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泉︱坚忍的智慧：胡安·卡洛斯与西班牙威权体制的终结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班牙民主化进程中，胡安·卡洛斯国王是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他不仅在佛朗哥逝世后亲手开启一个长达四十年的威权体制国家的转型之门，更为重要的是在1981年二二三军事政变中，正是卡洛斯的独力支撑，才于危亡之际挽救了西班牙新生的民主。

然而，一个不为人所熟知的事实是，从1948年回国接受教育，到1969年正式成为佛朗哥的接班人，再到1975年继承王位，卡洛斯在佛朗哥身旁足足生活了二十七年。这么多年来，卡洛斯与独裁者佛朗哥的关系到底如何？他又是如何从一位普通王子变成元首的继承人？为什么在威权体制中长大的王子，最后选择成为民主国王而不是专制君主？英国学者保罗·普雷斯顿《民主国王：胡安·卡洛斯传》一书，通过描述卡洛斯的成长历程，试图解答这些问题。通过此书，我们不难发现，正是一种坚忍的政治智慧，使得卡洛斯最终获得佛朗哥的信任，并成为元首的权力继承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民主国王》正好是作者另一本著作《民主的胜利：西班牙政治变革的进程》的前传。

学会坚忍：为了获得继承权

权力继承人问题，是仅有独生女的佛朗哥不得不考虑的难题。佛朗哥在政治体制上的基本立场是君主制，而不是他认为带来内战灾难的共和民主制。在内战之前就主动退位并流亡在外的王室成员，对这位保守主义的领导人来说，自然成为他首选的对象。为此，佛朗哥公开宣布，君主制将会重返西班牙，但“必须在元首做出了决定，而且王位诉求者宣誓遵守政权的基本法律之后才有可能”（页24）。早在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之际，后来担任首相的海军将领布兰科就向佛朗哥建议，考虑培养胡安·卡洛斯作为未来的国王，而不是流亡在外的王子的父亲、以王位继承人自居的唐·胡安，后者的政治自由化立场向来为佛朗哥所厌恶，认为其人完全为自由主义思想所俘虏。

但是佛朗哥恢复君主制的政治承诺是模糊的，既没有明确的国王人选，也没有权力交接时间表，很长时间内不愿意在生前指定继承人。1962年卡洛斯已经成年并结婚，但是佛朗哥仍然表示他只是几个王位诉求者中的一个。卡洛斯的一位堂兄弟甚至与佛朗哥的一个外孙女结婚，且深受佛朗哥妻子的喜爱，并得到保守势力长枪党领导人的支持。佛朗哥一开始只是要求年仅十岁的卡洛斯必须回国接受教育，其基调是所谓爱国主义，计划让他在军事学院学习两年，随后在空军与海军学院分别学习半年。毕业后在大学再完成两年的政治学与经济学的课程，此外，卡洛斯还将分别在农学院、工学院与矿业学院学习，每次为期三个月。在大学就读期间，佛朗哥不时地安排与卡洛斯的会见，试图向王子灌输自己的理念，即一个自由主义的君主立宪制连一年都无法持续，并将在西班牙引起混乱，引发类似俄国一样的革命。

对卡洛斯的成长，佛朗哥是决不放松的，甚至还干预王子的婚恋生活。他反对王子与意大利流亡国王的公主恋爱，强调未来的新娘必须是一位当政王室的公主。即使是对卡洛斯未婚妻希腊公主索菲亚，他一开始也不满意，认为公主的宗教信仰不是天主教徒。在卡洛斯宣布与希腊公主订婚之后，佛朗哥仍然表示王子并不一定非要与一位公主结婚，对卡洛斯婚后的生活，则明示王子应该与西班牙人民保持接触，这样才能获得人民的爱戴。

对年轻的卡洛斯来说，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就经常处于一种身份的困扰与焦虑之中。卡洛斯明白，在佛朗哥眼中，父亲唐·胡安早已不是王位的可能继承人，与佛朗哥发生冲突只会断绝他的家族回归王位的一切希望。普雷斯顿评价说：“胡安·卡洛斯依旧深沉地忠于他的父亲，但唐·胡安与佛朗哥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把他置于一种倍受煎熬的可怕境地之中。他越是听说佛朗哥倾向于指定自己作为继承人，就越是质疑自己在西班牙存在的意义。”（页165）不少人感觉他“心事重重，深感压力，心情痛苦”。但是即便如此，卡洛斯还是接受身边人的建议，同意与佛朗哥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

