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欧”三年后，英国离独立自主“大国梦”更远了

2022年10月22日，英国伦敦，示威者举着标语牌和旗帜在唐宁街聚集，要求英国重新加入欧盟。

2023年1月18日，英国伦敦，罢工的护士在伦敦市中心游行。来自皇家护理学院工会的护士要求提高工资并改善工作条件。

2020年1月31日，英国“脱欧”协议生效。经过一年的“适应期”后，英国彻底退出欧盟。到今年1月31日，英国“脱欧”已整整3年。

“脱欧”是英国公投的结果。2016年，在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的提议下，“脱欧派”选民以52%对48%的优势战胜“留欧派”选民，结束了英国与欧盟近半个世纪的“婚姻”。

然而，“脱欧”协议生效3年后，英国民众对待“脱欧”的态度却发生了大逆转。英国《独立报》近日主导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0%的受访者认为“脱欧导致英国全球地位下降”，56%的受访者认为“脱欧导致英国经济形势恶化”，65%的受访者希望重新进行“脱欧”公投。调查机构舆观（YouGov）进行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56%的受访者认为“脱欧”是个错误。

或许，英国民众并非反对“脱欧”，而是对“脱欧”没有给他们带来预想中的红利感到失望。英国政府原本以为，摆脱欧盟的束缚后，英国将可以在内政外交上大展拳脚，向“全球英国”的战略目标迈进，重拾昔日大国荣光。但在全球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叠加影响下，如今英国通胀高企、经济衰退，政坛动荡、外交失衡，离“脱欧”时的乐观愿景相去甚远。英国满怀期待地告别了过去，却迟迟未能迎来光明的未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吴白乙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分析说，内政上，“脱欧”加剧了英国经济形势恶化，但并非罪魁祸首，英国经济自身的结构性问题造成的影响远大于“脱欧”造成的经济损失。外交上，“全球英国”战略客观上确实可以帮助英国重回大国地位，但“脱欧”后的英国却并没有实现战略自主，而是进一步沦为美国的追随者。在实现“全球英国”战略目标的道路上，英国仍处于摸索和混乱阶段。

经济衰退，“脱欧”并非罪魁祸首

在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2023年英国GDP增长预期从去年10月的0.3%下调至-0.6%，“这反映出英国财政收紧、金融萎缩、通胀居高不下给居民生活带来的沉重压力”。

虽然世界各国经济形势普遍不景气，但IMF预计今年美国的GDP增长为1.4%，加拿大为1.5%，日本为1.8%，法国为0.7%，意大利为0.6%，德国为0.1%——勉强能躲过经济衰退。就连饱受西方制裁的俄罗斯，2023年的增长率也将达到0.3%。正在承受高税收、高利率和高物价三重困扰的英国，则将是今年全球唯一一个陷入衰退的主要经济体。

2022年11月，英国财政大臣杰里米·亨特发布政府秋季预算案时表示，英国政府在秋季预算案中的主要目标，是“保证稳定和增长，提供公共服务”。他还宣布将增加250亿英镑的财政收入，使税收在英国经济中所占比重创下二战后的最高纪录。

“英国衰退论的观点，过去是错误的，现在也是错误的。”在1月27日的演说中，亨特拒绝了一些保守党议员要求减税的呼吁，因为“目前最好的减税手段是遏制通货膨胀”。

减少税收就意味着减少财政收入，这将让早已债台高筑的英国政府更加捉襟见肘。英国国家统计局1月2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仅去年12月，英国政府债务就达274亿英镑，为同期最高水平。税收和通胀居高不下，民众收入却停滞不前。自2022年11月开始，英国各行各业轮流罢工，一直延续到今年年初。2月1日，来自政府部门、港口、机场等的约10万名公务员与数10万名教师、火车司机与上百所英国高校的教职工共同罢工。观察人士把这场大罢工比作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不满之冬”的再现。

“英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大环境是一样的。英国整体经济进入下行期，通胀压力极大，民众生活质量和收入水平都明显下降。”吴白乙认为，“脱欧”是导致英国经济恶化的因素之一，但并非唯一或主要因素，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英国经济的自身问题。

