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建墙的斯巴达人有多封闭，建墙的雅典人就有多开放

早在第一座城市建立之时，古代世界的“文明人”就选择筑起屏障，抵御外部侵袭的同时，也将自身束缚在高墙之内。在人们的一般想象中，墙代表封闭与禁锢，但在古希腊，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向我们展示了墙的另一种可能性。本文摘自《墙：血与砖的文明史》，由新经典文化授权发布。

希腊人至少从青铜时代起就一直在建墙，他们的祖先建立了迈锡尼文明。然而这段序幕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希腊诗人只记得他们的祖先是无畏的英雄：是乘着战车的勇士，是劫掠者，比如阿喀琉斯和奥德修斯。但无论曾经驾船驶向特洛伊或埃及时如何趾高气扬，这些强大的斗士现在显然已经陷入恐惧，因为他们要将注意力转向希腊以北的蛮夷之地。公元前13世纪末，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迈锡尼人建造了一道防御墙，将自己与巴尔干其他地区隔开。伯罗奔尼撒北部显然也弥漫着恐惧。希腊人的祖先最初在温泉关建造著名的城墙，再过七个世纪，波斯人才会对他们构成威胁。

不可避免的是，麻烦还是越过边境墙，进入了青铜时代希腊的城市地区。迈锡尼文明在公元前12世纪陡然终止。还需几个世纪，文明才会在希腊复苏。新城市最终从旧城的灰烬中兴起，而这些城市也有城墙，与之前美索不达米亚、特洛伊和迈锡尼的城墙少有差别。自耶利哥起，这一点就没什么变化。城市与墙相伴而生，一直如此——除了斯巴达这个特例。

斯巴达人抛弃了近万年的城市传统，拒绝建造城墙。对他们而言，这是原则问题。斯巴达人与雅典或者任何其他地方的人不同，他们认为在城墙背后安睡是懦弱的表现。

斯巴达人对墙的看法几乎与我们所知的一切早期态度冲突。美索不达米亚人把墙看作所在环境的神圣特征。他们为这些“像铜一样闪着光”或者“高耸如山岳一般”的防御工事感到无比自豪。荷马告诉我们，特洛伊的城墙是波塞冬和阿波罗的杰作。就连自诩为游牧民族后裔的以色列人也确立了一项原则：城墙内的房屋永远属于其主人，而墙外村庄里的房屋则属于旷野。这也难怪埃及象形文字中表示“城市”的字，会画成交会在一圈围墙内的道路了。在和平时代，城墙让不好战的民众能够相对安全地从事各自的行业，如制鞋，或绘制瓦罐，而如果有人想要创作剧本、小说或诗歌，也需要安全的环境。这么说来，斯巴达人为什么会单单想出“建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这样荒唐的念头呢？

在斯巴达人眼中，他们的祖先必定是赫拉克勒斯的子孙，是擅长侵袭的战士组成的强大氏族。因而，斯巴达人将自己视作战无不胜的斗士民族。他们无法把自己的祖先想象成会在危险时期躲避起来的平民。即使他们真的会害怕，那也是害怕自己某天可能会感到恐惧。斯巴达社会中的保守势力抗拒着任何可能让斯巴达男人变得软弱的设施。他们坚定地信仰着祖先的原始之力，并致力于一项历史上最不同凡响的社会实验：完全抛弃城墙，以及与之相伴的一切文明事物。

斯巴达早期的经济能够支撑起文明最高远的宏愿。斯巴达市民拥有土地，却基本上没有在田地中辛苦劳作的负担。他们拥有充足的闲暇时间，可以投身文学、数学、艺术、哲学或戏剧。实际上，早期斯巴达人可能对上述许多活动都有所涉猎。有些斯巴达人的文学保留下来，其中一首战争诗最为著名，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希腊人在战斗中坚守岗位，绝不畏缩。说到底，斯巴达人并不追求在文学或艺术上出类拔萃。他们抛弃了高雅文化，转而选择一种强制的、人为的蛮荒状态。和许多在他们前后出现的激进思想家一样，斯巴达人总结出了一个道理：文明本身的果实让他们变得虚弱，而唯有完全放弃这些果实才能找回自己的力量。正是这种信念让他们拒绝接纳城墙。

