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总结了她的时代，又对抗了她的时代

“桑塔格去世后，每当出现需要阐释的新现象，人们往往想知道她会如何看待这些现象，于是就会表达对她的怀念。这并不是因为她的答案总是正确的，而是因为，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她超越了其他任何一位杰出的公共思想家，以一种在她之前或之后的知识分子都从未采用过的方式，为文化辩论定下了基调。人们可以和她争论；无论是同意抑或不同意她的结论——无论她自己是同意抑或不同意她自己的结论——她既总结了她的时代，又对抗了她的时代。”

出自《桑塔格传：人生与作品》的这段话，真是一段很棒的“盖棺定论”。《卫报》曾说“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桑塔格”，而《桑塔格传：人生与作品》恰恰“让她得以继续无所顾忌地活着：好辩、任性，常常正确、永远有趣，鼓励我们在看到她最精彩的一面时提升自己。”

1933年，苏珊•桑塔格生于纽约。她出生后由祖父母抚养，父母常年在中国北方做皮货生意，在她5岁那年，父亲在中国患肺结核去世。苏珊•桑塔格的童年时代饱受文学熏陶，沉迷于莎士比亚、狄更斯、勃朗特姐妹、维克多•雨果和叔本华。

1957年，在芝加哥大学毕业并结婚的桑塔格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不久后转赴巴黎大学，深受法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熏陶。在此期间，她阅读了大量欧洲哲学著作，结识了一批先锋艺术家。

26岁那年，桑塔格回到美国，随即要求离婚，并且要求不要赡养费，独立抚养儿子。随后，她带着仅仅70美元、两个皮箱和儿子来到纽约，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

1966年，桑塔格出版首部论文集《反对阐释》，从此锋芒毕露。上世纪70年代中期，桑塔格患上乳腺癌并进行手术，并写出《疾病的隐喻》一书。这次病痛让桑塔格转变，不再局限于文学艺术，而是开始探究世界被遮蔽的真相。

当然，作为桑塔格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两部作品，《反对阐释》与《疾病的隐喻》有着共通性。前者提供了一种审美本体论，美、感受和艺术作品原本就是同一事物，阐释只不过是“暴露出阐释者对作品的不满，希望以别的东西取代它”。《疾病的隐喻》则关乎同一主题，二者拥有相似的二元结构：客体与客体隐喻之间的关系。

1993年，桑塔格来到萨拉热窝，在那里导演了戏剧《等待戈多》，并在萨拉热窝生活了近3年。2004年12月28日，苏珊•桑塔格逝世。

作为当代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之一和时代标志，桑塔格的人生也折射着近百年来的思想文化图谱。但与此同时，她也很难被定义。

她是作家、评论家，也是电影人，当她本人面对“您是谁？”这个问题时，她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我是一个流浪者，我从发现事物、相逢与交流中得到乐趣。我在美国时并不觉得自己是美国人，但我又从未像我在国外时那样美国化。一切都令我感兴趣，我所忧虑的只是我能否始终保持公正。吸引我的是那些最为蜿蜒曲折的心灵之路。关于它们，我想要用各种方式去描写。”

在《桑塔格传：人生与作品》一书的序言中，作者本杰明•莫泽写道：

“苏珊•桑塔格是美国最后一位文学巨星，是一个时代的闪回，那时作家不仅受人尊敬、备受景仰，还可以名扬天下。但在此之前 , 从未有哪位对格奥尔格•卢卡奇的文学批评和娜塔莉•萨洛特的新小说理论中的缺陷表示不满的作家，像桑塔格那样迅速地引人注目。她的功成名就确实令人惊叹：那完全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一路表演下来的。”

桑塔格的成名，也与她的形象有关，“高挑的身材，橄榄色的肤色，‘有着毕加索画中人轮廓分明的眼睑，神情宁静安详，不像蒙娜•丽莎那样地嘴角上扬’，桑塔格吸引了她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摄影师们的镜头。”

有趣的是，“在保持美貌这件事上，从来没有哪个大美人会少做努力。她经常对在照片中偶遇这位迷人的女子表示惊讶。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光，看着自己年轻时的照片，她倒吸了一口气。‘我以前真漂亮！’她说，‘而我那时对此一无所知。’”

她也是矛盾的，“一个年纪轻轻的美女，学识渊博得令人生畏；一名来自纽约知识分子圈苦行僧堡垒中的作家，与上一代人声称所憎恶的当代‘低俗’文化融为一体。她并不根正苗红。尽管众人纷纷效仿其形象来塑造他们自己，但她的角色形象绝对是不可能得到令人信服的复制的。她是这世上独一无二的。”

