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过年，父亲说他最想要的年货是一盏大红灯笼｜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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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阎海军

编辑 | 吴筱慧

编者按：

在重启的时间节点和全面复苏的生活秩序中，全新的一年幡然铺展于我们眼前。崭新的岁月里，我们将与无数全新的惊奇相遇，也期待能与那些怀恋已久的往日烟火重逢。镜相栏目此前发起「疫中重逢」主题征稿，试图记录这个春节里的日常观察、沿途见闻或人物故事，在新的开端之下，讲述这个不普通的新年。

下文是本专题下的第六篇作品，冬雪覆地，故乡一片苍茫。作者驱车回到家乡，参与家族的祭祖仪式，熟悉的习俗日渐消失，乡村社会也正在经历着剧烈的转型，遗失的年味还回得来吗？

回乡的路，总有不畅

过年的情绪是有传染性的，周围的人“轰”一声，说要过年，你心里也就难以抗拒地想过年了。

尤其对于乡村社会长大的人而言，过年的记忆普遍大量地占据着脑容量。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故土在城市工作生活，返乡也逐渐成为热词。

前两年由于疫情，春节难有大规模迁徙。今年人口流动又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距过年还有一周时间，出版圈的朋友已经正式放假了，很是让人羡慕。做传媒的人，总要坚守到最后一刻才能回家。有一年，逼近年三十，领导还在“关心”民众。编辑部的人心急如焚地等啊等，等到下午才能完成编发工作。遇到这样的时刻，返乡的路总得摸黑。

2022年春节前，冬雪覆地，故乡一片苍茫。走夜路进村时，车子打滑转了两圈。路边崖畔没有防护栏，第一圈转起时，头脑发蒙，顿时产生了失去一切的念头。两圈转完，车子反弹到道路内侧墙根，停定。老半天才回过神。

我下定决心，以后返乡再也不走夜路。

故乡全貌

今年比较顺利，年三十前一天的工作，赶在下午2点多就完成了。下午4点，我就开启了返乡的旅程。两百多公里，三个多小时，到达镇子时，前路难行。这一天，是一年之中集镇的最后一天逢集，没有采购年货的农民，要赶在最后完成任务。已经采购了年货的人，还要在这一天再来补点仓。有记忆以来，腊月里总是集镇人最多的时候。故乡的集镇在一条公路旁。我世纪初离开故乡前，农民赶集都是骑自行车，街道车水马龙，溢出来的人车会造成公路拥堵，但只要有汽车经过，汽笛长鸣，人总会慢悠悠让出一条路，不至于道路完全被堵死。

如今，街口溢出来的是汽车和人，公路被堵得严严实实。一位身穿制服的交警拿着小喇叭不停疏导，而好不容易疏导开的口子，瞬间又会被不守规矩的车子弥合。

暮色正在降临，交警的身影倍显单薄。一辆加长货车，被卡在街口，交警疏导周围的车辆避让，我识趣地将车排在了一辆靠右停止的皮卡后面。我们左面，停放着一长串不知车主去向的汽车。不一阵，后面的来车有的依次排了队，有的开进了路中间的通道。交警很快被车辆淹没了。

耐心等待，半小时后，街口对面的通路被打开。这边不守规矩抢道中间的车一溜烟开走了。我跟在他们后面一边走，一边想秩序的建立问题。惯用理论的人肯定会从“破窗效应”之类的总结中找答案。我思考的倒是另一个问题，集镇上的先辈，多是自行车都骑不起的赤贫农民，他们的后辈走出乡土，如今返乡驾驶汽车时耀武扬威不守规矩的神气，到底习自何方？是乡村固有的弊习，还是城市染来的疾患？

因为车多为患造成交通大拥堵而延迟回家，想想上世纪以及更早的前辈们外出的艰难情况，刚好是两个极端：无车可乘，难出远门；车多拥堵，寸步难行。

回到家，夜已深沉。突然撞开大门，站在屋中时，年迈的父母都露出了惊异的表情，“你回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每次返乡，父母都要这样问我。

