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布鲁玛 | 托尼·朱特问对了所有问题

托尼·朱特（Tony Judt，1948-2010），著名历史学家，以其对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闻名于世。194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先后执教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纽约大学。1995年，他创办雷马克研究所，专事欧洲问题研究；1996年，当选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2007年，当选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并获汉娜·阿伦特奖；2008年，入选美国《外交政策》评选的“全球百大思想家”；2009年，以其卓越的“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获得奥威尔终身成就奖。

文/伊恩·布鲁玛

本文来源于“豆瓣网”，盛韵翻译，公众号“勿食我黍”转载。三辉图书经授权转载。

托尼·朱特（Tony Judt）对火车情有独钟。他的最后一本书《思虑二十世纪》（Think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是去世前与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的系列对话提炼而成，精彩地汇集了他对历史和政治的观点。从中我们知道，他一直想写一本火车的历史，就叫《移动》 （Locomotion）。他解释说，这本书关于“现代社交性的命运以及我们过度私有化社会中的集体生活。毕竟，铁路是社交性的创造者”。这是典型的托 尼·朱特，热衷于公共良善和社群的理念，加上点怀旧装饰。他深情回忆了小时候1950年代伦敦的绿线公交车，“它们对我成为一个英国男孩的意义，可能跟学校起的作用一样大”。讲述一个公共交通衰败的悲惨故事，并将他这样的男孩与他们国家的公共生活联系起来，朱特期待“也许是思考美国和大不列颠这样的国家怎 么走上岔路的一种有益方式”。

[美]托尼·朱特 蒂莫西·斯奈德 著

苏光恩 译

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3月

也许有些奇怪，这曲国有铁路和公共交通的挽歌让我想到了更早些时候一个英国人的文学沉思，他好像与朱特完全没有共同点。托马斯·休斯 （Thomas Hughes）曾写过《汤姆·布朗的学生时代》（Tom Brown's Schooldays，1857）称颂上流社会的私立寄宿学校教育，第一章就盛赞了拉格比公学，他本人的母校（也是内维尔·张伯伦和萨尔曼·拉什迪的母校），其中他哀叹驿站马车的消失，马车曾载着他从伯克郡山坡上的乡村驰向学堂。然后，铁路来了：

噢年轻的英格兰！年轻的英格兰！你生于这竞速的铁路时代，每年都有世博会或其他光怪陆离之事；在五周的假期里，你只要花上三镑十便士就能横跨几千英里的土地，为何你不想再了解出生之地？……我们是伯克郡，或者格洛斯特郡，或者约克郡的孩子；而你是年轻的世界公民，属于所有的国家，也没有国家。

你可能会觉得休斯是个顽固的保守党，拒绝每一次进步，哀叹那些失落的家乡纽带。事实上，他像朱特一样，认为自己是个进步人士，国会里的自由派，支持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确，他正好是朱特仰慕的那种维多利亚晚期的改革派。当然，怀旧情绪和左派政治并不必然是矛盾的。有一次朱特描述左派是一种永恒形式的抗议：“而由于人们最常抗议的就是改变太快导致的伤害，那么左派也就等于是保守派。”（《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二十世纪》跋：“重现的社会问题”）

作者: 托尼·朱特 译者: 林骧华

出版: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

对于休斯和朱特来说，交通的手段不仅仅是政治问题。更迅捷的交通方式提供了更宽的视域，新的归属感，不同的审美，并伴随着老世界观的失落。在休斯的时代，这意味着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而朱特成长于有更大、更快的飞机的年代，见证了跨越大陆的移动，这使得他对宏伟的老火车站的观察充满了怀旧气息，“光是看着它们就会感到愉快，而那些一百年后建造的机场……几乎都已经功能失调，外形古怪”。也许这样说纽约的肯尼迪机场还算中肯，但肯定不适用诺曼·福斯特造的香港机场、伦佐·皮阿诺的大阪机场，或是赫尔穆特·扬的慕尼黑机场。

不论如何，此中情绪是很清楚的。撇开这不说，这是一本精心打磨的真正对话之作，两位博学之人互相刺激催生观点、洞见以及偶尔迸发的对世界现 状的愤怒。斯奈德自己是一位极高明的历史学家，他杰出的工作让被病痛剥夺了写作能力的朱特口述了自己的生平以及对历史和政治的思索。在这一精彩的叙述中， 生平和思想时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朱特十分关注世界主义与流动性增强的趋势。他强调从身心两方面超越地方性的重要。然而他也向往社群的纽带：犹太的、英国的、以色列的、巴黎的、中欧的、美国的，以及欧洲复兴。他身上有种持续的紧张——是后天选择还是先天遗传，他的政治在“天下主义”知识分子和寻找支柱之间摇摆，这些紧张刺激 了他思考的热情。他也许不是永远正确，但他从不自满。个体在集体生活中的位置，一直是他关心的主要话题。

