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社会︱中国式的人情与面子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反思西方社会科学的普遍性假定

我为什么要讲今天这个题目（从关系向度看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呢？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一个很难改变的特点，就是我们假定了西方所建立的社会科学内容应该是全世界都遵循的内容。也许学生坐在底下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老师在课堂上讲，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儿。那么一拍即合，学生也想听，老师也想讲。但是讲了一堆西方的东西，结果呢？毕业面临着要奔赴中国社会的各行各业，你发现你学的东西是用来考试的，你将面临的生活跟你学的那么多东西关系不大。虽说关系不大，我们的老师也有很好的理由——关系不大说明中国落后啊，中国在慢慢地进步啊，进步到一定程度就会跟我们讲的西方理论图景差不多了。这点听起来有道理、实际上不是如此。中国是在变，而且在巨变，但变来变去不会变成西方。中国的变化只是跟自己的传统不一样。但不是说变了，就成了西方了。

《我的中国心》里有句歌词还是值得你去想一想的——“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换一换表面的东西很容易，但你想换到骨子里面去，是很难的。比如，西方人结婚去哪结？“教堂！”（听众回答）嗯，好！那中国人结婚去哪里？应该是到饭店去结，对不对？好，现在你们来思考。西方人结婚要穿着表达纯洁的婚纱，双双走进教堂里去接受神的祝福。那么中国人也穿着洁白的婚纱跑到饭店门口去收红包，至多在教堂外面照相，但不会进去。这就叫“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我用这个例子想说明什么呢？你不会变成西方人，你是玩玩的，全世界好东西进入中国，我们都感觉好奇、时尚，所以玩玩。西方人玩真的，我们就是玩玩。什么叫玩玩？西方人到教堂结婚就说明他心中有上帝，心中有上帝还代表了上帝的唯一性。唯一性就说明，我信了这个信仰，信了这个神，别的神就不能再信仰了。一个西方人见到你，把胸前一个十字项链给你看。你说，“啊？你是基督徒啊？”他说，“是的啊”。你说，“我也有哎”。他说，“你也是的啊？”你就说，“唉，玩玩的”。然后手一伸，佛珠又出来了；脚一伸，脚链又出来了；把肚子一掀，本命年的红绳又出来了。你浑身上下都是随意的，玩玩的。你自己还会说“带着好玩哎”。这说明了你的信仰也是好玩，不必当真。

有人认为，这个重要吗？太重要了啊！这就说明了我们不能在课堂上假想，讲西方就等于把中国的事都讲完了。可见即使讲明白了西方，中国的事你还是不知道，因为我们缺少研究。这样一个想法，我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呢？我三十年前就开始想这事儿。中国人的行为模式是我三十年来一直想解决的一个问题。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就找到了三到四个概念来概括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哪三到四个概念呢？关系、人情、面子和权力。所以我在三十年当中就不断地研究关系是什么，人情是什么，面子是什么，权力是什么，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我就搞不懂，难道西方人就不讲关系吗？”——反思本土化研究中的文化分析路径的局限性

这一晃，三十年就过来了。但是我越研究就越发感受到了一个困难——听众靠常识就能攻破我做的研究。我来形容一下我跟听众之间会发生什么事。如果我在一个讲演中强调中国是一个讲关系的社会，那么听众不要有任何知识储备马上就能问出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就搞不懂，难道西方人就不讲关系吗？”我就只能说，“中国人的关系和西方人不一样哎。”他再接着问，“那哪儿不一样呢？”我就说，“中国人讲人情哎。”那他再问，“我就不懂了，难道西方人就不讲人情了吗？”我说，“西方的人情跟我们也不一样哎。”他问，“那哪儿不一样啊？”我说，“中国人的人情里面有面子哎。”他说，“那我就搞不懂，难道西方人就不要脸吗？”好了，我做了三十年的研究，人家三个问题就把你问没了。因为你要回答这三个问题，需要腾出一大堆知识加研究来回答，比如中国怎么就讲？西方怎么就不讲？或者是中国人讲、西方人也讲，那怎么就不一样？如果是中国人讲，中国人怎么讲？如果是西方人讲，西方人怎么讲？或者是我费了很大的劲在那儿反复地区分，大家听下来觉得还是没听出有什么差异，那我还是很失败哎，对不对？

