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着除夕夜的视频，大舅最后摸了一次母亲的脸丨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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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邓安庆

编辑 | 林柳逸

睡意朦胧中忽然听到楼下的开门声，随即是电动三轮车碾在沙子上的声音。我知道母亲要往大舅家里去帮忙了。昨天晚上她上楼来跟我说：“你七点过去就好，多睡一会儿。”再一次睁开眼，是哥哥叫醒我的。他让我赶紧洗漱，他在楼下车里等我。从温暖的被窝里起来，随即被冰冷的空气包裹住。一边哆哆嗦嗦换衣服，一边找裤子，这才发现昨晚脱下的薄裤子变成了厚裤子，应该是母亲夜里悄悄上来换的。母亲是对的，出门时，冷得直哈白气，稻场前面的菜地下了白白的一层霜。上了哥哥的车后，我问：“爸不去吗？”哥哥摇头，“他走不动路，别折腾了。”

大年初一那天晚上，母亲来房间找我聊天。说父亲的病情，说去年的收成，说我工作的事情，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临到走时，母亲的手机忽然响起。一接电话，是大舅妈打来的。母亲手机的声音很大，我听到大舅妈带着哭腔的声音，“大妹哎，你哥今天晚上七点走了。”母亲惊讶地问：“么回事？昨天我们还说话的。”母亲说的是除夕夜我们拨打视频过去，还跟大舅通了话。那时大舅被他大儿子也就是我松哥接回了家，躺在沙发上，借助制氧机吸着氧气，跟家人们在看春晚。母亲叫了他一声大哥，他已经无法回话了，因为没有牙齿两颊松垂，眼睛盯着视频对面的母亲，抬起手摸了一下视频，像是要抚摸一下我母亲的脸。我们不会想到，那是母亲与他的最后一面。

大舅妈继续跟母亲交代一些事情。因为大舅去世，肯定要回到老家安葬，所以需要母亲这边先去大舅家收拾一下。母亲连连说好。我坐过去，搂着母亲。挂了电话后，母亲没有痛哭，相反看起来很平静。可能也是因为大舅生病多年，母亲早就有心理准备，也可能是她还没有完全接受这个事实。母亲让我搂着，没有动，手里捏着手机，半晌没有言语。我想倒杯水给她，她忽然站起身来，“你先休息。我下去了。”我问母亲，“你没事吧？”母亲说没事，出门下了楼。我在房间里坐了一会儿，不放心，下到一楼，母亲正在与人通话，听内容是联系刻墓碑的人，问他能多长时间把墓碑刻好；又听到她联系事关葬礼要准备的其他事宜。

母亲的过于平静，让我反而有点担心。母亲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妹妹，这些年来随着子女定居的城市不同，他们也住在了不同的城市。平日很难见到面，也就每回过年通通电话拜个年。大舅离去，在老家的母亲，在深圳的二舅，在江苏的小舅，在北京的姨娘，都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我不知道大舅妈有没有通知他们，只知道大舅大年初二在广州火化后，他的家人会连夜开车赶回老家办葬礼。而唯一一个在老家的母亲，开始为葬礼做先期的准备。乡村的葬礼极复杂，各种仪式都不敢出纰漏，该准备的都要准备起来。

联络完相关的人后，母亲站在过道上发愣。我过去叫了一声她，她才回过神来。我又一次抱抱她，“妈，你要是难过，就不要忍着。”母亲叹了一口气，“不能想。”停顿了一会儿，又说：“不能想。”她转身往堂屋走，“大哥是个极好的人，他一直对我都非常好……”母亲说的，我都明白。除夕视频里大舅脸是浮肿的，这跟我记忆中那个干瘦的大舅很不一样。大舅个子不高，背略微弓起，双手喜欢背在后面，因为长期在外奔波，皮肤黑黑。初看起来，这是一个严肃的人，脸上总是带着若有所思的神情。但跟他接触久了，就知道他是一个极和善的人。我总记得母亲带我去他家做客，他低身冲我一笑，“又长高了。”接着，微笑地看我母亲，“大妹哎，你又瘦咯。”那个时候，父母亲为了供我和我哥读书，跑到江西种地，过得极苦。母亲还有胆结石，时常在床上疼得直呻吟。这些大舅都知道，时不时会悄悄帮衬我家。这些好，母亲都记得。

