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田里的守望者

在安徽和县乌江镇村民眼里，叶连平是个“怪人”。

一个90岁的退休教师，每月领三四千，为了省块儿八毛，常常骑车7公里到镇上买菜，还要去捡菜贩丢弃的蔬菜带回家。出远门也不舍得坐车，到南京，到芜湖，到扬州，都骑自行车去，最远到过灌南，300公里。

住着三十年前的旧平房，穿着六十年前的破衣裳，这样节俭到常人无法理解的人，退休后，义务为学生辅导英语19年，分文不收，却总是几百、几千、几万地为学生花钱。

十几年前，县委组织部党员电教中心主任王小四在拍摄叶连平的纪录片时，颇受困惑，究竟是什么在支撑他这样做？他跟拍了三年，似乎找到了答案，又似乎还没有，事后他仍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面对不理解，叶连平在各种场合下解释了很多道理，最后只剩轻描淡写的一句：“我的情况跟人不一样，我的人生可以写一本书了。”

一幅盲人画

1984年6月的一天傍晚，天色有些暗了，15岁的常久明与父母在棉花田里劳作，远远看见叶老师一跌一撞地走过来，父母叫他赶紧躲起来，别让叶老师看见。

那天下午，他跟叶老师说不读书了，然后提前回了家。他家离学校五公里路，路很难走，要过河爬山，河在长江边上，正值汛期。他没想到叶老师会来。

叶老师是来劝他的。他成绩很好，非常想读，但家里太穷，三个妹妹都没读了，父母早给他找好了师傅学裁缝。“我们全家人都很尊敬叶老师，老师一说我们肯定是受不了的”，常久明一直躲到天黑，才敢回家。

那个年代不读书的人很多，少年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老师会这么远跑过来劝？他步入社会摸爬滚打，走过许多坎坷之后，才体会到，“那是老人的一份舍不得啊。”

三十四年过去了，常久明依然深刻记得，那天傍晚叶老师蹒跚走来的画面。“每次想到这个事情都要淌下泪。”他回忆时泣不成声，用了几分钟才平复情绪。

常久明不知道，在很多年前，相似的一幕也曾发生在叶老师身上。

1928年，叶连平出生于山东青岛，上面两个异母姐姐，下面两个同胞妹妹，他是家中独子，从小养尊处优，备受宠爱。父亲给外国人做厨师，下班很晚，常常捎些茶食、水果回来，塞到他熟睡的被窝里。

父亲是河北沧州人，少时跟三哥学艺，弹腿不直，挨了一巴掌，赌气跑到天津。因为没有文化，只能给人听差，当苦力。父亲讲过一个真实故事：有个潍坊人满某在青岛给外国人干活，东家赖他偷了夫人的首饰，写了一纸诉状，还叫他自己送到警察局，满某不识字，当场就被关了起来。

父亲以上三代文盲，吃尽了苦，尽管吃穿都成问题，仍想方设法一定要他念书。

叶连平8岁那年，举家迁往天津，上过私塾，小学由日本老师教日语。12岁那年，母亲因病逝世，他跟随父亲和继母到上海，进光夏中学读初中，学英语。

他对英语一窍不通，也听不懂上海话，个矮坐前排，总听到身后传来嘲笑声，几个高个女生拦他路，用上海话骂他“十三点”。

他忍无可忍，跟父亲说不念书了。父亲气极，对着他胸口狠狠打了一拳。父亲一辈子就打了他这一次。打完又心疼，给他买膏药贴，软声劝导。

叶连平从此发奋苦读。他记性好，学东西快，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十分钟就能背下来。初中毕业，考了全班第一名。第二名后来成了清华大学数学教授。

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雇主陆续离开，父亲因此失业，开始摆摊修自行车，也骑车往郊区贩运大米，经过日军哨卡时总是提心吊胆。有次鬼子一刺刀把麻袋戳破，大米撒了一地，不敢去收。