我一直不按他们的期许做。我知道，一旦告诉他们何时回来，他们总要翘首期盼。一旦遇到堵车之类的插曲，总会延误时间。人老了，经不起太多反常事物。

祭祖是过年的重头戏

在陇西黄土高原上的乡村社会，过年最大的任务，莫过于祭祖。过年最隆重的事情，也莫过于祭祖。

中国在商代时，领袖的主要任务就是请求先公、先王作为人神之间的媒介，向自然力量祈求保佑，避免灾害，这反映出了对祖先的崇拜。

许倬云在《中西文明的对照》一书中认为，“中国古代的祖先崇拜，可以说是从死灵崇拜发展而来的。这一转化，必须有对于家族血脉的认知和观念，才能经过家族系统，回头去祈求祖先的保佑。……有了祖先崇拜，显然，也会有对于传统的尊重，凭借宗族和婚姻关系延伸出的网络，也成为链接、合作的系统。于是，家族伦理和尊重传统这两个观念，数千年来建构为影响中国人行为的价值尺度。”

祖先崇拜是村庄结构中生命仪式感最强的标志性符号。记忆中，每年祭祖的时候，整个家族的人都要来我家参与祭拜。父亲在兄弟之中排行最小，奶奶晚年生活在我家，所以祖宗的牌位也都在我家里。腊月三十的下午，各家人会将准备好的纸张，拿到我家制作纸钱。手头宽裕的买白纸，手头拮据的买粗麻纸。后来，粗麻纸不见了，大家更热衷买印刷好的冥币。自制纸钱必须用铁制锐器，在折叠好的纸张上打制出半圆形的花纹。

一切准备妥当，全族人都会到齐，然后开始请“纸”（即祖先神位）。所谓请“纸”就是把做好的纸钱，分给每位逝去的人一沓，置放于饭盘中。族中长幼次序不等的人分别端饭盘，来到村口，将祖先的灵魂请回屋内。纸钱成了祖先灵魂依附的载体。

整个请“纸”过程很庄严，大人们个个神情凝重，但孩子们一个个嬉皮笑脸，这个时候可以合法地大放花炮，体味烟花爆竹爆裂时的欢乐。

“送纸”：向每位逝去的祖先烧掉纸钱，意味着当年正月的祭祖仪式圆满完成。

我的家族正月里祭奠祖宗是三天。从腊月三十请进来，一直到正月初三送掉。送“纸”前，要将条桌上供奉的纸钱按之前分好的单位进行细分。由于之前纸张为了打出半圆形花纹，已深深重叠，现在要一页一页分开。老一辈总会吩咐年轻人，“分仔细，分不开的纸钱是假货，阴间不收。”

每个先人的纸钱不能混合，必须严格分开。这可能是人间“亲兄弟明算账”的写照吧。纸钱全部分好，再装入饭盘。依旧按照长幼次序列队出发，到请“纸”的地点将所有纸钱烧光，就算送掉了先人。整个祭祖过程，好似魂灵来人间作了三天客。

进入新世纪，家族中很多人在外地工作或者打工，过年也不能回家，家族成员祭祖的人数严重下降，再也见不到数十人一同祭奠祖先的热闹场面。再后来，二叔和三叔相继去世，堂兄们都要各自祭奠父亲，家族的祭祀活动变得异常繁琐。去繁就简，家族的所有祭祀都改成了腊月三十上午请进来当夜送走。

乡村的一切都有严格的仪轨，老一辈人的生存向来依循着仪轨。改革后的祭祀活动，依然处处彰显长幼次序：大家最先来我家请“老纸”（所有逝去的祖先），之后去二叔的儿子家请“二叔”，然后去三叔的儿子家请“三叔”；“送纸”反过来，先送幼再送长。这样做的目的，尽可能让最尊重的长者接受更多的祭奠。

