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来路⑦ ｜赤土

我父亲出生在山里。“山里”是一个词，和“畈上”相对，依照类似构词法构成的语词还有“冈上”、“河边”及“路下”等等。赤土方言在发出这些语词读音时，重音总是落在表示地形地貌的第一个字，将表示方位的第二个字轻读，同时将“山”、“畈”、“冈”、“河”、“路”的发音拉长，导致方位名词的发音有时短促到听不见。

尽管如此，这个听不见的方位名词在口语中的时值仍然存在，特别是当这个词落在句末，不会有人贸然打断或抢走“里”、“上”、“边”、“下”在空气中传播所需要的时间，不管这段时间多么短，或是没人能听见发音。 

山里意味着山的深处、内部，通常不涉及海拔，只是指出相对山外，两者之间的距离遥远难及。在我渐渐成年的那些年里，进山仍然不是容易的事，沿进山的盘山公路徒步，或沿着山谷里的河流逐渐向山里攀登，总能深刻感受到山带给视野的限制。

走在盘山公路上，一侧视角完全被山本身遮挡，另一侧大多数时候是生长着次生林、灌木和藤蔓的陡峭斜坡，逐渐下降至谷底。行人目光所及，只能看到落叶松属和栎属树木之间的色块。夏天是暗绿色的，而冬天是深棕色的，掉落的松针、树叶和球果沐浴在白色的阳光下，似乎有看不见的火头在底下什么地方燃烧，树顶上像是飘着若隐若现的白烟，空气中能闻到一丝烟味，以及一种文学性的紧张。

不管在什么季节，山里人总是少，村子挤在山凹小面积平地或半山坡上，低矮，光照不足。走在进山的道路上，稍微抬头看看，对面多数时候是另一座山同样陡峭的斜坡，偶尔展开一块不大的山间盆谷，有精心耕种的田畴，几乎毫无例外种着水稻，或留着大约10公分高干枯的稻茬。能得到灌溉的水田和无法灌溉的旱地有着严格区分。进入21世纪之前，这种区分甚至像宗教一样，有着某种不能为人理解的超越性，山里也不例外。

旱地除了做菜园，大抵种着马铃薯/洋芋、红薯/红芋，以及少量玉米/芋榴和为数更少的高粱/榴稷。

芋，是块茎或块根的统称，榴形容果实小而丛集（形如石榴），稷的原义可能是高粱。这些特指某种作物或泛指某种特性的名词可以任意组合，形成更加复杂和精确的表达，直到它们变成专有名词而失去大部分所指。

榴稷有两个常见种，两种种子在未成熟前都呈绿色，随时间渐渐转红，一种成熟时作红黑色，另一种呈纯黑色。后者茎干汁水丰富，甜度高，被当作甘蔗种植，也像甘蔗一样食用，是一种夏天的零食。我和朋友们走在这样的山间，有时会趁着无人的时候掰一根甜榴稷，扯掉穗和叶子，撕开绿皮，一节一节地咬着咀嚼，咽下甜汁，吐出残渣。那总是假期的时候，天气炎热，太阳只能照着山的一面，受光面的积温能让沥青融化，塑料凉鞋或拖鞋的鞋底发烫，而在阴面能感到山的凉意。 

山的凉意是大规模的，有时凉得过分。我来自“畈上”，对“山里”总有些浪漫的想象，又带有一丝敬畏，夏季的凉意与一整个冬天不化的积雪就是明证。同时，我也敏锐捕捉到双方微妙的敌意。“山里”意味着主粮不足，不通信息，缺少灵活性以及固执己见。肌肉记忆控制着山里人，让他们在平地行走时身体过度前倾，迈步时用力过猛，然后如梦方醒导致强烈的顿挫。

“畈上”，也即面积较大的山间盆谷，高度依赖那些从山间流出的河流灌溉。1949年后，沿着这些河流，修建了大量水库。小型水库通常位于河水将要出山的盆谷边缘，灌溉面积有限，主要限于河流原先流经的较小地域，而大型水库配合骨干渠道，能灌溉一县甚至数县之地。工程需要在两座高山之间拦截大河，建设高坝蓄水。1958年，也即我父亲出生后一年的“大跃进”期间，有许多这类大型水利工程动工。根据这一年的会计学，山里人口不密，淹没成本也低，他出生的地方因此沉入水下。这种畈上收益而山里蒙受损失的事，恰好证明“畈上”意味着带有油滑色彩和道德贬抑状态的幸运。 