公元前6世纪的某个时刻，斯巴达人看了看他们精美的拉科尼亚陶器、进口的琥珀和象牙、铜像和木雕与成千上万的艺术作品，决定将这些东西尽数抛弃。斯巴达从此不再与其他希腊国家一同演进。这座城市不再有大型建筑物和城墙，甚至连精心规划的城市中心都没有，只有不起眼的村庄聚落留存下来。

斯巴达的改革全面而深入，任何与文明沾边、让人眼花缭乱，或是会让知识分子满足的事物，都被逐出城去。自此以后，斯巴达人再也无法拥有金银珠宝了。他们要保持家中简朴，房梁只用刀斧草草削砍，绝不精雕细琢。斯巴达人的衣着也有其特有的名声。雅典剧作家向来不会放过任何侮辱人的好机会，他们取笑斯巴达访客破烂、肮脏的斗篷。修昔底德是一位更为公允的观察者，也和善得多。他认为斯巴达人是最早一群无论贫富均穿着简朴的人，还说他们也是第一批会裸体竞技、在公开场合脱掉衣服的人。

斯巴达人身上也没有花香。改革者认为香水很奢侈，于是禁止使用；也不允许用染料，因为它迎合人的感官。耳朵的待遇也比眼睛和鼻子好不到哪去。曾发生过一起著名事件，一位斯巴达首领操起扁斧砍断了一位音乐家九弦竖琴上的两根弦。要那么多音阶干什么？

斯巴达人拒绝建墙，但这并没有让他们更开放、更具世界眼光；实际上，他们对外来者的恐惧还因此增强。改革者大费周章，以确保任何文明产物都不会潜回这座不设城墙的原始天堂。市民不准远行，以免染上国外的奢侈之风。他们禁止金银货币在城内流通，以阻止外国货物流入。从东方来的商人从不在斯巴达兜售异国商品，因为能得到的报酬只有被斯巴达人用作货币的沉重铁片。

斯巴达人拒绝奢侈品，担心受到腐化而变得软弱。然而这还不够。从生到死，他们的生活屡遭改造，以便提供一种更原始、野蛮的经验优势。原始人会穿精美的长袍，或经常洗澡吗？不会。因此，斯巴达人也不应该如此。斯巴达的婴儿不能用衣物包裹，到了晚上也会被丢在一边，从而在成长中习惯寒冷和黑暗。斯巴达人在孩童时期会学习基本的读写，但只会接受最低程度的教育。更为重要的是，男孩们要习惯赤脚裸体地走路，因为鞋子会让脚变软，而随季节更换衣物会培养纤弱的体质。

这项伟大的实验除了男人之外，也包含女人。一位合格的斯巴达人不会觉得应当在抚养过程中偏袒女性，或是培养她们的柔美特质。改革者命令年轻女性赤身裸体列队行进，以展现她们因锻炼、跑步、摔跤、掷铁饼和标枪而塑造出的身材。她们说起话来也很强硬。著名的斯巴达谚语“要么带着盾回来，要么躺在上面回来”是母亲给孩子的临别叮嘱，以警告那些为了逃命而丢盔弃甲的胆小鬼。

在饮食方面，斯巴达人建造了用餐大厅，让市民一道用餐。他们的理由是，让男人在一天要结束时回家没有好处，他们会躺在昂贵的椅榻上，变得越来越肥胖，身心训练都会付诸东流。斯巴达人只能吃粗茶淡饭，不能喝酒。市民受过训练，习惯沉默寡言，回答问题时言简意赅，不过他们同样也禁止教授修辞学。高谈阔论留给雅典人了。