往年，我们都是按照这个流程祭祀逝去的先人。2023年，在我家完成请“老纸”的程序后，我没有再去随同大部队参与祭奠二叔、三叔。我选择了在家里陪父亲贴对联。父亲已经76岁了，每年我们请完“老纸”去祭奠“二叔”、“三叔”时，都是父亲一个人在家贴对联。

过去很多年，都是父亲一个人完成这项工作。

父亲一生隐忍，少言寡语，想想他一个人贴对联，其实是一件孤独的事情。对于我的动议，父亲很高兴。小时候，干任何农活或者类似祭祀的事，都是父亲主导我帮工，2023年，完全反转了。父亲帮我做了浆糊，我们冒着零下二十度的严寒，完成了五个大门的对联张贴。

我的举动对二叔、三叔的后代而言，不够礼貌，但我想尽可能让父亲开心一点。贴好对联，吃过午饭，我专程去给二叔和三叔磕头上香，表达敬意。

2023年，我和父亲一起贴对联。

我们家族依然联合起来祭祀祖宗，拥有宗族共同体意识。村中有很多类似的家族，因为老一辈人的去世，大宗族共同祭祖的形式也宣告解体，家族由此变得四分五裂，各行其是。

早前，正月祭祖期间，村庄还流行互相“拜纸”。各姓男子互相走动、串门，进入对方家中，第一件事先给对方祖先下跪磕头，逝者为大的礼数备受尊崇。这种走动能够沟通情感、促进社区融合。

春节期间，村庄的年轻人冒着风雪互相串门。

不过，“拜纸”习俗正在日渐消失，即便同族同胞，都减少了走动，更别提另姓人之间的交往。

2022年春节，父亲在城里过年，我们家族的“老纸”祭奠，依然在我家举办，我专程赶回家协助大哥张罗祭祀。当地“坐纸”讲究活人一定要陪着先人。年三十下午，我一个人陪祖先，父亲的李姓发小和大哥的孙姓发小先后前来“拜纸”，令我很是感动。

2023年深夜，祭祖进入尾声，我和父亲一起陪先人，等待家族中其他人前来“送纸”，大哥的孙姓发小完成自家祭祀后，再次前来我家“拜纸”。我答应来年一定要回拜。

正月初三，父亲的李姓发小前来串门，提起先一年“拜纸”，说他看见我一个人陪先人，“很可怜”。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对“可怜”之论不大认同。

遗失的年味

回乡过年，每年正月初一的早晨，开门的炮声总能震醒我。

初一是一年的开头，人们祈求开门见喜、全年平顺。开门放炮的目的是祛除邪恶。

初一的炮声响过之后，村庄就陷入了深沉的清寂。

记忆中的乡村年俗，很繁华。每到年关，人人思归，无非是冲着那些美好的记忆。但目下的乡村，基本找不到太多年味儿了。

小时候过年，光是祭祖，就要进行三四天。这三四天，族中亲人每天来往，吃喝不断，很是热闹。如今，简化祭祀，年三十热闹到后半夜，大家离开后，时光迅速归于寂静。

小时候，村庄还没有通电，每年过年，大家都流行出高灯。找出木椽或者绳索，在院落旁的高树或高墙上，挂起一盏红灯，里面放煤油灯盏，从正月初一持续挂到正月十五。黑暗的夜，有了星星点点的红灯笼，顿觉村庄有了希望和温情。

父亲不太娇惯孩子，小时候他从来没有支持我做过高灯。有一年，我偷偷从扫帚里抽了几根直溜的竹棍，尝试扎灯笼，被父亲发现后一顿训斥，便拉倒了。陇中高原寸草难生，竹扫帚都是外地进来的稀缺山货。农民缺钱，买了扫帚都十分珍视，我的小制作要破坏物件，这在严厉的父亲眼里属于不务正业。

