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通史》历时23年出版，对通史传统框架有所革新

近日，学苑出版社推出了由戴逸、张岱年、季羡林、钟敬文、侯仁之、顾诚、丁守和等20余位学界前辈组成学术委员会，180余位历史学以及考古学、哲学、民俗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骨干学者参与撰写的《中国大通史》。

《中国大通史》是一套详细、系统地反映史学界改革开放40年来研究成果的中国通史著作。全书以中国历史时序排列，分为史前、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西夏、金、元、明、清（1644-1840）、清（1840-1911）、中华民国共 15 卷（25 册），1700 万字。全书各卷均以综述与治乱兴衰、经济、国家控制、社会结构、精神文化、社会生活等六编构成，以专题形式叙史，后附主要参考史料、历史纪元表。

6月2日，由学苑出版社主办的“中国通史编纂理论学术探讨暨《中国大通史》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专家学者结合这部书的编撰体例、结构、内容，就中国通史编纂理论进行了热烈讨论。清华大学仲伟民教授评价该书的出版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是唯一一部彻底改变以往编写模式的大的通史，这是对以往通史传统框架的全面革新与革命”。

撰写中国通史始终是中国史学家追求的目标。1901年梁启超发表的《中国史叙论》，提出重新编写中国历史的必要性，其后产生了如夏曾佑《中国古代史》、钱穆《国史大纲》、吕思勉《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等重要学术著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一批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通史著作面世，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中国史纲》、郭沫若《中国史稿》等，20世纪末出版的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则是这种通史撰述的继续和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进入了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大通史》孕育于这一时期，亦是这一时期学术环境日益宽松形势下的最新成果。

据介绍，《中国大通史》以崭新的理念、新颖的编纂方式、更加丰富的内容，注重中国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充分认识到因地理生态环境和社会人文背景差异而导致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民族，在经济文化类型方面的差异与距离，承认这种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在空间上的犬牙交错和在时间上的长期共存，真实反映中国历史融合统一的发展总趋势。《辽》《西夏》《金》单独成卷，强调其独立性，摒弃了以往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做法，将少数民族政权放在与汉人地方政权同样的地位上，对中央王朝与各民族之间的碰撞、融合，用全新的视角进行阐述，有利于读者把握中华民族建立的国家几千年绵延不绝的特点。这是以前的通史没有的。

此外，近些年我国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考古研究的发展推动着历史研究不断发展，许多旧有的数据和观点屡被打破，同时史学研究亦和其他学科相互结合，在本书中有大量体现。尤其史前卷立身前沿，努力展示了史学发展的现状，并借鉴文化学和人类学的方法，视野更开阔、更客观，使叙史更具科学性。另外，敦煌因其丰富的文化早已名扬于世，但以往通史对其历史总是语焉不详。为此，本书特设了敦煌历史专题，以数十万字的讲述，使敦煌以更为丰富的形象浮出水面。

《中国大通史》更多地关注中国社会长期性、连续性、渐进性的发展变化过程，避免仅仅使用某个具体的重大政治、经济事件作为变化的标志。比如，在历史分期问题上避免以具体事件为标志截然断限，除了史前文化外，特别强调周秦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以及 20 世纪上半叶这样几个重大的变化时期，以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变化为标准来判断不同阶段的社会性质。例如，清代上、下两卷，不再刻意强调 1840 年鸦片战争这一界标作为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分界的超乎寻常的重要性。

《中国大通史》摆脱以单一模式描述历史发展的窠臼，正视历史多重合力的作用；承认偶然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书中对诸如自然灾害、科学的发展、民族信仰、生活方式、精神文化、重要人物的个人意志等诸事项都以超出以往通史著作大幅度笔墨的力度加以阐述和分析；在肯定经济基础是决定历史发展终极原因的前提下，对其他因素亦予以关注；不单在长时段，即使在小时段也要寻出其历史发展的多重动因，求得对历史阶段性规律的认知。

为了体现新时期通史的新理念，《中国大通史》的内容展示了全面性和广泛性，大通史的“大”不单是指规模大、字数多，而是指视野广、述点多。综述对各卷所属的历史时段进行统揽归纳，对此时段的历史特点、重要事项、发展规律进行梳理。六大类编专题兼顾时序先后，意在形成一些交叉点，将历史纵向流变与横向关系进行互动性阐述，从而更有利于透视历史的发展规律。这种按类设项、互为关照、又有对比性的叙史方法，也更有利于达到编者“通达”叙史的目的。

治乱兴衰编中，除讲中央政权的更迭外，还将中国与周边关系、改革、农民起义归入编内，互为联系，以更为综合的视野来揭示社会变革的动因。史料颇显丰富，仅大小战争、事例就达千余例。

经济编中，除铺陈了大量有关资源、政策体制管理等内容外，还专辟了区域经济和部门经济类，以丰富的史料和讲评为当今的经济建设提供参考。

社会结构编中，探讨了一向被忽略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分层、社会群体、重要的社会组织、婚姻、家庭、宗族等社会惯制。另外，举凡在历史上较为活跃的民族和需要记录的民族，都对其经济状况、社会结构、政权结构、官制、兵制、文化、民族心态有所涉及，弥补了以往通史对少数民族自身的历史文化介绍不多的缺憾。

国家控制编中，行政管理方面除阐述中央机构的设置、管理外，为了更深入解剖全社会管理体系和利弊，本书层层解剖，直至乡里，使读者从这张行政管理的大网中窥视秋毫、洞悉利弊。

精神文化编中，在论述精英思想文化成就的同时，特别注意民间文化和社会思潮。文化不再只被看作是历史发展的“果”，而将其与当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变动相互关照、联接。不单设有学术思想、流派、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等内容，还对民间文化、民间工艺美术、文化的传播与碰撞等方面进行介绍和评述。各卷分别就本历史时段人们的追求、心态、社会风尚进行揭示，从精神风貌上反映一个时代的特征。

社会生活编中，突破了以往通史只强调政治、经济对历史发展作用的视角，重视关照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活风尚、闲暇娱乐等在内的社会生活，并将其作为中国历史发展动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衣食住行其实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燃料”，历史动力中绝对少不了“燃料”，正是百姓的这些生活琐事或促成了社会的安定，或促成了变乱。

学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孟白指出：“近20年来，一直没有系统、全面、实事求是讲述中国历史独特进程的通史著作，《中国大通史》的出版，当可起到拾遗补阙之作用。这套书适合大、中、小型图书馆收藏借阅，也适合造诣较高的非史学专业研究者、爱好者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