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视角下的美国非法移民问题（下）

三、“反常”的亚裔（华裔）

（一）大量亚裔支持“反非法移民”

亚裔是美国第三大少数族裔，一向被视为是民主党的票仓。主流观点曾认为，特朗普“反非法移民”主张会招致同为新移民的亚裔强烈反感。然而，“反常”的是，华裔、印度裔等亚裔群体中却有不少人倒向特朗普，强烈支持他的“反非法移民”主张。而且，亚裔（特别是华裔）素有不关心政治的传统，但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全美多地出现了特朗普的华裔助选团。2016年10月至11月，更是有数十万华人集巨资租用飞艇在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等民主党重镇上空宣传特朗普的竞选主张。

看起来更不可思议的是，支持“反非法移民”的不仅限于亚裔（华裔）美国人，还包括数量众多的旅美中国人（据2013年人口普查数据，美国有435万旅美中国人，与华裔美国人数量相近），他们中大多数是等待入籍的合法移民。虽然不能投票，但他们的热情可能更高，不仅积极参与特朗普助选活动，还通过网络持续向中国介绍特朗普的政策主张，他们的举动甚至让“知乎”这个中国网站引起了美国主流媒体关注。那么，为什么同为新移民的亚裔乃至等待入籍的旅美中国人会强烈支持“反非法移民”的主张？

（二）移民问题中的选择性执法

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避免这样一个误区：移民和移民会有同样的立场。立场取决于利益。实际上，亚裔新移民与非法移民的利益冲突还要大于非法移民与本地白人。最大的问题在于，选择性执法令亚裔新移民不满。

近年来，华裔、印度裔等群体主要是通过攻读学位、留美工作取得身份的合法移民。表面看来，非法移民与合法移民有不同入籍通道，没有直接冲突。但入籍总盘子就那么大，美国政府在包容非法移民的同时，却在合法移民入籍上越收越紧。在移民问题上，共和党的立场是“选择国家需要的”，2008年以来共和党议员曾数次提出“高技术人才便捷入籍通道”法案，但都被奥巴马或民主党议员以“一揽子解决移民入籍问题”为由予以否决。很长一段时间，外籍高技术人才（中国和印度是最大来源地）即使毕业于美国大学，有长期雇佣合同和纳税，也必须参加三年一次的H-1B工作签证抽签，抽不中就得离开美国。

如果没有抽中，为了留在美国，很多留学生只得再去申请攻读学位以获得教育签证，他们有可能真的就读，也可能是空挂学籍。最近几年，美国政府对“空挂学籍”现象打击愈加严厉，2015年爆出了多起中国留学生“学籍造假”案件（表面上注册为学生，但不去上学，继续打工）。办案过程中，联邦调查局频繁采用“钓鱼式执法”，即注册一个假学校，主动向亚裔学生宣传可以提供“空挂”服务，在他们缴费注册后，再予以逮捕。这大致符合美国法律。然而，面对亚裔合法移民，执法非常严格，面对非法移民却十分宽容，这种选择性执法引起了亚裔的不满乃至愤怒。

为什么会有选择性执法？不少亚裔将其归结为种族因素，即美国存在对亚裔移民的系统性歧视。这一观点过于情绪化，缺乏理性思考。明显的反例是，长期滞留乃至成功入籍的亚裔（华裔）非法移民也大有人在。也就是说，选择性执法选择的不是族裔，而是合法/非法。对待非法移民，无论哪个族裔，执法都比较宽松；对待合法移民，执法则严格的多。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

关键在于背后不同的逻辑。面对合法移民，执法秉承的是主权和法律的逻辑，即是否容许居留乃至入籍由本国法律决定。法律规定可能有不合理之处，现实中也可能有特殊情况，但法律就是法律，必须严格执行。面对非法移民，执法秉承的则是人道的逻辑，即是否容许居留乃至入籍取决于申请人的生活状况，如果执法可能导致他的生活困难，那么应当不执法。

罗玉凤的案例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移民执法的人权逻辑。2010年，曾在上海打工的重庆市綦江人罗玉凤持旅游签证赴美。签证过期后，罗玉凤滞留美国（此时就是非法移民了），并开始尝试通过“政治避难”申请绿卡，为此不惜加入反华组织，然后以此为证据向移民法官宣称自己只要回国就会遭受所谓“迫害”。在非法滞留6年后，她终于在2017年获得绿卡。她成功的关键就在于：让自己出了“问题”。

