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官城市｜上海南京路的气味与情感地图

本文来自爱丁堡大学教授、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讲者黄雪蕾，在2022年12月27日华东师范大学校级学术讲座上的分享，包括讲座及互动内容。由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张春田主持。

2022年3月，上海南京路。高征 图

气味非常重要，它不只是简单的化学反应和神经反射过程，其背后蕴含着许多价值和意义。

我原先是做电影史的，将近十年前对感官气味研究发生兴趣。新世纪以来，感官研究在国际上方兴未艾，一开始主要由人类学家发起，之后波及整个人文社科领域。当然，这跟整个大的研究背景，对身体的关注、情感转向等，都有着深刻关联。

南京路好像可被理解为中国现代性的切片。它是上海开埠后，英国侨民在1840年代最早修筑的马路之一，日后发展成整个公共租界的轴心。它基本上是殖民现代性的物质象征，包含了消费主义、现代技术、卫生秩序、中产阶级、世界主义、阶级差序等等。1949年后，它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改革开放之后，它又成为消费文化的象征，成为旅游地标。

因为复杂的历史和地标价值，可以将它视作一个地理文化文本来考察。

凯文·林奇是城市规划和文化地理学方面的专家。他认为，在城市规划中，一座城市非常重要的是the mental image。我们对城市的认识，不只是方位地形，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图像。这个精神图像（mental image），是直接的感官认识，加上记忆和历史经验的叠加构成的。他探讨城市，用了绘制认知和情感的地图（cognitive and affective mapping）的概念。后来这个词被文学史研究者使用，从地理学拓展到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

凯文·林奇的书里认为，mental image主要由三部分组成，identity、structure and meaning，人的感官感知，也是形塑所有这些要素的重要媒介。从这个框架出发，我的研究截取了一个长时间段中的三个片段，来看南京路的气味和情感地图的变化。

1850年代是形塑南京路identity的重要阶段。就感官而言，“祛味”（deodorization）是突出特点。随后一个世纪，南京路的空间结构和意义日趋复杂。到了1930年代，南京路最重要的精神图像，跟物质主义和奢靡相关。到了1950、1960年代，我想强调的是，“再祛味”（Re-deodorization）的操作是如何进行的。

先来看1850年代形塑的嗅觉形象。探讨这个问题，必须把它放到全球史背景中。19世纪后半叶，随着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西方的大都会，比如伦敦、巴黎等，不能适应现代化需要，纷纷开始大规模城市改造工程。Kevin Lynch在书里提到，现代城市规划中，都市空间的可读性是个重要考量，嗅觉无疑也被调动去读解空间，去形塑空间的可读性。

另一个重要背景是兴起于1840年代英国的公共卫生运动。这跟工业革命导致的环境恶化息息相关。英国的议会1848年通过了公共卫生法，可以说是第一次以制度和法律的方式管理卫生事务，把卫生问题放到了公共领域。当时流行理论认为，臭气、瘴气会引发疾病，因此“祛味”在公共卫生管理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这也是普遍认为的现代气味革命的开端之一。

还有殖民话语中的感官等级秩序。当时的西方人游记作品中，印度、非洲等殖民地和人民都被打上脏臭标签。关于中国“China stinks”的论述也不胜枚举。

总之，在这几个综合要素作用下，英国侨民来到上海开始建设南京路时，有意无意把“祛味”作为打造城市空间的重要指标。他们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对南京路的metal image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实际政策和操作层面之外，我想首先强调隐形的，对时间、身体和记忆的操控。

来看1856年7月2日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的一段记录。它是有关南京路粪秽和气味管理的第一则我能找到的记录。一位殖民官员被指派在早上6:00-8:00，驻扎一艘船在福记码头。Park Lane是南京路的前身，街上所有住户，必须在这个时间点把“filth”（基本是指粪秽）倒到这艘船上。为保障实施这一措施，他们还派了一名“苦力”监督，而且是佩戴徽章的。

