看楼高面积大，其实是个垂直的犄角旮旯，一如美国各大城市中少数族裔聚集的街区。

刘绍铭先生曾在这个“ghetto”里耕耘了二十六年，而接替他的我则在那里度过了十七个春秋。

我们的文海楼并非一无是处。系阅览室的门一打开，扑面而来的是一片浓蓝的大湖，这让童年在湖畔长大的我一阵狂喜。这湖叫Mendota，被周策纵先生称为“梦到她”，水域足够宽阔，因而自成一个小气候，蓝色的氤氲弥漫大半个校园。系办公室和其他同事的办公室都在十二层，我的办公室却在十一层靠湖的一侧，房间号是1116，周围的房间长年无人入住，冷冷清清。前辈同事一个一个上门表示欢迎，每一个人都对我一来就有这样一间“角落办公室”表示羡慕。原来那是刘绍铭先生自己选定的办公室，当上了系主任的他，为了坚守耳根清净，决意迁徙，选了整栋大楼里最僻静的角落。

这间角落办公室其实和大楼一样，灰扑扑的，它唯一的美德是那一面大窗。站在窗前，威大美丽的校园尽收眼底，最迷人的自然是左侧那一汪“梦到她”，还有余晖里地平线上州政府熠熠闪耀的穹顶。晴朗的日子里，甚至可以看到这个“四湖城”的另外两个湖。在盛夏季节降临到小城的我，站在这样的窗前，仿佛看到了天堂的一角。

威大文海楼1116房间，刘绍铭先生曾经的办公室，也是作者多年工作的地方。作者摄。

刘先生在威大的那些年里是否也如我一般，时常站在这个窗口远眺中西部纾缓起伏的坡地和浩渺的湖泊？我从他那里继承的不仅是职位和无敌景观，也有他所有的课程和近千年的汉语文学史。当年的威大东亚系是硕果仅存的几所汉学重镇之一。我刚来就被告知：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乃至大唐，属汉学范畴，而唐以后就是现代了，所以都是你的。看着我一脸的惊愕，系里的几位汉学前辈说，刘绍铭这么多年就是宋元明清和二十世纪一起挑的，你当然也可以。

对传统汉学来说，所谓的现代文学只是一个“afterthought”（事后附加的念头），并非本宗。美国现代汉语文学的研究，是刘绍铭先生他们那一代打出来的新天地，他们从传统汉学的领域里一点一点地争取到一块自由的园地，并向比较文学和其他相关领域扩充延伸，营造出一个持续生长的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人文传统。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自然功不可没，那是我们这一代学者的启蒙读物，将它翻译成中文的刘绍铭先生也在学科的草创时期留下了自己的浓墨重彩。刘先生在威大的那些年里，编撰了《中国现代短篇和中篇小说》《不断的链条：台湾地区小说集》《哥伦比亚现代文学读本》等各种文集和读本，一桩一桩都砌进了学科的基石。他和我的恩师李欧梵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开山一代。

当年的威大也是一代华人青年的精神家园。曾几何时，一代学子远赴小城麦迪逊，投在周策纵、林毓生、刘绍铭、赵冈这些大师的门下，从他们那里学到五四，学到思想史，学到红学，学到现代文学经典，学到上下古今的文学史观，也学到文史哲不分家的学科整合精神。刘先生的门下培养出几代学者和文化人，从早期的钟玲、罗智成、王德威、古蒙仁等，到最后几届里的吕宗力、范铭如、李东辉和桑禀华（Sabina Knight），都是学界和文化界响当当的人物。美国现代汉语文学研究这个持续成长的生命体里有刘先生几十年学术生命的灌注。