对于一个成长于伦敦市郊彻底英式环境（也就是非犹太人的文雅环境）的人来说，作为犹太人的孩子是怎样的？而且他的家人先后辗转于俄国、波兰、立陶宛、罗马尼亚和比利时，他的父母都不信教，他们竭尽全力逃离了“令人窒息的北伦敦犹太人聚集区”。他的母亲恪守英国中产阶级的繁文缛节，他的父亲 是个社会主义者，在儿子十三岁生日时送了一本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的托洛茨基研究当生日礼物。他的祖父母说意第绪语。朱特回忆：“我父母都没兴趣把我当犹太人培养，但我心里一直知道我们跟别人不一 样。”

《少年托洛茨基》剧照

当然，某种程度上说，在一个男孩成年礼那年给他一本托洛茨基的书是相当犹太人的姿态，一种个人与世界和解的方式，让一个人以局外人形象与更广阔的世界相联系。朱特很善于在思索历史之际转弯抹角地表达私人情感。在与斯奈德的对话中，他说：“德国文明是一种犹太理想中的普世价值；其极端的对立面 ——国际革命则是另一种。”朱特作为东方犹太人（Ostjuden）的孩子，不会接受德国人的小众“文化”（Kultur），但革命的确产生了吸引力，至 少在一段时间内。

卡尔·马克思祖上有许多拉比，他深信在革命后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分野将不复存在。对于许多犹太人来说（包括老小朱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通往同化的诱人路径。或者如朱特所言：“成为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让你的无根性变成有利条件……”在他对托洛茨基和马克思失去兴趣很久之后，他对犹太人迷恋革命变得更有发言权，这反映了他对大民主（mass democracy）的怀疑，尽管他从来没有拒斥过这一概念。“这样说今天听起来很怪……”朱特告诉斯奈德，但民主对犹太人来说是大灾难。犹太人在自由主义的专制政权中得到繁荣……大众社会带来了新的危险挑战：犹太人不但成了经久耐用的政治靶子，而且随着皇权或帝国力量的不断削弱，他们丧失了来自顶层的庇 护。为了在这一动荡的转型中生存下去，欧洲犹太人要么集体消失，要么改变政治游戏的规则。

于是在二十世纪初的一二十年里，犹太人渐渐产生了一种倾向——非民主形式的激进改变，伴随着坚持宗教、语言或种族的不相干性……

还有一种选择是犹太复国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形式的复国主义。朱特看似在英国社会的一角舒服地安顿下来后，却受到了复国主义的强烈吸引。他是英国战后教育改良的产物和受益者。随着福利国家的建设，出现了大批优秀的免费学校，这样低收入家庭的有天分的孩子也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像朱特这样从文法学校毕业的聪明孩子，通常是全家第一个踏进牛津或者剑桥门槛的。正如他所言：“于是我们成了巨大社会变迁的震荡中心，而且我们也并没有感觉自己是局外人。”朱特进了剑桥的国王学院，当时凯恩斯和E. M.福斯特都在任教。“我感觉这就是我的剑桥，而不是作为什么误打误撞进去的外国精英的剑桥。”

复国主义像一切社群性的热情一样吸引着朱特，这里面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原因。他当时和一个叫杰姬·菲利普斯的姑娘约会，后来成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她在复国主义青年团体中十分活跃。如他所言，他“透过玫瑰色的镜头看以色列：一片独特的中间偏左之地，几乎我认识的每个人都是集体农场的一分 子，在这里我可以将独一无二的犹太社会民主理想投射在整个犹太人口身上”。如果马思主义让犹太人的无根性变成好事，那么用朱特的话说，“坚持理性的风格 对每个希伯来学生来说都十分熟悉。”左翼复国主义提供了一种犹太身份认同和政治理想主义的便利合并。

