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传奇女性，用写作再现历史上的边缘人

原创 刘永华 理想国imaginist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

图源berkeley.edu

1548年，法国一个小村庄里发生了一桩怪事：一个名为马丁·盖尔的富农离家远去，杳无音讯。八年以后，他却又突然出现在村子里，性格也发生改变，但还是受到欢迎，并且和妻子过上幸福生活。

一段时间之后，在一场财产纠纷中，马丁·盖尔被妻子指认为假冒身份，送上法庭，可是就在他即将让法庭上所有的人再次相信自己的身份就是马丁·盖尔之时，真正的马丁·盖尔出现了。

这个带有浓厚悬疑色彩的故事，曾被改编成电影，也被美国新文化史代表人物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写成微观史学专著。她被誉为“当今在历史写作方面最具有创造力的人之一”，也是第二位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女性。

在求学经历中，她经历了多次兴趣领域的探索，也因批判政府招致过政治迫害。她的兴趣最终专注于欧洲近代早期历史研究，着眼于历史上的边缘人，如工人、农民、女性等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她认为“学者、王公和神父并历史唯一的主人公”，后现代史学的工作，就是收集被风吹落的叶子，还原于历史之树。在《马丁·盖尔归来》新版问世之际，我们再次回到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学术研究生涯，探寻这本微观史学典范之作的成书历程。

节选自《马丁·盖尔归来》代译序

01.

谁是娜塔莉·泽蒙·戴维斯？

国人知道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其人，多半因为她写的《马丁·盖尔归来》（以下简称《归来》）一书；而国人知道《归来》，大约又不外乎两个原因：一则因该书被誉为“后现代史学”和微观史学早期的三部典范之作之一；一则因该书的前身、法国同名电影是部不可多得的历史剧。此书在中国史学界的名声，得力于前者尤多。

戴维斯1928年出生于美国底特律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母均为祖籍东欧的犹太人。二战结束后不久，她进入美国著名的女子大学史密斯学院学习，1949 年获得学士学位。在本科学习期间，戴维斯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她称开始了解这一学说时，感觉有如“神启”；同时，她还广泛、积极参与各种左派政治活动，这些经验对她早期的研究曾有不小的影响。她初次接触法国年鉴派创始人之一马克·布洛赫的著作，也是在这个时期。

马克·布洛赫，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

1949 年，戴维斯进入另一所著名女子大学拉德克拉夫学院（Radcliffe College，今属哈佛大学）攻读历史学硕士。1950 年毕业后，入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由于家庭和政治原因， 她至1959年才提交论文，于同年获得博士学位。在这十年研究生学习时期，她的兴趣逐渐从观念史转向社会史。1952 年春， 戴维斯前往里昂，在当地档案馆从事了长达六个月的研究。当时，美国学者大都依靠已刊资料研究法国史，戴维斯则是较早利用法国档案从事法国史研究的学者之一。

返回美国后，戴维斯夫妇遇到了政治迫害，由于他们对政府违宪做法的批评，丈夫钱德勒被逮捕、关押，他们的护照也被没收。这样一来，她就无法前往法国查阅档案了。为了克服这个限制，她只好奔波于纽约各大图书馆，查阅16世纪里昂出版的著作，想不到，这反倒给她提供了不少灵感，让她开始思考书籍史，尤其是形成了将档案资料与不同文类的印刷文本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她的博士论文，就是在分析里昂档案与这些出版物的基础上写成的。

获得博士学位后，戴维斯在布朗大学工作了四年（1959—1963）。1963年，她的丈夫在多伦多大学获得教职，他们举家迁往多伦多。不久，她也在多大找到教职，先是在政治经济学系工作，1968年转到历史系，至1971年离开，她在这所大学任教达八年。1971年，她被聘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教授，1977年离开。从1963年至多大任教，至1977年离开加州大学，前后十五年的时间，无疑是她学术生涯中最关键的时期。在此期间，她在分析里昂档案的基础上，在欧美核心史学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颇有分量的社会文化史论文，不少已收入1975年刊行的《法国近代早期的社会与文化》一书，这些论文奠定了她作为社会文化史学家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这一阶段对她的研究影响较深的是人类学与妇女研究。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2021年