所以，在今天的讲演中，如果我回到我以前写的书，照着里面的写法来解释人情和面子，你也会有这些疑惑。除非你是一个比较成熟和老到的中国人，你自己在中国的生活经历让你承认了，不用问我，你自己觉得中国确实是一个搞关系的社会，中国人很看重人情，很好面子。这就是你用你的生活来验证我讲的有道理。但是面对学生，或者面对从西方回来的人，他听下来会觉得没有道理。中国人讲关系，西方人也讲；中国人讲人情，西方人也讲；中国人要面子，西方人也要；中国人重视权力，西方人也重视。这又有什么不一样呢？所以在五六年前，我认为这个状况不能再继续了，我应该有一个办法能够尽可能地区分清楚，如果是西方人讲关系，他们会怎么讲；如果是中国人讲关系，我们会怎么讲；如果是西方人讲人情，他们可能会怎么讲；如果是中国人讲人情，我们会怎么讲；如果是西方人爱面子，他们会怎么爱；如果是中国人爱面子，我们会怎么爱。如果你真的有本事把这些区分开来，那我觉得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是一件西方的学术没有能力去做的事情。西方原先不做，是因为他觉得人都一样。现在你非要说不一样，那你就做给我看看。所以，我今天讲的就是我做出来的这个东西，要让你能够比较清晰地区分。

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重关系的社会。但是我们在寻找中国人重关系的根源时，通常的方法就是找它的文化根源。这是我们惯用的思维和套路。从文化来解释人的行为模式，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被大多数人采用的方法。那我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也用这个方法来研究中国人的关系。但是到了几年前，我慢慢地意识到，如果老用文化来进行解释，会有一个麻烦——你没有办法跟西方人对话。西方人一听文化不一样，他根本就不跟你讲。文化不一样，那不就是证明了，“你的行为模式非常奇怪，我们西方的文化很正常，你们中国的文化那么特别”。西方人认为，他们在很多地方是不考虑他们的文化的特殊性，反正人都是一样的，你非要讲不一样，那你就讲出了你的文化。

其实，无论东方西方，明明都有文化，可它们偏不讲文化，这样他们的理论才可以解释全世界。但我们中国人在研究行为模式时，非常情愿、非常主动地说我们有文化，我们的文化不一样。所以文化就成为解释特别行为模式的方式。反省了我们这样的研究方式，我终于觉得，这恰恰是我们自己眼光短浅，不能够用一个更开阔的视野把文化拿掉来讨论一些行为模式。如果我们也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的理论也就不再局限于只表明中国因为文化不一样所以行为不一样。这样一来，我就重新来思考，我这么多年来做的研究是怎么回事。

“所有的关系都发生在时空中”——从文化入手进入一般理论

那么，我经过思考以后，我终于决定要回到一般性理论。我暂时也不讲我们的文化，也搞一个一般性的理论。为此，我把人间的所有关系(我再也不单纯讲中国人了)都放在两个维度中：一个是时间维度，一个是空间维度。这下子文化没了，谁要跟我辩论，我就问他一条——是不是所有的关系都发生在时空中？请注意，我用的时间是时间性，时间性的意思不是物理的时间。它有长短之分，短程的叫short term，长程的叫long term。再来看空间性。空间性也不是物理空间，我想表达的是人的流动性。如果你是一个不流动的人，你一辈子呆在一个地方，你的交往选择性就很低了，你的关系是一种低选择；如果你是一个经常流动的人，你四处流动，你就是一个高选择的人。可见，关系的时间一旦有长短，空间上有选择，那我们就会把它们组合成四个象限，就得到了四种不同的关系：短程性和高选择性构成了松散关系，短程性和低选择性构成了约定关系，长程性和高选择性构成了友谊关系，长程性和低选择性构成了固定关系。

在这四种关系向度中，最值得开始思考的关系是松散关系。从字面上来讲就是时间很短，但是你的选择性很高。大家回到现实情境中去想，你跟什么人的交往是时间短而选择性高的？景区游人（听众回答）。哎！大家已经体会到了。我把这种关系称为松散关系。什么样的社会会提供松散关系？这个社会应该具备个人的自由度。什么叫个人自由度？我爱去哪去哪，我想找谁找谁，我不想干嘛就不干嘛，谁都烦不了我，没人能管我，这就有了相当的自由。只要我不违法，没有人能管我的事，这样你就拥有了一个很高的自由度。再往下引申，城市社会有比较高的自由度，城市社会里面有陌生人，陌生人的社会里面有自由度很高的人，自由度很高的人背后又有一个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叫做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会给人带来自由度。于是我们就连成了一条线，个人主义-自由度-陌生人-松散关系，这个向度里面的特点就出来了。