这里可以看到殖民现代性管理的一些典型要素。这次会议记录，不仅说明了粪秽在殖民卫生管理中的重要性，也可看到现代性中的时间感与身体感的再塑造。

整个工部局会议记录反复提到中国人太不遵守时间秩序。叶文心教授研究民国上海企业文化时，强调了海关大钟的意义，这一机械装置设定了一个公共时间，将其内化到城市生活和市民感知中。这个例子中，南京路的气味地图与时间感被人为勾连起来，形塑了南京路这一独特的identity。当时对华人社会来说，南京路的管理跟华人市政管理形成鲜明差异，《申报》等中文报纸上有许多讨论。此外，感官感受会成为记忆，层层累加，变成城市精神图像的一部分。

再举个小例子。1938年的《字林西报》上，刊登了名叫Stinky的读者来信，是一位法国人，他抱怨早上上班路上，总跟粪车发出的刺鼻臭味相遇。他建议，法租界当局应该分发一些法国香水，比如Lentheric这个品牌1930年代开发出的名为“上海”的香水。他又开玩笑说，调香师的灵感一定不是早晨八点的上海领事馆路的味道。

这样的历史文本，带领我们去想象这座城市的气味。城市的气味又与化妆品工业和香水的物质文化勾连起来，对文化记忆的形塑，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再看一个比较具体的气味管理的操作手段。当时管理气味，尤其在上海，重要的手段是填平沟壑。上海地处江南水乡，天然地貌沟渠纵横。在当时的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日常生活中，沟渠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西方公共卫生理论中，水，尤其是死水臭水，被视为天敌，加上新的生产和交通方式、经济发展方式的引入，上海的沟渠在19世纪后半期被大量填埋。即使非常小的坑洼，也被认为是滋生臭气污染的温床。早期工部局会议录中，有无数记录讨论这个问题。

第二个重要的技术手段是修建下水道。巴黎和伦敦的下水道，成为19世纪西方现代性的化身，上海的下水道修建几乎同期展开。1860年左右，当时英国侨民已开始修建下水道网络。南京路是网络上的重要轴线。下水道在文学想象和感官文化史上都有重大意义。将污秽驱逐出视觉、嗅觉的感官场域，也是西方现代性的胜利主义的物理象征。这一提升现代都市可读性的过程，也意味着生态的人为重构和感官感受的再分配。而且，这样的重构和再分配往往是权力不对等的产物。

1930年代是上海摩登的巅峰。这座半殖民地东方大都市的精神图像，与物质主义、世界主义和奢靡颓废紧密相连，留存到今天的“魔都”形象。

气味在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可以来看一部文学作品，刘呐鸥的短篇小说《礼仪和卫生》，发表于1930年代，是典型的新感觉派小说。作者描画了南京路街道的三种空间类型，每一种都有不同的气味和感官感受。

先看第一种空间类型。它是现代办公楼，主要集中在南京路靠近外滩的地方。男主人公启明是一位律师，在写字楼上班。他替一位太太打赢离婚官司后，在阔太太中突然变得炙手可热，办公室里每天都有绸缎的摩擦声和香水胭脂的气味。 

接下来一段，更详细地描绘了这样一个春日下午：

这是典型的新感觉派的描述，强调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感官的综合体验，令男主人公欲望蠢动。现代办公空间里的气味和感官感受，其他新感觉派作品中也常出现。比如，穆时英的《烟》里描述男主人公的办公室：

穆时英的短篇小说《白金的女体塑像》中有一段，讲一位医生的感官体验： 

南京路上的写字楼，延续了1850年代以来的祛味理念。另一方面，这些空间也是对女性开放的，因此变成了一个欲望公共化的场所。感官，尤其是嗅觉，是重要的中介，其中也涉及性别资本的交换，某种意义上挑战了传统的性别差序。