在离开伯克利之前，戴维斯接触到让·德科拉斯法官的著作，这本书激起了她浓厚的兴趣，她先是作为顾问参与了法语影片《马丁·盖尔归来》的制作，然后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了同名著作。这部影片于1982 年公映。而在电影公映四年以前，戴维斯已离开伯克利，受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1981 年，荣升为讲座教授；1996 年退休后，又被聘为荣休讲座教授至今。她对普大的学术圈子甚为满意。当时，英国著名社会史学家劳伦斯·斯通主持史学研究中心，文化史学家卡尔·休斯克组建了欧洲文化研究计划。

但戴维斯的学术圈子不只限于历史系，她还与人类学系及文学系的几个同事进行频繁的交流与合作，在她曾一同合作开课的同事中，包括著名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我们知道，他也曾与《屠猫记》的作者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一同开课）。她还与女同事共同创建了普大的妇女研究计划。

02.

“我发现学者、王公和神父

并不是历史唯一的主人公”

戴维斯早期的论著，大体可归入社会史范畴，此期马克思与韦伯的影响比较明显。戴维斯本来的兴趣并不是社会史，而是观念史。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她开始阅读布洛赫的《封建社会》，阅读对“人民”和“阶级斗争”的讨论，阅读从档案、家庭和行会记录中摘抄出来的反映手工业者和乡民家庭参与宗教和政治活动的记载。她的思想开始发生根本的转变。四十几年后，她回忆说：

“我订阅的第一份学术刊物是《观念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又译《思想史杂志》），但如今当我撰写迈伦·基尔莫讨论法国学者纪尧姆·比代的研讨会论文时，我将他对哲学、政治和教育的看法，与这位人文主义者的社会地位和他主张资助像他这样的学者的观点联系起来。于是，突然之间，我发现学者、王公和神父并不是历史唯一的主人公。”

在法国近代著名经济史家亨利·豪塞的论著中，她了解到16世纪里昂的桀骜不驯的民众，他们组织的粮食骚乱，印刷工人的罢工，1562年的新教徒起义。她发现，“这就是我的论文题目。我需要的东西，里昂应有尽有。在这里，我可以检验马克思的宗教是物质利益在上层建筑中的反映的观点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激励资本主义精神的看法”。

里昂档案把戴维斯带入全新的世界：新教徒的职业，他们的住宅区，他们所要缴纳的税，他们的地位，等等，这些都是前人不曾讨论过的。1959 年，戴维斯将其博士论文《新教与里昂印刷工人》提交给密歇根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从事宗教改革研究的大都是宗教界人士，这些讨论往往戴着有色眼镜，研究主题集中于教义的讨论，社会经济因素则基本不予考虑。

戴维斯的论文突破了这些局限。她将问题的焦点从对改宗教派、教义的讨论，转向对新教徒的社会、职业构成的分析。她发现，这些新教徒来自里昂社会的各个阶层，经济上的敌人在此成为宗教上的盟友，但从职业构成看，新教徒主要来自新兴职业，来自技术要求和读写能力要求较高的职业。因此，她认为，宗教改革不是围绕“经济阶级”，而是围绕“情感—精神阶级”（e-motional-spiritual class）组织起来的。多年以后，在回忆博士论文时，戴维斯重申了论文写作过程中的一个心得：“我喜欢坚持说，在某种意义上看，人们的诠释应当与我们的研究对象在过去事实上说过的话保持一致；尽管我们可能希望在解读时超越他们本身的自述，但我们永远必须与这些自述妥协。”

2013年，戴维斯获国家人文奖章

图源网络

根据戴维斯的追述，她加盟多伦多大学后，继续接触年鉴派著作，如古贝尔的《博韦与博韦人》、勒华拉杜里的《朗格多克的农民》等书，但当时她接触到的年鉴派研究集中于区域史或乡村史，而不是城市劳工或宗教史，他们对手工业行会及其习俗兴趣不大。

