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⑭：未来叙事：元宇宙、后人类与中国想象力

科幻既是人类想象力的蓬勃发展，也是对未来的一种模拟和预演，昭示了未来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为进一步推动科幻研究，2022年12月3日上午，由《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和西北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未来叙事：元宇宙、后人类与中国想象力”学术论坛通过腾讯会议顺利召开。会议吸引了来自厦门大学、上海大学、北京大学、深圳大学、四川大学等全国20多所院校的30多位学者共同参与。本次学术会议以当下人文研究热点和具有未来感的科幻研究为轴心，全方位探讨了科幻文学、科幻影视、科幻游戏与科幻动漫的发展。分别就“科幻的科技生态”“科幻的类型美学”“科幻的中国想象力”“科幻的伦理与价值”“科幻叙事的建构”等议题展开对话。会议特邀请了厦门大学教授黄鸣奋、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担任学术指导。

主题一：科幻的科技生态

与会专家云合影

科幻是基于科技的幻想，软科幻是对未来科学的远景想象，而硬科幻是基于当下科学原理的合理想象，具备一定现实可能性。随着虚拟仿真、增强现实等技术不断推进，元宇宙已经部分实现。脑机技术等，颅内芯片、机械臂、机械器官、基因提升等等，后人类已经存在。这就回归到了我们的会议主题“元宇宙与后人类”。

厦门大学教授黄鸣奋发言指出，从科幻的角度看，“人类文明”是智人在地球上通过分工协作形成的社会共同体的特征。它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更新其形态，在内外矛盾冲突的作用下通过毁灭与重建向前发展。“人类文明是以地球为家园、以智人为主体、以工具为手段发展起来的。审视当下，地球已经进入地质学所说的‘人类世’，智人已经演变成以人为进化取代自然进化的‘后人类’，工具已经展示出自动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大趋势。未来人类文明新形态预计具备跨天体、跨物种、跨时空的特点。”

黄鸣奋教授

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认为，现如今人类正在经历一轮全面的智能革命，而这场智能革命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了人类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在塑造着人类全新的文明形态。智能手机、可穿戴智能设备等业已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的一部分。人工智能也已经介入生产、生活等各领域。虚拟数字生活已经不再和现实生活相对立，而是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作为对科技的审视，科幻能够形塑未来的文明，中国式的想象也会形塑世界的未来。

葛红兵教授

厦门大学副教授陈俐燕在《艺术与科技共舞：双重视角下科幻电影的创作演进研究》报告中指出，科幻电影的视觉审美具有奇观性、虚拟性和纪实性等。数字特效技术已经有40年历史，科幻电影与技术演进史分不开的。运动捕捉技术、数字人角色、VR、AR技术、深度学习算法、模拟人脑神经元方式等，推动了科幻表达。元宇宙对科幻电影的未来发展影响，一是重构全新数字化虚拟时空；二是开启交互式叙事；三是高保真的虚拟人（数字人）将代替真实演员。

太远师范大学讲师赵潞梅在其报告《一体共生与创造性进化：元宇宙时代的文艺创作理念》中指出，元宇宙共生联合体背景下的艺术诉求，一是元宇宙它的先行性，它可以对我们的文明进行预演和试塑。二是元宇宙的世界观，它基于区块链的这种技术实力，不仅仅是一种理想和设想，可能会达成一种现实，是一种非中心化的世界观。三是数字世界主义的的未来，比如元宇宙图书馆、世界计算机等等。

惠州学院副教授李冰雁的《从仿真到超模仿：科幻电影与元宇宙中的后人类媒介身体》一文，抓住了元宇宙与心理生活中最为关键的媒介身体问题。梳理了身体作为媒介的知识，分析了身体与机器之间的交互时多元主体性生存的情况。最后，对虚拟技术高度发达时，对已有身体伦理的巨大冲击进行了反思。