其实，大舅家里也不宽裕，他要养三个孩子。一开始，大舅跟母亲一样，都在种地。但他不甘于此，总想去“折腾”。在我这些年的记忆中，他一直是一个“创业者”。小时候，我还记得在他家二楼，养了很多兔子，肥肥壮壮，一个个蹲在那里啃菜叶子，这些可爱的小生命是大舅养来去卖的；又有一段时间，大舅忙着做谷酒，然后到四乡八村去卖；还有段时间，他跟人合开榨油厂，给我们这片村子提供菜籽油……种地很难养活一家人，我家就是例证，而大舅不甘于困在田地上，东奔西闯，去寻觅更好的挣钱方式。我总记得他赶路的模样，是的，不是在走，而是在赶。别人跟他打招呼，他“嗯”一声，又急急地奔到前头。毕竟，好多事情都需要他去做。他不能停下来。

可是，大舅也并非只晓得忙活而不懂生活的人。在他家的侧边，有一个花坛，种着一株木芙蓉，秋天来时，朵朵红云，点缀枝头，煞是好看。母亲带我来做客时，特别喜欢站在枝头下看那阳光洒在花瓣上，啧啧赞叹。大舅见母亲喜欢，特别给了母亲几枝拿回家。而在原来堆放杂物的侧院，大舅还搭了葡萄架，到了盛夏季节，葡萄叶下阴凉如水，进去后热汗收干，听得外面蝉鸣阵阵，大舅在前面灶屋忙活，见我在，笑笑便说：“要是热，屋里有风扇。”回到屋里，我表哥、表姐在做作业。他们一直成绩很好，在镇上的中学读书。我羡慕大舅能买书给他们看，尤其是那一套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表哥一直很珍惜，不肯借给我看。大舅对他们，是不遗余力地疼爱。只要他们愿意读下去，他就一直供下去。这一点，跟我母亲的态度一样。

大舅因为是家中老大，很多事情都是他在默默承担。他不是一个爱表达的人，乡间多人事纠葛，创业也有诸多烦难，他都一并接受，不去辩解，只是埋头做事。二十多年前，外婆外公两年之内接连去世，大舅身为长子，操办葬礼，也是一件件去做好，并不多言。我只记得那时候他没有跟母亲那样哭得不能自已，反而是冷静地交代这个吩咐那个，事情有条不紊地推进下去。他会偷偷地哭泣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已经走在了他妹妹、弟弟的前面，成了母亲需要为之忙碌的人了。再次去看母亲时，她又一次打起了电话，还是关于葬礼的事情。我想有这些复杂的葬礼，某种程度也是一件必要的事情，至少对于活着的亲人们来说是必要的。在准备葬礼的忙碌中，人陷在所有琐细的事情上，不必被悲伤全部占据。

大年初二，大舅火化了。他一家人带着他的骨灰往老家赶。母亲白天去大舅家收拾了一下午。晚上忙完事下楼来，去前厢房，父亲躺在床上看电视，我问：“我妈呢？”他摇头说：“我不晓得。”随即往后厢房去，房间里是黑的，借着微弱的光，我看到母亲坐在床上靠着墙正在哭。我坐在她身边，握住她的手，没有说话。母亲声音小小地说：“我没有哥哥了……”话还没说完，又一次哽咽。过一会儿，父亲过来，看了一眼母亲，说：“明天大哥回来，你不要哭。”我问为什么，父亲回：“你不晓得你妈哭起来几怕人。以前你外婆外公死，她每次哭起来人都昏了过去，手脚都勾了起来。”父亲说的这个事情我也知道。母亲生气地大声说：“要你管！”父亲退后一步，“你掉眼泪可以，不要那么哭起来。”随后，又回到了前厢房。