于是，她将眼光转向人类学和妇女研究（在戴维斯的意识中，法国年鉴学派学人一直就不是她的老师，而是她的盟友）。在《混乱的理由》一文的写作过程中，她发现以本身的社会史训练，已无法分析里昂的大声喧哗、嘉年华会等论题，她无意中发现了法国近代著名民俗学家阿诺尔德·范热内普七卷本的巨著《法国民俗手册》，了解到她在里昂发现的习俗曾流行于法国乃至整个欧洲，从而激起了她对人类学与民俗学的兴趣。以此为契机，她研习了埃文斯-普里查德、特纳、格尔兹、西敏司等许多现当代著名人类学家的著作。与人类学的邂逅，不仅让戴维斯在处理民俗、节庆等问题时显得得心应手，还为她日后对马丁·盖尔的“民族志”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灵感来源。

在写作博士论文时，由于时代的局限，戴维斯没有涉及妇女的问题。在多大任教后，她遇见美国新妇女史研究的先驱吉尔·克尔·康韦，开始思考妇女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1971 年，她们共同开设了加拿大有史以来第一门妇女史课程：“近代早期欧洲与美国的社会与性别”。对她而言， 这是另一个“跨学科的跳跃”，因为“要是不从生物学跳进文学， 就无法将社会性别的主题加以概念化”。可以想见，这一跳跃的结果，是对文学批评理论的阅读。美国新文化史主要倡导者林恩·亨特在1989 年宣称，日后史学家的主要盟友不再是社会学，而是人类学与文学理论，而戴维斯早在70年代就已着手进行相关的实践了。

在1997年的一次讲座中，戴维斯以“求知的一生”为题，总结了自己的学术生涯。的确，从出道至今，戴维斯对学问一直是孜孜以求。她涉及的题目非常广泛：从里昂的印刷工人到比利牛斯山的农妇，从犹太女商人到阿拉伯“骗子”，从工商业行会到宗教战争，从赦罪故事到礼物，等等。

从研究兴趣看，我们大致可以说，她早期从事的是相对纯粹的社会史研究，接着转向人类学影响较为明显的社会文化史，后期则在历史编纂学上，进行了民族志、微观史学、历史叙事等几个方面的实践。在这个学术轨迹中，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第二个转变，这一转变涉及她对人类学方法的进一步思考，对民族志和微观史学编纂的体验与实践和日后对电影语言、叙事理论的强烈关注，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归来》一书无疑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她日后研究中的不少写作风格与方法论的特点，都可以在该书找到源头。

03.

人类学、民族志与后现代

在伯克利的任职行将结束时，戴维斯的一位研究生给她看一本书。这本从法学图书馆借来的书，是让·德科拉斯的《难忘的判决》。该书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比利牛斯乡村的冒充别人丈夫的案子。她的第一反应是：“这应该拍成一部片子。”于是，她跑到巴黎，为马丁·盖尔案寻找导演。机缘巧合的是， 她刚到巴黎的头一周，便碰见了电影剧本作家让-克劳德·卡里埃尔与年轻的导演达尼埃尔·维涅 ，他们正策划一部同一题材的片子。1980 年， 戴维斯加入他们的行列，参与到《归来》的拍摄工作当中。影片于1982 年开始公映，获得了不错的反响。但是戴维斯在参与拍摄的过程中，感觉到电影制作本身的局限，决定撰写《归来》一书，此书于1982 年推出了法文版，其英文版是次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刊行的。

《归来》出版后，颇得史学界好评，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有论者称之为“富有想象力但有根有据、讨论机智的历史著作”，也有论者几乎全面挑战了戴维斯的诠释，认为书中对贝特朗的诠释，完全出自她一己的“杜撰”，根本无法在她使用的资料中得到印证，后现代史学的倡导者之一安克斯密特则将之与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金茨堡的微观史学著作《奶酪与蛆虫》和杜比的《布汶的星期天》一道，称为“后现代历史编纂学”的代表作。

戴维斯对这些评论有何回应？应该如何理解这些形形色色的评论呢？要讨论这些问题，必须回到《归来》的研究和写作过程，回到20世纪70年代戴维斯与人类学的接触以及影片《归来》的制作过程。这些评论触及《归来》的不同侧面，仔细分析之下，我们会发现，它们大体可以归结到《归来》在方法论上最为基本的一个环节。

