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对于封建礼教究竟是何态度？

原创 兰藉文化 红楼梦研究

按

作者简介：刘书昊（笔名：金聿昍），男，热爱文学作品也喜爱文学批评。曾写有《题名存迥异 确是审美因》一文在河南省红楼梦研究会举办的2022高考《红楼梦》同题作文大赛中获得三等奖。

作者

金聿昍

“五四”以降，由于个性解放与革命浪潮的兴起，《红楼梦》一书常被解释为是“反封建”“反礼教”的。据此书中的各个人物也被划分为了两个互相敌对的派别——以王夫人、贾母等人为首的“封建卫道士”和以贾宝玉、林黛玉为代表的独抒性灵、企图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英雄”。

诚然，“五四”文学史观下的《红楼梦》主题思想解读，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在百年后的今天再读《红楼梦》时，我们以一种更理性、更思辨的态度去看待书中的“封建”、“礼教”元素以及有关《红楼梦》主题思想的解读时，会发现许多不同与之前不一样的东西。（为了分析更贴近作者曹雪芹的本意，本文只采用前八十回中的情节作为例证。）

小说以刻画人物为中心，主题思想也是在人物、情节、环境三者的互动、交融中所显现的，那么本文便先从书中主要人物说起。常被人们视为封建礼教拥护者的贾政、王夫人、袭人、宝钗等人自先不论，单看宝玉这位追求性灵、“情不情”的情榜第一在面对封建礼教时所表现出的言行。

在第十七至第十八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贵省庆元宵”中，贾政让众清客给亭子提名时，有人提议用“泻玉”二字，宝玉一听就连忙回道：

“况此处虽云省亲驻跸别墅，亦当入于应制之例，用此等字眼，亦觉粗鄙不雅。”

常被视为迂腐古板、封建专横的大家长贾政，尚且没想到“应制之例”这一层，而追求性灵自由的宝玉，却首先想到了建筑之名要符合封建皇权下礼教的要求；之后，宝玉提名“有凤来仪”时所给出的理由也类似：

“这是第一处行幸之处，必须颂圣方可。”

由此可见，宝玉在给大观园的建筑题名时主要考虑的是两方面因素——典美雅致与符合礼教。

之后在元妃让众人写诗的环节中，林黛玉也展现出了其不同的一面，她帮贾宝玉写的《杏帘在望》的最后两句便是：

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

此两句诗，全无林黛玉顾影自怜之风，反有歌功颂德之意。

其后的第四十二回、第四十五回中，宝钗与黛玉的谈话，也是展现林黛玉对“礼教”认可的有力证据。在第四十二回中，当宝钗提起在行酒令中黛玉说了什么时：

黛玉一想，方想起来昨儿失于检点，那《牡丹亭》、《西厢记》说了两句，不觉红了脸。

对于提了《牡丹亭》、《西厢记》中句子的行为，林黛玉将其归为“失于检点”，可见林黛玉在内心深处也是知道，什么是符合礼教的，什么是不符合礼教的。如果她完全是要冲破礼教束缚的“先锋”，那她也就不会在乎这件事了，更不会红了脸，还把此事归为“失于检点”。之后，宝钗又针对“杂书”，对黛玉进行了一番劝戒：

一席话，说得黛玉垂头吃茶，心下暗伏，只有答应“是”的一字。

在第四十五回黛玉对宝钗说道：

“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细细算来，我母亲去世得早，又无姊妹兄弟，我长了今年十五岁，竟没一个人像你前日的话教导我。”

由此可见，黛玉并没有把宝钗视为敌人，反而非常感激她能像亲人一样教导自己，她内心深处是赞同宝钗所说的那些要依礼法行事的话的，并且还向读者表明了她为什么会展现出一种“叛逆”、“离群”的特质——上无亲母教养，下无姊妹兄弟扶持。

自第四十五回之后，林黛玉本人有了很大的转变。她内心潜在的对封建礼教的认同被唤醒，并逐渐向传统女性价值观念回归，乃至于后来黛玉也成了规劝宝玉队伍中的一员。在她和宝玉改了《芙蓉女儿诔》中的词句后，便说了：

“果然改的好。再不必乱改了，快去干正经事罢。”

在此时黛玉眼中，宝玉所做的夜祭爱婢晴雯一事，已不算是“正经事”的范畴了。

基于以上对书中两个“反封建”“反礼教”代表人物的简单分析，可以发现，他们实际上并不是真的反对封建礼教，并且对封建礼教做出了极大冲击。正相反，他们在生活中还时刻践行着封建礼教。从某种角度来说，贾宝玉和林黛玉追求“爱情”、“自由”、“性灵”的机会，正是“礼教”给予他们的——

贾宝玉、林黛玉等诸姐妹，正是在大观园中才得以肆意抒发性灵、追求自由，而大观园是因元妃省亲才得以建立的，也是元妃特许他们进去的，皇妃代表的是至高无上的皇权。让众姐妹入住大观园，这实际上是“礼教”的一种法外开恩。

常被人用来夸赞宝玉“叛逆封建”特质的一件事，就是宝玉厌烦读书，不愿去考功名。实际上，宝玉从不反对读书，他所厌恶与反对的，是把读书当成追求功名利禄的手段。就这件事而言，与其说宝玉是反封建反礼教的，倒不如说是一种脱离俗世趣味、追求本真纯粹的风流名士情结。这种解释，也更加符合书中神话设计的“石”与“玉”的人格精神内涵。