我在威大的那些年，刘先生偶尔从香港回来探亲，我只见过他寥寥几面。第一次见到他，是我刚到的第一个学期，刘先生专程飞回，主持他最后的三位华裔女生的博士论文答辩，并邀请我参与，这也是我职业生涯中第一次担任博士论文的评审。三篇论文，质量参差不齐，李东辉的一篇最为成熟。对于每一篇，刘先生都有细致的部署，以确保论文的质量。讨论完毕，刘先生说，这样千里迢迢为了你们三个回到这“鸟不生蛋”的地方，总要请我们吃顿饭吧。三位女生欣然应允。酒饭之下，刘先生作为导师的最后一点架子都放下了，原来他就是一位远道来看望成长了的儿女们的老父亲。他和多年的老同事语言学家郑再发一晚上妙语连珠，各种笑谈，调侃东辉的名字，差一个字就是某总统的名讳，大家嘻嘻哈哈一团乐。这是我见到刘先生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在麦迪逊公开露面。

1995年夏，麦迪逊，刘绍铭先生（中）与学生吕宗力（左）和李东辉（右）合影。吕宗力提供。

刘先生见得少，比较常见到的反而是留在麦迪逊的刘师母。郑再发先生每年都在自己家里宴请几位同事好友，亲自下厨烧出一整桌的菜，每一次都不忘了也叫上独自一人的刘师母。刘师母十分健谈，每回在餐桌上，都是她滔滔不绝地讲述他们一家在麦迪逊几十年的岁月，这样几回下来，我从她的讲述中也拼凑出了一段辛酸史。刘先生工作繁重，刘师母最初不太会英语，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在中西部这块“陌地”，着实不易。可惜她不善文字，若是把那些轶事写下来，精彩度堪比於梨华。

那天刘先生说麦迪逊是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后来我在他的散文里也看到类似的字眼，现在想来真是冤枉了麦迪逊的鸟。那些年我有了自己的房屋和院子，院子里种满了阿穆尔枫树和山杨树，郁郁葱葱，自家的小林子连着周围茂密的大林子，鸟兽频繁出没，漫长的冬夜里整晚整晚地听着林子里猫头鹰的呼号。严冬过后的每一年春天是鸟儿们狂欢的季节。孩子们小的时候最喜欢布谷鸟窝里的蛋，是那种冷滟的翠蓝，一捧一捧地挂在树枝上和屋檐下，肆无忌惮地繁衍、生长。

那刘先生究竟为何总管这小城叫做“鸟不生蛋”的地方呢？从每年11月最后一片叶子的飘落到来年4月地衣渐有些许绿意，麦迪逊有近乎六个月的萧瑟和苦寒。江南人的我尚且无法适应，何况籍贯广东番禺、从小在香港生长的刘先生。“梦到她”湖畔的周策纵先生也将麦迪逊译成“陌地生”，季节的严酷之外，更有一种异地求生存的人生况味。周策纵先生是建系元老，从东亚系成立的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他在这块“陌地”生存了几乎四十年。我到麦迪逊的时候，周公已经退休多年，但依然居住在校园周边。十二层办公室最居中的一间，门上写着“荣休教员”，实际上那么多年，唯一的“荣休教员”只有周公一人。但他在正常办公时间几乎不出现，我只在周末撞见了他几次。回办公室取书，在楼下不期遇见正在等候电梯的他。“周公！”我惊喜大叫。他记得我，绽开一个微笑，羞怯地说：“周末没人，我是来取邮件的。”

早春三月，冰雪依然封锁着“梦到她”湖。作者摄。

周公给我留下的最后的影像就是一个萧索的背影，而一想到刘先生，我总是能想到那一句“鸟不生蛋”背后的无奈。漫长的冬季之后是爆炸性的绚烂，从春到夏到秋都只是过渡，来不及挽留，苦寒铺天盖地到来。年年如此，但小城的外来居民已经换了好几代。后来的学生不再用“陌地生”这个名称，他们叫“小麦”或者“麦屯”。“梦到她”这个名称倒是保留了下来，只是Z世代的孩子们将它改成跨性别的“梦到TA”，一下子从“教我如何不想她”的五四跨越到了赛伯格的异次元。

在我这些也都是过往了，我在刘绍铭先生的“陌地生”度过了学术生涯最初的十七年。我的幸运是在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从刘先生手里接过了他苦心经营二十六年的衣钵，踩着前辈的肩膀走到了今天。斯人仙逝，足迹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