改革者力图把一切平民职业从城市中淘汰，这一点最能表现改革的目的。一长串职业被逐出斯巴达：修辞教师、算命先生、老鸨、妓女、喜剧演员、魔术师、舞娘、竖琴师，还有各种工匠。据说曾经有位斯巴达国王在向斯巴达及其盟国士兵致辞时，首先要求陶器匠人站起来，然后是金属匠、木匠、建筑工人，再接着是其他工匠。最后，几乎每个盟国的士兵都站了起来，但一个斯巴达人也没有。斯巴达已经完全军事化了。

希腊作家记述道，斯巴达不可避免地放松了其严格管制。据说公元前5世纪末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一批金银流入，恶魔卷土重来。新贵们对文明生活的向往日益增长，而大多数平民依旧窝居在城市中，比起防卫更喜欢叛乱。不止一位国王曾像某位以色列先知规劝人们回到蛮荒中一样，要求斯巴达重新开展其崇尚原始的实验。

在斯巴达人心中，“墙”“文明”“柔弱”这三种概念密不可分，构建起代表软弱的罪恶的三位一体。但为什么会这样？是什么让斯巴达人得出结论，认为这看似无关的三者实际上是一体的？

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经常提出非凡的洞见，例如他将希腊社会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社会中，人们始终武装自己；而另一种社会中，人们放下武器，全身心投入其他愿望。在修昔底德看来，前一种社会演进得并不糟糕。他们从早先的时代获取灵感，当时希腊人尚能接受抢劫与偷盗，甚至将之视作光荣的活动。而后一种社会也并非无可指摘。平民社会中的人放弃战士的生活方式，变成身穿亚麻内衣、头戴金色发扣的纨绔子弟。

根据修昔底德的说法，在希腊，雅典人迈出了在日常生活中放下武器的第一步。这一观点是否确切，人们无法验证，但雅典人确实在传播更为文明的希腊社会形态方面起到关键作用。雅典人也是全希腊最热衷建墙的人。他们为自己修筑城墙，有时还会为盟友和殖民地建墙。

雅典人并不软弱，但他们也与斯巴达人不同。在雅典，兵役是一项时不时需要承担的责任，由业余人士完成。雅典人不会接受正规的战争训练，还会嘲讽接受过这种训练的人。当时，哲学家提倡完全免除平民的兵役，而让士兵阶级单独承担全部的战斗任务。对年满十八岁者的训练很快转变成一套一般性的智力、品德和体力教育体系。

特米斯托克利

雅典古典时期的伟大领导人无一例外都是筑墙者，这一观点甚至适用于第二次希波战争中那位令人敬畏的英雄：特米斯托克利。事实上，特米斯托克利更像政客，而不是士兵。他的政治才能非常杰出。和每个时代的政治家一样，只要能诳骗人们追随他，特米斯托克利便相信民主，而为达目的，他会不择手段。例如，当他希望雅典民众认同他的海军战略时，便散布伪造的征兆和预言，甚至用戏剧来愚弄人民，让他们相信众神站在他这边。他最终散播谣言，说女神雅典娜已经从城里逃到了海上。这些做法奏效了，成功说服那些西方文明的建立者支持他的计划。

雅典人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建造了长墙，加固要塞的伟大事业达到顶峰。长墙从雅典中心延伸数英里至其位于爱琴海上的海港，如此设计是为了保护城市通往外部世界的生命线。客蒙是这座长墙兴建背后的动力，他骄傲地保持着特米斯托克利欺骗民众的传统。他曾宣称自己找到了神话英雄忒修斯的骸骨，这一消息让雅典人民欢欣鼓舞。