脂砚斋作为曹雪芹身边极亲近的人他与曹雪芹的价值观念应当是相似的，他对《红楼梦》的看法与解读，也应当是比我们现代人的解读更加贴近作者原意。所以他对《红楼梦》作出的批注，也为我们能够正确地看待书中“反封建”“反礼教”元素提供了帮助。

脂批在对贾家描述的情节中，常使用“大家规范”、“大族规矩”、“大人家的规矩礼法”、“大家气派”、“世家风调”等语，幽默嘲讽的“庄农进京”故事以及“余最恨无调教之家任其子侄肆行哺啜”语句，无不体现出对贵族阶级的赞美、对曹雪芹描写的赞同，并直言“作者不负大家后裔”，“非世家公子断写不及此”。

脂砚斋的种种批注，对于封建、贵族、礼教所持的显然是一种支持态度，基于他与作者出身的相似性以及二人价值观念的相近性，之前所谓“反封建”“反礼教”的主题解读的确还是有待商榷的。

《红楼梦》中对“情”的张扬，常被解读为是“抗礼”、“反礼”的典型代表，实则不然。《红楼梦》中的“情”是可以细分成两类的：“情爱”（Love）和“情欲”（Eros）。

“情爱”一派以贾宝玉、林黛玉为代表，这二人的爱情实则是“恩义”的深化：木石前盟给两人的爱情建立了一个情义恩德的基础，林黛玉的到来是为了报恩的，如此便将二人爱情的发生根源纳入了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之内，即木石前盟使二人的爱情合法化。宝黛爱情的进化是从亲密友爱到知己之情再到知心伴侣的，二人的情感在日常相处之中不断累积升温。又因宝黛二人本质上属于神界之人来凡间只不过是要经历一番和报答恩情，俗世的伦理体系对神界之人自然不起约束作用，所以宝黛之间偶尔的“出格”行为是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而自然出现的，不应被看作是有预谋的对封建礼教所作出的“叛逆”。

“情欲”一派则是以贾琏、贾珍等人为代表，他们“一见钟情”式的爱恋实则都是见色起意，这些人所谓的“爱情”（不符合礼教的淫奔之举）也均是以生离死别收场，如贾琏和尤二姐、贾珍和秦可卿、柳湘莲和尤三姐、司棋和潘又安、秦钟与智能儿……由此可见，作者所支持的是宝黛这样日久生情、情理兼备的爱情，而非贾琏、贾珍等人以欲代情、情欲不分、一见钟情而毫无感情积累的“爱情”，这同样也是对以汤显祖为代表的“至情说”潮流的一种颠覆。

基于以上的探究分析，《红楼梦》“以情反礼”“以情抗礼”的说法似乎也站不住脚了，作者从没有把“情”当作是反抗封建礼教的武器而毫无理性地大肆宣扬，作者是以一种感性理性平衡交融的态度，通过描写各类人的感情经历，向读者诉说了“情”的形而上的内涵。

细读文本，我们就会发现，封建礼法是红楼世界存在的“元秩序”，它是红楼世界种种秩序形成的根源，同时还缔造了两个“有限”即有限的欲望和有限的权力。具体来说，有限的欲望体现在物欲、情欲、食欲等方面的节制，要求家族中人符合儒家“修身”的要求。

文中常提到贾家多有“旧”、“半新”之物，而众金钗们也多是追求质朴典雅，喜爱那“朴而不俗、直而不拙”之物。几乎没有人刻意去穿金带银、铺张浪费，以彰显自己的身份地位。贾府的少女们在饮食上同样也常是少而精的，很少有人不加节制地大吃大喝。

有限的权力，并非是说有明确的宪法条令来将这些贵族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而是说封建礼法使他们有了一种使用权力的自觉，即“有所为有所不为”，做事情总要有一个底线。例如，从袭人之母口中得知贾家靠礼法治族是慈善宽厚之家，从不作践下人，对待下人常是恩多威少。又如，贾赦喜欢上了石呆子的扇子却并没有滥用特权巧取豪夺反而是让贾琏去正常买卖。

书中社会底层人民对于贾家的看法也是很值得探究的，平民中的：

那些村姑庄妇见了凤姐、宝玉、秦钟的人品衣服，礼数款断，岂有不爱看的？

刘姥姥吃席时也是感叹道：

“别的罢了，我只爱你们家这行事。怪道说‘礼出大家’。”

文中不止贾府本人对于自家的礼法教养处于一种自豪的态度，就连平民也是时常投去艳羡的目光。

通过以上对书中主要人物贾宝玉林黛玉的分析、对脂批的分析、对“情”的内涵的分析、对“礼教——元秩序”的分析以及平民阶层对贾府的分析，我们发现，“反封建”“反礼教”主题解读的逻辑似乎是走不通的：宝黛二人很少有冲破礼教束缚的“出格”行为，反而是在生活中常有一些践行礼教的行为出现；贾府没有显现铺张浪费、仗势欺人、滥用特权等封建黑暗；平民阶层也没有因受到贾府压迫而要奋起反抗。

曹雪芹所写的《红楼梦》，更多的应该是表现了一种形而上的思考（如梅新林先生提出的青春生命的挽歌、贵族家庭的挽歌、尘世生活的挽歌），以及自己无法继承家业并将其发扬光大的忏悔（正如脂批所言“系自愧而成”“是作者一生惭恨”），而非是敲响封建腐朽制度将走向灭亡的“丧钟”和谱写勇于反抗封建礼教束缚的“英雄赞歌”。

原标题：《《红楼梦》对于封建礼教究竟是何态度？》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