在这样艰难的岁月，父亲仍坚持供他读书。高中入读南苏中学，班主任林志纯老师知他处境艰难，多方给予帮助。但一个学期下来，生活已到了绝境。

林老师听说他要辍学，反复劝他，给他打气，可是没办法，“饿着肚子怎么念啊？”林老师实在舍不得，绘了一幅水彩画，临别递给他，眼里满是泪水。

画上是一个盲人，一手拄着一根棍，一手打着乐器，探路前行。这幅画在“文革”时被烧了。

没戴上的帽子

2018年5月5日清晨，叶连平在雨中张望，等最后一个迟到的女生。他本来担心下雨，有些孩子来不了，没想到48人全员到齐。

带学生到南京、合肥，参观科技馆、博物馆、烈士陵园等，是叶连平十几年的惯例，每年春秋各一次。安徽省科技馆有感于叶老师的行举，从三年前开始资助，欲包揽全部费用，叶连平不答应，坚持要出车费。这次去合肥两日游，他出了半个月工资。

在蒙蒙细雨中，大巴奔驰在高速路上，车里响起整齐的歌声：“XYZ,Now you see,I can say my ABC.”叶连平在过道上站着领唱，双手挥动，声音洪亮，中气十足，就像他每一次上课那样充满激情，好像永远不会疲倦。

去年到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参观，遇到三个外国人，孩子们跑去跟他们讲话，对方用法语说：“我不会讲英语，我们是法国人。”叶连平年轻时学过一点法语和俄语。但他最在行的还是英语，交流无障碍，曾接待过香港大学副校长何立仁（Ian Holliday）。

他17岁辍学那年，抗战胜利。次年随父亲到南京，进入美国大使馆工作，起初不谙英语，只能任勤杂。

父亲的东家大卫·白格担任一等秘书，会说中文。有次他把叶连平叫来，故意说英语：“George！A hammer，please？”叶连平一脸懵。亏他记性好，把这句话原封不动记下来，跑到楼下找接电话的李大爷，复述一遍，李大爷告诉他“hammer”就是榔头，他赶紧拿个榔头送去。白格摸摸他的头，称赞：“Good！Good！”

从大使馆开到闭，叶连平生活在外国人中间三年零六个月，一天到晚跟外国人打交道，“把嘴练出来了”。

勤杂什么人都能接待，叶连平认识司徒雷登、巴特沃斯，也见过宋子文、孙科、白崇禧、陈诚、翁同酥等众人物，还跟宋美龄握过手。

“就是因为大使馆，我吃了大亏。”老人话锋一转，眼眶湿了，两行浊泪溢出来，顺着沟壑纵横的皱纹缓缓流下。“请原谅。每每想到这个事情，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方素旧的手帕擦了擦眼角，“差点把老命送掉了。”

解放初期，很多劳动人民都是文盲。离开大使馆后，叶连平暂时失业，闲暇无聊，便与几位居民、同事携手，办起了识字夜校。津贴有限，但谁也不在乎。

1955年冬天，叶连平已是南京琅琊路小学群众夜校的总务主任。一天，户籍警突然来到学校，把叶连平抓走了，隔离审查9个多月，什么也没查出来。又对他管制一年，进行群众监督，警察经常上门让他写资料。审查两年半，帽子没戴上。但往后二十年，始终无法摆脱“特务”嫌疑。

“那时候怕戴，现在想想，我还想戴。反正已经受折磨了，如果戴上帽子，平反以后补发工资，那我赚到了！”叶连平在大使馆每月102美元，他本可以去领退休金，但他不敢拿了。

1960年，户籍警再次上门，叫他签志愿书，强令他离开南京。他下放到老家沧县，住在三大爷家，大队干部们议论，南方来了个“坏小子”。

时值三年自然灾害，叶连平不会干农活，挣不足工分，雪上加霜。刚开始有点行李物件，可以坐火车到山东换些地瓜干回来，让全家人多撑两天。几趟下来，连皮鞋毛巾都换掉了。饿得不行，什么野菜、树皮、生癞蛤蟆都吃，吃完就拉肚子。