厦门大学博士刘方在其《影音软件融合变革与数字文明新形态》报告中提到，随着《曼达洛人》的热播，虚拟制作进入了中国电影创作的视野。虚拟制作融合了动作捕捉、虚拟预演、智能空间计算、AR等软件技术，推进了数字文明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她还提到：“影游软件融合的开发也一直在为弥合数字鸿沟做一些积极的探索。在科幻电影的领域，影游融合软件已经打破了传统电影工业的生产模式，推进新的行业标准制定，将跨领域的软件开发者更加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从数制度催生变革，引发质的飞跃，加速这个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促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个发展。”科幻的神奇力量，正在与它的幻想基于科技又超越当下科技。新的科技出现会不断催生新的科幻，形成了一种其他类型不具备的交互生态。

主题二：科幻的类型美学

上海大学教授张永禄的《科幻文艺中的类型美学》认为类型小说有艺术成规之美、叙事弧线之美、类型价值之美。他将科幻小说的叙事语法归纳为三点：“未来已来”的时空背景（但未来时空人是异化的，还是乌托邦的，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呢？）；科技大战（行动展开的方式，他同时带来科技奇观，是一种不同于德波意义上的“景观社会”里面充斥着科技幻象，是崇高之美，奇异之美），拯救与毁灭（科技的人文之思主题，对科技至上，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多维反思，延伸到对人类文明形态的思考等）。并由此提出：“方兴未艾的中国科幻小说是盛世中国的大众文化隐喻，是科技强国的文艺注脚，是新时代崇高美学的典型文本。”

遵义师范学院教授赵臻在其《西方科幻文学探“源”》一文中指出：科幻文学它具有一个双重焦点，第一，人是什么？就是对于人的本质的一种追梦。第二，世界是什么？对于世界的追梦。作为一个循环的哲思，也是它从内容和形式上决定了科幻小说的历史显现。“西方科幻文学来源于古希腊的地区，是一种想象性的哲学思辨，它是一种假定的隐微的虚构趋势，通过此达到人与世界的双重焦点循环的哲实，是人与世界的双重哲思与超越。”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詹玲的《中国科幻小说中的历史叙事》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秉笔直书的史家精神比较悠久。新世纪以来的历史科幻小说，在质量上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表现为四点：一是历史想象的类型增加，二是长篇历史科幻小说开始出现，三是主题内容的扩展，四就是美学风格的多样化。中国科幻历史长篇小说，它在思想主题方面普遍的单薄，缺乏厚重，包括宏阔感，这是需要努力的。另外，对于美学风格而言，詹老师强调“中国历史科幻小说，它在本质上它是没有朋克精神的，所以对于刘宇坤所提出来的丝绸朋克，其实是有异议的”。

上海健康医学院讲师刘赛在其《中国网络科幻小说的跨类研究》的报告中指出，近三十年网络科幻小说叙事语法样貌，它们或者是在尊重科学结论的基础上进行合理设想的硬科幻小说，或者是内蕴逻辑自洽、科学元素、人文思考的软科幻小说，无论哪种，都共同演化出当下五种不同的网络科幻小说行动模式——“漫游+冒险”行动模式、“生存+强大”行动模式、“守护+入侵”行动模式、“创造+消灭”行动模式、“变异+清楚”行动模式。

澳门科技大学博士胡晓霞在其报告《未来叙事和中国传统——中国儿童科幻文学发展的趋势研究》中指出，中国少儿科幻就在中国古典主义秩序这一介质的链接中，实现了中国传统儿童文学以及未来叙事的交融。由此中国古典主义秩序在这里成为了科幻文学与儿童文学的中介，成为了感性理性二元对立的介质。

集美大学教授王坤宇在其报告《中国生态科幻电影的类型化策略》中主要考察中国生态动画电影的发展历程，通过对中国生态科幻动画电影《藏獒多吉》《大鱼海棠》《罗小黑战记》《熊出没》的解读，认为城市化现代化摧毁了原本的生态，这些电影旨在突破人类中心主义，与动植物建构平等的生态。他同时认为中国生态科幻电影类型化的过程中，需要把握好四个方面：“一个是模仿，第二就是传统，第三是创新，第四就是市场。”