目前英国经济以金融、服务业等虚拟经济为主，制造业比重下降，属于后现代经济结构。虽然英国在生物制药、服务贸易、科技研发等方面仍然保有传统优势，但整个外部市场都在萎缩，使得通过对外贸易拉动英国经济的前景不明。此外，英国是高福利国家，一旦遇到环境性或周期性的震荡，与经济结构和发展活力有关的内部问题就会随之显现。当前欧洲各经济体经济增长率普遍较低，加上俄乌冲突令整个欧洲经济处于低循环水平，导致了英国危机的集中爆发。

执政百日，苏纳克面临多重挑战

过去一年，英国经历了3位首相。在接二连三的政治动荡中上台的苏纳克，执政之初曾许诺2023年将通胀率降低一半，并促进国内经济增长。但执政刚过百日，他的支持率已经从去年10月的52%跌至目前的38%，不支持率则从48%升至63%。

导致苏纳克支持率急剧下降的，除了棘手的经济问题，还有一系列内阁丑闻。对副首相拉布的“霸凌”指控展开的调查还在进行中，保守党主席扎哈维近日又因税务丑闻被“炒鱿鱼”。

2022年7月，前首相约翰逊任命扎哈维为财政大臣，苏纳克执政后，扎哈维担任保守党主席。此前一项针对扎哈维的调查发现，他曾因未缴纳所得税而被处以480万英镑的罚款，其中包括应缴纳的税款和罚金。但出任财务大臣和保守党主席时，扎哈维并未交代自己曾受罚一事，直到近日才被曝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指出，动辄数百万英镑的税金“令英国人感到震惊，因为许多人正因不断飙升的生活成本而苦苦挣扎”。迫于来自保守党内部和反对党的压力，苏纳克解雇了扎哈维。

英国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拉布，则面临8起有关“霸凌”的正式指控，其中6起发生在他任职司法部时，另外两起发生在他担任外交大臣和掌管“脱欧”事务部时。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调查进展，已有至少24名公务员正式投诉拉布，一些曾与拉布共事的政府人员提供了证据。有消息人士透露，拉布的副首相职位恐将难保。这让苏纳克的用人方式备受质疑。

前首相约翰逊最近又开始活跃起来。据英国媒体报道，约翰逊宣布计划出版自己的回忆录——这被视为他正在为复出造势。有议员呼吁约翰逊接任保守党主席职务，还有议员公开称赞约翰逊比苏纳克更具领导才能。约翰逊近日还以“非官方也非个人”身份到访乌克兰，呼吁国际社会加大援助乌克兰的力度。吴白乙认为，约翰逊的举动是在为个人“捞政绩”，将来或许还要参与党内竞争。

“从近10年来唐宁街10号频繁换帅的规律来看，苏纳克作为首相的政治生涯也不会很长。”吴白乙指出，英国虽有宏大的全球构想，但其国内政治也跟美国一样，党争趋于白热化。工党站在劳工立场上要求增加福利、改善大众收入水平，但在整体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保守党很难作出让步和调整。

吴白乙表示，短暂出任英国首相的特拉斯，曾试图通过减税刺激经济，又声称要提高社会福利，这条自相矛盾的道路已经证明行不通。苏纳克也不敢贸然减税。特拉斯的首相生涯如此短暂出乎全球观察者的意料，但这也恰恰说明英国政治已经走入了难解的恶性循环。要想在短期之内解决问题，除非英国出现具有强大内生动力的新产业，或者包括亚太、美国和跨大西洋地区在内的全球经济持续振兴，让英国从中抓住发展机遇。但目前看，短期之内，推动英国走出困境的动力远远小于其承受的压力和挑战。

实力不足，英国难圆“大国梦”

从卡梅伦提出的“全球竞赛”到约翰逊的“全球英国”战略，近年来，英国希望在全球舞台上重新发挥大国引领作用的意图越来越明显。英国政府官网在2018年发布的版本中如此解释“全球英国”战略：“‘全球英国’战略意味着对我们的外交关系进行再投资，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在世界舞台上展示英国的开放、外向和自信。”