这样度过了极其艰难的三年，到1963年，双腿已肿到膝盖，袜子都脱不下来，眼看不行了，终于咬着牙回了南京。

叶连平拿着迁移证去落户，派出所不肯接受。没有户口，便没有工资、没有粮票，依然吃不饱。1965年，经同事爱人张厂长介绍，迫不得已才来到石跋河。

救命之恩

石跋河与南京相去不远，位于安徽和县乌江镇，时属卜陈公社。叶连平在此遭受了最重的政治压抑，也收获了最多的善意。

开始寄宿在张厂长家。张厂长的侄子张广源当时在和县读高中，周末回家一看，“哟，我们家怎么来了个外国人？”因为叶连平身高体长，高鼻长脸，还讲国语。

家里宰了鸡，张广源喊他吃，他说他“平生不吃肉、不吃蛋、不吃鱼”，只吃素。家里韭菜多，他最喜欢吃韭菜。这种状态维持了几个月。

村民觉得“这人有点怪怪的”，不吭气，少言寡语。不管分内分外，什么事都干，“干了记不记工分，工分算多少，他从不计较”。

先到窑场干活，烧窑搬砖拉砖，勉强干了一年，场长看他干不来，就让他当炊事员，一天挑三十担水，累得要命。

这期间，把大队干部得罪了。大队部拿来几条黄鳝，让他烧好，供干部喝酒。叶连平不敢碰这酷似毒蛇的活物，有个干部说了两句横话，惹得他失控了：“我是为职工做饭的，不是服侍干部的！”

这名干部后来贴了张叶连平的大字报。公社通知大队三天内将叶调走，大队任书记劝他暂时规避，等风头过去，还可以回来。任书记蹲在板凳上，说：“你是个好人哪！”

2012年，叶连平被评为“中国好人”。他在合肥作报告，滔滔讲了45分钟。讲完后，一位离休干部上来，拉着他的手问：“你怎么成为中国好人的？”一下把他问住了，“僵得几乎下不来台”，台下六百多人还没散。为难之际，忽然一句话从他脑中飘出来：“因为我生活在好人中间。”

窑场同事给他吃山芋，村民收留他住。他干不了重活，大队安排他到生产队。他不善农活，生产队照顾他，让他种树养猪记工分。

叶连平再度回到石跋河，被赵兴柱接纳在家，那位大队干部曾威胁他赶走叶连平，赵秉性刚直，拍胸表态：“我赵家三代贫农，要是老叶犯法，由我代罪！”就这么把他护下来。

一天清晨，叶连平正把收割的油菜摊晒在门前，队长通知上午开会。排队去公社的路上，民兵营长陈朝余将他喊出队列，叮嘱他：“无论上面说什么，都不要吱声。”

那次大会批斗十个人，算命的、要饭的、换鸭毛的等等。有个人因不肯低头被民兵一把撂到墙头。轮到叶连平了，愤怒控诉充斥全程，他始终一声不吭。

“回到家气死了！”一进家门，痛哭失声。他缩在房里，越想越难受，萌生了死念。正当此时，对门的李银才推门进来，劝他好久，又帮他收油菜、打菜籽。

1970年，初冬乍寒，叶连平被押到历阳镇的“文攻武卫”指挥部，三教九流混在一起，关了7个多月。指挥长喝醉酒就打人，晚上常听到女孩的哭喊。叶连平在难闻的酒气中，也挨过两巴掌。

曾收留他的同队社员刘友良，叫他爱人赵桂珍炒了一袋小麦熟面，送到指挥部。叶连平看到她，惊诧不已，再看到那袋炒面，差点落下泪来。

那种环境下，没人敢和他沾边，唯恐避之不及。妻子离开他，亲戚疏远他。刘友良夫妇与他非亲非故，却冒着酷暑，往返五六十里，给他送一小袋炒面。

“不是这些好人我早死了。”叶连平嘴里念着一个又一个名字，动情地说：“这些人都是我永远忘不了的，永远忘不了。”