西北大学文学院讲师张也奇《新中国科幻电影的类型美学》的报告中指出，1978到2000年是电影体制改革与电影产业体系的建立过程，也是科幻电影类型的萌芽期。中国科幻电影从“题材”到“类型”的演变过程中，“玄幻”“奇幻”等类型的挑战催生科幻类型美学发生的“硬科幻”转向，中国科幻电影类型具有杂糅性与嬗变性。

西北民族大学博士张曦萍在其《具身探索：科幻与现实的经验重构》一文中指出，“具身探索”是科幻游戏的审美关键词，数字游戏的“具身化的审美经验”，就是探索科幻游戏背后的本质问题。如《动物森友会》中多人在线游戏与对混合现实状态的体验。张曦萍博士认为科幻性游戏与科幻作品仍有区别，“游戏已经越来越多的介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并且以这样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于虚拟和现实的一种认知。因此我认为数字游戏它不会是科幻叙事的替代品，它也不会是科学幻想的一个纯粹载体。”

以上对科幻小说、电影、动漫、游戏等的分析，都是从类型学视野出发，提炼科幻大类型及其亚类型的叙事特色及其美学特征，以及科幻类型的杂糅和嬗变问题，共同致力于阐述和建构独特的科幻类型美学。

主题三：科幻的中国想象力

西北大学教授陈晓辉认为，“幻想文学的核心就是想象力。在我们西北大学的创意写作教学中，幻想文学被分成了奇幻文学、科幻文学和玄幻文学三个部分。那么在幻想文学当中最具想象力的，当然是科幻文学。想象力是科幻文学的灵魂，其实也是创意写作教育的命脉所在。”他总结出了科幻想象力的六个特征：第一它是一种意向性行为，第二它是面向未来的，第三它是一种有限想象，第四它是一种新的世界观架构，第五它是一种付诸行动的倾向，第六它具有过程性。

深圳大学教授江玉琴在其《论中国当代科幻的时间想象及其观念建构》报告中指出，科幻现实主义和科幻未来主义应该相结合。她认为科幻文学的时间叙事主要分为外向型和内向型时间。“外向型时间指的是科幻文学加入了科学与技术的前瞻性变革，导致世界加速，进入我们现有经验无法抵达的地方。内向型时间指的是新技术的发展，推动人类内在的时间观念重构。通过文本叙事的时间表达，让我们更深刻的认识自我、心理学的自我、文本叙事的自我、神经元产生的自我，从而进一步认识到时间的新维度。”

贵州民族大学副教授鲍远福的报告《中国网络科幻小说的神话书写与叙事伦理》中提出一个论断，即“神话是朴素的科幻，科幻是神话的一种高级形态，两者共享人类思维中的想象力机制。”中国网络科幻小说的这个神话叙事或称神话思维包括三个面向，远古神话的重塑、现代神话的重构、以及未来神话的复魅。“技术神话”的叙事指向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与科技伦理。

中国计量大学副教授柳伟平在报告《新世纪中国科幻小说的宏大叙事和日常叙事》中把中国科幻分成了两大类，一类关注的是宏大叙事，一类关注的是科幻对具体日常生活的影响。宏大叙事因为科幻小说有自身特点，时空跨度独特，思考人类地球乃至于宇宙的例行未来。日常叙事更多的是对普通个体的生存经验和存在境遇表示关注，发掘那些日常经验当中非常微妙的生命镜像。“日常叙事和宏大叙事两者都非常重要，因为宏大叙事让科幻充满了惊喜感，而日常叙事让宏大叙事变得可信。”

四川大学文新学院博士后姜振宇《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式科幻》报告中指出，1980年代“中国式现代化”如何书写被科技全副武装的新人？这个话题被搁置。1990年代的末期，潘海天老师有一篇比较重要的讨论，叫做《琉璃瓦与火星》，关于民族化道路的思考，他从一个作家的写作者的角度，考虑了现代化过程当中能否体现某种民族化或者中国式的这样的一个议题。我认为“中国式的科幻”可能要从这三个方面入手：中国素材、中国现代经验、中国文化。

