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结婚也可以生，被严重误读了

近日，新版《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取消了对登记对象是否结婚的限制条件，结果一些网民将这种“不结婚也能生”解读成是鼓励出轨、鼓励私生子，甚至上纲上线地认为，这将败坏人伦，冲击传统家庭概念，怂恿“一夫多妻”。

这是一种误读，四川的新规旨在于生育服务层面，给予孕妇更多的便利，不再以结婚作为前置条件，这是一项惠民举动，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

说到“生育登记”这个词，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但是，办《准生证》一定能勾起很多过来人的灰色回忆。在放开二孩之前，基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准生证》成了生育的一道门槛，单位、街道、医院，一路盖章，要证明孕妇是属于“初婚初育”等计划内生育情形，才能获得《准生证》，才可以分配孕检、分娩医院床位。“穿越大半个中国去办准生证”曾是很多人无奈的选择。而办理《准生证》的审查条件之一就是孕妇已经结婚。

这种严苛的审核，是基于过去“限生少生”的计划生育政策，如今中国的人口政策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特别是去年我国人口出现了负增长的严峻情势，过往为生育设置的严苛的审查也应该改了。不仅是四川，广东、安徽等地在生育登记办法中，都取消了将结婚作为限制性条件。

“不结婚就可以生”和“非婚生子女”现象，有一定联系。但是，所谓“非婚生子女合法化”的问题，在新中国早已经解决，而且已经实施了73年，几乎和新中国的历史一样长。

1950年版《婚姻法》

早在1950年，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五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受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或歧视。非婚生子女经生母或其他人证物证证明其生父者，其生父应负担子女必需的生活费和教育费全部或一部；直至子女十八岁为止。”

而且，“非婚生子女享受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的规定，贯彻于共和国立法始终，从1950年版《婚姻法》到改革开放之后的1980版《婚姻法》，再到2001年修订版，再到如今的《民法典》，法律规定都是一以贯之的，甚至在文字表述上都几乎没有改变。

 非婚生≠小三，“芳丁们”有权享受生育服务

很多网友对“非婚生子女”充满着敌意，将非婚生育等同于婚外出轨、“小三”，进而认为这些孩子出身不好，生下来就是“孽债”，自带原罪，不配得到公平的对待，这种脑补是对于非婚生子女概念的窄化、污名化。

产生非婚生子女的情形有很多，不等于“小三”。有的可能是男女恋人已经分手了，而女方因为岁数较大，可能没有再生育的机会，希望能给自己留个孩子。有的可能是怀孕之后，男友意外身亡了，女方希望留下孩子。有的则可能是女方想要一个孩子，但“不想结婚”。有的也确属于婚外情范围。

更常见的现实是，大月份的流产会严重伤害身体，会产生生命危险，很多非婚生子女是女性无奈的选择。怀孕7个月、8个月，可能与男友分手了，可能出意外了，可能不愿意负责任了，但是不能再流产了，这不就是《悲惨世界》里面单亲妈妈芳丁的悲惨境遇吗？

单亲妈妈本身是弱势群体，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帮助，而不是用道德批判的眼光逼视她们，这样只会将她们推向深渊，单亲妈妈的成因有很多，不能直接扣上“小三”的污名。

视觉中国 资料图

新版《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规范的是对于孕产妇的生育服务，重点在“服务”。之前，很多地方的生育登记将结婚作为前提条件，这是受到之前“少生限生”的强大惯性影响，设置了生育的门槛。对于准单亲妈妈多一些帮助，让他们能够无障碍的享受到生育保障服务，包括孕期检测、分娩医疗保障，以及依法享受生育保险服务。

生育及享受生育服务，是女性的权利，也直接关乎女性的生育安全。哪怕不涉及到人口政策目的，也应该保障生育公共服务覆盖到“芳丁们”。

之前，多位未婚妈妈因为没有享受生育保险金，提起了行政诉讼。在2022年的一起诉讼当中，深圳卫健委当庭表态，将取消对非婚母亲的生育登记信息系统推送限制，案件做了撤诉处理。2022年8月1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就《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时，针对媒体的“未婚女性生育是否可领取生育保险和津贴？”提问，明确表态：“只要履行了生育保险的缴费责任，国家层面在待遇享受方面是没有门槛的”，明确否认将结婚作为申领生育保险的前提。

非婚生育有着复杂的原因，不应该将之窄化、污名化。从生育保险权利义务对等，以及保障女性基本健康权的角度，也应该摒弃之前计划生育时代的惯性，不能把结婚作为享受生育登记、服务、津贴的前置条件。

不得歧视非婚生子女，新中国走在了西方的前头

如前所述，从1950年共和国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到如今的民法典，贯穿共和国70多年的历史始终，一直把反对歧视非婚生子女写在了法典当中。

从各国历史上看，都有过对非婚生子女的歧视，甚至是迫害，而为其平权成了法治进步的一个重要维度。

西方中世纪为维护基督教婚姻“一夫一妻制”的神圣性，长期歧视、迫害非婚生子女，称之为“法外人”，他们得不到受抚养的权利，成为中世纪传说中经常出现的边缘人物，命运悲惨。

英国的普通法称非婚生子女为“无亲之子”，非婚生子女不属于任何人的子女，与生父和生母均不发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甚至英国还苛刻地规定，哪怕生父、生母后来结婚了，婚前生育子女仍不享受亲权，一辈子都是“贱民”！这些人法律地位低下，不见容于主流社会，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英国不得不出台1733年的《济贫院实验法案》、1834年的《新济贫法》，救济对象就包括这些“无亲之子”。