拨乱反正后，他曾有两次机会回南京落户，没回去。当教师后，两任教育局局长要调他到和县，也婉拒了。

“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来到这里，这个地方救了我的命，这里的父老需要我，我不能离开。”

这位前半生颠沛流离、受尽苦难的老人，决定扎根异乡，把自己的一切拿出来，守望这片土地上奔跑的孩子们。

“不务正业”

叶连平教了四十年书，学生遍布四面八方，走到哪儿都能遇到。

5月11日早晨，他坐船过江去火车站看班次，三大爷的独孙过几天结婚，他要回沧州喝喜酒，十几个小时，不肯买卧铺票。

去的时候，一个面包车师傅喊他，是他以前的学生，叫他上车，他没上，大概不想耽误人家的时间。回来时，有个学生在码头卖鱼，帮他拎东西上船，下了船，又拎下来，还给了他两条鱼。

卜陈学校附近的村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他学生。退休教师老韩的儿子、女儿、女婿都被他教过，孙辈也在他那里补课，出了四个大学生。老韩说：“他培养了我家两代人。”

叶连平清楚记得他重新站上讲台的那个日子，1978年11月24日。这距离1955年他从夜校被拉下马，已过去整整二十三年。

这二十三年正是他年富力强的黄金时代。“怎么说呢，我再也回不来了……我玩了命地干，我也补不回来了。”

1978年，张广源考上大学。彼时，他已是卜陈中学初三毕业班的班主任，他一走，没人上语文课。他跟校领导说：“你们要思想解放，我给你们推荐一个人，叶连平。”

“别人认为我是这里最好的老师，但其实他可以做我的老师。”张广源说。

叶连平当了近十年猪倌，负责全队三十多个猪圈。那时候，大人们包括老头老太都出勤挣工分，家里只剩下娃娃。他整天在全队区域转来转去，顺带照顾那些年幼的孩子。读书的孩子放学了，经常跑来问作业，所以他对课本大概熟悉。

那天大队干部来猪圈喊他时，他正在勾猪屎，围着大围腰，穿着胶靴，手持钉耙。他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从猪圈里跳出来，就这样全副武装、浑身骚臭地赶到大队办公室。卜陈中学教导主任坐在桌后考他课本，当下拍板，让他第二天来学校上课。

从猪倌一夜之间变成教师，叶连平做梦也想不到。公社派人与校长一道去南京查他档案，带回来的结论只有三个字：可以用。

他接手的是初三甲班，48个学生，之前落下一个多月课，待改的作文本堆成小山，时间紧、任务重。学生居住分散，若留校开夜班，难保安全。于是他把全班分成5个组，将邻近村子的学生集中在一起，找个合适的人家上课，每周分别下乡到5个组。家长都很支持，点两盏灯照明。几个月下来，效果颇佳，中考考上11个，比乙班多9个。

下一届，叶连平从初一新生带起，除教语文外，搞了很多课外活动，用某些人的话说，开始“不务正业”了。

他组织学生勤工俭学，带他们漫山遍野去采草药、打树果，用板车拖到镇上去卖。他还让学生养兔子，养好了去卖，也卖过废铜烂铁。卖来的钱作为班费，买图书文具和运动器材。

“卖药材没多少钱，怎么能买那么多书呢？整个学校都没有我们班的书多。”常久明知道叶老师贴了钱。

他组织学生打扫厕所，要挑粪，又脏又累，他带头干，一干就是三年。还带学生去清扫大桥、慰问养老院、到部队营房参观，不一而足。

王小四也做过老师，但叶连平当年做过的事情，很多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我觉得他很接近教育的真义。”