大舅家不远，不一会儿车子就开到了。堂屋正中间的桌子上放着大舅的骨灰盒和遗像。小舅、姨妈连夜从各自的城市赶了回来，表姐表弟们也纷纷到了。很多的面孔，既熟悉，又陌生。他们见到我，也要稍微想想，才知道是谁。大舅妈比我记忆中苍老了许多，她一会儿搬个桌子，一会儿又嘱咐儿子去准备什么东西，一会儿又去厨房下面，但一个事情与下一个事情之间没有连系，只有定不下心来的忙乱。她没有往桌子上看一眼，就像是不存在，眼睛却是红肿着。大舅的儿女们也是，这里忙一下，那里忙一下，却都看不到头绪，唯有人来磕头，他们的眼睛突然湿润起来，仿佛是停的那一刹那间就会被悲伤紧紧地揪住。

亲戚们送来的花圈在屋前摆满了，乐队的洋鼓洋号也都来了，做法事的道士开始念经了，大家跪在堂屋，母亲跪在我前面，她的哭声和着道士的念经声，像是缠绕在一起的绳子，把葬礼的哀恸气氛提了起来。阳光照了进来，却一点暖意也没有。冰冷的水泥地，鞭炮的碎屑随风飘起。一个曾经在这个屋子里生活了几十年的人，再也不能从这个厢房走到那个厢房，再也不能在楼上养兔子、在边房做豆腐、在屋后种菜，再也不能叫一声“大妹”……他永永远远地离开了我们。

我忽然想起松哥跟我们说，“他这一段时间一直住院，连东西都吃不了，药也不愿意吃了。他总是问大年初一还有几天，我知道他是要在家里过一个年。终于撑到了大年三十，跟家人过了一个除夕。大年初一就陷入了昏迷，直到晚上七点半过世……他总是为了我们着想。大年初一走，我们也正好都有假，给后面的葬礼、头七都预留好了时间。一点不想给我们带来任何麻烦，到死都如此。”亲戚们听了都连连点头，“他这一生都是这样的人，从来都不想麻烦别人。”姨妈接着说：“每次他从广州回来，就到我屋转转，留他吃饭也不吃，也不说什么。就来看看我这个小妹过得如何。晓得我还好，待一会儿就走咯……”

开始出殡了，我被安排拿着花圈走在了前头，送葬的人跟在后面，远远地还能听到母亲的哭声。回头望去，她跟她的妹妹走在一起，虽然夹杂在众人之中，看起来还是那么孤单。冷风吹来，花圈鼓起，我艰难地把它靠在身上才不至于被吹倒。穿过国道时，迎面来了一溜装扮一新的婚车。它们停下来，让我们先过去。新的一代人结婚，老的一代人离去。这条路上来来往往的人，都要走自己的路。

等众人挖坟坑时，我抬眼看到母亲往坟地边上走，便跟了过去。等我赶上时，母亲已经到了外公外婆的坟前，跪了下来，“父哎，娘哎，大哥已经过去了。你们在那边团聚了。”我也跟着磕头，然后扶着母亲起身。她走到墓碑前，摸摸碑头，又摸摸碑身，没有说话。我陪在旁边，也不说话。那边，坟坑挖好后，立好石板，松哥跪着把大舅的骨灰盒放了进去。道士念完经后，开始填土。一捧土一捧土下去。我没有大舅了。母亲没有哥哥了。

葬礼结束后，我们一行人往回走。冬日的麦田空旷无人，通往村庄的路上拜年的车子来来去去。此一处，彼一处，鞭炮的声音还在延续着过年的喜庆。母亲没有跟着回来，她还想在墓地待一会儿。我跟松哥他们慢慢往垸里走。松哥问我这些年的生活，我有一句没一句地回答。走到一处，我指着脚下的路：“我一直记得二十多年前，就是在那条路上，你和我大舅在前面走，我不知道什么事情跟在你们后面。大舅问你想找什么样的女孩，你说了你的想法……”跟在我身后的松哥爱人插问道：“他怎么说的？”我笑笑回：“忘了。”我看看她，又看看已经五十多岁的松哥，再看看他那上大学的孩子，眼睛一酸，什么也说不出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