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会进化史：从国际关系“非常态”到划时代意义的外交活动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国际社会的目光将被一系列的峰会所吸引。本周，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和中国的青岛将先后召开G7峰会和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下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将在新加坡举行他们“历史性的会面”。如今峰会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亮眼夺目、频频刷屏的外交活动。然而，犹如华山论剑般的国家首脑会晤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国际关系中的“非常态”现象，而在冷战中首次提出的“峰会”一词，从一个想法到成为现实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峰会”出台的辗转历史

或许鲜有人知道的是，今日我们熟悉的“峰会”外交在提出伊始曾经受挫。1953年，在提到建议西方国家领导人同苏联举行首脑会晤的时候，丘吉尔第一次使用了“峰会”这个词。但时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都对这个提议嗤之以鼻。在艾登看来，让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与苏联领导人碰面，无异于在向这个敌对的国家示好，从而挫了自己阵营的锐气。

1953年中，朝鲜战争结束，但两大阵营间的裂痕却被进一步撕开。当年坚定拉下铁幕的丘吉尔却开始盘算如何缓解双方间的冲突，并筹划通过美、英、苏的“三巨头”会晤来解决这一问题。然而此时除了他，另外两位领导人都没有亲历过那个亲切会面共商人类大计的时刻。1953年初斯大林还在世的时候，丘吉尔曾策划过一次高层会面，但被艾森豪威尔拒绝了。3月斯大林死后，丘吉尔觉得或许会面时机成熟了，但没想到艾森豪威尔又以“怀疑这会成为苏联宣传的机器”为由再次劝诫丘吉尔三思此事。整个1953－1954年，年届八十的丘吉尔都在不遗余力地为此事周旋。也正是在这些来往于大西洋两岸同艾森豪威尔磋商的信件中，丘吉尔提到三国领导人会面从而推动一场“峰会”的可能性：“一场峰会的和谈总不会让局势恶化吧。”他甚至向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提议，不管美国总统参加不参加，英苏首脑会晤都要举行。但遗憾的是，1955年初丘吉尔退休，他只好把举办现代国际关系历史上首次“峰会”的殊荣交给了最终被他说服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当初提议的三国领导人峰会也最终变为了美、苏、英、法四国领导人参与的日内瓦峰会。由此开始，“峰会”一词先是由西方新闻媒体广泛使用，从而在国际关系领域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并进而成为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对正式首脑会晤的称呼。

“峰会”特有的符号价值

在冷战的特殊背景下，丘吉尔的遭遇让首脑峰会的符号意义不言自明。没有人会相信，领导人坐在一起只是聊聊天那么简单。但我们也可以说，单是碰头聊天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让媒体大书特书的了，这也是为什么艾森豪威尔担心被苏联利用，反过来成为他们的宣传武器。但艾森豪威尔的担忧或许也是丘吉尔的希冀，他相信这几个国家的领导人们坐在一起，是能够对当时的世界局势产生积极影响的。不管是否能促成实质的谈判结果，各位国家元首的碰面意愿就能为当时充满敌意的世界释放一些善意的信息。或许也正因如此，冷战时期的大国并没有禁止首脑碰面，从而为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在1959年联手上演的“惊动世界的13天”，毛泽东和尼克松在1972年的会见，以及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一系列峰会打下了基础。

首脑会面的符号价值甚至可以追溯到中世纪，1077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亲自前往卡诺莎城堡觐见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以期获得宽赦。这不仅是亨利四世的个人行为，也是严苛背景下世俗领袖屈从宗教领袖的象征。领袖会面的仪式感与其背后所代表的权力紧紧相连。进入现代，“峰会”也就自然与权威、决策、“说了算”等印象联系在一起，因为峰会是国家首脑参与的会谈。围绕峰会的时间、特别是地点的讨论都展现了外交场上的斗智斗勇。在中世纪，国王们往往会选择在一条河中间的船上碰面，还要在中间立一道木板确保避免来自对方的人身伤害。进入现代，木门和小船已经不能应付安保需求，场面上也显得寒碜，外交家们不得不在地点的选择上大费脑筋。特别是双边峰会，地点所在位置相对中立，又必须提供足以应对现在各种威胁的安全保障，还要考虑满足首脑的个人习惯和喜好，实在并非易事。

