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杂志 | 追忆我的伯父陈立夫

原创 陈小薰 世纪杂志

世纪 CENTURY

追忆我的伯父陈立夫

陈小薰

陈立夫侄子

退休前为深圳都乐文化娱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我祖籍浙江湖州，太祖父陈容生和陈立夫先生的祖父陈延佑是亲兄弟。我的祖父陈其文、陈立夫的父亲陈其业和沪军都督陈其美都是其字辈，从辈分来说，陈立夫算是我的伯父。

图 |陈立夫夫妇

说来也巧，我与伯父陈立夫的生日时隔49年，在阳历年与农历中国年竟然都是同一天，阳历的1949年8月21日，农历的七月二十七。伯父于2001年2月8日在台湾逝世，已经有二十多年。他的音容笑貌依然让我印象深刻，我想说一说我眼中和心里伯父是怎样的一个人，以此缅怀与追思。

我不幸出生于“四大家族”的湖州陈家

我刚上小学的时候，不明白为什么全班的同学都能戴红领巾，我却不能戴红领巾。到上初中学了中国历史，又从家人那里知道，原来我们家庭不单有海外关系（我的姑妈在英国，姑父是一个英国船业的巨商），还与被称为旧社会“四大家族（蒋、宋、孔、陈）”的陈家有着密切的关系。上初二时我申请加入共青团，后又参加了解放军空军预备役的挑选，体格检查都通过了，都是因为“政审不合格”被刷了下来。那以后，我就决心要脱离这个“可恶”的家庭。1966年，我得知新疆在上海招收在校学生赴疆参加边疆建设，就从家里偷拿了户口本，到新疆驻上海办事处报了名，1966年9月，我总算如愿以偿，脱离了这个“可恶”的家庭，成了一名光荣的支边青年。

图 |1966年11月，作者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八一钢铁厂

1978年，我回上海读了大学，毕业时正好赶上深圳要建设经济特区，我二姐从香港到深圳搞投资建设，希望我去帮帮她，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到了深圳。为能调进深圳特区，我参加了深圳市政府举办的文化考试，顺利通过，但又因我的家庭背景，没有单位能接纳我。我再一次怨恨自己的出身。

经朋友介绍，我幸运地结识了率先从文艺界下海经商的黄宗英女士，她是我的恩师。黄老师在蛇口创办了一家“都乐文化娱乐有限公司”，从事于影视创作，文化交流和娱乐。黄老师听了我的述说，爽朗地说：“到我这里来，我不害怕，我不看什么家庭成分，社会关系，我只看你有没有才能，能不能干。”于是我就进入了她的公司，被任命为总经理助理。我陪同黄老师赴全国各地进行文化交流和影视拍摄，其间黄老师告诉我：“小薰，你不要有思想负担，不要认为你和你的家庭是中国近代史的罪人，其实你们陈家对中国近代史是有贡献的，尤其是你们的祖辈陈其美（英士），为推翻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建立共和，抛头颅洒热血，陈英士是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肯定的辛亥革命的烈士，你应该是烈士的后代。”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语，也是第一次被点燃人生的希望。在浙江访问期间，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给了我一部纪录片的录像带，纪录片详细地记录了80年代初经邓小平、邓颖超批示的“陈英士是辛亥革命的烈士，他的墓要重新修复”、经中央与浙江省和湖州市人民政府共同投资近百万元按原样修复陈英士墓地的全部经过，希望我能有机会将这部纪录片转交给我台湾的伯父陈立夫先生，让伯父了解这一事项。

我开始渐渐地、认真地、但还是小心翼翼走进陈家的大门，也逐渐了解到陈英士的传奇一生。我不再为自己的出身自怨自艾，反而逐渐为它自豪。我与黄老师商议能否将这传奇故事拍成电视剧。相关资料上报深圳市委宣传部后，等来的批示却是：“陈英士是反动流氓集体的代表人物，这样的人物不宜拍片宣传”，此事只能茫然搁浅了。

我在伯父的指点下为先祖正名而奔走

1992年我在日本写信给伯父陈立夫。我向伯父询问祖父辈陈英士的情况，伯父回信告诉我：陈英士确实是民国的元勋，浙江文艺出版社曾经出版一本书，名叫《沪军都督——陈英士传奇》，后我联系了浙江文艺出版社，他们赠送给我一本书。陈英士的墓在“文革”时遭红卫兵的破坏，伯父亲自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在周恩来总理的嘱托下，邓小平、邓颖超的批示下，陈英士的墓按当年国民党修造的原样重新修复。伯父看了我托人转交的纪录片，称赞墓地修得更漂亮了，表达了希望有生之年能回到故土、到墓地祭拜先灵的愿望。他在信中说，如果想要将英烈的形象搬上银幕，只有回大陆才能实现，并告知如果在大陆遇到克服不了的困难，可以去找他的挚友程思远先生。