让我们再回到《礼仪和卫生》。律师启明在办公室被挑动起欲望之后，决定提早下班，下楼来到南京路上。这一段调动了各种感官感受： 

当他来到药房时，出现这样一段对话： 

这段描述怎样解读？南京路的街道空间里，我们看到的是世界主义的感官和权力游戏，也是半殖民地的现实图景。洋太太携带花香和青草的气味。低了一等的斯拉夫女，则散发野味的气息，更挑动欲望。对黄种人启明来说，他享受这种暧昧的欲望投射。嗅觉是一种既亲密又隐秘的媒介，但真正满足欲望的对象，要去别处寻找。

他去哪里寻找欲望的实现呢？——是离南京路不太远的一条弄堂。这里又有一段描述： 

这里充分体现了分化的种族-空间结构。弄堂里市民生活的空间，也是上海这座城市或南京路街区的精神图像的组成部分。有趣的是，启明的感官感受，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上海弄堂蒙上一层异国情调。作为一名高等华人，他采纳了西方人的视角。至于满足自身身体欲望的具体对象，他选择的是一位中国的妓女。所以，半殖民地世界的分裂感也包括身心的分裂，而感官是折射意识形态的介质。

最后来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南京路的气味地图是如何被重塑的。这个文本以南京路为背景，叫《霓虹灯下的哨兵》，是1962年首演的舞台剧，1964年改编成电影。

作品缘起是1959年开始的“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好八连是参与解放上海的一支连队，被派驻到南京路。将好八连列为标兵，与南京路的象征意义有关。只有抵挡住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和香风毒草，社会主义才能够站稳脚跟。南京路的奢靡感官空间，必须被赋予新的意义。

有趣的是，刘呐鸥作品中的三种空间类型，也出现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气味同样是传达意识形态的媒介。

开头几位反面人物出场的空间，类似启明的现代办公楼。两个美国人支持的国民党特务走进这栋楼，说了这句台词：“让红的进来，不出三个月，我们叫他趴在南京路上，发霉变黑烂掉。”台词充满了感官上的刺激性。南京路的香气，与霉味、腐味形成鲜明对照。写字楼空间象征旧的秩序。新与旧的对决也是香与臭的对决。

整出戏的剧情主要发生在南京路的街道上。第二场开幕是这样的画面： 

剧照上可以感受到大街上香水胭脂的气息。这里有先施公司的橱窗，还有穿着旗袍的女士。

下一幕，一位叫做赵大大的解放军战士在南京路巡逻，遇到一个卖花女叫做阿香。

阿香问赵大大说，夜来香要吧。赵大大赶紧躲开，阿香还是抓住不放。赵大大则继续背身。阿香强调说，花是香花，你看看，白兰花、栀子花、茉莉花、玳玳花，还有夜来香。随便捡一枝回去，放在房间里，到夜里保证特别的香，你太太一定会喜欢。赵大大不知所措，继续用语言强调，小大姐请你站得远一点，好不好？阿香说，那好吧，我不要你钱，你就去闻一闻，然后把花送到赵大大面前。赵大大继续回避，把鼻子捂起来。

这段话让我们联想到刘呐鸥笔下南京路的春日。但跟启明不同，赵大大把感官刺激和欲望剥离了开来。他把欲望放在献身共产主义的精神追求中，这当然是该剧的核心思想。有趣的是，也非常符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

编剧还安排了一位动摇的战士陈喜。陈喜也是好八连的一位战士，在南京路上被乱花渐欲迷人眼。这时他的爱人从老家过来，她非常热切地望着陈喜，而陈喜眼光中似乎有一些尴尬的表情。后来的对话显示，陈喜嫌她穿的衣服太土。

因为陈喜非常享受南京路的香气，就发生了下面这段对话： 

最终，陈喜这个反面教材，被转化成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教育功能也在感官转化过程中彰显。香风一词，后来成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流行语，资产阶级的香风毒气，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这些政治上的惯用语，都是从这出戏里来的。