西北大学文学院讲师高翔《作为神话的科学——论网络文学中的“科学式幻想”》的报告中，提出网络科幻和神话形态的相关性，他认为，作为症候的“科学式幻想”，一是玄幻、奇幻等与科幻并列的文类，与科学理念的结合。二是科学与浪漫幻想的结合。三是广义上科学元素与幻想文本的结合。网络科幻小说面临“科玄之争”，科学统盘还是精神心灵统盘？现在呈现出一种“科玄合流”的趋势，媒介与赛博空间对于“玄学”的消解，“元宇宙”这样独立的空间，意识亦演变为数据流，都是这种趋势的体现。

厦门大学博士程顺溪在其《科学视域下的乡村未来乌托邦想象——论17年科幻中的公社农场书写》报告中指出：17年的主流农村题材小说关于乡村科技和公社未来书写，为实现科幻转向农业题材提供了一个更具体的文学层面的示范和启发。首先表现为高科技技物质盛景，其次是基础设施先进发达，衣食住行全面升级，第三就是它也进一步完善了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最后还对未来的公社农场的无限潜力和广阔前景进行了想象。

西北大学文学院讲师雷勇在其《国产科幻电影中“地球”的文化学考察》报告中指出，如果从普罗普故事形态学的角度来看，国产科幻电影中“拯救地球”一类的故事，其叙事语法是高度同一的。这背后主要折射出两种文化观念，一种是家国文化，第二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前者是传统文化，后者是主流文化，当面对科技文明时代，文化观念也应得到及时更新，才能讲好科幻故事。

中国科幻所体现的想象力，深植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譬如与中国神话、中国玄学、家国意识等的深度联结。受惠于传统想象与文化观念，但是也深受其弊。如何以科技来驱动想象力解放，当然同时也要规避科技崇拜，重视科技伦理建构等。

主题四：科幻的价值和伦理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张经武在其《现代性的展览与崩塌：科幻电影中的摩天大楼》的报告中认为，“摩天大楼”，不仅彰显了现代性的理性与秩序，更体现了现代特征和现代化程度，代表了一种鲜明的现代气质和面貌。秩序和理性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要求，摩天大楼就是现代性的体现者。彰显理性“科层制”管理，显示出现代性的种种弊端与恶果。科幻电影中，摩天大楼经常以地上与地下空间构成，“地下空间慢慢的带有底层、平民、弱势、下等、贫穷等身份化特征，地上空间慢慢地比附上了上层、精英、强势、上流、富裕等身份意涵”，这是反现代性后果的一种表现。摩天大楼的崩塌与荒废已经成为科幻电影的经典的视听修辞。它启示的正是现在和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威胁和问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教授程林以霍夫曼小说《沙人》为例，对女性机器人与男性欲望投射、时代规训以及女性与机器人负面的结合进行了深层剖析。“胎生”具有性别偶然性。“人造人”则有倾向性。“机器人在两性交互中的介入，为重构某种微观乃至宏观的性别态势提供了条件。女性机器人是一种男性情感和欲望的投射。主人公将这种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欲望投射到机器人身上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以机器人媒介的方式，让自己的各种各样的危机得以显影。”

西北大学副教授焦欣波在报告《中国科幻电影中的日常生活书写》中指出，科学不可能不介入日常生活书写。推动科幻电影推动建设根据未来感的日常生活。《珊瑚岛上的死光》，《隐身博士》对科技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伦理问题，对科技有肯定但也有怀疑。“想象力消费”对纯真完美爱情的“乌托邦”式的向往与满足，极端的拜物教，机器身体成了物化消费品。《我和我的父亲》《少年行》，机器父亲成为日程生活的“主宰者”。《疯狂外星人》建构了世界公园这一独特的民间日常空间，演绎了地球人和外星人的“战争”和“建交”，用“酒文化”提升到了星际交往的高度。