图 |《沪军都督——陈英士传奇》书封

带着伯父的期望和嘱托，我回到了北京。为了不再碰钉子，这次我直接就去找了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程思远先生，当时程副委员长正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养病，我向程副委员长转呈了伯父的亲笔信，并详细地汇报了相关情况，程副委员长答应会向有关部门转交我的请求材料。没有几天，我就接到中央统战部的通知，让我与中央统战部宣传部办公室主任庄聪生先生（后任中央统战部新闻发言人）联系。庄主任表示，当前中国近代史上对陈英士的记载是较为空白的，他也希望弥补这一空白。为此，他建议与中国孙中山研究会一起共同完成这一事项。

1999年清明节前后，在中央统战部、国台办的协调下和浙江省委和湖州市人民政府的支持下，“纪念陈英士诞辰120周年陈英士生平与事业研讨会”由中国孙中山研究会主持，在陈氏故籍湖州市召开。此次研讨会邀请了几十位大陆和台湾著名的近代史专家与学者，包括台湾“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吕芳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金冲及、电影音乐指挥家姚笛、台湾辅仁大学教授高纯淑、中国近代史专家杨天石等。此外，我还请来了美国的堂哥陈泽祯（陈英士的孙子）和自台湾的堂弟陈泽明（陈英士弟弟陈其采的孙子）。（我的家族排名应该是“泽”字辈，正名应该是泽薰，因从小叫惯小薰，也就保留了下来。）伯父为表祝贺，亲笔题写了“伟烈的先二叔 陈英士”。

研讨会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金冲及先生作开幕发言，金先生充分肯定了陈英士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讨袁斗争中的领导作用，与会的中国近代史专家与学者也肯定了陈英士在辅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中的地位。会后，我将情况详细地向伯父作了汇报，伯父深表欣慰。

图 |陈立夫写给作者的信

2000年电视连续剧《陈英士》完成了30集的剧本创作。2000年中国当代文学馆馆长周明先生率作家代表团访问台湾，周明先生拜见了我的伯父，伯父请周明先生多多关照我的电视剧，并表示等拍摄成功他一定回大陆来观看。周明先生曾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过一篇《访问陈立夫先生追忆》，其中提及此事。该剧拿到了拍摄许可证，但因版权分歧等原因，至今还没有拍摄成功。我对伯父最大的愧疚，就是没能让伯父在有生之年看到这部电视剧。

伯父赠我亲笔题字

“贫而乐，富而好礼”

伯父对我们晚辈的管教一向比较严厉，在我有限的记忆里，他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为亲属办过任何一件利己的私事。

我在日本时想去台湾看望伯父，但台湾对签发旅行证件管束得非常严格，排队要等很久。“亚东关系协会”代表是蒋介石的孙子蒋孝武先生，他向我表示，因为我身份特殊，只要我做到他提出的两个条件中的一个，他就可以给我签发旅行证件：一、我写一份信仰“三民主义”的文书；二、请“立老”（他们对伯父的尊称）出面向有关部门打招呼。第一个条件我当然不能答应，于是就想请伯父出面打招呼。不少亲戚都劝我不要开这个口，因为在他们眼里伯父从来没有为任何一个亲属开口办私事，我还不信，觉得这种情况身边也有不少。果不其然，我的请求被伯父断然回绝，伯父要我办事一切按规矩而来。

还有一件事我记忆犹新，在我即将离开日本回国的时候，一位日本朋友知道我喜欢车，要转给我一辆最新款的奔驰轿车。当时国内轿车上牌照非常难，有朋友给我出主意，让我与伯父联系，以伯父赠送的名义将轿车运回上海。因为我实在太喜欢那辆轿车了，就厚着脸皮又向伯父开口了。伯父回应：你喜欢车，应该在大陆通过正常途径获得，今后千万不要投机取巧，以私谋利，并寄了一张伯母松、梅、竹作画，伯父题款“三友图”制成的贺卡，让我深切领会了伯父的教诲。

回到上海，上海影视有限公司董事长、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老师送给我一个购买国产轿车的额度指标，我高兴地买了一辆刚出产新款的改良型桑塔纳，还拍了一张照寄给伯父。伯父回信给我，送了一幅他的亲笔题字：“贫而乐，富而好礼。”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1951年伯父告别政坛赴美国定居。据家族亲友说，伯父经朋友多方资助办起了一个养鸡场，他经营养鸡和鸡蛋，还亲自动手包裹我们湖州特产“粽子”在街边出售。一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能如此平静地面对渐进夕阳的晚年，让我心生敬意。

伯父生前对子女要求严格，死后也没有给他们留下如何多的遗产，就连在台北的旧居也被民进党夷为平地。他两袖清风，却为我们晚辈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