现在我们进一步思考，你虽然有个人主义价值观，你也喜欢自由，但是你总不至于永远在松散关系里面过一辈子吧？所以呢，松散关系接下来就会到短程性和低选择的向度里面去。大家思考一下，在现实生活中，什么样的关系会处在一个短时间的低选择里面？社团（听众回答）。非常好！我们今天的讲座就符合短暂性、低选择性。我们可能从三点讲到四点半，这就是短暂的、低选择的。什么叫低选择的呀？就是你不会找一堆老师在这儿都排好让你点，然后大家说，“我们要他讲！”“不！我们要他讲！”那还讲什么呢？所以呢，只能安排我来讲，一个半小时讲得好不好，你只好受在这儿，你的选择性已经没有了，但时间是可控的。这时你会发现，我们通常讲的企业、机关、学校等全部都在这里面。比如说，你作为一名学生，在报考学校之前，你是在松散关系里面的，然后你考上了这所学校，其实你还是有选择性的，这个学校的通知书发给你了，你也愿意来了，那么你和它之间就构成了约定关系。你也不选了，就是它了；把你分到这个学院，你也不选了，就是它了；把你分到这个宿舍，你也不选了，就是它了。但是它的时间性如何呢？它的时间性是四年就散伙。约定关系就是我和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打交道，为了构成短程性和低选择性，我要和你之间约定一个交往的方式以及交往的时间限制。有了这个时间的限定，你就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你还在短暂性、低选择性的向度里面。

还有一种可能性，你是从松散关系跑到长程性和高选择性的向度里面去了。在人类的交往中，什么样的关系是时间拉得很长、选择性很高呢？我们发现最符合标准的就是朋友。朋友就是时间拉得长、选择性很高。不能说我交往的人都是朋友，我要挑一挑，所以选择性很高。但是也不能说时间要有短程性。什么叫长程性？什么叫短程性？在这儿遇到了一个坎。我在这个单位工作了十年，长不长？我和这个朋友两年就散伙了，那这到底是长还是短？作为时间性，我认为，凡是被定义的时间都是短的时间，凡是不被定义的时间都是长的时间。什么叫被定义？我要到你这儿找工作，你说，“我们先签三年吧”。那时间就被定义了，就是我在你这儿要待满三年。但是我跟你谈得比较欢、玩得比较好，我说，“咱两交个朋友吧？”你说，“好的，几年啊？”（听众大笑）我突然觉得，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定义交朋友的时间，也许我们明天就不来往了，但因为时间不能定义，它依然是属于长的时间。所以我强调的是时间性，而非物理时间。时间性就是有定义的时间，有不能定义的时间。我就把这种不能定义时间但有选择的关系称为友谊关系。

现在我们来看西方理论为什么厉害？他们竟然在研究社会科学时，把我们讲的这三种交往类型都研究到里面去了。西方人既研究松散关系，又研究约定关系，又研究友谊关系。为什么你听西方理论会觉得讲得也有道理呢？这就是因为西方理论尽可能地覆盖人与人的交往关系。我区分出的人类社会一共就四个交往关系，西方人一下子就拿走了三个关系，而我们的学生在课堂上也就以为全世界就这三个关系。但我把这个图一画出来，大家才发现人类实际上有四种关系。

但我们不要忘记，还有一种关系是长程的、低选择的。大家想一想，时间没完没了，交往对象还不能挑，这样的人在你生活中是什么人啊？家人（听众回答）。对！你跟你的家人限定过交往的时间吗？没有。你跟你的家人有过分手的那一天吗？分手在中国叫离家出走，叫背井离乡，这些在中国都是贬义词。我们特别喜欢在一种长程的、低选择关系里面生活，我称之为固定关系。用固定关系对照现实生活，我们就发现它竟然就是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的血缘和地缘关系。这是理论上的一个重大发现啊！从关系向度来看，中国人的关系实际上不是文化的问题，它是一个属于时间上长、选择性低的关系向度。那我的这个理论发现是一个一般性的、或者叫形式性的发现。我不是用文化来解释的，而是上升到了形式的解释。在固定关系的向度里面，没有陌生人，没有自由度，也产生不出个人主义。在我们的观念里面，中国人的关系设法要把你绑在身边。至少你走得再远，我这根线是能牵着你的。我一旦有事，一个电话，你立马就回来了。你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下面有更多的道理我不在这儿讲，你慢慢去思考。