老一辈亚裔移民中的许多人（以华裔、越南裔为主）都是借此途径长期滞留并入籍美国的，具体理由既有所谓“政治迫害”，也有“经济难民”等等。但是，今天大多数亚裔新移民很难再利用这一入籍通道，因为他们没法让自己出“问题”。例如，对华裔新移民来说，第一，现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移民法官不大会认可中国人的“经济难民”申请了。第二，“政治避难”在美国法律上依然可行，但以此方式入籍意味着至少中期内不能回中国。这对老华裔影响不大，他们在中国已经没有太多利益。但是，华裔新移民大多出身富裕家庭，一旦不能回国，他们在亲情、财产和发展上都会遭受巨大损失。

所以，他们只有合法入籍一条路可走。在入籍名额总量有限、自身利益受损情况下，他们自然会支持特朗普的“反非法移民”主张。

（三）主权更多要为谁服务？

过去，民主党被认为是维护少数族裔的政党，它一直主张针对少数族裔的平权行动。按照最初的逻辑，平权行动应当是负有原罪的白人向曾被奴役的非洲裔以及也曾受过不公正对待的亚裔和拉美裔提供补偿。

然而，近年来，民主党对“少数族裔”的界定、对平权行动的操作越来越受制于选举利益。它更加重视选票众多的非洲裔和拉美裔，又不能让占美国人口六成的白人付出太多。这样一来，人数最少的亚裔就常常成为被剥夺对象，这在教育上体现的最为明显。

亚裔是美国最重视教育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族群。有学士以上学位的亚裔比例是51.3%（华人52.7%），远高于美国人总体三成的水平。同时，亚裔想要升入大学所需要的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俗称“美国高考”）分也是最高的（即难度最大）。在这种情况下，2013年，民主党在亚裔人口最多的加州提出了旨在推动“教育平权”的SCA5法案，其核心主张是“公立大学录取时要充分考虑族裔平衡”。当前，亚裔学生在加州公立大学系统所占比例是35%，而亚裔的人口比例是13%，也就是说，如果SCA5法案实施，亚裔学生的录取比例将被大幅压缩，多出的名额交给在校生比例低于人口比例的拉美裔和非洲裔。

这在亚裔中引起渲染大波，所幸法案当时没有通过，但阴影并未退去。2016至2017年，加州、纽约市等多地（民主党控制的）议会先后高票通过了亚裔细分法案（即亚裔在出生、入学、就医时，要注明来源于哪个国家或地区，特别是华裔居然被分为大陆、台湾、广东乃至台山）。虽然细分法案目前还不会影响亚裔的实际利益，但在亚裔看来，该法案的指导思想是“有针对性地为少数族裔提供服务”，是为了分化亚裔，孤立华裔，为类似SCA5法案卷土重来做准备。

此外，民主党还有将平权行动向就业领域推进的趋势。以往，就业平权大多在公共工程领域，即一定比例的政府工程必须由少数族裔开办的公司承包或雇佣的少数族裔必须达到一定比例。这时矛盾主要发生在白人与非洲裔间，因为亚裔极少在这些领域经商就业。然而，近年来奥巴马多次呼吁科技公司（苹果、脸书、微软等）招收员工时考虑族裔多元化（提升非洲裔和拉美裔比例），而大量华裔、印裔新移民都是在科技行业就业的。

表面上看，平权行动是不同族裔美国人的内部矛盾，并不涉及非法移民。但是，如果非法移民成为美国公民，不同族裔的力量对比就可能彻底改变。具体来说，2013年加州SCA5法案未通过是因为共和党议员的反对，他们看到了借此拉拢亚裔、挖角民主党的机会。亚裔担心的是，一旦“1200万非法移民（以拉美裔为主）入籍”成为现实，拉美裔选民数量将暴增，亚裔选票将变得无足轻重，这必然使越来越多的政客（不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提出或支持类SCA5法案，牺牲亚裔利益以争取庞大的拉美裔票仓，

简而言之，在美国族群政治格局下，“非法移民入籍”关乎国家机器将更多为谁服务的问题。对亚裔来说，“反非法移民”至少能让他们继续保持已经有限的话语权，不损失更多核心利益。一位华裔网友在知乎上的发言很有代表性：

“亚裔始终都是少数，指望和白人平起平坐在现实上是不可能的。现在，亚裔在美国最多是五等公民。那我们为什么还支持特朗普？因为，他上台了，虽然白人继续做大爷，但华人最不济也能保住五等公民地位，反非法移民要是落实了，还能上升到四等公民。但是，如果非法移民入籍、亚裔细分法案都实现了，华裔就成三十等公民了。”（五等公民排序是指白人、非洲裔、拉美裔、非法移民、亚裔。四等公民是指减去非法移民。三十等公民是指，在亚裔细分法案下，亚裔被划分成几十个小族裔，为了分化亚裔力量，更多小微族裔可能获得政策优待，华裔则可能被进一步受损失。——作者注）