就法国来说，大革命之后，虽对非婚生子女歧视有所纠正，但是封建遗存仍根深蒂固。拿破仑对于非婚生子女有两句名言，一句是“知悉私生子之双亲，对社会无益”；第二句是“让私生子有继承资格，乃违反道德”。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拿破仑法典》）做出部分纠正性规定：非婚生子女不得请求其父认领，只许其母认领；非婚生子女不得主张婚生子女的权利，但可以继承相当于婚生子女的三分之一的财产。《法国民法典》因为立法较早，明显带有封建残余，直到1970年才废除了“丈夫是一家之主”的规定，1972年又废除了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的地位不平等的规定。

我国传统法律当中也有对非婚生子女的歧视性的规定。清末颁行的《大清现行刑律》规定“奸生子”、“婢生子”不得继承宗祧，但是，继承财产时,“奸生子、婢生子依子量予半分”。

非婚生子女得不到合法地位，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人易沦为边缘人，犯罪率畸高，而且也明显违背“人生而平等”的基本理念。之后，在“有罪结合下之无罪的果实”理论的影响下，各国开始立法改善非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开其先河，其第121条规定：“非婚生子女……婚生子女受同一之待遇”。1926年，英国颁布《准正法》，承认非婚生子女的一定的权利。

美国自1968年以来，由最高法院根据宪法平等保护和正当程序的规定，对30个以上的非婚生子女案件作出了“平权”的判决。1973年，美国又颁布了《统一父母身份法案》。

相比法国的1972年、美国的1973年，我国于1950年就在《婚姻法》中为非婚生子女平权，强调不得歧视、伤害非婚生子女，远远走到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前头，成为新中国人权事业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其原因何在？歧视非婚生子女，看似在维护婚姻、维护夫妻双方的忠诚义务，事实上是在维护封建礼教、确保封建财产继承的顺利，这一机制深深陷入性别剥削和压迫当中，本身带有严重的封建宗法意味。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这种歧视本质都是维护封建礼法、封建继承制度。而新中国在反封建、贯彻“男女平等”原则方面是最坚决、彻底的，所以在非婚生子女平权方面，远远把西方甩在后面，是真正在践行宪法平等原则。

必须全面解决非婚生子女“黑户”问题

人生而平等，孩子不应该成为父母不完善的婚姻关系的牺牲品，每一个孩子都有平等的权利。

让人遗憾的是，虽然“禁止歧视非婚生子女”早就被写入了法律，但是，法律如何落地、落实是一大考验。由于我国是一个强行政国家，民法中的平权规定和相应的行政管理机制（也即“法”与“规”）的衔接不够完善。特别是在推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之后，非婚生子女转化为“计划外生育”问题。

非婚生子女从办《准生证》到分娩，再到落户口、上学、就业，一路困难重重。事实上，造成了相当多的非婚生子女处于“黑户”状态，严重影响了其正常的人生发展。

在全面放开三孩生育的大背景之下，用《准生证》、落户口卡“计划外生育”已经属于老皇历了，该改改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明确解决非婚生子女的落户困难，“政策外生育、非婚生育的无户口人员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和父母一方的居民户口簿、结婚证或者非婚生育说明，办理户口登记”。

之后“北京已经允许非婚生子女随母报户口”等新闻，屡屡冲上热搜榜。为非婚生子女落户，是落实《婚姻法》反歧视的既有原则，体现了对具体的人的关怀，也是为了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从最功利的角度说，让非婚生子女不能落户，让他们成为“法外之民”，游走在社会边缘，不能正常就学、就业，最后增加的是全社会的负担。

不歧视非婚生子女，让他们拥有正常、健康的人生，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既不是在中国人口政策发生扭转之后的权宜之计，更不是一些人说的“盲目学习西方，破坏传统家庭”的结果。

视觉中国 资料图

取消生育不合理限制，不是鼓励“一夫多妻”

人是最可宝贵的。取消不合理的限制，为非婚生育顺利办理生育登记、落户口，不是为了刺激、鼓动婚外情、私生子，而是对基于中国天量的人口基数、越来越参差的婚恋选择、必然出现的非婚生育现象，拿出人道的、现实的政策态度。这不能被污名化为破坏家庭、鼓励“一夫多妻”。

说到底，生育是个人权利，生不生孩子？什么时候生？跟谁生？这些都是个人的选择。国家层面能够做的是，提供更便捷周全的生育服务，特别是要摆脱长期实施严格计划生育之下形成的“限生意识”，把非婚生育看成一种应受惩罚的罪过。

如前所述，单亲妈妈形成的原因很多，可能是无奈，也可能是主动的选择。这些妈妈愿意接纳、抚养孩子，体现的是伟大的母爱，她们也没有把包袱甩给社会，她们需要的是社会的包容，公共服务的助力，而不是无意义的道德审判，不合理的政策门槛。

针对有些网友绘声绘色地脑补：某富豪在外面包了二奶，生了孩子，一起来争家产，这让合法配偶的子女情何以堪？

要看到，“禁止歧视非婚生子女”是70多年前的法律规定，而婚外情、私生子等负面的社会现象一直就存在。此前，对非婚生育设置了这么多的障碍，并没有杜绝各种光怪陆离的豪门闹剧。可见，两者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相反，对非婚生育设置不合理政策门槛，反而让单亲妈妈们成为牺牲品。

而且，从继承权的角度说，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富豪想把遗产分给谁——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或是其他什么人，只要立遗嘱就可以，根本不需要走法定继承程序。况且，怎么继承遗产属于私权范围，不需要外人过多干涉。

总之，生育登记不以结婚为前提，本身是为了向孕产妇提供更便捷的公共服务，打造生育友好社会，帮助单亲妈妈群体，并不是在鼓励私生子、破坏家庭。“禁止歧视非婚生子女”，更是走在了西方国家“平权”的前头，是中国法治史上的精彩一笔，谈不上冲击传统家庭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