然而，“全球英国”战略却显现出越来越走样的趋势。2021年，约翰逊政府发布《安全、防务、发展与外交综合审查》报告，其中不但再次强调“全球英国”战略，还提到该战略的背景发生了变化，如地缘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印太地区”对全球繁荣和安全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国家之争、民主与“威权”之争、政治制度之争等系统性竞争越来越激烈。报告中28次提及中国，将中国定义为“制度性竞争者”；特拉斯上台后，更是直接将中国定义为“威胁”。

2022年9月，英国外交大臣克莱弗利对日本、韩国和新加坡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克莱弗利在新加坡发表的讲话中提及上述审查报告，并重申“印太地区”对于解决一系列全球性挑战的重要性，包括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海上安全、国际秩序、地缘政治竞争等。他说，“我们正朝着成为印太地区最广泛存在的欧洲伙伴迈进”。

不过，英国目前的经济实力，难以支撑其实现外交大国梦。新冠疫情发生后，约翰逊政府将外交部门的财政拨款削减了5%，外交部门不得不紧巴巴地过日子。此外，约翰逊政府将承诺用于支持国际发展的资金由国民总收入（GNI）的0.7%降至0.5%；苏纳克政府也在2023年1月30日发布的2022-2023年国际发展战略报告中提出，到2025年要将英国对联合国等多边机构的援助从总预算的40%降至25%。

与“日不落帝国”时代相比，英国的军事实力也早已大不如前。军事历史学家马克斯·黑斯廷斯认为，由于财政削减，英国军队无法在全世界投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英国政府2021年为军队未来数年划拨的240亿英镑尚不足以满足需求。俄乌冲突爆发后，又将原本配给本国军队的武器用于支援乌克兰，令英国军队士气大伤。

据“今日俄罗斯”报道，21世纪初，英国约占国际军火市场份额的7%；2022年，英国军火份额已不足1%。分析人士指出，由于国防工业衰落，即便投入大量资金，也未必能解决英国军队的系统性问题，因此英国必将在军事上严重依赖美国。俄罗斯外交学院教授弗拉基米尔·维诺库罗夫认为，英国军队的状态反映了整个国家的实力，“英国早已失去海上强国和超级大国的地位——这种地位是由自主外交政策和经济军事实力决定的”。

“脱欧”之后，英国从布鲁塞尔倒向了华盛顿

纵观其“脱欧”后在国际社会的所作所为，英国甚至连保持战略自主性也无从谈起。2019年，英国政府认定华为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却迫于美国压力勒令英国运营商从国内5G网络中拆除所有华为设备。2022年，英国同美国一起挖了盟友的“墙脚”，鼓动澳大利亚撕毁与法国签署的常规潜艇订单，并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技术支持，实质上破坏了核不扩散条约的规定。苏纳克上台不久又出惊人之语，称“中英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对英国构成“挑战”。

“21世纪，全球的增长引擎在东亚、在亚太。苏纳克说的那些话，反映出他只追求竞选利益和政治正确，却无视一种现实——英国需要借助中英关系来站稳亚太市场，需要借助亚太市场重振本国经济，或者继续保持英国在亚太地区的发展利益。”吴白乙指出，作为“市场至上”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发展跟全球发展息息相关。“全球英国”战略从客观上确实可以帮助英国重振大国地位，但是经历近几届政府尤其是俄乌危机之后，英国又回到了传统的“离岸平衡手”角色，跟着美国搞所谓“印太战略”，给俄乌冲突火上浇油，其国际影响完全是破坏性而非建设性的。这固然是“英美特殊关系”等原因所致，但究其根本，还是英国政坛缺乏既定的、坚决的路线，以及其政治游戏规则造成的短视行为和战略迷失。

“‘全球英国’战略仍然处在摸索和混乱阶段，特别是在涉及亚太、‘印太’和中国的问题上。”吴白乙说，“在实现‘全球英国’战略目标的道路上，英国还要摔很多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