再看一个空间，是南京路周边的弄堂。这里又有一段卖花女阿香跟赵大大的戏。阿香因无力偿还欠债而遭遇毒打，将被贩卖到香港。赵大大出现解救了阿香，还给她还债的钱，令她感激涕零。这个弄堂大致应该是启明买春的街区，启明的故事里，它是半殖民主义夹缝中的情色空间，是满足小资产阶级个人欲望的场所。但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同样的弄堂空间，意涵更为单一。它是以南京路为代表的殖民现代性的对立面，是劳苦大众受压迫的象征性空间。

赵大大扮演的不是寻乐者，而是救赎者。他呼吸着劳动人民的气息，满足的是抽象的集体和国族的欲望。把这个场景跟前面的卖花场景放在一起，大家更可以体会到，欲望与感官是如何被剥离的。

有关弄堂空间，还有第六场的棚户区。根据剧本描述，它离南京路不太远。苏州河边上，当时有许多棚户区。电影画面中，我们仿佛闻到潮湿污秽的气息。剧本还提到馄饨的香气和五香茶叶蛋的味道，阿香的母亲去点香求菩萨保佑女儿不要被拐卖到香港。当然，菩萨没有帮助到他们，最终是解放军解救了阿香。在这里，城市的精神图像被二元化。棚户区和弄堂，是贫穷、迷信和绝望的化身，而馄饨和茶叶蛋的香气是人民的感官指涉，他们等待救赎。

来看一处非常有意思的尾声，是在红玫瑰和白玫瑰的香氛中做结。这幕戏发生在南京路的花店，间谍和解放军分别买了一束白玫瑰、一束红玫瑰。接下来场景发生在咖啡馆，咖啡馆的味道是殖民现代性的化身。但最终，南京路花店的味道和咖啡馆的意涵都被翻转，变成了敌我斗争的道具。间谍在白玫瑰中装了一颗定时炸弹，被手持红玫瑰的解放军识破。红玫瑰战胜了白玫瑰，从色彩符号学上，也象征了共产主义的胜利。

由此，可以看到南京路的气味地图得以重塑，所有新的意义都建立在旧的意义的基础上。所以，一座城市的精神图像，是在感官感受中层层累加，与历史紧密相连。

我简单报告到这。最后想以2022年底的南京路作结。人们戴着口罩，也可能嗅觉失灵。你闻到的南京路是什么样的气味，跟当下的历史又怎样勾连呢？它一定会化作我们个体和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提问：气味分很多种，不仅是香和臭，背后的谱系，牵扯到心理机制。我想了解更多关于个人经验，比如闻到气味产生情绪变化，导向什么样的研究。有没有一些感官史入门的书籍，或是研究方法导向性的理论著作？

答：香和臭中间有着广阔的谱系，但目前多数气味研究的书，重点聚焦在香臭两极。尤其是除臭。一本非常重要的书，是法国历史学家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的《瘴气与黄水仙:18—19世纪的嗅觉与社会想象》(The Foul and the Fragrance: Odor and the French Social Imagination)，可说是嗅觉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书里写的除臭与现代性，变成了主流的研究取径。

关于香和臭中间，细微的个人经验和感受，引发的情绪和心理机制，非常值得做感官研究的去探索。人对气味的感受，有很大的模糊空间，也被现代科学所印证。同样的化学分子，在不同情境中闻，会闻到不一样的气味。科学家认为，人的大脑，视觉处理机制有比较清晰的模式，但嗅觉对应模式不明显，不是“一就是一”。闻到某个味道，觉得是香是臭，有很多阐释空间。

对于香和臭两极化的想法的反思，也跟当下后结构主义有关。我们试图重新建构一个并不是被启蒙主义的二元分化、理性和感性这种图谱决定的视野。关于感官身体，是很好的可以切入的话语。人的个体经验，包括正经历的疫情等，每一个人的感官感受、身体感受，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和变化，无法用二元对立的方式规约。