“固定关系是产生人情和面子的基础”——再从一般理论回归文化

我们发现，中国人的固定关系会带许多你所熟知的关系特征。首先是忍。忍在这个关系中变得很重要。不忍，你能怎么办呢？都不退出，那你只好忍呐！忍就带来一个局面——和。但又怎么和呢？面和心不和，结果就变成了表里不一。所以只要你把人一固定，所有中国人的关系特征全部都能从里面推导出来。请注意啊，这就叫理论。当我们确立了一种关系之后，里面的很多特征我能够把它推导出来。

固定关系是产生人情和面子的基础。人情、面子是从哪里来的？它是因为中国人要过固定关系。松散关系里面讲不起来人情和面子，松散关系只有AA制。你知道AA制的产生地在哪吗？码头。水手登岸后都往酒吧跑，他们都知道，我这辈子说不定见他就这一次，他见我也就这一次，现在我们俩个同时聊天、喝酒，那只能各付各的钱，所以AA制就是在码头建立的交往模式。但是在中国呢？中国不能这样，中国人吃饭要请客。我们要问，“谁请客啊？”“那当然是我勒。”“哎，那行。”为什么要请客啊？因为长程性，你小子跑不掉嘛。你以为这一辈子就只有我请你这一次啊，你敢这么玩，我见你一次，见同学一次，我就提一次，“某某小子哦，我上次请他吃饭，他竟然到现在都不吭声哦！”你受得了吗？大家都在固定关系里面，大家一见到你就问，“那个人请你吃饭，你怎么老不回应哪？他见到我们就谈这事！”硬把你逼回去，那你就再请他吃啊。这就是中国人，对不对？！

所以，从固定关系中，我用逻辑方法就能推导出中国人行为模式里面的特征。然后我反过来就可以告诉你们，人情和面子就在固定关系的这个向度里面。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回应，如果西方人看重松散关系，他是讲不出人情和面子的；如果西方人看重约定关系，他也是讲不出人情和面子的；如果西方人看重友谊关系，他可以部分地出现人情和面子的。但最严重的还不是友谊关系，应该是固定关系。这就很清楚了！为什么我们说西方人也有人情和面子呢？也许他想在友谊关系中去找一点人情和面子。但是没有中国那么严重，没有中国表现地那么完整。它只是那么一点点意思。为什么它是个小意思呢？因为西方人是从松散关系到这个里面去的，所以他在友谊中依然强调了个人主义。我和你是好朋友，但是我们依然强调个人主义。强调个人主义就会怎么样啊？好朋友也不能越界。不能因为是好朋友，你想怎么样都可以，那这样只能散伙。

西方人拿个人的这一套到社会上去玩，中国人拿家的这一套到社会上去玩，玩到最后，中国人满街都喊哥和姐。今天送外卖和送快递已经到哪一步啦？“亲！货到了。”这就叫拿家里的来玩社会的。中国人自然也会从固定关系走到约定关系，固定关系怎么走到约定关系里面去呢？明明我们在签约，中国人却认为签约不重要，把关系搞好依然很重要，把关系搞和谐很重要，组织、企业、机关、班级中勾心斗角很重要，家长制很重要，拉帮结伙很重要。中国人把企业等约定关系搞得复杂的不得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关系起步于固定关系，他用固定关系的模式来影响约定关系和友谊关系；西方人的关系是从松散关系起步的，他用松散关系的方式来思考如何跟别人进行约定关系和友谊关系。

当然，当前最新的交往方式是互联网上的交往。当所有的人都被赶到网络上的时候，我们都回到了松散关系。于是，中国人一切在现实中不容易建立的新行为模式，都在互联网上建立起来了。互联网给中国人带来了一个心理解放，终于有了一个摆脱各种关系束缚的平台。松散关系本来在中国很难建立，但是有了互联网，它正在影响着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一旦这一代的中国人被影响了，中国有可能会解除我们的固定关系，走到互联网中的个人主义的关系当中去。

（以上内容为翟学伟教授5月25日在安庆师范大学所做的题为“从关系向度看中国人的行为模式”演讲节选，由李元来、季艳整理，文中小标题为整理者所加，讲演稿经演讲者本人审定。感谢微信公众号：社会学吧提供的学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