在多伦多大学工作期间，戴维斯已开始接触人类学的著作。当初接触人类学的契机，在于她原先接受的学术训练，已无法处理诸如节庆、仪式等文化史题材，因此，她求助于人类学，从中借用概念与方法。“我的阅读兼收并蓄，不管人类学内部的冲突，因为我寻求的并不是解决方案，而是问题、过程、可能的方法，只有当它们根据16、17世纪欧洲的证据能言之成理时，它们才会被援引。”此期对人类学概念与方法的借用，也仅限于此。其实，不仅戴维斯如此，当时在国际史学界崭露头角的社会文化史学者，诸如英国学者基思·托马斯、彼得·伯克等，对人类学的态度也多半如此。这种对人类学方法的使用，与《归来》一书对一个乡村的生活的处理，究竟有多大的距离？

到那时（参与拍摄《归来》之前——引者）为止，我的大多数著述探讨的是长达几世纪的论题或主题—比方说大声喧哗、丧礼、谚语。尽管档案材料主要来源于里昂，文本与案例则取自法国各地，有时来自西欧各地。中间不曾触及的是近距离的民族志田野观察——人类学家在田野中可观察到个体之间的互动和准确的事件发展进程，听见参与者如何描述正在发生的事情。

对传统史学研究法与人类学参与观察法之间的距离，戴维斯有着清醒的认识：前者处理的主题时间跨度大，处理素材的区域跨度也大；后者则是对小社区集中时段的近距离观察。问题是，人类学家可以进行田野调查，直接与研究对象交流，而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早已离开这个世界，你总不能找个灵媒，让她/他魂游地府，帮你做田野调查吧？！

事实上，戴维斯没有前往马丁·盖尔的家乡阿尔蒂加做田野调查，她请来了法国导演勒内·阿利奥，请他到伯克利的课堂，给法国史研究者谈谈他是如何制作影片《我，比埃尔·李维尔》的。

《我，比埃尔·李维尔》

阿利奥谈到他们为拍摄这部片子，曾在影片讲述的谋杀案发生的村子生活了好几个月，谈到如何与村民讨论这桩案子和每周的样片。听着阿利奥的介绍，戴维斯若有所悟：这是用新的方式打量历史的不可多得的机会！尽管历史学家无法做田野调查，但可以“制作一部片子，类似于民族志的经验”。她以这种看似奇怪的方式， 将电影制作与民族志联系起来。在回顾中，她进一步指出：

“千真万确，制作影片唤起了民族志意识。在想象任何场景——村民跟新来户打招呼；坐在火堆旁修理工具、聊天、讲故事；吵架；回答法官的问题—时，我被带回到资料当中，寻找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能自圆其说的。同那些扮演16世纪人物的演员交谈，会出现对历史学来说饶有趣味的问题和某种“证据”。……我在我写的书的注解中，不能引述这些演员的话作为证据，但是他们的评论增强了我的信念：在以我所做的那种方式诠释法律和村落文献时，我走对了方向。”

不妨说，“电影就有着微观史的某些优势，能够展示具体的表现。它会迫使你去想象某些事情是如何发生的，而那是你只用文字写作时不会费心去思考的”。从这种意义上说，“也许可以主要将电影视作一场在实验室中进行的实验、一场思想试验，而不是在讲述真相”。正是在这一个关节点上，我们发现了戴维斯学术思想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参与电影制作，给她提供了一个“思想试验”的机会，她不得不像田野中的人类学家那样，探究在某一特定时间、某一特定小地方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这种思维活动类似于人类学家的民族志写作，其实也是微观史学方法论的核心。

因此，尽管戴维斯并没有像意大利学者卡洛·金茨堡等人那样，有意识地进行微观史学的写作实践，但她以一种迂回的方式——通过电影——参与到微观史学的实践中。以电影为媒介，戴维斯打通了自身过去对人类学的兴趣和以《归来》为起点的民族志或微观史学的写作实践。不管《归来》是部民族志、微观史学还是历史人类学著作，对职业历史学家而言，关键的问题是该书在处理素材与历史编纂学方面的技巧与风格，尤其重要的是，作者是如何在书中的主人公与他们生活的周遭社会之间建立起关联的？这是在处理历史社区时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在学理上说，这当然不成问题，但在具体操作上，历史学家却常常不得不面对资料本身的沉默带来的麻烦。在过去留下的资料对我们的主人公生活的某些侧面保持沉默时，我们该怎么办？