例如在1966年3月，卡洛斯曾经受到邀请，参加纪念祖父何方索十三世逝世二十五周年的一次重要活动。按照会议日程的安排，其父将宣布自己是西班牙王位无可争议的继承人。如果卡洛斯出席这一集会，就意味着他同意父亲的这种说法。但是卡洛斯在会前借口身体不适谢绝邀请，不仅于此，他还主动会见佛朗哥，郑重表态将不会参加聚会。对此，佛朗哥深表赞赏，而父亲唐·胡安却非常愤怒，认为儿子对自己不忠。在1967年1月访问美国的时候，卡洛斯表示忠于佛朗哥的体制，强调迅速实行民主化将意味着君主制在西班牙的最后灭亡。在与英国驻西班牙大使会谈时，卡洛斯声称他访问了国内多地，无法感受到人们对君主制的任何强烈的感情，不存在广泛的君主主义精神。“君主制只能以当前的政权为基础重建，或者说，只能作为当前政权的延续。”显然这种表述是有意为之，是佛朗哥所能够接受的观点。卡洛斯的掩饰获得了成功，在英国大使看来，“对西班牙具有真正重要意义的不是国王个人，而是管理这个国家的制度性质”（页171）。

在日常生活中，卡洛斯更是小心翼翼地取悦佛朗哥，就连挑选结婚礼服这种细枝末节的问题也不放过。本来卡洛斯考虑选择婚礼时身着海军军服，这样做符合曾是海军军官的父亲的喜好，但最后还是选择西班牙陆军的中尉制服，认为这样会让身为陆军元帅的佛朗哥高兴。佛朗哥虽然没有参加婚礼，但是通过电视观看了婚礼，表示非常满意，称赞王子很有军人风度。在蜜月刚开始不久，新婚夫妇又中断行程，回到马德里，在没有征求父亲同意的情况下，首先拜见佛朗哥。婚后在逗留葡萄牙近一年后，卡洛斯决定回国定居，再次确认自己是独立于父亲的。有意思的是，即使是这样，佛朗哥有时也会表示无法理解，为什么王子对他的忠诚比不上对他父亲的忠诚。而父亲唐·胡安总是认为儿子背叛了自己，一直到1977年5月，在卡洛斯成为国王半年后，才承认他的王位合法性。

当然，年轻的卡洛斯也犯过错误。在1957年7月刚刚从萨拉戈萨军事学院毕业时，他去瑞士洛桑探望祖母，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他宣称自己的父亲是西班牙国王，这番言论让佛朗哥非常恼火。在佛朗哥眼里，唐·胡安是一位自由化的君主主义者，是自己决不会接受的国王人选。卡洛斯回国之后，佛朗哥对他在瑞士报纸上发表的评论表示非常不满。1970年2月初《纽约时报》一篇报道称王子曾经表示不会做一个温顺的继承者，也无意主持一个独裁国家，他计划在佛朗哥之后进行重大的政治改革。1971年1月访问美国时，卡洛斯甚至表示要利用佛朗哥主义的制度来取得更多自由。让人感到幸运的是，此时的佛朗哥虽然获知这一切，但是却误以为这是卡洛斯的一种政治谋略，相信他已经学会了自己的一些技艺，即看上去对每派势力都支持，但在寻求自己的真实目的时却让各派互相争斗，以求获得美国与英国的支持。

事实上，佛朗哥对卡洛斯的监管是毫不放松的，曾有秘密警察报告王子参加自由派人士聚会的情况。虽然与会者都建议未来西班牙应该建立的君主立宪制度，但是卡洛斯却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在说到佛朗哥的时候表达了极大的尊敬。卡洛斯的效忠有时候也会得到回报，佛朗哥曾经公开表示：“王子和公主都非常好。尽管他们还年轻，但他们的表现却异常成熟。他们聪明、认真、极为敏感。我自始至终都对他们的表现非常满意。他们表现出了对于他们受到召唤而承担的使命的高度认识。我敢肯定，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刻，他们将以极大的爱国主义热情为西班牙服务。”（页180-181）1966年的胜利阅兵式上，卡洛斯再次站到了佛朗哥的身边，后者明确表示卡洛斯的堂兄弟不会是王位的继承人选。

对卡洛斯来说，从他十岁回到西班牙开始，其实就身处左右为难的困境，一边是坚守专制体制的元首佛朗哥，另一边是追求君主立宪的父亲唐·胡安，双方由于政治理念不同，时常处于尖锐的矛盾与冲突之中。在这种环境中，卡洛斯不得不学会坚忍，在一种常人无法思议的氛围中顽强成长。