“峰会”与外交手段的更新

撇开冷战时特殊的“敌我矛盾”，丘吉尔的遭遇还说明了二战后期领导人的频繁会晤其实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来国际关系历史的“非常态”现象。在厄内斯特·撒图（Ernest Satow）撰写的《外交实践指南》（A Guide to Diplomatic Practice, 1957）中提到，1776-1914年间召开的42次主要的国际会议中，有国家元首参与的仅有一例，那就是维也纳和会。年轻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到场（多数时间居于幕后），更多是为了在瓜分波兰的问题上抢占先机，而并非出于国际惯例。事实情况是，维也纳和会首先是一场外长会议。对当时的欧洲国家来说，国家主权与自由平等的概念日益深入人心，现代民族国家所要树立的形像逐渐要求它们和那些与传统封建王朝、宗教神权纠缠不清的国家统治者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外交事务的复杂度不断提高，对专人处理的需求也随之增加，也让那些很长时间内都不得不把“家事国事天下事”混为一谈的欧洲君主和宗教领袖终于可以歇一歇。

可进入20世纪，首脑会晤的外交形式重新获得了发展空间。1955年日内瓦峰会召开后，更是成为国际社会热衷的外交手段。当初叱咤风云的欧洲外交家们如果发现，今天的外长会议很多时候只是为了首脑峰会做准备的时候，只怕是会大感失望。单从“峰会”这个词本身，就足以感受到人们对于首脑会晤的热情——登顶国际事务，一览众山。也是从此时开始，美国率先抓住了峰会外交的契机，把这一形式转变为于己有利的重要武器。诚然，美国战后的国际地位有助于美国推动峰会外交的形式，但另一方面，从威尔逊和罗斯福开始，肯尼迪、里根、克林顿……历任美国总统的广泛参与又为美国巩固了这一国际领袖地位。

“峰会”的划时代意义

毫无疑问，峰会外交在当代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自古至今，领导人的正式会面始终都是重要的外交纽带。根据《左传》记载，中国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类似首脑峰会的会盟制度，整个春秋时期数量就多达两百余次。在著名的葵丘会盟时，齐桓公还代表诸侯国宣读了共同盟约，或可称为春秋时期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毋雍泉，毋讫籴，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即不准筑坝截流；不准在饥荒时囤积粮食；不准随意更换太子；不准扶正妾室；不准让妇女参加国家大事）。

领导人的直接会面有助于在重大问题上迅速达成共识，并将这一共识迅速传递给公众。因此，重大峰会往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89年12月2-3日的马耳他峰会被一部分人看作是冷战结束的标志。因为正是在这次会晤的联合记者会上，戈尔巴乔夫宣布“世界正在离开一个时代而迈向一个新的时代”，老布什则回应称“我们能够实现长远和平，并将东西方的对立转变为长远的合作关系。这正是戈尔巴乔夫主席和我此刻在马耳他揭开的未来序幕。”如果我们回顾冷战最后几年的历史，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同美国总统召开的峰会数量竟高达12次。其中，最后两年内，戈尔巴乔夫同老布什先后参与7次领导人峰会。首脑峰会可以推动国际与区域局势的稳定，是重要的和平符号。

峰会的高灵活度与亲和力

首脑峰会比一般的外交形式灵活性更高，也更具有亲和力。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对峰会频繁召开功不可没，对日理万机、公务缠身的国家领导人来说，能够随时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岂不是一件颇具吸引力的事。

也许正因如此，峰会机制也遭受诟病。不少人认为领导人在台前过多抛头露面，削弱了外交本身的严肃性。“国际政治高层圈的男男女女们都更擅长察颜，而非读书。因此，他们把过多关注放在了自身的形象，而非传统的、成文的外交规范上。”（Jan Mellisen, 《峰会外交时代的到来》，Summit Diplomacy Coming of Age）这样的评论或许过于尖刻，特别当我们考虑到如今的外交模式已逐渐脱离早期精英把持的轨道，开始吸纳更多普罗大众的声音，国家领袖参与峰会外交的选择在某些时刻或许也是大势所趋。每一张峰会上领导人欢聚一堂的照片都在新闻媒体不断扩散，让那些颜值高、有特点的政要足以媲美网红。更不用说每位领导人会面的举手投足、微笑和眼神都在被不断放大，给予观众足够多的参与评价国际事务的空间。无论是初来乍到的年轻领袖，还是经验老道的政坛常青树，他们都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提高影响力，扩大朋友圈。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人会拒绝峰会。

诚如基思·尤班（Keith Eubank）所言，“峰会不该是国际社会的抗生素，指望一剂就能解决问题。国际社会积累的痼疾需要经年累月的时间、人力的投入，和深思熟虑的打算。”无论如何，大部分国家领导人愿意暂时放下语言、文化、地域、政见的隔阂，耐着性子听对方对指点江山，都不是一件坏事。如果峰会成为规范有效的常态机制，不正是“经年累月的时间、人力的投入，和深思熟虑的打算”？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