戴维斯的做法是，尽量从本地或附近村子的资料中找出线索，如别人的婚书是如何写的？当地的年轻人是如何对待光开花不结果的婚姻的？村民是沿着何种路线经商或旅行的？总体而言，戴维斯成功地重构了主人公生活的世界，连对《归来》批评最为激烈的美国史学家罗伯特·芬利，也不得不承认：“戴维斯为建构故事得以理解的历史背景添加了数量可观的素材，她引用档案资料揭示了亲属关系、继承法、农民迁徙、婚书、兵役、乡村习俗和司法程序等问题。”

《马丁·盖尔归来》

但是，《归来》讲述的核心内容，毕竟还是几位主人公的遭遇，当史料对他们的动机和行为保持沉默时，我们该怎么办？戴维斯的做法是，根据具体的时空背景和史料中的蛛丝马迹，推断其可能性，如书中对贝特朗心理的刻画和对她行为的诠释。在这种情况下，书中便势必会常常出现“也许”“兴许是”等字眼。戴维斯认为，此种情形实属难免，与史学求真的原则也并无冲突（见上文对亚里士多德的讨论）。而芬利对《归来》最为尖锐的批评，也正是集中于这一点。在这场争论中，问题的关键恐怕不在“技术”层面，而在于两人在诠释史料时采取了不同方法：一方求助于实证主义的史学传统，强调史料本身的“透明度”，寻求史料解读的唯一性；另一方则强调史料本身的暧昧性和史料解读的开放性与多元性，容许根据史料中的线索进行必不可少而合情合理的推断。

尽管对小社区的微观分析，让我们的讨论不得不常常迁就于可能性，但这种研究方法也为我们了解过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视角，它尤其适合处理历史人物本身的体验，他们在特定社会场景中采取的策略与能动性，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网络，社会组织与文化认同的塑造过程等问题。对此微观史学家及其追随者已多有讨论，兹不赘述。《归来》在行文中，对社会文化史学界一些笼而统之的说法也时有驳正。在讨论马丁与贝特朗的婚姻时，她指出：“罗尔斯-盖尔婚书的配偶双方异常年轻。根据历史人口学的著作，我们兴许以为他们至少已接近十八九岁，但马丁只有十四岁”，而贝特朗可能才十岁上下。

在谈到马丁·盖尔出走时，她写道：“研究人口流动的历史学家常常认为，农民迁移仅仅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盖尔一家的个案表明，这并不完全正确。”马丁离开家乡，是由于他对家庭生活的厌烦，更直接的原因则是与父亲的争吵。当然，只有进入16世纪乡民的感情、体验层面，才能说真正达到与古人“心通神会”的境界。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对16 世纪法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对村妇感情生活的入木三分的刻画，这种刻画是无法归纳、无法化约的。

与《蒙塔尤》和《奶酪与蛆虫》一样，《归来》对社区生活的细节处处留心。在《蒙塔尤》一书的题词中，勒华拉杜里引述了《奥义书》的话，以泥、铜、铁的转喻，摆明他处理的虽则只是一个山村，他想要讨论的却是一个时代，一个范围更大的地区。同样，金茨堡对梅诺基奥的刻画， 是为了讨论宗教改革与意大利乡村文化之间的关系。虽然《归来》没有刻意去讨论什么时代问题或宏大的历史进程，但从本书开篇的讨论，我们了解到她想要描述的是16 世纪法国的乡村生活，尤其是当时的村民对爱情的理解。

《马丁·盖尔归来》

通过仔细阅读这本书，我们会逐渐了解到这个村子与外界的商业、婚姻、信息、司法等方面的关系。在1988 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她点明撰写《归来》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将这个故事置于16世纪法国村落生活和法律的价值和习惯之中，借助它们来理解这一故事的核心因素，并借助这一故事回过头来评论它们——也就是说，将一个传说转化为历史”。

当然，《归来》《奶酪与蛆虫》和《蒙塔尤》三书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差别。戴维斯曾指出，《奶酪与蛆虫》“更少具有人种学（人类学）色彩，而另两本书更加关注对某一共同体的整体性研究”。再者，《归来》更为关注故事的多重版本，它关注故事是如何被讲述的，人们又如何将不同的讲述合并在一起。落实到叙事风格方面，《归来》与《蒙塔尤》《奶酪与蛆虫》也有所不同。从情节设置的角度看，叙事色彩最不明显的是《蒙塔尤》。尽管该书总体上是根据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编排内容的，但在该书的主体部分，作者是根据研究者自身的分类系统来组织材料的。

