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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激进的女性艺术家,如何成就一部金狮奖影片?
原创 集锦 Life and Arts集锦
南·戈尔丁和劳拉·珀特拉斯,都是相当激进的女性艺术家,她们共同合作了一部纪录片《美人与流血事件》,讲述一个关于个人创伤和抗议的复杂故事。这部从创作背景到片名听起来都颇异类的影片,却罕见地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最高奖项金狮奖。这样相互成就的合作是如何形成的?谁在主导?是否存在相互的制衡?我们专访了南·戈尔丁和劳拉·珀特拉斯,重温这部影片背后的创作过程。
艺术家南·戈尔丁并不认为自己有足够的价值让导演专门为她拍摄一部纪录片。
珀特拉斯在2015年凭借讲述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故事的《第四公民》(Citizen four)获得奥斯卡奖,曾因其2006年的伊拉克战争电影《伊拉克,我的祖国》(My Country, My Country)被列入联邦观察名单。戈尔丁回忆说,她当时想的是,“我身上没有任何国家机密”,“我没有像她共事过的其他人那样与国家机器对抗。”
在了解了戈尔丁的团队 PAIN 所做的工作后,珀特拉斯说:“它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旋。我有点着迷了。”
珀特拉斯同样因为戈尔丁而感到惊恐。这位摄影师在1986年出版了她的第一本激进摄影集《性依赖叙事曲》(The Ballad of Sexual Dependency),几十年来,她一直在记录着自己的生活,为她的朋友、情人和自己拍摄大胆的亲密肖像。“我当时在想,我不知道自己能否胜任导演角色,”珀特拉斯说,“我能做出什么贡献?”
然而,两人合作炮制的《美人与流血事件》(All the Beauty and the blood)最终在去年9月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荣获金狮奖。就一部本就属于纪录片异类的作品而言,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高奖项是十分罕见的。
《美人与流血事件》剧照,该片通过与戈尔丁的私密采访、以及她组织的抗议活动的照片和录像来讲述戈尔丁一段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斗争经历。
这部电影既记录了戈尔丁在面对止痛药危机时所采取的行动,也全面描述了她在艺术和政治领域的崛起。影片同时展现了她打破禁忌的摄影集节选以及她与其活动组织P.A.I.N.[全称为“Prescription Addiction Intervention Now”,其致力于对抗拥有Purdue Pharma(成瘾止痛药奥施康定制造商)的萨克勒家族成员对艺术界的巨大影响。]的抗议活动影像,还讲述了痛失亲人的经历——包括戈尔丁姐姐的自杀——同时也展示了社区行动的力量,最终给人一种既痛苦悲伤又震撼人心的体验。
戈尔丁与姐姐芭芭拉。
珀特拉斯和戈尔丁在各自的职业生涯中都拍摄过肖像,正如珀特拉斯所指出的那样,《美人与流血事件》是艺术家代表其他艺术家的悠久传统的一部分。“它拥有很高的品质。”她在视频采访中说。
戈尔丁极力避免透露自己的故事,但她愿意讲述给珀特拉斯听。“我俩都是坚强的女人,不习惯别人对我们指手画脚。”戈尔丁在她布鲁克林的公寓里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俩都是我们自己的主宰者,都拥有自己和自己作品的世界。”
戈尔丁的“自画像”性质的肖像作品,记录下自己被殴打一个月后的样子。Nan one month after being battered 1984© Nan Goldin