至于感官史入门的教科书，David Howes，康斯坦丝•克拉森（Constance Classen）编了很多书。两位加拿大人类学家编的书不只涵盖人类学领域。2018年，David Howes编了一套四卷本的感官研究丛书（Senses and Sensation: Critical and Primary Sources）。2014年克拉森编了关于感官史的六卷本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Senses，是通史性的丛书——从古希腊、古罗马到当代，但重点局限在西方。这两套丛书中涉及的非西方的研究都很少。。

提问：当前景观史的研究，强调人对景观的认知和再形塑，也更强调视觉。这是对前面研究的反思和突破吗？另外，感官史和景观史的关系，不知是怎样的。

答：你提到，景观史强调人对感官的再形塑，人类学家早期引入感官研究时，一个很重要的论点与其非常接近。就是说，感官过去好像只是科学家研究的范畴，现在强调感官是文化和社会去形塑的，他们喜欢用的词，是“culturally and socially constructed”。

这个论点今天并不稀奇。我想强调，某种程度上应跨越这样一个论述，重新思索景观本身，或感官本身、化学本身：当病毒把你的嗅觉神经破坏，瞬间什么都闻不到时，这种体验对我们理解文化和社会有什么样的贡献呢？

十年前开始做气味研究时，我也主要想看我们的文化社会历史，到底怎样形塑感官。直到最后快要写完全书时，才有更深一步反思。

近些年人文学术的发展，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后人类中心主义（posthumanism）等，都是比较前沿的视角。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让我们从人的角度稍微往后退一步，试图从动物的、环境的、物的角度，去看这个地球。尤其是2020年以后，疫情及环境问题，给了我们深刻触动。“人类中心主义”看问题的方式，到了值得反思的时间点。

提问：当我们从作品中捕捉到这样一些嗅觉元素，可以怎么向“嗅觉”发起正面强攻，关联到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命题？另外，比如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中，当时有没有去争夺、重新再造嗅觉？

答：古典文学宝库里，有许多值得研究的材料。2022年10月我在台湾的中央大学明清文学研究所做了一个演讲，当时讲了红楼梦。我不是专门从事明清研究的学者，交流时听到不少有意思的反馈，从明清文学或更早期文学，都可以重新思索中国传统的感官视角。

怎样就嗅觉谈嗅觉。我想说的是，不谈外围，是不可能的。气味不只是感官的问题，它总是关联很多的意义和价值，这是毫无疑问的。就嗅觉谈嗅觉，我想到科学和人文跨界的取径。两年前，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叫做Smellosophy。作者是一位科学史研究者，她的方法是采访很多科学家，写了类似嗅觉的科普读本。一个启发是，可以从神经元和分子的角度寻找答案，虽然未必一定能找到。当然，真正操作起来很难。绝大多数人文学者没有科学训练，要讨论那些分子式有很大难度。但我读那本书读得入迷，它带领你进入脑神经元，去读解周边的气味环境。

第二个问题，关于左翼文学怎样争夺、重塑嗅觉，我自己书里有一章处理二十年代的创造社及鲁迅和茅盾。我主要关注的，是这些作品中关于身体和情欲的味道。

除情色小说之外，古典小说中，对身体和情欲的味道，往往是概念化的，主要用兰麝一笔带过。到了二十年代，有个很重要的转向，对身体的描述开始采用一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视角。

比如，闻到一个女性的香味，张资平会说，闻到一种弱醇性的呼吸的气味，而不再是兰麝了。这里透射出很重要的近代身体观和感官文化的变化。

前两年复旦大学康凌老师的著作《有声的左翼：诗朗诵与革命文艺的身体技术》，讨论了诗歌中的身体技艺，是从声音的角度处理的，从诗歌带来的声音感中，讨论诗歌怎样与身体关联，是研究革命的一种不同取径。左翼文学中，我相信一定也有许多跟气味相关的，又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