蒙塔尤的世界，被分为生态与考古（心态）两大部分：前者侧重对环境、经济生活、社会结构、政治权威等的分析，后者侧重对日常生活、世界观、宇宙观等的分析。《奶酪与蛆虫》的叙事色彩比较浓，全书的各个部分按事件的先后顺序编排，对某些论题的深入分析，则穿插于事件发展的某个时间点上，因此，时间的发展序列大体并没有被切割、打断。

《归来》在组织构架上，更加注意贴近（作者眼中的）事情本身的发展脉络，其叙事开始于达盖尔一家落户于阿尔蒂加，再从盖尔与德罗尔斯家联姻，马丁出走，讲到贝特朗本人，迪蒂尔前来冒名顶替，从迪蒂尔与皮埃尔吵架，讲到他们在里厄和图卢兹的官司，从整个审判过程，讲到科拉斯法官撰写审判的过程，科拉斯本人的下场，再到蒙田等人的反应，等等。这样一种叙事方式，几乎完全抛弃了分析的框架。可以说，在微观史学早期的三部代表作中，无论从对宏观结构的兴趣，还是从鲜明的叙事风格看，《归来》都走得最远。

《马丁·盖尔归来》

打动像安克斯密特这样一位后现代主义史学倡导者的，恰恰就是《归来》处理的独特主题和该书独特的写作风格。在安克斯密特看来，后现代史学意味着向本质主义的传统告别，向宏大叙事告别：选择对象不再落到树干或是树枝上，而是落在树木的叶子上。在后现代主义的史观中，目标不再是整合、综合和整体，那些历史碎片反倒是关注的中心。……要是我们还想要坚持本质主义，我们可以说，本质并不位于历史之树的树枝或是树干而是位于叶子之上。

以这种叶子与树木的隐喻，安克斯密特强调了后现代史学与传统史学的不同。叶子的特点是，它们与树的联系只是松散的，当秋天或冬天来临之时，它们便被风刮走了。后现代史学的工作，就是收集被风刮走的叶子，对它们进行独立的研究——而不必措意它们的来源。因为他们担心，一旦将叶子放回到历史之树，诸如欧洲中心论之类的宏大叙事便可能乘虚而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后现代史学家看好史学研究中的微观分析和叙事方式，因为它们为抵制宏大叙事提供了可能性。

现在看来，这些讨论体现了安克斯密特多少有点“六经注我”的做法。在与帕拉蕾丝-伯克的访谈中，戴维斯曾对安克斯密特就《蒙塔尤》《奶酪与蛆虫》和《归来》三书所作的评论作了正面的回应。她一再强调，他们对16世纪乡村社会的兴趣，至少不亚于对他们所处理的故事本身的兴趣，在研究方法上，他们追求的正是两者相互补充的效果：

“我不认为后现代主义对于实际上有着不同目标的这三本书是个最有用的范畴，……这三本书全都认真地对待地方文化，然而，它们也关注经验和长时段的传统以及思想结构。……对于那种认为这几本书是后现代的，因为它们拒绝得出普遍性结论的看法，我的回答是：虽然彼此有所不同，但这三本书全都希望对于超出它们所研究的个案之外的过程能够得出某些洞识。它们全都得出了对于其他案例的看法，不仅是通过可能的类比，而且还通过交往网络和权力体系。”

戴维斯背后的信念应该是：尽管历史学家的主要工作，仍是将叶子还原于历史之树，但是，她对史学工作的看法远比安克斯密特乐观，这样一种“本质主义”的做法，只要措置得当，未必就会让宏大叙事借尸还魂，我们更不可因噎废食，因为提防宏大叙事，终止我们对历史的重构工作。在《归来》一书中，戴维斯不仅关注“经验”、“叙事”、小社区，同时也试图建构“结构”“过程”“体系”。正因为如此，像戴维斯提醒我们注意马丁案中的多重版本一样，我们在阅读《归来》时，也应该注意到解读过程的多元性和开放性——笔者在此提供的解读，终究只是一个颇具个人性的“说法”。

原标题：《这位传奇女性，用写作再现历史上的边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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