那时候，叶连平不赞成照本宣科上课，自创“四步教学法”，在省内外示范推广。在学生们看来，叶老师上课生动有趣，像讲故事，完全不拘泥于课本。

学生说，叶老师每年每个同学至少家访一次，不管多远都要去，提着马灯满村跑，有次还跌得满身泥水。了解情况后，尤其照顾那些家庭困难、住得远的同学，送钱送书送衣物，邀他们到自己家吃住。学生考上大学，他亲自送去报到。家长送两个鸡蛋，他都不要。

常久明几个同学上学要过河，河面20米宽。有次下大雨，水势湍急，他们找根绳子绑在腰上，坐着小盆冲过河。叶老师看到他们来了非常感动，抱着他们说：“孩子们，你们辛苦了。”类似的小事很多，让常久明觉得，“他跟其他任何一个老师都不一样”。

正直仁义

1985年，叶连平被评为“全省优秀教师”。随后，他从民办教师转正，乌江镇党委委员盛锦平动员他入党。

他在大使馆工作那三年半，整天跟美国人打交道，不关心也不懂政治，日子几乎是一帆风顺的，除了中共地下党员何馥麟一事。

何馥麟从上海总领事馆转移到南京，与叶连平成为同事。1948年冬天，何的身份暴露，国民党包围了大使馆。那天何上完夜班，去找了叶连平。

叶连平回忆，那时他住在使馆后院，看老何突然闪身进来，说要借宿一晚，且衣着单薄，并未生疑，赶紧添煤生火，给他炒了碗蛋炒饭，但看他只吃鸡蛋，咽不下饭，便知他有心事。何说是青帮找他麻烦，叶有意陪他回家，何拒绝了，并称已派侄子何耿芳穿着他的大氅和皮帽给妻子送信了。两人抵足而眠，何辗转反侧，天还未亮，就起身要走，迟疑片刻，问：“小叶，你有钱吗？”叶连平打开箱子，给了他一沓关金券，大约二十张，每张2万元。他数也没数就揣进口袋，朝外走。叶连平抽出一件长袍，喊他披上御寒，但人已不见踪影了。

何馥麟脱身后，妻儿被监控，家门口一天到晚有特务守着。何妻要回上海，叶连平亲自护送母子三人到火车站，后面一直有特务跟着。

解放后，何馥麟写信邀叶连平来上海。叶连平到他家（霞飞路北侧），何妻拉着两个儿子下跪，感谢他救命之恩。

“其实我也没有救他的意思，都不知道他是地下党，很偶然的。”叶连平落难时没有去找他。

张广源毕业后调回家乡工作，从副镇长一职退休，现是镇关工委主任，一直与叶连平有来往，有时也讶于其言行。在他看来，叶连平是个爱憎分明的人。

2012年夏天，朱鸿卿去世。叶连平被公社驱逐后，一度借居他家。张广源考虑到叶连平年纪大了，天热路远，就没有告诉他，独自奔丧去了。回来后，叶连平向他发火，然后带着两块烧饼一瓶水，骑车上扬州，近200公里路。到了朱家，车子一放，直奔坟地吊唁，一句话不讲。次日天不亮就往回赶，因为还要上课，朱家留不住他。

而在另一场葬礼上，叶连平的态度截然不同。

原村书记是叶连平的学生，因贪污拆迁款被撤职、开除党籍。半年后他的父亲去世，叶连平买了个花圈去奔丧，把他喊到跟前，当众训斥，大意是：你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你好好干，你老子去世，还有点光辉，就因为你这个不肖之子，贪了几个钱，你老子死不瞑目。一顿话，把他骂得哭笑不得。

学生出现品行不端者，叶连平认为自己也有责任，“说明教育不到位”。几个教育失败的案例，让他更加笃定，教师树德育人，任重道远，非一日之功。“一个教师如果言行不一致，更坏。”