认识亚裔的现实主义态度，是理解其立场的关键。诉诸“平等”的观点认为，拉美裔、非洲裔、亚裔等受过不公正对待的少数族裔应当联合起来争取与白人的平等地位，但这在现实中不具可行性。例如，在最核心的教育问题上，拉美裔、非洲裔诉求是“按族裔比例录取”，而亚裔的现状是在校生比例远高于族裔比例（白人在校生比例与族裔比例相差不大），如果按族裔比例录取，首先损害的是亚裔而非白人利益。所以，无论情感上有多少共鸣，亚裔也不可能与非洲裔和拉美裔联合。相反，与白人联合，“按学生表现录取”才符合亚裔利益。

目前看来，特朗普执政后，也开始着手满足亚裔目标，打造更广泛的选民联盟。例如，2017年8月，司法部着手调查美国大学录取中存在的歧视现象，给出的直接理由是亚裔学生投诉。白人拥有足够的政治能量，是特朗普有动力（回应诉求）也有能力着手修正平权行动的主因，作为少数族裔的亚裔则能为司法部提供“政治正确”保障。同样，《改革美国移民政策以促进经济法案》则被认为有利于（以亚裔为主的）高技术移民，某种程度上是对他们在大选中支持的回报，但不利于拉美裔（非法）移民。

四、拉美裔美国人未必欢迎非法移民老乡

（一）特朗普并未损失拉美裔支持

以拉美裔为主的非法移民入籍可以提升拉美裔美国人的政治影响，也符合他们家庭团聚的直接需要。因而，过去主流观点认为，宽松的非法移民主张可以赢得拉美裔美国人好感。相反，严苛的“反非法移民”主张则会使特朗普在拉美裔中损失惨重。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大选中，特朗普获得了28%的拉美裔选票，比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增长了1%；希拉里赢得了66%拉美裔选票，比2012年奥巴马下降了5%（而且，奥巴马的非法移民政策比希拉里还要严格一些，在特朗普从政前，奥巴马甚至有“驱逐总司令”之称）。

在共和党党内初选中，提出宽松非法移民主张的杰布·布什（Jeb Bush）和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没有赢过任何一个拉美裔聚集州，甚至两人联手都在他们的大本营佛罗里达州惨败给了特朗普。特朗普则赢得了大多数拉美裔聚集州的共和党初选，只在得克萨斯州输给了主场作战的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Ted Cruz），而克鲁兹虽然也是拉美裔，但他的“反非法移民”主张比特朗普还要更严苛一点。

为什么“反非法移民”主张并未导致特朗普损失拉美裔选票？由于境遇相近，在此也顺带阐述非洲裔的态度。在非洲裔选民中，2016年特朗普得票率是8%，比2012年罗姆尼上升2%，希拉里得票率是88%，比2012年奥巴马下降5%。

（二）非法移民与拉美裔美国人的利益冲突

关键原因是利益。特朗普反复强调：“过去数十年的移民已经造成了本国国民的低薪与高失业率，尤其是非洲裔美国人和拉美裔美国人。”事实大致如此。

首先，拉美裔美国人与以拉美裔为主的非法移民间存在直接就业竞争。众多研究显示，非法移民主要在农业、建筑、清洁、餐饮和家政等行业就业，这首先冲击的是先来一步的拉美裔美国人。其一，在劳动力市场上，新、老移民存在直接替换关系。拉美裔美国人的合法身份意味着更多的工资、税费和福利开支，雇主因而更青睐更便宜但素质差不多的非法移民。其二，非法移民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竞争，导致平均工资下降。有研究显示，非法移民数量每增加10%，就会导致工资整体下降2%。正如特朗普所说：“非法移民让新近的这批移民更难摆脱贫困，更难跻身中产阶级行列。”

进而，非法移民和拉美裔美国人又一起对非洲裔美国人的就业和经济状况造成冲击。有研究指出：在拉美裔移民的竞争下，许多黑人男性对在常规经济状况下寻求职位已经感到绝望。一项基于1960至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发现，移民、黑人工资收入、黑人就业率以及黑人监禁率有很大相关性，即拥有特定技能的移民每增长10%，相应技能水平的黑人工资就会减少4%，黑人男子就业率会降低3.5%，黑人监禁率会增加1%。事实上，非洲裔一直认为拉美裔移民挤压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双方冲突时有发生。

