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纪行︱谁“删了”泰姬陵

诗人泰戈尔将泰姬陵形容为,时光面颊上永远闪耀的一滴泪珠。这一诗句为来这里的游客所熟知，也让他们对看到泰姬陵的那一刻充满期待。但当我走近这座有印度象征之称的建筑奇迹时，多多少少有一些怀疑，它在印度人的心目中真有那么重要吗？

我们住的酒店离泰姬陵不远，临窗远眺，浓浓尘雾中，泰姬陵显露出淡黄色的轮廓。稍事休息后，我们赶往泰姬陵。汽车穿行在破旧的房屋中，沿途不时可见堆积的垃圾和横流的污水。汽车还没停稳，几个黄牛导游就聚了过来，两三位黑瘦的老人举着中文版的泰姬陵简介缠着我们兜售，迟迟不肯离去，旁边草地上还躺着一位近乎裸体的苦行僧模样的人。

在抵达阿格拉之前，我先去看了新德里市郊的阿克萨达姆印度神庙，在泰姬陵的游览过程中，我在脑海中总是不停地出现两座宗教建筑对比的图像。

21世纪完工的阿克萨达姆神庙距泰姬陵的修建有三个半世纪的时差，它显示的是回归印度教的宏伟气势。整个景区，包括停车场和购票排队的区域都是整齐有序。接待大厅有专门的义务人员为游客作介绍，还有各种各样印制精美的小册子。

泰姬陵的差距不仅在景区的管理与周边的整洁有序，更是不同的艺术、时代与精神追求造成的。

莫卧儿王朝第五代皇帝沙•贾汗（阿克巴大帝之孙）为纪念他的第二任妻子穆塔兹•马哈尔兴建的这座陵墓，竣工于1654年。这段被文人骚客歌颂的爱情充满了耀人眼目的珠光宝气——那些洁白墙面上的彩色花纹全是用采自世界各地的黄金、宝石、翡翠、玛瑙镶嵌而成。据导游介绍，这种镶嵌技术源自意大利，在修建泰姬陵时得到发扬光大，并形成了独特的阿格尔镶嵌工艺。在景区附近街道旁的小店里，可以看到工匠们在用这种技术制作工艺品。

表面看，这是一个帝王用整个国家的财富为自己打造的一座倾诉爱情的陵墓。本质上，它彰显的却是17世纪的一位全球顶级巨富的远大志向。沙•贾汗王朝的宫廷史学家阿卜德•哈米德有这样的解释：“他们制定了一个建造具有高大圆顶的宏伟建筑的计划，以便永久性地纪念沙•贾汗陛下的雄心壮志。”后来在印度也有这样的说法——泰姬陵为子孙后代而建，也包括今天的参观者。

数百年后审视这座陵墓，它的确达到了人类建筑艺术的辉煌顶端，但它对后人的昭示却在重复一条历史的铁律：每个帝国都会在完成一些宏伟得足以传世百代的建筑后走向衰败。

泰姬陵完工几年后，沙•贾汗的几个儿子就为争夺皇位打了起来，最终第三子奥朗则布击败同胞兄弟，夺取王位。他将父皇沙•贾汗软禁于阿格拉堡，只让他在塔楼阳台上默默眺望这座凝聚了其一生心血的陵园。

莫卧儿王朝在创造了辉煌一章之后渐渐远去，但伊斯兰教却没有离开这片土地。泰姬陵在印度人心目中的地位总是会因为它的“身份”而有些别扭。

泰姬陵虽然融合了波斯、中亚，以及印度本地的建筑和装饰风格，但一眼望去，它还是一座典型的伊斯兰建筑。一些关键部位的图案与文字，尤其是拱券门两侧镶嵌在大理石上的《古兰经》经文，也无不显示出它的精神世界是属于伊斯兰教的。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印度教极端人士认为泰姬陵不算印度的，甚至称之为“印度文化的一个污点”，“不应在印度历史上占据任何地位”。印度著名学者沙什•塔罗尔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让印度教极端分子一直感到耻辱的是，一位穆斯林皇帝建造的纪念碑竟然被视为这个印度教徒占多数国家中最具代表性的遗址。但问题是如今这帮人不再属于边缘群体；其成员现在在北方邦执政，其背后推手更在德里领导着全国政府。”

塔罗尔说的是现任总理莫迪及其政党——人民党。在去年的选举中，人民党拿下了泰姬陵所在的北方邦的执政权。在随后印制发行的32页的旅游册子《北方邦旅游业：潜力深藏》中，编撰者删除了泰姬陵，只提及了印度教和佛教的一些历史文化遗址。

印度素有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但宗教在印度并不是“展示品”，它们不可能总是安安静静、本本分分地呆在各自的“展室”里，让人们欣赏观看。

阿克巴大帝的理想已成历史深处的远歌，甘地的追求也在渐渐化为绝唱。在德里的甘地纪念馆，导游会讲述这位圣雄生命最后一刻的故事：三颗子弹穿透了他那只有45公斤的瘦弱躯体，在倒地前的一刹那，甘地用印度教徒常用的双手加额的手式表示了对凶手的宽恕。

甘地的宽恕没有得到回报。

他用绝食等几近自残的“柔性之术”，呼唤着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和解，他也曾获得成千上万穆斯林的支持。但他的声音早就淹没在回归印度教的浪潮之中。2015年，在甘地遇刺纪念日，右翼印度教分子发起了一场反甘地示威活动，他们试图为刺杀甘地的凶手戈德森建立寺庙，视其为“民族英雄”。

重要的不在于戈德森是什么英雄，而是他是哪个“民族”的英雄。

1947年印巴之后，印度似乎一直在寻找“我们是谁”的答案。在印度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独立了70年之后，它仍然需要强化与伊斯兰宗教与文化的切割和对立来加强国家归属感和民族的统一感。

现任总理莫迪也正试图以印度教的复兴来强化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

莫迪从小加入民族主义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有深厚的宗教情结。他借用印度教民族主义凝聚人心推进经济改革，又用经济改革成果来巩固和完善印度教民族主义，从而将执政目标牢牢地确定为“四个一”的使命（一个民族、一个语言、一种文化、一个国家）。

在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倡导与支持下，莫迪政府已经任命了一个学术委员会来证明印度教徒才是印度这片土地上的第一批居民，以挑战自英国殖民时期以来的主流文化叙述，即现代印度是一个由外来迁徙者、入侵者和宗教皈依者形成的“织锦”。

他们声称，所有印度人，包括1.72亿穆斯林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即印度之母（Bharat Mata）。很多穆斯林担心的是，他们将因此而成为“二等公民”。

印度的 国家LOGO泰姬陵的遭遇，折射的是这个13亿人口大国的身份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