老校长次子严政是叶连平的首届毕业生，后来也当了民办教师。一天偶然撞见严校长罚跪严政，原因是严政打麻将。叶连平从中调解，费了许多唇舌都无用，忍不住开炮：“你没有资格教育他，你不要孩子打麻将，你自己打不打？”老校长不吭声了。

因为订的辅导书有误，叶连平骂过教育局领导。因为纠了个错字，得罪了学校主任。他性格耿直，往往对事不对人。

1991年一天中午，两个老师家属在学校后院卖菜，发生争执，厮打了起来，场面很难看。叶连平赶过去把两人拉开，然后跑去找时任的校长解决，但四处不见人影，找到时，他正在一位老师家里吃饭喝酒。叶连平进门就发火：“外面都闹翻天了，你还在这儿喝酒！”

叶连平当时已超龄工作两年，那个学期一结束，就退休了。

闲不住的人

叶连平捧着教材、参考书，和两个省下的黑板擦，交到教导处，便没法走出来了，“趴在桌子上哭得不像样”。很多老师不理解，退休了有什么可哭的？

高中辍学离开学校，他也是这般不舍的心情。班主任林老师十分痛心，送画泪别，引发他对老师的眷恋。解放后，看到很多底层劳动者不识字，他们的孩子念不了书，推己及人，他自然投入扫盲工作，开办托儿所。后来，他真正从事教育事业，体会到教师育人的特殊职责，便已立志为之奉献余生。

叶连平是闲不住的人。在南京被管制期间，没有职业，没有收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无聊而痛苦的，于是他给自己找事干，每天打扫街道，写黑板报，为学生补课。至今他还保持写黑板报的习惯。

退休28年，他几乎一天没歇。各个大队小学有老师请假，都找他代课，短则几天，长则三年，哪有需要，喊一声就去了。

代课金300块一个月，都还给了学校。他给5所小学买了6台二手风琴，给宋桥小学装电灯，给龙王小学栽了100棵水杉树，给黄坝小学种了220棵白杨树等等。

看到农村学校英语教学条件差，影响升学，叶连平很着急。以前被怀疑是美蒋特务，他从不敢说英语，这时，他决定“拿出来变废为宝了”。

2000年，他在自己家里开设英语课堂（后更名为“留守儿童之家”），义务辅导小学和初中生，所需的书本用具都是他掏钱买。那间三十平米的旧屋，每天一放学，就挤满了书桌和孩子。

这些孩子来自周边村，大多父母不在家，爷爷奶奶没文化，对功课帮不上忙。6年前，镇政府出钱把他家对门的学校仓库，改建成两间教室，一间供他上课，一间作为图书室，学生可以在这里做作业、看书、下棋、打球。

去年中考，卜陈学校考上重点高中8人，其中5人都在他这儿补课。“为什么孩子有这个积极性？我不承认是因为我不收费，关键有效果。”

有人骂他二百五，说他作秀，也有人嫉恨他，断人财路。“我们这里有个小学老师，是我学生，说出来打我自己的嘴巴，他给孩子们补数学，收费800块一个月。”

叶连平不太在乎外界的褒贬。他领过的奖都摆满橱窗了，这些表彰对他而言，“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只代表过去，不代表未来；不是光环，而是负担。

“如果我在言谈举止上有一点点不妥，甚至错误，那这个责任不都是我的，国家也要受损失，人家会怎么说？就你还中国好人呢。”

这次带学生到合肥，叶连平两天没睡好，等孩子们安全到家了，心才能放下来。“虽然是个好事，但出了事故，名声就不好了。”

老伴对他不理解，回来朝他发牢骚，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一块钱车舍不得坐，一去合肥花掉一两千。家里的煤炉漏气，封不紧，老伴去买了个新的，二十块钱不到，叶连平硬是叫她退了回去。他的原则是，该花的钱绝不小气，不该花的钱，一分都不会花。