雅典人依据客蒙的计划，将城墙一路延伸到海边，即便遭遇围城，雅典依旧能保持其海运纽带的畅通。伯里克利也是一位颇有手段的政治家，不过比起瞒天过海的花招，他更喜欢直接贿赂。他甚至让雅典人民相信他们将完全不用务农，只需依靠大海生活。于是，雅典人将自己与敌军隔离开，却又不与世界割裂。

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雅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安全。雅典的黄金时代在新城墙内诞生了。不建墙的斯巴达人有多封闭，建墙的雅典人对外部世界就有多开放。哲学家涌入城来，戏剧、雕塑、数学、建筑和绘画一同繁荣发展。城墙一面将城市封闭起来免于攻击，一面又保持其港口的开放，雅典人在城墙的保护下，经历了一种全新形式的战争。年复一年，即便城市遭受围攻，剧作家依旧能创作新作品，用这些作品参赛，并搬上剧场舞台。哲学家让他们的学生欢喜，却让敌人犯愁。艺术家则继续以精湛的技艺雕琢作品。

对公元前5世纪城墙背后的雅典社会最清晰的描绘出自阿里斯托芬的剧作。他几乎一生都被困在这座城市中，他的幽默很粗俗，在作品中讽刺过被围困的民众，说他们只会为政治争论不休，赌马，或是陷入无果的哲学思考。最难以置信的是，他竟然能够讽刺这座城市的政治领袖而未受惩罚。长墙之内，万事如常。

多么明白的讽刺：斯巴达人敞开生活，没有城墙，却一点自由都没有。长辈教他们要做什么，要如何做。一切都由人指挥：如何说话；如何吃，吃什么，在哪吃；如何与儿子、妻子、丈夫和女儿互动；能拥有什么，不能拥有什么。相反，雅典人建起城墙，躲在墙后，却成了世上最自由的人。他们安全地住在封闭的城市里，辩论政治，探讨哲学，出入剧场，发展数学和科学。至于艺术可能让人软弱的观念，他们毫不知晓。伯里克利就说：“对美的热爱不会导致挥霍，对思想的热爱不会让我们软弱。”

这些差异体现在各个层面上。斯巴达人在门户大开的国家中完全依靠奴隶生活。斯巴达边境开放，这要求人们始终处于备战状态，将所有生产劳动转嫁给不自由的人。而在建有城墙的雅典，奴隶制已经逐渐衰退。这座城市孕育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公开废奴的观点。

说到底，斯巴达人对于安全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是毫无方法。为了保护文明人而要求他们抛弃文明进而变得强悍，这种方式根本行不通。金钱和物质享受的诱惑不断战胜斯巴达人的体制，长远来看，他们的敌人也会占得上风。

雅典卫城

不管雅典模式有何种优越性，市民自身永远不会就此达成共识。雅典人最擅长的就是辩论，政治家和哲学家就“修建防御工事是否明智”这一问题辩论了五十多年。柏拉图站在斯巴达人一边。在他看来，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时，雅典城墙已被获胜的斯巴达人吹着长笛高兴地推倒了，还是让这些墙在地下沉睡为好。他指出，城墙让人软弱，哄骗人陷入虚假的安全感，怂恿他们寻求保护而不是战斗。亚里士多德则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像斯巴达人那样相信一座城市不能同时拥有勇气和城墙，这太“过时”了。

很快就出现了中间立场。柏拉图总结道，完美的国家应当守卫其全部边界，而不仅是城市核心。而边境墙离城镇中心太远，很难由临时部队守卫。这需要建立职业军队，由他们时刻驻守边境。无论如何，柏拉图暂时得偿所愿。雅典人不再增强城市防御，而是加固国家的边境。不幸的是，雅典人的边境墙实验延续的时间不够长，无法证明这项策略是否明智。公元前338年，马其顿人入侵，击败了希腊的守卫者，此后，雅典人突然重拾他们对传统城墙的热情。一位雅典人注意到：“一群人忙着筑墙，另一群人去挖沟渠、建栅栏。城里没人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