对珀特拉斯来说,戈尔丁敢于对抗强大的势力,这使她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位电影制作人作品的合适人选。对于同时担任制片人的戈尔丁来说,她的激进主义源自她自身的生活方式。“我认为,在艺术之外,我一生的工作中最重要的事情可能是,这些工作有助于消除所有这些问题的污名,比如自杀、抑郁、吸毒、性工作、各种性身份等。”戈尔丁说,“我做这些工作从来不是为了对抗污名。我做这些工作,是因为这是我的生活,也是我所关心的。后来,我发现它的构建可以帮助对抗污名。”
虽然珀特拉斯是本片导演,但制片人戈尔丁对使用的素材有发言权。
记录P.A.I.N工作的愿望起源于珀特拉斯加入之前。戈尔丁在2017年结束了奥施康定成瘾的治疗项目几个月后成立了该组织,她在三年前做完手腕手术后对奥施康定上了瘾。“那些和我关系密切的人都希望我能回去工作,”她说,“这是我开始拍摄这部电影的动力之一。”
摄像机拍摄了P.A.I.N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哈佛艺术博物馆等机构的抗议活动,该组织要求它们停止接受萨克勒家族的资助,并在它们的建筑上抹除萨克勒的名字。这些公开声明的目的是什么呢?正如戈尔丁在《艺术论坛》(Artforum)上就P.A.I.N的成立所写的那样:“为了引起他们的关注,我们将瞄准他们的慈善捐赠。”
《美人与流血事件》剧照,记录下P.A.I.N组织的抗议活动。
(去年10月,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删除了萨克勒的名字,在P.A.I.N.抗议过的六家博物馆中,只剩下哈佛大学的亚瑟·萨克勒博物馆留有这个名字。2021年,萨克勒家族同意和解,但此事仍在上诉中。)
不过,戈尔丁和她的团队需要制片人。2019年,她遇到了霍华德·格特勒(Howard Gertler)。后者制作的作品包括大卫·弗朗斯(David France)执导的《瘟疫求生指南》(How to Survive a Plague)。当时,他正在制作一部关于艺术家彼得·胡加尔(Peter Hujar)的纪录片,戈尔丁曾为此接受采访。巧合的是,就在不久之后,2014年相识的戈尔丁和珀特拉斯共进早餐。珀特拉斯说,她鼓励戈尔丁与其认识多年的格特勒保持联系。
《瘟疫求生指南》是一部讲述艾滋病患者如何走上街头争取权利的纪录片,获得2012年哥谭奖最佳纪录片,并入围第85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单元。
但珀特拉斯继续思索P.A.I.N.所做的工作,该组织挑战当权者并最终取得成功。“它一直在我脑海里回荡,”她说,“我有点沉迷其中。”她问项目制片人格特勒,他们是否在寻找导演。双方最终在2019年晚些时候签约。
尽管是P.A.I.N呼吁问责的直接性让珀特拉斯认为自己是执导影片的合适人选,但当被戈尔丁告知,她曾在1989年艾滋病危机期间策划了充满激情的展览“Witness: Against Our Vanishing”时,珀特拉斯开始把该影片视作过去与现在相互影响的产物。与戈尔丁共处的时间让这个结构变得更加复杂。
“Witnesses: Against Our Vanishing”展览现场,1989年。摄影:Frances Miller Smith
Witnesses: Against Our Vanishing开幕时, Artists Space外的示威活动。
“她的照片有一种质朴感,具有深刻的情感,我对她的声音和她讲述自己生活的方式也有着同样的感觉。”珀特拉斯说,“我完全被这一点吸引住了。”
戈尔丁可以准确地说出她开始信任珀特拉斯的时间点。她让这位纪录片导演拍摄她筹备的《Memory Lost》和《Sirens》,前者是一个讲述与成瘾经历作斗争的幻灯片展示,后者则包含电影剧照和麦卡·利维(Mica Levi)创作的配乐。珀特拉斯对这一过程做了一些评论。
上图:《Memory Lost》是南·戈尔丁重要的作品之一,是其对自身档案式的梳理,记录因成瘾经历而改变的生活。
下图:《Sirens》完全来自现成的镜头——她最喜欢的三十部电影中的场景,讲述希腊神话中海妖的迷人呼唤。