《透明家庭》剧照

很快朱特就对集体农场生活的狭隘感到失望，但他对复国主义的幻灭要等到1967年战争，战时他自动加入以色列军队当翻译，“开始认识到以色列并不是一个热爱和平、安于务农的犹太人的社会民主天堂，很多人只是碰巧成了以色列人，除此之外跟我也没什么不同”。第一次，他接触到了以色列的其他面相。他 看到了许多集体农场之外的东西，于是发现自己不再喜欢这个国家。针对阿拉伯人的褊狭态度令他震惊，还有对非以色列的犹太人的普遍鄙视，这些人被蔑称为“大屠杀的后人”。当“社会主义以色列”的幻想逐渐消失，朱特选择将以色列视为“一个痛恨邻国的中东国家，他们打算攫取侵占邻居的土地来撕开一个灾难性的长期裂口”。正如他的哀婉气质，这在朱特身上十分典型：先有一种集体主义的理想激情，然后幻想破灭。他脑海中热情和怀疑精神永远在竞争，仿佛他永远在与自己的 热情辩论。他因为前后不一致遭到批评。但是与自己辩论，尤其是与自己的激情辩论，是一位真正的思想者的标志。朱特只要一息尚存便从未停止思索。

对社群理想的热情也有高潮低谷。1970年朱特对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的“愤世嫉俗、殚精竭虑、急于自辩”的不列颠社会主义品牌大失所望，转而去巴黎高师读研究生。对法国的认同既是个人的也是政治的。那是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和人民阵线的法国。巴黎要比伦敦或剑桥更严肃地对待政治。他认为1930年代的巴黎是言论的中心：“是政治带我进入法国研究。”布鲁姆是朱特心目中的社会民主伟人之一，他的生平也让朱特有同感。朱特说布鲁姆是“毫不掩饰的彻头彻尾的法国人”，但同时“也是自豪的犹太人”。他后来对新生的犹太国家 产生了巨大的同情，但同时又对复国主义运动本身无动于衷。这些表面上看似并不相容的认同也许跟我本人在不同时期的心路历程有些类似……

莱昂·布鲁姆

同样的情形似乎也适用于朱特的一些在世的法国导师。

朱特起先在巴黎非常满足，“他在爱弥尔·涂尔干和莱昂·布鲁姆学习过的楼里学习”。他甚至“开始像一个师范生（normalien）一样思考和说话”。他的导师之一是著名的法国共产主义史学家安妮·克里格尔（Annie Kriegel），她起先支持苏联，后来以同样的热情支持以色列。朱特在那一阶段对这两种迷恋都没有同感，但克里格尔对共义的祛魅培养了他对激进左派的怀疑精神。他开始喜欢那些经历过自己的激进理想渐渐幻灭的思想家：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弗朗索瓦·福雷（Frankgois Furet）、莱斯泽克·柯拉科夫斯基（Leszek Koakowski）。对他来说，加缪堪称正直的典范。朱特敬仰所有这些人的热情，也敬仰他们的怀疑，尤其是他看到了他们的道德担当。对朱特来说，政治首先是一种道德关怀。

朱特自己对法国的热情，正如对以色列一样，开始随着越来越熟悉而渐渐冷却。他这样解释：

我对法国极为熟悉——她的地理、历史、政治、文化、语言。结果就是好像和一个人生活了太长时间：曾经让一切变得安逸的熟悉和亲密，可能也会成为恼火的原因，甚至最终导致失去尊敬。

在朱特的叙述中，一些联结纽带的尝试都会以祛魅幻灭告终。但不是因为被拒绝，而更是因为着魅部分抢占了先机。再回到犹太人的话题，特别是美国犹太人的话题，他说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话，尤其是他对以色列政治的批判观点在日后令一群美国犹太人大为光火。他好奇为何会有犹太裔美国人住在一个“同化大熔炉”的国家里，却着迷于“同化要么失败要么被彻底拒绝的环境：不论是大规模灭绝还是犹太人国家”。朱特说，他的复国主义导师对这一矛盾本该有答案。他们会说：“即便跟你差不多的非犹太人把你视为他们的一员，你还是会不自在。实际上正因如此你会感觉越来越不自在。”结果就是，你会变成一个犹太偏执狂，像活在别人的生活里，永远笼罩着纳粹大屠杀的鬼魂和阿拉伯恐怖分子的幽灵。朱特加了一句：“有时候我觉得复国主义者也有一点道理。”

在我看来，朱特自己抢占的先机是不断重申他的“普世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只要他觉得任何社群有接纳他的愿望，不管这种接纳有多冷淡。这不会让他过上安稳日子，而会导致他经常陷入自我对立的立场，从而招来批评。但这也是他智性活力的重要资源。

到了1980年代中期，朱特找到了新的兴趣点：中欧异见者的斗争。他开始撰写那本著名的反思法国左派的书《未竟的往昔》（Past Imperfect，1992），“成为国民性弱点的案例研究：在政治上和道德上的惊人的前后不一致，标志了法国知识分子对极权主 义崛起的回应”。自然，法国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并不陌生，其中有些人实际上跟朱特站在同一阵线。但这标志着朱特生命中关注点的又一次转向，尽管他对道德政 治、对更高境界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追求依然如故。

