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经典常谈》入选初中语文教材，1月销售超百万册

新的学期马上开启，澎湃新闻获悉，2023年春季，八年级下的语文教材进行了调整，最突出的内容为，在“名著导读”部分，将《傅雷家书》替换成朱自清的《经典常谈》。

澎湃新闻联系到上海某中学的一位语文教师，他表示，在教学过程中，“名著导读”部分，老师不会详细讲解，只是提供一个参考，让学生阅读这本书。

得到这一消息后，各家图书公司都在跟进。在各个销售平台上，朱自清《经典常谈》一书的商品描述已加上“《语文》八年级阅读”“教材配套阅读”等说明。

各个销售平台上，朱自清《经典常谈》一书的商品描述已加上“《语文》八年级阅读”“教材配套阅读”等字样。

销售数据方面，果麦出品的《经典常谈》首印虽只有5000册，但目前加印到第8次，发行量近20万册，出版方表示，随着该书被收入教材，近期还会计划加印。

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22年8月推出新版《经典常谈》，但是仅仅在2023年1月这一个月，已经发行了130多万册，1月在京东平台销量环比增长了6.7倍。

人民文学出版社介绍，朱自清《经典常谈》的写作时间在1938到1942年间，于1942年出版。当时朱自清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它的写作，是由当时负责统筹中小学国文教科书编写工作的杨振声建议的。编写这类普及传统经典知识的书籍，其思想来源应该是胡适于1923年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

版本上，人文社推出的《经典常谈》以文光书店1946年刊本为底本，全文无删减，最大限度保留作品原貌和时代特色。由于该书已经出版发行了七八十年，学术界在很多领域取得的新进展，为作者当时所不及见。再版时，为保证相关知识的准确性，个别地方采用“编者按”的方式做了补充说明。

人文社《经典常谈》

大家的关注点也聚焦于《经典常谈》是一本怎样的书？

《经典常谈》包括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文等十三篇，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与历史脉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作品。

2022年4月，教育部颁布了《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后，语文学科增加的核心素养中的一点是“文化自信”。教育部统编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总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在之前的一个讲座中谈到“整个中小学所有的课程都要重视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要通过语文课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而朱自清在前言中已经提及，他写作《经典常读》的目的正在于培养读者的文化自信：“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

在这种意义上，《经典常读》更适配于这种教学理念。知乎上一位认证为“历史专业、语文教师”的答主认为：“《经典常谈》弥补了学生在语文学习（特别是古代文学学习）中背景知识不足的缺陷。在现行部编版语文教材中，各学段都选用了一些古代文学经典篇目，比如《<诗经>二首》《<礼记>二则》《曹刿论战》《<论语>十二章》《邹忌讽齐王纳谏》《陈涉世家》等等。在教读这些文章时，由于学生缺乏相应的知识背景，教师需要做大量的知识补充，才能让学生略有领会。但因为没有完整的背景知识体系作为支撑，这种领会也往往是机械的、粗浅的。很多同学对这类文章的学习就是囫囵吞枣、食而不化。而朱自清先生这部《经典常谈》，恰是：‘介绍讲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是学习传统文化典籍（也叫国学）的入门书、打基础书，又是极有学术分量的书。’”

果麦《经典常谈》

我国的古代经典浩繁艰深，而且有文言文与白话文转换上的阅读障碍，读起来十分困难，正如朱自清在《经典常谈》序言中所说：“我国经典，未经整理，读起来特别难，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结果是敬而远之。”

“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朱自清认为，为了让更多读者能够接触到，并更容易理解和沉浸于古代经典，《经典常读》书中，朱自清对每一篇都有概括，做到知识上简洁精辟，例如：

《说文解字》：文字可以增进人的能力，也可以增进人的巧诈。仓颉泄漏了天机，却将人教坏了。所以他造字的时候，“天雨粟，鬼夜哭”；

《尚书》：中国最古的记言的历史。“尚”，“上”也，《尚书》据说就是“上古帝王的书”；

《诗经》：诗的源头是歌谣。一个人高兴的时候或悲哀的时候，常愿意将自己的心情诉说出来，给别人或自己听。

《春秋》：“春秋”是古代记事史书的通称。古代朝廷大事，多在春、秋二季举行，所以记事的书用这个名字。

果麦《经典常谈》目录页

同时，朱自清的文字更通俗流畅，以书中解读《春秋》为例，“西狩获麟”的原文其实很简短：

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薪者获麟，击之，伤其左足。将以示孔子。孔子道与相逢见，俯而泣，抱麟曰：“尔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乃歌曰：“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

而朱自清在本书中，写到孔子见麟而泣的故事时，以读者更容易接受的方式解读：

鲁哀公十四年，鲁西有猎户打着一只从没有见过的独角怪兽，想着定是个不祥的东西，将它扔了。这个新闻传到了孔子那里，他便去看。他一看，就说，“这是麟啊。为谁来的呢！干什么来的呢！唉唉！我的道不行了！”说着流下泪来，赶忙将袖子去擦，泪点儿却已滴到衣襟上。原来麟是个仁兽，是个祥瑞的东西；圣帝、明王在位，天下太平，它才会来，不然是不会来的。可是那时代哪有圣帝、明王？天下正乱纷纷的，麟来的真不是时候，所以让猎户打死，它算是倒了运了。

