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薛澜：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最大的挑战在于教育

“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了。”6月10日，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肯定地说。

继蒸汽机、电力、计算机以后，有人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人工智能为标志，但在薛澜看来，第四次工业革命很难找到一项代表性科技，其实质上是物理空间、网络空间、生物空间三界的融合，是一组技术之间的跨界融合，竞相发展，最后推动整个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而与前三次工业革命中，中国落后跟跑者角色不同，薛澜欣喜地感受到，这次中国已经赶上了头班车。

此外，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基石。薛澜在谈及人才教育，特别是高校人才培养时表示，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最大的挑战就在于教育。

未来已来还是“噱头”？

但第四次工业革命真如宣称的那样已经到来？有言论表示，第四次工业革命只是“噱头”和自我“想象”，当今的某些科技发明或突破不过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诸多后果之一。而细数前三次工业革命，也可以发现每次革命的周期大致为90年，如果第四次工业革命已到，距离第三次革命也仅60、70年。

对此，薛澜向澎湃新闻解释，确实应该看到这次工业革命当中，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信息技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如果仔细看，可再生资源、纳米技术、生命科学技术等领域发展非常迅速，这些很难用信息技术来解答。另外，由生命科学进展带来的基因检测，基因编辑等方面的伦理问题，与人工智能催生的就业挑战一样，都会对社会发展产生“质”的影响。

同时，薛澜进一步讲到，把当今的科学技术变革看成一场“工业革命”而非只是个别技术上的突破有助于我们把握这些单项技术背后的宏观趋势，更能够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其给社会带来的收益和风险，有助于人类从容应对科技带来的潜在危险。

“如果我们觉得跟原来差不多，无非是一个新的技术，如果我们还是就事论事地考虑问题，很可能会面临诸多问题，会发现困境越来越大。所以，只有认识到这种变革，跳出具体问题，从更宏观角度去分析认识，这时候你的应对才有可能更超前。”薛澜举例指出，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对未来发展的准确预测让人叹为观止，其超前的眼光为人类社会平稳发展助力莫大。

“我觉得今天回头来看，人类社会在第三次浪潮能够走得比较顺利，人们还能很高兴地接受很多新技术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归功于阿尔文·托夫勒当时的很多预见，使得我们能应对和调整，规避不利的情况。” 薛澜说，如今把若干重大科技前沿进展对产业、经济、与社会的影响视作革命，更多是看它背后潜在巨大的影响。

40年改革开放释放创新潜力，中国赶上头班车

革命带来的既是机遇也有挑战。如今，中国是否已为第四次工业做好准备，整装待发？前三次革命缺位后，此次中国又将如何把握时机，做引浪者而非追浪人？

“40年的改革，释放了中国社会创新的巨大潜力。40年的开放也促进了全球科技与中国科技中国创新的水乳交融。”薛澜看到，在科技创新的奔涌浪潮中，中国对全世界科技的贡献起了巨大的作用，在世界上越发具有话语权。

“中国现在国际上有说话的权利，所有重大的讨论都一定拉着中国，因为很多国际讨论没有中国就没有意义，比如碳排放。“薛澜说，中国现在一点也不用担心没有话语权，而更应考虑是否能有效参与国际讨论。

“我们自己对政策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比如网络安全，需要新的治理规则你同意或不同意，可能我们在这方面并没有深入的思考研究，人家抛出一个方案你无法接应，由于没有深入的研究，而实质上就失去了发言权。”薛澜说，未来中国不应仅仅在硬科技上舍得投入，在规制、政策方面的研究投入也应加大。

除此之外，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基石，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成为革命的有力助推器。谈及人才教育，特别是高校人才培养，薛澜表示，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最大的挑战就在于教育。

“目前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教育的内容很多是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或者第三次工业革命准备的。但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环境下，我们为同学们提供的教育不应是昨天的教育，而应当是未来需要的。同时，对于新领域需要的人才，我们也要超前做好准备。在这点上，中国需要给高校更大自主权，让高校根据社会的需求，有预见性地设立新的专业，这样才能培养下一代工业革命需要的人才。”薛澜指出。

他注意到，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领域中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出台了很多政策，但薛澜发现这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政策方案怎么样能尽快转化为行动，“这方面我们还是动得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