“它们都是非常激烈的作品,难度很大。”戈尔丁解释说,“如果我坐在那里看一个艺术家创作什么东西,我必须要给出我的意见。我想她也一样。她给的意见真的很好。”
这种信任对两人之间的合作至关重要。2020年新冠疫情封锁期间,随着戈尔丁接受了珀特拉斯的一系列音频采访,这种信任得到了深化。珀特拉斯说,“在做了第一次采访后,我们之间的交流很快就进入了一个情感非常激烈的阶段,之后我们的情感有所收敛。”
她们就采访过程如何展开达成了协议。在交谈中,戈尔丁可以畅所欲言,因为她知道,在哪些素材最终会被选用到电影成片的问题上,她会参与其中。这些采访非常私密,珀特拉斯对待它们就像对待她职业生涯中处理过的绝密文件一样小心谨慎。“采访内容存在加密的硬盘上,”她说,“它们非常敏感,完全是‘需要知道’的东西。”
在去年5月份片子剪出来后,戈尔丁援引该协议来解决她所认为的问题。“我不想用这种方式讲述我的故事。”她说。她们做了更多的采访。戈尔丁说,她的目标是让自己的叙述准确无误。
“这是用我的声音,透过我的照片讲述我的故事,所以它必须忠实于我,必须是我想说的东西。”
《美人与流血事件》剧照,戈尔丁的作品,尤其是其本人出现的肖像是影片的重要构成。
珀特拉斯说,这是“十分紧密的合作”。即使在威尼斯电影节上首映之后,她们也仍旧对影片进行修改。
在《美人与流血事件》中,戈尔丁谈到了她的成瘾经历、从事性工作的经历以及她与男朋友的虐待关系,这些都记录在摄影集《性依赖叙事曲》中。影片的名字由珀特拉斯构思,源自戈尔丁姐姐芭芭拉的医院病历。芭芭拉在18岁时自杀身亡。导演发现,影片名字摘自一份关于芭芭拉在罗夏测验中的解释的报告,它既包含了银幕上展示的悲剧,也包含了对反抗的颂扬。
“这是我的声音用我的照片讲述我的故事,所以它必须是真实的,”戈尔丁说。
“戈尔丁的行动主义故事可以拍成一部富有价值的电影,”《好莱坞报道》(The Hollywood Reporter)的雪莉·林登(Sheri Linden)在一篇评论中写道,“她的出生和成长为艺术家的故事也可以。她姐姐的故事将这一切带入了另一个维度,而珀特拉斯和戈尔丁将这些线索汇聚到一起的方式,是一种会震撼人心的升华。这是艺术。”知名影评网站IndieWire称,《美人与流血事件》是“一部令人震撼的杰作,具有惊人的智慧和极其强大的情感力量”。
戈尔丁说,她觉得影片名字取得“很好”。她也认为珀特拉斯所做出的其他决定都很好。“我从来没有拍过那样的电影,”戈尔丁说,“我对其深表敬意。它是我的电影只是因为它是由我推动的。”
在格特勒看来,《美人与流血事件》是两位“严谨的”艺术家相互碰撞的产物。另一位制片人约翰·莱昂斯(John S. Lyons)如是描述她们,“一阴一阳:珀特拉斯冷酷如冰,戈尔丁热情似火。她们就是以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融合在一起。”
《疼痛帝国》(Empire of Pain)作者帕特里克·雷登·基夫(Patrick Raden Keefe)当初对萨克勒家族的报道引起了戈尔丁的注意,他也在影片中出现。他认为,电影成片“融合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令人敬畏的情感”。
南·戈尔丁和劳拉·珀特拉斯
自威尼斯电影节以来,金狮奖座一直放在戈尔丁公寓的壁炉台上。珀特拉斯想让她拥有这个奖座。“我对此感到非常荣幸,”戈尔丁说,“她经常说,‘你知道,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电影。’其实不完全是。我们都清楚这种说法的局限性。我也从没想过这是我的电影而不是她的。对于她这样一位电影制作人,我心里充满尊重。”
当被问及为什么把奖座留给戈尔丁时,珀特拉斯说,“我们是在她生日的前一天得奖的。它就像一份很好的生日礼物。”
撰文
Thea Traff
编辑
黄依琳、张安雅
排版
Yiya
原标题:《两位激进的女性艺术家,如何成就一部金狮奖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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