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也非常注意对于庞杂的古代史源流、发展等内容进行总结，让年轻读者们获得一种简明的印象，如对于书体的演变部分，他写道：

秦以后只是书体演变的时代。演变的主因是应用，演变的方向是简易。始皇用小篆统一了文字，不久便又有了“隶书”。当时公事忙，文书多，书记虽遵用小篆，有些下行文书，却不免写得草率些。日子长了，这样写的人多了，便自然而然成了一体，称为“隶书”，因为是给徒隶等下级办公人看的。这种字体究竟和小篆差不多。

到了汉末，才渐渐变了，椭圆的变为扁方的，“敛笔”变为“挑笔”。这是所谓汉隶，是隶书的标准。晋唐之间，又称为“八分书”。汉初还有草书，从隶书变化，更为简便。这从清末以来在新疆和敦煌发现的汉晋间的木简里最能见出。这种草书，各字分开，还带着挑笔，称为“章草”。魏晋之际，又嫌挑笔费事，改为敛笔，字字连书，以一行或一节为单位。这称为“今草”。隶书方整，去了挑笔，又变为“正书”。这起于魏代。

晋唐之间，却称为“隶书”，而称汉隶为“八分书”。晋代也称为“楷书”。宋代又改称为“真书”。正书本也是扁方的，到陈隋的时候，渐渐变方了。到了唐代，又渐渐变长了。这是为了好看。正书简化，便成“行书”，起于晋代。大概正书不免于拘，草书不免于放，行书介乎两者之间，最为适用。但现在还通用着正书，而辅以行草。一方面却提倡民间的“简笔字”，将正书、行书再行简化。这也还是求应用便利的缘故。

朱自清在《经典常谈》序言里，曾表达过他的一个心愿，他希望“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叶圣陶在读完《经典常谈》后评价：“因为这本书的引导，去接触古书，就像预先看熟了地图跟地理志，虽然到的是个新地方，却能头头是道。”

果麦《经典常谈》内容页

附：朱自清撰写 《经典常谈》序言

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

本书所谓经典是广义的用法，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要读懂这些书，特别是经、子，得懂“小学”，就是文字学，所以《说文解字》等书也是经典的一部分。我国旧日的教育，可以说整个儿是读经的教育。经典训练成为教育的唯一的项目，自然偏枯失调；况且从幼童时代就开始，学生食而不化，也徒然摧残了他们的精力和兴趣。新式教育施行以后，读经渐渐废止。民国以来虽然还有一两回中小学读经运动，可是都失败了，大家认为是开倒车。

另一方面，教育部制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里却有“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话，高中的标准里更有“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的话。初高中的国文教材，从经典选录的也不少。可见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又按着学生程度选材，可以免掉他们囫囵吞枣的弊病。这实在是一种进步。

我国经典，未经整理，读起来特别难，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结果是敬而远之。朱子似乎见到了这个，他注“四书”，一种作用就是使“四书”普及于一般人。他是成功的，他的“四书”注后来成了小学教科书。又如清初人选注的《史记菁华录》，价值和影响虽然远在“四书”注之下，可是也风行了几百年，帮助初学不少。但到了现在这时代，这些书都不适用了。

我们知道清代“汉学家”对于经典的校勘和训诂贡献极大。我们理想中一般人的经典读本——有些该是全书，有些只该是选本节本——应该尽可能地采取他们的结论；一面将本文分段，仔细地标点，并用白话文做简要的注释。每种读本还得有一篇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这需要见解、学力和经验，不是一个人一个时期所能成就的。

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一些“学生国学丛书”，似乎就是这番用意，但离我们理想的标准还远着呢。理想的经典读本既然一时不容易出现，有些人便想着先从治标下手。顾颉刚先生用浅明的白话文译《尚书》，又用同样的文体写《汉代学术史略》，用意便在这里。这样办虽然不能教一般人直接亲近经典，却能启发他们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这部小书也只是向这方面努力的工作。如果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编撰者将自己庆幸，在经典训练上，尽了他做尖兵的一份儿。可是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筌为鱼，未免辜负编撰者的本心了。

这部书不是“国学概论”一类。照编撰者现在的意见，“概论”这名字容易教读者感到自己满足；“概论”里好像什么都有了，再用不着别的——其实什么都只有一点儿！“国学”这名字，和西洋人所谓“汉学”一般，都未免笼统的毛病。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分别标明历史和语言，不再浑称“国学”，确是正办。这部书以经典为主，以书为主，不以“经学”“史学”“诸子学”等作纲领。但《诗》《文》两篇，却还只能叙述源流；因为书太多了，没法子一一详论，而集部书的问题，也不像经、史、子的那样重要，在这儿也无需详论。书中各篇的排列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序，并照传统的意见将“小学”书放在最前头。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这中间并无编撰者自己的创见，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

全篇的参考资料，开列在各篇后面；局部的，随处分别注明。也有袭用成说而没有注出的，那是为了节省读者的注意力；一般的读物和考据的著作不同，是无需乎那样严格的。末了儿编撰者得谢谢杨振声先生，他鼓励编撰者写下这些篇“常谈”。还得谢谢雷海宗先生允许引用他还没有正式印行的《中国通史选读》讲义，陈梦家先生允许引用他的《中国文字学》稿本。还得谢谢董庶先生，他给我钞了全份清稿，让排印时不致有太多的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