[美]托尼·朱特 著 李岚 译

出版：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

朱特的新灵感来自于波兰知识分子，比如简·格罗斯（Jan Gross）和他当时的太太艾莲娜·格鲁津卡-格罗斯（Irena Grudzinka-Gross）。“重读《未竟的往昔》，我自己也吃惊于它的中欧立场，”朱特说。该书的关键词是“公民社会”。就像其他生活在苏联帝国 笼罩下的边缘欧洲的异见者，朱特的波兰新朋友投身于激烈的斗争，争取人的权利、个体自由，试图在变得彻底玩世不恭的社会中挽救政治道德。朱特为了更好地理解势 态发展而去学了捷克语，他深信中欧的异见者是严肃的，相比之下，巴黎、伦敦和伯克利的学生反抗显得有些轻浮。这里面还有一种对中欧的私人认同。简、艾莲娜 和其他人“不光是我的同辈；如果不是几番命运捉弄，我们本来会出生在同一片土地。毕竟，我父亲的父亲来自华沙”。

朱特的一些中欧朋友，包括简·格罗斯，最后去了美国。从朱特的叙述中你会有一种感觉，他和流亡者一起时才真正觉得自在，比如在巴黎或牛津的波兰知识分子，或是在纽约的巴勒斯坦人，那些逃离了故国枷锁的不合时宜者，成为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所说的“无根观念”的思想者。他这样述说他的朋友爱德华·萨义德：

最能够免于被利益党派或有政治目的的团体看中之危险的知识分子，是那些与居住国保持松散的关系或没有关系的人。我觉得爱德华·萨义德虽然住在纽约，但智性行为是中东的。

这是朱特对四海为家的知识分子的理想化表达，但并不完全可信。距离事实上也会加剧党派立场：如加拿大的激进锡克教徒，支持爱尔兰共和军的爱尔兰裔美国人，更别提以色列的激进犹太战士了。萨义德本人也并不完全独立于利益党派和社群。他有的可不是“无根观念”。朱特也一样。倒不是说他是任何党派或国家的代言人，但他总是站在某种立场上说话。他对地点、人物，甚至对祛魅所投入的热忱度，说明他从未脱离于他生活的各种基础。他与美国的关系正如他与以色 列、英国，或“欧洲”的关系一样错综复杂，忧心忡忡。但他一直能够体会到这种强烈的情感。

起初，在1970年代，朱特开着一辆金色的别克马刀横穿美国，很明显他被美国魅力给引诱了。这对许多他那一代欧洲人而言千真万确，特别是那些好奇心强的欧洲左派，可能是因为新经济政策的遗风，也可能因为美国反主流文化在1970年代初尚未完全失去性感的风采。朱特生命中的另一个女人出现了，他的 第二任妻子是一位美国学者。后来，不可避免地，当他开始在纽约任教生活，就不那么过分乐观了（而且似乎他很快就对第二任妻子失去了兴趣）。

朱特成了美国公民。但他对斯奈德说，他“并没有很深刻的美国认同感”，虽然他“很关心美国”。两页之后，他在谈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令他担忧 时，又宣称这是“我们美国人”的失败。在他生命走向尽头时，他写到了自己的美国纽带，与其他人有相似之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考虑要不要回欧洲教书， 但正是在美国我才更能感受欧洲。我被归化了，在波士顿待了二十年后，我变成了一个美国人。”（《纽约书评》2010年5月27日文《美国，我的新土壤》）

朱特对美国的观点，时常在他对欧洲的观点中有所反映，好像一个大洲必须通过另一个大洲的棱镜来折射观察。整个1990年代到2000年代初，他对美国还是比较善意的。1996年对欧洲“项目”表示怀疑；2000年对美国影响总体评价正面；2003年批判了欧洲人的盲目反美主义。然后他受到了伊拉 克战争的刺激，对美国的描述开始越来越阴暗；不算很高明而且充满了制度瑕疵的欧盟，成了他笔下对照老布什的美国恐怖的模范。2005年，他写道：“打破疆域和缔造社群是欧洲人最擅长的。美国再次陷入了托克维尔说过的‘永恒的自我叫好’之中，根本连试也不想试。”（《纽约书评》2005年2月10日文《欧洲 vs 美国》）