继续坚忍：为了保住继承权

1969年7月15日，佛朗哥宣布，卡洛斯王子将成为他未来的权力继承人，在他自己死去之后，卡洛斯将登基成为西班牙国王。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佛朗哥似乎预料到死后的政治变化，而有意让卡洛斯接受与欧洲其他君主立宪国家王室成员相似的教育，包括欧洲的历史、法律、政治学等自由主义知识，并很早就确定他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佛朗哥很少与卡洛斯谈起政治，也几乎不给他处理政治问题的指点和劝告。面对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社会，年轻的王子会不由自主地主动问佛朗哥，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下，我该怎么办？在这个时候，佛朗哥会说：“我真的不知道。可是，在任何情况下，殿下，你都没有必要做那些我不得不做的事情。当你成为国王的时候，时代已经变化了，西班牙的人民也将和不同。”在卡洛斯要求旁听高层政治会议时，佛朗哥还是那句话：“这对你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不可能去做我要做的事情。”对此，人们评论说佛朗哥从来不把自己的执政理念灌输给年轻的卡洛斯，他显然知道这样教育的结果是什么。甚至卡洛斯本人也是这样认为，在回忆录中称佛朗哥非常相信“瓜熟蒂落”这样的民间老话，相信时间的流逝会解决许多当时不可能解决的冲突。

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正如本书所说，佛朗哥生前不让王子介入实际政治，真实意思是：“你不是那个征服了其他势力的人。你不是那个赢得了一次内战的人。你之所以有权力，只不过是我给了你。你将是一个受到卡雷罗·布兰科和其他人监视的人，你跟我不一样，你是一个受到王国枢密院和议会制约的人，而我不受他们的节制。”（页214）普雷斯顿的研究表明，佛朗哥对待变革的态度是顽固不化的，例如他与日益进步的天主教会关系日益恶化。而在确定卡洛斯的继承人地位时也非常慎重。从1969年1月佛朗哥表态准备提名卡洛斯，到7月15日正式宣布，历时半年多。在此期间，王子备受煎熬，甚至当面询问佛朗哥对自己的信任度。佛朗哥在向议会发表的提名讲话，更是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的态度：“他（卡洛斯）曾清楚地证明了他对我们政权的制度和原则的忠诚，他还与陆军、海军和空军武装力量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曾在这些武装力量中铸就他的性格，并在最近20年间一直完美地为他可能受到召唤而从事的高尚使命进行着准备工作。”（页209）在提名通过数天后，卡洛斯又收到了佛朗哥的警告，“我确信您将永远忠诚地为西班牙服务，您会信守并实现您在议会面前做出的尊重王国基本法律的誓言。在您加冕的那天到来的时候，您必须重复这一誓言。”后来卡洛斯回忆说“为什么我总是沉默不语？为什么我总是不发一言？因为这是一个甚至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都不敢说话的时期。自我审查是行事的准则，如果你愿意，把这个准则说成是谨慎也可以。”（页213-214）事实上在被确认为继承人之后，卡洛斯夫妇仍然被二十四小时监视，每次谈话、每个电话、每封信件都遭到仔细检查，谨慎成为王子夫妇每日的必修课。

1969年至1974年，对被确立为元首继承人的卡洛斯来说，其实是一个备受怀疑的阶段。佛朗哥身边的长枪党重要人物一直坚决反对卡洛斯继承最高权力。作为一位在西班牙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人，卡洛斯知道从佛朗哥那里接受权力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在当时的政治机器中，对君主制的敌意是非常严重的。在接受提名之后，继承人的位置也是不稳定的，在身边的亲信看来，他的脸上经常流露着克制和忧郁的表情，就像“一个不很确定自己是否应该留在主人家中吃晚饭的客人”。此时的卡洛斯还遭受了社会党、共产党等左派的攻击，如社会党宣称王子是一位滑稽剧中的王子，共产党则认为卡洛斯是“他的美国主子的一位佛朗哥主义的流产婴儿和忠实走狗”。有的流亡者声称西班牙永远不会接受一位背叛了自己的父亲并公开宣布他将是内战中的胜利者的国王。多年来卡洛斯在佛朗哥身边保持着阴郁寡言的形象，外界认为他既无智慧也无胆量，有关他愚蠢的笑话四处流传。对佛朗哥来说，他规划卡洛斯未来成为一位名义上的领袖，一个礼仪上的国家元首，大权则掌握在自己的亲信铁腕首相布兰科手中。

在这种氛围中，“为了保证佛朗哥的继承人是他的父亲或者他自己，他不得不在表面上对独裁政权做出彻底忠诚的姿态。作为一个年轻的已婚男子，他每天都屈辱地生活着。受到严格的检查，每次电话都被录音，每个拉萨尔苏埃拉宫的到访者都由佛朗哥雇用的仆人仔细登记。为了最终得到元首的提名成为继承人，他付出了与他的父亲交恶的代价。从个人角度讲，从1948年11月离开埃什托里尔到1969年7月接受提名成为西班牙王子，这期间的21年是他最可怕的人生经历”（页344）。1969年以后，为了保住得来不易的继承权，卡洛斯不得不继续坚忍。