别人说宽裕生活是“小康”，他自我感觉已是大康，不愁吃穿，可以在家上厕所，还有坐便器（注：几年前房子漏雨，政府帮他翻修，装了卫生间），“我跌跌爬爬能撑下来，已经很知足了。”

“死而不已”

最近，有几个“重点人物”老在叶连平脑子里转悠，忧虑他们的成绩、升学和经济状况，包括一个已读高二的孤儿。

他至今仍坚持家访，在他这里上课的孩子，除了新来的不了解，每一个的家庭情况、爱好、缺点，他肚子里都有本账。

“有人奇怪老头子还骑车满天飞，那我不飞，孩子交给你了，如果干不出成绩，怎么交代？”

5年前，叶连平在家访路上被电瓶车撞到了，从那以后，他就经常跌倒，越来越严重，有次半夜跌在地上，昏迷了。居校长送他到南京医院，查出是脑溢血加脑膜炎。

一开始医生说他年纪太大，没办法了。居校长求医生，说他是中国好人，现在还替孩子们免费上课，医生才愿意做手术。但风险很大，成功率只有5%，“可能下不了手术台”。

也许是福报，手术很成功。本来要住院一个月，但第四天叶连平就急着出院了。医生犟不过他，打印了一张自愿提前出院的证明让他签字，才肯放他走。

当时头上盖着纱布，线还没拆，根本走不了。他先打电话给居校长，问他能不能来接，居校长劝他好好休养。他又打给南京的学生，一个退休区级干部，来了两辆车，夫妻俩用担架把他抬上车，一直送到家。

过了一礼拜到南京拆线，医生说：“你这个老头，我们都没见过，这么大的手术你四天就往家跑，你回家能干什么啊？”

不光心疼住院费，叶连平也想早点回去守着留守儿童之家，虽然上不了课，但每天都有学生来借还书。他天天坐在那儿，一边借书，一边写回忆录。

以前没时间写，周末两天上课，周一周二改作业，周三印讲义、上书法课，周四周五备课、家访，一天忙到晚。

老韩劝他不能再这么劳累，身体吃不消，他说：“老韩啊，正因为我不行，我再不干我没时间了。”

当年，王小四问他为什么退休了不好好享福，他满脸笑容：“我已经在享福了，我非常幸福。这样的工作可比休息强多了！”一天到晚跟孩子们在一块，使他常常忘记自己已是耄耋之年了。

对他来说，老有所为才能老有所乐。他有个十六字心志：生命不息，战斗不止；鞠躬尽瘁，死而不已。“我活一天我蹦一天，走了就走了。”

他已安排好后事。如果走在老伴前面，除了留下一定的生活费，他会将全部积蓄捐给叶连平奖学金基金。这个基金成立七年，他陆陆续续投了5万。

其次是将遗体捐献给安徽医科大学。他有五个学生读安徽医科大学，过年来探望时，曾提到做解剖学实验没有人体标本。

叶连平没有后代。他的首任妻子曾怀过孕，因为他政治上受到怀疑，妻子将孩子打掉，与他离了婚，现在这个老伴是他71岁时收留的，那时她被儿子儿媳撵出家门，生境狼狈。

虽无儿无女，但学生满堂，桃李天下，也是另一番慰藉。眼下他最大的遗憾是找不到接班人，“我走了以后，这些孩子们谁管？”

目前寄宿在叶连平家的学生是特困户，家离学校很远，没有电，从初一开始住到现在，马上要中考了，她功课不太好，叶连平答应她无论考好考坏，不用担心经济问题，“只要爷爷有口气，不会让你念不起书。”她以后想当老师，改变农村教育现状，“希望像叶老师一样创造人才。”

春去秋来，日升月落，孩子们从各地汇聚于此，学习，嬉闹，奔跑，成长，又散落四海。叶连平像一个稻草人，风吹不倒，雷打不动，守着这片乡土，这间教室和这些孩子们，直到生命尽头。

“叶老师再见！”孩子们每次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