除了欧洲人最近在“缔造社群”方面越来越不成功之外，他说的也不无道理。但随着他对美国的祛魅越来越强，欧洲在他眼中就越来越好。这不等于说朱 特就不再关心美国了。恰恰相反，他最好的作品往往不是激情迸发时写出的，而是祛魅阶段写出的。我觉得他在酸楚模式时最有趣。他的文章《有用的蠢货》写那些跟着老布什叫唤“反恐战争”的人，依然可读性很强：“今天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一直在怀念那些单纯年代的给人安慰的真理，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种目标感：他们与 ‘伊兰法西斯主义’开战了。”（《伦敦书评》2006年9月21日）当年这是金句，今天仍然是。

在朱特一生穿越西方国度和大陆的旅途中，尽管他的热情和幻灭经历了种种波折转变，始终不变的是一种核心理念：政治必须是一种道德事业。他理想中的社民主义是道德的，不是马主义，而是他描述的“十九世纪末那种独特的混合了文化自信和参与公共改善的责任”。他的英雄莱昂·布鲁姆、凯恩斯、克 莱门特·艾德礼、路易吉·伊诺第，以及英国福利国家的设计者威廉·贝弗里奇，全都出生于1872-1883年之间。朱特最珍视的，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他一直渴望的，就是他们缔造的那个社会，也就是塑造了他的那个社会：那些公共精神的铁路，那些优秀的公立学校，最杰出的国家医疗体系。朱特最著名的大部头作品是 《战后欧洲史》（2006），部分是在向他的“社会民主时期”致敬，这一时期大约从1940年代末持续到1970年代。

作者: [美] 托尼·朱特 译者: 林骧华等

出版:三辉图书｜ 中信出版社

国家的恩惠变得越来越昂贵。工会里的既得利益者、官僚体制和垂死的工业有时导致了巨大的低效。于是福利国家无法像过去一样继续。但在朱特看来， 去关注效率是不得要领，至少是没有把握最关键点。今天的知识分子的错误，正是太关注经济效率，而不及其余。他认为，知识分子在1970年代不再过问“这事 是对还是错”，相反，他们过分关心“这是否能提高生产力”。他说，即便里根-撒切尔时代的新自由主义所要求的私有化“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何况事实上并没 有），它依然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道德灾难”。

朱特在生命尽头最关心的不仅是作为历史学家“思考二十世纪”，而是如何回到那个造就了他的社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演讲的主旨，后来编成一本小 书出版，题为《沉疴遍地》。即便在他只能依赖机器呼吸的时候，他的智性激情也没有消退。他去世前不久给我写的一封电邮中提到，他的计划是找到“一种激进认 识论能够反击右翼普世主义的连贯性”。

在朱特看来，公共精神的崩溃，社会民主叙事连续性的断裂，不能只怪撒切尔或里根的新自由主义及其拥趸。1960年代左派朝身份认同政治的转向也有责任。朱特很正确地指出了对1991年苏联的解体有着未预料到的副作用，而且不完全正面：“该国的失败和崩溃瓦解了先进和集体化的整体叙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正如他所指出的，一种新型的激进认识论还没有被发明出来。朱特自己的临时性答案是仓促的。在激愤的民粹主义者害怕全球化、移民、穆斯林、“欧洲”等等的年代，社会民主派应当能够从自身的忧虑中聚集合理的力量。用朱特的话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或是政治哲学家可能会发现我们正在面对一种处境：我们的首要任务不是去想象更好的世界，而是要思考如何避免更坏的世界。”

看看共和党推选出的一堆总统候选人，我们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但他提出的是一种保守方案而非新型进取的叙事。人们需要更多，也需要更艰难的思索。朱特的时间用完了，这不光对他的家人和朋友而言是悲剧，也是公众的悲剧，因为我们需要他的思考。一个智者的去世，也意味着他经年积累的经验和学术智慧的逝去。朱特永远不会声称他给出了所有答案。但是他问对了所有问题。对此我们唯有感激。

本文作者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1951— )，生于荷兰海牙，先后在荷兰和日本就学，曾于莱顿大学攻读中国文学和历史，后专注于研究日本。现任纽约巴德学院（Bard College）民主、人权与新闻Henry R. Luce教授。2017年5月至2018年9月任《纽约书评》主编。出版的著作有：《面具背后》（又名《日本之镜》）、《罪行的报应：日本和德国的战争记忆》、《伏尔泰的椰子》、《传教士和浪荡子》、《异议分子》、《西方主义》、《发明日本：1853—1964》、《零年：1945》等。

编辑｜艾珊珊

原标题：《伊恩·布鲁玛 | 托尼·朱特问对了所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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