保持坚忍：为了权力过渡的平稳

1975年11月20日，以铁腕方式统治西班牙达三十九年之久的佛朗哥去世。22日，胡安·卡洛斯被确立为西班牙国王，他在议会宣誓登基，向全国人民宣布：“今天，西班牙的历史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但是为了权力过渡的平稳，执政的卡洛斯仍然需要保持坚忍。在内阁首相人选上，为了安抚保守派，国王不得不忍痛舍弃自己的导师，改革派政治家米兰达出任首相，而是留用佛朗哥时期的首相，保守派的政治人物纳瓦罗。不仅于此，卡洛斯还要忍受纳瓦罗对自己的蔑视，以及他们计划让卡洛斯成为有名无实的礼仪性国家元首。卡洛斯也经常抱怨说，首相纳瓦罗在内心深处根本不承认自己是国王，任何事情都不通知他。一个引人注目的细节，在首相办公室里，挂着佛朗哥的大幅画像，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王的照片却是像侏儒一样的大小。“这段时期或许是国王整个执政期间最为艰难的历程；在这一时期内，他必须面对种种紧张局势和磨难，这让他明显地变得苍老了。左派很容易将阿里亚斯（纳瓦罗）理解为佛朗哥主义的延续，胡安·卡洛斯不得不生活在因阿里亚斯担任首相而带来的耻辱之中。”（页308）但是卡洛斯的选择确实是明智的，他必须在过渡时期保持佛朗哥政权的连续性，选择一位保守派能够接受的首相，否则会导致军方与保守派的强力反对。

在执政之初，卡洛斯的压力之大无以复加。左派鄙视他，认为他在佛朗哥身边唯唯诺诺多年，对独裁统治的暴行无动于衷，是佛朗哥主义的国王。保守派依然坐拥强权，拥有军警与国家机器的支持，大权在握。在众多长枪党人看来，国王是一位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应该让他安全地远离政府日常管理工作。卡洛斯决心在不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的情况下进行改革，这一点完全取决于他的政治技巧。而以继续让纳瓦罗担任首相为交换条件，换取了其对米兰达出任议长的支持，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策略。“他也同样清楚堡垒派的力量、决心和邪恶，而且，走出危险的通道将穿过佛朗哥主义制度的拜占庭式迷宫，他得以登上王位也全靠这个制度，他的远期目标是成为一个超越政治之上的立宪君主，然而，在当前情况下，他不得不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一个危险的活跃角色。有鉴于此，他在就任初期的行动相当谨慎。”（页288）

对同样不支持民主化的军方，卡洛斯做出大量的工作巩固武装力量对他的忠诚。虽然对年轻军官接受民主这一点他深信不疑，但是他同样知道，存在着大批曾在内战中与佛朗哥并肩战斗的将军，他们是反对民主化的，所以卡洛斯强调“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也不想让内战的胜利者变成民主的失败者”。在确定民主化改革方案后，他让新首相苏亚雷斯将计划交给高级将领审议，“我们必须注意，在行动时不能伤害军人们的感情。我们一定不能给他们这样一个印象，即我们是背着他们偷偷摸摸地工作的。我了解军方。他们极不喜欢突然发生的情况、阴谋诡计和暗中进行的小动作，永远不能容忍谎言”（页318）。不仅于此，新内阁中负责国防事务的副首相，以及陆海空三军部长，均由军方将领出任。卡洛斯在每次针对军方的讲话中，必须包含对佛朗哥的赞词。他每周一都会接见军队高级将领，与他们进行长谈，这样做既为了让他们安心，让他们知道国王清楚他们的想法，同时也是为了对军方意见和状态有所了解。

即使如此，由于担心佛朗哥主义的反扑，卡洛斯在王宫里面经常失眠，夜里四处游荡，说自己像个鬼魂一样。“自从1948年来到西班牙，他的生活基本上是牺牲和艰苦的工作。为了君主制最终重返西班牙，他差不多从来没有什么童年和青少年。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开始，他就一直被迫生活在极度紧张的环境下，很清楚，他确信，想要让君主制生存，它的未来就必须是君主立宪的议会制。”（页344）1978年底西班牙颁布新宪法，从此卡洛斯退居二线，拥有王权而不治理国家。宪法规定“国王是国家的象征”，但仍是“各个部门行使正常职能中的仲裁者和调节者”以及对外关系中“西班牙国家的最高代表”，君主立宪制终于确立起来。

正是受益于卡洛斯的政治智慧，从1976年开始，在短短六年时间内，西班牙就完成了政治变革，1982年工人社会党政府的执政，标志着政权和平转移到反对党手中，民主化从转型进入巩固阶段。西班牙的改革成功被著名政治学者胡安·J·林茨誉为“协议式民主转型与迅速民主巩固的典型个案”。卡洛斯近三十年的政治坚忍，终于换来当代西班牙转型成功的回报，“民主国王”确实是胡安·卡洛斯当之无愧的伟大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