伯父百年寿典时谈西南联大

1999年，我与母亲应邀赴台参加伯父百年寿典，寿宴在台湾省台北市圆山饭店举行。此前我和伯父只是书信往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伯父对我十分和蔼，然而席间访客众多，我们能相处的时间颇为有限。百岁寿诞之际，伯父回首往事，告诉我他一生最有意义的经历就是担任了国民政府七年（1938-1944年）的教育部长。

图 |1999年4月5日“陈英士生平与事业研讨会”全体代表在湖州市陈公英士墓前合影。该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会人士一排右起：贾关今、方宝康、陈泽明、陈泽祯、吕芳上、金冲及、姚笛、齐德全、高纯淑、杨天石、作者和作者太太张璐

根据伯父回忆，抗战全面爆发后，全国上下不分男女、老幼、地域、党派，举全国之力抵抗日本侵略者。1938年，伯父临危受命，出任教育部长，将教育事业摆在了仅次于战事的地位。其间，他改革招生制度、考试制度、训育制度和贷金制度，将以前多方杂乱无章自主招生机构，改变为一家牵头，统一招生；将19个省市分区举行大学统一考试的办法，使中国的大学的入学考试与毕业考试有了统一的标准；对贫困的学生由政府贷款负责学费、衣、食、住，但学生必须与政府签订协议，保证毕业后，报效国家，为国谋事。

对于缔造了中国教育史上辉煌成就的西南联大，伯父也呵护有加，并引以为豪。伯父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深知教育事业的重要，尽管当时战事紧张，他还是竭力满足教育所需经费。值得一提的是，1941年联大曾因经费问题产生分校风波，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飞赴重庆于5月19日面见伯父。梅氏日记详细记录了此次谈话要点。伯父对各校独立预算、各拨提一部分做联大经费的方案予以否定：“如此办法未妥，联大已维持三年有余，结果甚好，最好继续至抗战终了，圆满结束，然后各校回北边去。……如分开则精神上自将趋于分散，久之必将分裂，反为可惜，故不若在研究工作各校自办为是。”那经费怎么办呢？5月30日，梅贻琦“午前发致蒋（梦麟）校长电，告预算追加三成”。伯父一锤定音，增加了三成教育预算。对联大体制不至于解体反而步入稳定，伯父的意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伯父希望国共合作实现两岸统一

伯父对我说，他与共产党各自的政见不同，理念不同，信仰不同，但彼此是相互尊重的对手。

图 |1999年，作者、作者母亲和陈立夫（中）在台北陈立夫宅书房合影

20世纪60年代，在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再三邀请下，伯父回到了台湾。回到台湾后，伯父专心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创办了孔孟学会并任理事长，撰写了《四书道贯》《孟子之政治思想》《孟子之伦理道德思想》《人理学》等。为发扬光大中国中医医术，在台北创办了中国中医学院，撰写了《中医科学理论基础之发现，及中医合作之必然性》与《中华医药专辑》等书籍。伯父曾送我一本《我怎么会活到100岁》书，他奉信：“养身在动，养心在静”；他遵循：“老健：养身在动，养心在静；老伴：爱其所同，敬其所异；老友：以诚相见，以礼相待；老本：取之有道，用之有度。”

为了海峡两岸早日实现统一，伯父积极呼吁：“中国统一的真正实现，使世界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的。”并明确尖锐地指出：“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者愿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觉悟。在双方分裂对峙中，靠帝国主义在后撑腰，这些撑腰是为中国吗？不，是为他们自己，这是很清楚的。中国人无论在大陆或在台湾以及海外各地，势必额手称颂化干戈为玉帛。”伯父真诚地期望在国共两党曾有过两次合作成功的先例后，为了祖国的统一，再度实行第三次握手合作。

1988年7月，国民党召开的“第十一届中央评议委员会”上，伯父联合34名“评议委员”，共同提出了两岸“和平统一案”，提案明确指出“中国之统一为台湾海峡两岸及海外全体同胞之共同愿望”，以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提案在台湾岛内引起强烈的震动，不少民众和爱国人士纷纷响应。1988年9月7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两岸互信合作 促进祖国统一》的评论员文章，认为这提案是“顺应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历史潮流的……这种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伯父坚信海峡两岸若通过合作而达到中国统一，中国必将壮大起来，在世界上发挥无比的影响力。

因为历史际遇，我接触并走近伯父时，伯父已是高龄。我深知他并非完人，然而他期盼祖国统一的热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血浓于水，伯父离开我们已有20余载，望伯父盼实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的遗愿能早日实现。

原文刊于《世纪》2023年第1期

责任编辑 | 杨之立

新媒体编辑 | 杨之立

编辑助理 | 尹佳佳

原标题：《《世纪》杂志 |追忆我的伯父陈立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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