简而言之，拉美裔美国人和拉美裔非法移民虽然是政治上的潜在同盟，又有老乡情谊（许多个体有直接血缘关系），但是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也存在直接竞争和明显冲突。这使得拉美裔美国人在非法移民议题上的整体态度是矛盾的，个体上则大相径庭，有亲属仍是非法移民的希望宽松的非法移民政策，没有亲属仍是非法移民的更关注经济利益。而非洲裔与拉美裔非法移民没有老乡情谊，那就只有激烈的就业竞争了。

当然，大多数拉美裔和非洲裔还是支持民主党的。但这与非法移民议题没有太大关系，而是民主党的经济主张更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

简单来说，第一，“提升最低工资”一直是民主党的核心政策诉求。例如希拉里提出“最低时薪提至15美元”，目前主要在低端行业就业的拉美裔和非洲裔的平均时薪只有7至12美元。第二，相比其他群体，收入较低的拉美裔和非洲裔更需要医保、教育、救济等国家福利。共和党一贯反对高福利，特朗普正在试图废除奥巴马医保，多方估计这会让1600万至2000万人失去医保，其中拉美裔和非洲裔占多数。

五、小结

本文阐述了美国不同族群在非法移民议题上的不同态度和诉求，实证分析了他们利益分歧的深层原因。当然，族裔/利益分析并不绝对，亚裔、拉美裔和非洲裔也担心非法移民造成的安全和福利问题，白人也一直有“我们是谁”的主权旁落担忧，少数从事低端行业的白人和亚裔也面临着非法移民的就业冲击。不过，与第二、三、四部分的阐述相比，这些因素相对次要。

总的来说，研究发现，第一，虽然美国非法移民议题有明显的族群界线，即不同族群有截然不同的诉求，但是族群立场的成因与情感性的种族因素关系不大，而是现实利益冲突。第二，过去被视作非法移民入籍核心支持力量的拉美裔和主要反对者非洲裔并未积极参与到当下的争端中。现在，非法移民议题的主战场是白人内战（基于安全利益的中南部白人与精英阶层和基于意识形态的东西海岸白人之间），一部分亚裔新移民从自身利益出发积极参与其中。第三，非法移民议题的焦点并不是就业等经济问题（福利因素有影响，但这相比安全和平权行动是次要的，并且福利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关乎成员身份的政治问题），而是以“人权/主权”之争为核心的政治问题。

虽然“反非法移民”主张招致了主流媒体一边倒的批评，但从执政需要来看，“反非法移民”主张为特朗普赢得了数量庞大的坚定支持者，却并没有在实质上为他招致反对者。具体来说，即使不提出“反非法移民”，信奉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东西海岸白人选民也不会支持任何一个共和党候选人。同样，对大多数拉美裔和非洲裔来说，信奉财政保守主义的共和党也不可能提出比民主党还有吸引力的工资和福利主张。

从学术角度来说，当下美国非法移民问题研究最大的困境是：在很大程度上卷进了政治斗争的泥潭。本来，经过数十年扎实的实证研究，“非法移民不会对制造业蓝领的就业和工资造成显著影响”、“非法移民会对低端就业市场造成一定冲击”等结论早已成为美国学界、政界和媒体都认同的共识。然而，2016年来，许多媒体却在反复渲染“懦弱的白人蓝领害怕丢工作”论调。一方面，这掩盖了非法移民问题的真正症结（安全、福利、选票、平权行动等）；另一方面，这在事实上反倒制造了非法移民与（本来与其冲突不大的）白人蓝领的新矛盾，增加了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的政治阻力。

所以，对中国研究者来说，现在研究美国非法移民问题，需要更多从直接的现实证据和过去美国扎实的实证研究中汲取养分，尽量避免受美国舆论在此议题上过度政治化的影响。

最后，人口流动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它包括国内流动和跨国流动两种类型。中国现在面临的主要是国内流动，西方国家面临的主要是跨国流动，包括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两类，本文关注的是其中的非法移民问题。

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中国的流动人口属于同一个主权国家，不存在成员身份问题，也不受法律限制；跨国移民则具有不同的成员身份，非法移民的产生本身就是以对国家主权和法律的破坏为前提。因此，中国的流动人口问题根本上是治理问题，而美国的非法移民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虽然当前中国主要面临的是国内人口流动，但是跨国非法移民问题也日益凸显，已经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在全球化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对外国人的吸引力不断增加）的今天，中国的流动人口治理很快就将变成国内流动与跨国流动的双重难题，研究美国非法移民问题对中国国家治理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此。（全文完）

（本文原刊于《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5期，原题：“美国政治中的非法移民议题——基于主权的分析框架”。略去大多数注释，正文经重新编辑并由作者审定。经授权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