再后来，姐姐成婚了。还没过年，我去姐姐家时，看到姐夫家有铁丝，他又吹嘘说自己会做红灯笼。姐姐姐夫送我回家的时候，我就抓住了机会，一哭二闹耍死皮，央求姐夫给我做个灯笼。姐姐见状只能下旨。姐夫领了命，回去真用铁丝扎了一个灯笼架子，赶在正月初三转岳丈的时候，才送了过来。我喜出望外偷了父亲写对联剩下的红纸做了裱糊。由于扎制的铁丝骨架过于稀松，裱糊出来的灯笼并不太圆。我在门前的一棵大椿树上绑好滑索，用绳子每夜升降，很是开心。那也是我平生唯一一次出高灯。

再后来，村庄对面另一个县的村庄通了电，人家每年过年故意加挂瓦数大的灯泡，惹得我们村里人干瞪眼，干羡慕。进入新世纪，我们村里也有了电，挂起电灯的人们对红灯笼完全失去了兴趣。

有年过年前，我问父亲需要什么年货，他说什么都不要，有大红灯笼买一个。父亲对天安门城楼上的大灯笼念念不忘。经历过赤贫的他对大红灯笼背后的殷实充满羡艳。我很善良地满足了他的愿望。想想他在我小的时候不支持我挂高灯，其实我多少有点愤懑。人老了就成了老顽童，获得灯笼的父亲自己往里面放了瓦数最大的灯泡，每年都要在过年的时候拿出来挂到最高处。而此时的我对此毫无兴趣。可见，事物总是在变。

素简的土墙庄院，大门挂上红灯笼，门楣贴上当地特有的——春叶（非遗文化项目），年味就出现了。

2018年带父母去北京，天安门刚好在维修，上不去。站在天安门广场，父亲想看大宫灯，城楼的大半截子都被脚手架遮住了。看不到。

小时候，初四一过，村里就开始筹办社火了。一个村庄能否拥有一支组织严密、节目内容丰富的社火队，是村庄是否有向心力、凝聚力的具体体现。社火要和周边乡村进行交流会演才更热闹。我们村的社火队去别村演出时，只有年龄较大的青壮年才会跟着去，我那时是小孩子，大人不让去。我们只能等到村里做主场的时候，才能一饱眼福。舞狮、耍灯、唱小曲，锣鼓喧天灯火通明，可谓一夜狂欢。非常遗憾的是，村里的社火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停办后，一直未能恢复。

没了社火以后，村里曾兴起过篮球运动。偶尔会在过年的时候开展篮球运动会，邀请周围村庄代表队前来比赛。村里的球队也会到别村去参加比赛。不过，近几年，篮球运动会也无人张罗了。

年三十，祭祖的人都在郑重地放炮，隆隆炮声大有攀比之风。除了鞭炮从一千响增加到一万响之外，大型礼花的燃放也在逐年增加。打工青年除了攀比开回家的汽车档次之外，就是用礼花燃放自己的体面。随后的日子，场院的汽车，巷口的礼花垃圾，都是过年隆重的象征。

过去人们十分重视的走亲访友，如今也有些浮皮潦草。一位村干部告诉我，如今的人走动，比如看望病人，大都提着远比过去高档的礼物，但是放了礼物，少有人关心病人的疾苦。而过去尽管困难，看望病人或许只能拿出几颗鸡蛋，但个个会围着病人问长问短，倾诉关爱之情。要是即将离世的老人，更会依依不舍地表达关切。

村民的闲暇时间被电视机和智能手机抢占，过年也不例外。很多人瞅着电视机，刷着小视频，一看就是大半晚上，也就懒得再去串门聊天、交流互动。

时代变了，因为物质的丰厚，因为城市化的进程，乡村社会正在无可适从地经历着剧烈的转型。所有的牵绊，将摇摆于未知的未来。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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