东华大学讲师康文钟在《科幻电影的后末日哲思》中指出，“受生态研究思潮的影响，科幻电影也逐渐在为了在迷醉公众方面持续的巨大商业吸引力，呈现以眼花缭乱的视觉节奏与繁复炫技的数字特效的主流形式之奈，生产了一批不单纯以商业利益作唯一衡量标准的影像文本。这些影片凭借自身得天独厚的优势，即更为大胆且扎实的技术条件、更为前瞻且深刻的思想内涵，表达出对现实生态问题批判与反思的态度。”生态科幻本身就应该向超越社群，国族的多元方向发展。

上海财经大学博士贾丹丹在其报告《技术性的伦理世界：“赛博空间”属性的认识论还原》指出，“赛博空间”具有生物性、哲学性和伦理性。通过“去身化”进行交流，“人-机体”的机构，使得人的物理性转化为数据性。人类超越物理空间进入一种技术性想象空间，这实现了人生物学上的突破。“人——机体”结合的赛博空间是以一种充满悖论的形式出现，所以人和赛博格之间、赛博格和赛博格之间都是属于信息化和符号化的。这对人类未来的生态提出了挑战。

科幻独特的价值正在于对科技文明的反思之上，当科技已经在改变着我们的生存方式、改变这人们的日常生活、改变着人们的性别定义，改变着肉体与意识的边界，这对于人类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主题五：科幻叙事的建构

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后邓剑的《再会阿童木：手冢治虫的科幻想象》报告中指出，《铁臂阿童木》是 1980 年 12 月 由央视一套引进到中国的第一部日本动画片，对于理解当时的中国有参照意义。故事围绕着阿童木的七个科学能力展开的。其形象主要来源于西方的太空飞鼠和匹诺曹，也来自日本早期科幻小说家海野十三的“机器人F”和《火星兵团》。由此可见手冢治虫受到西方和日本科幻的双重影响。

上海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周丰《微观空间：科幻想象的另一种可能》的报告中指出，微观空间是科幻想象的“罕有”物体，微观空间与宏观空间一样都具有无限性。“我们对微观空间认识历史极短；同时我们无法置身其中，我们的感知是缺失的、经验是缺失的，我们无法建立这方面的想象。”微观空间的“陌生化”视角，可以给科幻想象力开辟空间：微观视角（微小视角下的宏观世界、奇异）、微观空间（微观空间之中的宏观之物）微观元素，需要微观世界的“置身其中”，这可以通过VR、元宇宙的连接等置身其中。

华东政法大学讲师高尔雅在其报告《科幻小说中多维空间的建构》中主张科幻表达应拓展多维空间。“四维故事世界可能不满足于科幻文学的一个故事世界的架构，在科幻文学当中五维甚至更高维度的故事世界设定更加的常见。五维就是从宇宙大爆炸开始到某一个可能的结果，它是沿着四维世界的时间线发展，然后在四维时间线上的任何一个点都有无限种的可能，分出无数条的时间线，共同组成了一个五维的世界。”

上海政法学院讲师高翔在其《浅析经典科幻电影的故事创意模型》报告中指出：科幻小说主要有三大创意思维模型。第一种是逆向思维，第二种是冲突思维，第三种是反讽错位。“科幻故事就是科幻知识加创意思维，科学知识是创意的基础，既包括已经认可的一些定理，还有假说的形式，也包括了一些具体的关于未来科技、地外文明、时空旅行等相关的细节内容。创意思维是催化剂，可以将知识变成有趣的故事。”

科幻叙事体现在文字、图画、影像等不同媒介当中，科幻创意的来源在于对科幻形象资源的再造，空间的再挖掘以及思维的开拓上。总之，这是一场跨专业、跨业态、跨门类的多元化讨论，为我们打开了科幻类型的多重讨论空间，契合了论坛的主题，从科幻角度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概言之，科幻是有未来感的艺术样式，科幻研究是有未来感的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