计划中的水库规模有多大，我想很多主事之人也缺少全盘了解。和1958年的很多事一样，大坝建造过程仓促、草率，收益被夸大，而代价沉重，极少被人提及。随着饥荒接踵而来，工程进行四年后中止，1970年一次大洪水后才又重新开工建设。不可逆的巨型工程带来大量衍生工程和维护风险，半个世纪后还没有完全消除。移民只是这些未尽事宜中的一种。建设周期拖延太久，移民进程也很长。我父亲是在这个进程中长大的。他的童年时代充满饥饿、恐惧和离散的记忆，

移民造成的特殊困境中，最明显的是生活失去了宗族支持。我父亲从“山里”移民到“畈上”，周围几乎都是合族而居的同村庄，唯独移民们组成杂姓村。所有土地——宅基地、水田、旱地、菜园和伐薪林，都是这些同姓村在行政命令下让出来的。直到半个世纪后，周边村庄仍沿用历史上的名词来称呼这些地方，根本不理会移民们为他们拥有的土地带来了新的命名。

在村庄极小的范围内，我父亲更换过三处宅址，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叫“祠堂”——历史上的确有一座方姓祠堂坐落在这里，曾是以宗族为单位的同姓村庄的根本所在。讽刺的是，在我祖父和父亲被水库淹没的老家，也有一座祠堂，移民之前，我祖父这一支一直以耕种附属于祠堂的共有土地为生。这些土地及其产出相当于宗族的慈善基金。

移民到来导致祠堂移位，如果不是国家强有力的干预，原居民在情感上和利益上都无法接受这种迁移，以及由此带来的土地和文化空间再分配。半个世纪后，原来的地名已经失去了法律和行政意义上的所指，但周边村庄仍然恪守着这些地名，相当于反复申述一段历史。他们的固执里带有无声的抵制和敌意。

在如此敌视的阴影中，移民身份在需要消除村庄内部分歧和争取共同利益时，往往发挥不可替代的功能。危机感一天不消除，移民这个事实总会转变成强固的心理偏向。那是弱者在感知环境时特有的警觉，也是人们在需要做出牺牲进行自我说服的主要理由。

有太多次，在光线昏暗的议事会议上，我看到人们以愤然的口吻说出“移民”这个词。无论修一条通往国道的小路，还是清理山塘的淤泥，或在干旱的年份与位于灌溉渠上游和下游的村庄分水，凡是需要与邻村协调、争吵甚至打斗的公共事务，都会唤起人们身为移民的生存意识。他们不无悲哀地意识到，在需要原始暴力的场合，作为一个被宗族村庄包围着的杂姓移民村，自己处在何等弱势的地位。也是在这样的时刻，移民被转化成与生俱来的耻辱，人们的责任是记住并强化这种耻辱，而不是淡化甚至消除它。

动员或总结的时刻总是在夜晚，劣质香烟和自制叶子烟充满臭味的烟雾充斥着议事空间——很多年里也就是我家的堂屋。男人坐在内圈，被他们的妻子松散地包围着，分享彼此的不幸，以及挑战这种不幸的决心。女性之所以出现在这个场合，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她们嫁给了移民。由于缺乏发展宗族支持网络的可能性，婚姻在移民的本地化和其他方面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移民时间越长，婚姻网络越本地化，姻亲和妻族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宗族的社会功能。在情感和社会经济方面，这个村庄因此比周围村庄更依赖嫁入村子的当地女性。

要讲清移民对我父亲意味着什么，几乎不可能。特别是，当他开始回忆的时候，我们已经渐渐大了，不幸有时会被微妙地转换成某种道德训诫，以树立或巩固讲述者的权威。在他的回忆中，生理和精神上的痛苦并不是生活中的例外或随机状态，而是命中注定之物，无法逃避，也不能解决，只有忍耐一途。他的讲述策略围绕着痛苦本身进行，所有饥饿痛馁的细节一再重复，很难说里面没有潜在的恐吓和情感讹诈，但主要目标仍是论述我和妹妹正在和将要经历的困难与其相比不值一提。事实也的确如此。在1990年代，我们几乎做好了忍耐不幸的心理准备，后来发现事情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不由得长舒了一口气。 