桑塔格也展示了“美国”这个词恣意的变动和产生分歧的内涵：“古巴革命开始时，她亲临现场；柏林墙倒塌时，她亲临现场；她身处炮火轰炸下的河内；她在以色列投身赎罪日战争。当艺术家们试图抵制金钱和名声的诱惑时，她就在纽约，当很多人屈服时，她仍然坚守阵地。”因此，“她给分裂的世界带来了分裂的自我。但如果说，她自己是一个和她的时代保持一致的人，那么，她最大的主题则是与这个时代保持距离。”

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桑塔格在萨拉热窝的经历，书中写道：“正如萨拉热窝位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交会处一样，这里也是桑塔格一生追求的一个个兴趣不谋而合的地方。”

如今在萨拉热窝，波斯尼亚民族剧院的院前广场就名为苏珊•桑塔格广场。为何波黑人会如此看重一个美国作家？

早在1992年9月，桑塔格的儿子戴维就来到了波斯尼亚。“像许多前往萨拉热窝的记者一样，他之所以去，是因为他相信，可能只是隐隐地相信，文明世界是存在的，自己有责任告诉这个文明世界这里发生了什么。他后来说：‘当时我想， 如果人们能真正了解到波斯尼亚发生的事情，屠杀会被阻止。回想起来，我不应该对手无寸铁的真相的力量抱那样大的希望。’”

在这次行程结束前，戴维问后来创立萨拉热窝电影节的米罗• 普里瓦特拉，是否需要他下次带东西或人过来。对方说：“最适合来这里了解情况的人之⼀肯定是苏珊•桑塔格。”戴维没有说桑塔格是自己的母亲，只是说会尽力而为。几周后，戴维出现在米罗家门前，同行的还有桑塔格。

1993年4月，桑塔格第一次到访萨拉热窝，这里成为她人生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地方。萨拉热窝位于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天主教与东正教的交汇处，因此，这也成了桑塔格一生追求的兴趣交汇的地方：艺术家的政治角色和社会责任；试图将审美与政治结合起来。

当时的萨拉热窝：

“所面临的威胁不仅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命运。萨拉热窝是一个欧洲城市，而欧洲，戴维写道，‘已不止是一个地理范畴，它还是一个道德范畴。’这一范畴便是有关自由社会的自由主义理念：它事关文明本身。波斯尼亚人知道这一点，他们困惑于自己向世界发出的呼吁竟遭到如此冷漠的回应。他们捍卫的有关欧洲的理念是从纳粹大屠杀中诞生的——纳粹大屠杀之后，衡量文明的基本标准便是，人们是否有意愿去阻止那些在波斯尼亚发生的种种恐怖行径。奥斯维辛之后，判断一个政府是否是文明的，便是看它是否会抵制这些罪行；不止是政府，自由公民也有抵抗的义务。但是，单独的个体又怎样阻挡实施种族灭绝的军队呢？”

桑塔格与那些跑到萨拉热窝几天、为无辜民众吆喝两声的名人不同，也与那些嘴上支持波斯尼亚人民的人不同，她真的扎根于这座城市。据说，她第一次到访时，有人问她：“您此次来萨拉热窝观光旅游感觉如何？”桑塔格的回答是：“年轻人，不要提蠢问题。我是⼀个严肃的⼈。”

桑塔格在萨拉热窝执导《等待戈多》时，整部戏的制作是在没有电，没有什么像样的戏服的情况下完成的，而且所用的布景也不过是联合国发放的塑料布——用来替代狙击手打碎的窗玻璃。然而，这场制作成了最高意义上的⽂化事件：它展现了现代主义文化的过去，还展现了它在特殊情况下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1995年下半年，波斯尼亚战争交战各方签署了《代顿协议》，在那之前苏珊又回到波斯尼亚七次。协议签署之后，萨拉热窝长达1425天的围困终于结束了。在被围困的几年里，苏珊的生活变得与波斯尼亚密不可分。毕竟，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的桑塔格曾说过：

“作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表意见，而是讲出真相……以及拒绝成为谎言和假话的同谋。”

桑塔格的一生，恰恰是这样做的。

书名：《桑塔格传：人生与作品》

作者：[美国]本杰明•莫泽

译者：姚君伟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0月

图源 | 网络

作者| 叶克飞

编辑 | 二蛋

本文首发于《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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