回头想想，我父亲对往事的回忆，明显出自幸存者的视角。这些记忆虽然痛苦，但痛苦一旦变成常态，其成因和变量也就不值一提。换句话说，痛苦就这样变成了命运。除了被动无为，幸存没有什么诀窍可言。这种视角自然也带来一些主张，比如，最坏的时期虽然可能会过去，但前提是要活下去，才可能看到形势转好的那一天。又比如，凡事先考虑最坏的情况，在确保幸存的情况下，才能寻求收益增长。以及，超额收益是冒险的产物，成功纯属侥幸，而失败在情理之中。如此等等。

当然，由我来总结他的人生并不公平，因为我已习惯陈述，而我父亲的回忆尽是细节。在叙事学中，陈述是一种有目标和有策略的解释，而对细节的玩味虽然也基于选择性记忆，但归根结底是不自觉的。陈述是自觉而为的技巧，需要高度概括，通常会将历时性的经验压缩，再展开成结构性表达。陈述让陈述者获得一种心理优势，来平衡他们为迎接可能到来的暴击而提前积蓄精神能量的过程中遭受到的心理创伤。毕竟我们的心理创伤不能跟我父亲所经历的一切相比。不幸的时间差就成了两代人和解的前提。 

我父亲的不幸，一部分是移民造成的，但大多数恐怕和移民无关，而是更为普遍的境遇，不因他在“山里”还是“畈上”而例外。 他的回忆中有两个小故事，因为重复太多，在我的记忆中尤其深刻。两个故事都与吃有关——一点都不稀奇，吃实在是我父亲一切回忆中最突出的主题。

故事之一的场景持续时间很短。据说当时他正和母亲、姐姐一起吃饭，饭桌上只有一道炒苋菜。我祖母本着对小儿子一贯的溺爱，让我父亲先夹菜，但他极不喜爱苋菜，便跟祖母赌气说“我不吃”，不料姑母听见这话，一次性将所有苋菜夹走。像所有寓言一样，我父亲见状放声大哭，但祖母坚持这个结果是不可改变的。故事的要点有好几个，不同场景下讲起来，侧重都不相同，比如： 

1）炒过的苋菜茎叶纠缠成一团，即使是孩子，也可以轻易夹起整盘苋菜。 

2）有些地方无人问津的事物，换个地方人们就趋之若鹜。 

3）意气之争往往没有收益，却会导致实际的损失。 

4）父母对子女的溺爱必须以不妨碍更重要的道德戒律为前提。 

这种家庭生活中的小喜剧带有温暖和亲昵的色彩。有时我怀疑是不是每个人家都有类似的故事，不然那些人家的孩子如何了解主题（2）和主题（3）这样显然重要但又很抽象的结论呢？直到我上中学之前，乡村地方的道德气氛几乎都是被这类小故事塑造、维系并传递下去的。它们反映了一种变动较少的村居生活中，传统价值观念与时代因素之间的调和，后者很少能够真正撼动前者的根基。 

故事之二发生在夏天傍晚。据说我父亲放牛回来，祖母已做好晚饭。因为很饿，父亲显然期待能吃点“抵肚子”的东西，结果发现锅里一如既往，只有非常稀的稀饭。在失望和愤怒中，他将放在锅盖上的铁铲丢进锅里，打破了锅底。父亲在惊恐中逃出家门——他将藏匿在哪里？南方乡村的夏天，实在有太多地方可供一个孩子容身而不被人发现。但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立刻知道他躲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因为接下来他讲到，祖母迈着小脚，在茫茫暮色中疲倦哀伤地喊着他的名字，我父亲内心纠结，不知要不要应声回答。 

苋菜的故事主题与偏好有关，而稀饭的故事主题不光是饥饿与贫穷。故事结尾处，祖母将父亲带回家，像往常那样为他准备好洗澡水，然后趁着父亲脱光衣服，反手闩上房门，将他痛打了一顿。痛苦终身难忘，不仅因为其中有慈母的欺骗，也因为暴力的正当性来自道德教条，即使是故事指向真正的绝望时，也是如此。

我父亲关于幼年时代的回忆中，祖父全然缺席，而祖母郁郁寡欢。但这个在照片上也愁眉不展的女人，在伴随迁徙而来的动荡与饥饿中，养活了出生在1957年的儿子。

如果不是极度忍耐，并且紧紧抓住某些古老的教条，我不知道她怎样才能捱过那些漫长的不幸时光。不幸从肉体触达灵魂深处，按照今天的标准，甚至超出了人所能承受的极限。

祖母有四个子女，伯父们和姑母的生活都十分坎坷，我父亲是她最后一个孩子。1976年祖母去世时，我父亲刚刚成年。而祖父活到93岁高龄，在他2014年去世之前，一直与我父亲住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