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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豪放派词人，苏轼与辛弃疾的词有啥不一样？

2023-01-30 19:37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龚贤复旦大学出版社

苏东坡、辛弃疾词作均以不受声律束缚、题材广阔宏富、笔势纵放、气象恢宏而在两宋词坛上独树一帜，形成了词史上著名的豪放词派。

但如果对苏、辛词做一些具体的分析比较，就不难发现，豪放只是他们词风的一个基本特征，而在感情色彩、思想格调等许多方面，二者又有着不容忽视的差别——苏词的旋律更为高逸旷达，而辛词的基调却颇多悲愤沉郁，这应当说是苏、辛词风最重要的差异之一。

壹

苏、辛二人一生都经历了极其坎坷的道路。

东坡少负奇才，“奋励有当世志”，入仕后因卷入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而屡受打击排挤，两被诬陷贬官，因乌台诗案险遭杀身之祸，晚谪岭海几近不能生还。

稼轩“壮岁旌旗拥万夫”，在抗金斗争中显示出杰出的军事才能，但南渡后却得不到统治者的信任和重用，屡遭诬陷，三次免职，先后赋闲达20年之久。

政治上的坎坷遭遇，必然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苏、辛词中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出理想破灭、壮志难酬的思想。然而不同的是，东坡词倾向于从痛苦中求超拔、求解脱，跨越现实的黑暗去追寻理想的光明，从而表现出一种旷达的人生态度。稼轩词则更多地表现了对于现实的苦恨执着和挣扎奋斗，表现了悲愤的呼喊和火一样燃烧的激情。

苏东坡像

贰

东坡的名篇《水调歌头》，作于熙宁九年，作者当时因政治上受到排挤，外放密州，心情苦闷，可是在这首词里却看不到他的消沉情绪。作者泛观浩瀚天宇，寄意高远月宫，幻想出一个清凉澄澈、玉洁冰清的美妙世界。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这是多么奇异的想象，多么高洁的向往！

作者意在冲破现实黑暗，超越现实痛苦，表现出人类对于理想境界的永恒追求。词的下片通过对人生痛苦的冷静思考，得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结论，以理遣情，进一步表现了作者旷达的胸怀。

而在稼轩词中读者就很少看到这种在精神上的超越之感和旷达之气，而更多地感受到辛弃疾对现实的苦恨执着及他那种特有的郁结悲愤之气。例如他的《太常引·建康中秋夜为吕叔潜赋》一词：

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姮娥：被白发欺人奈何。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

此词与东坡的《水调歌头》同是写中秋，同样是把酒对月、驰骋神奇想象，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但辛作却始终不能摆脱现实的痛苦，他因岁月蹉跎、壮志难伸而发出“白发欺人”的深沉悲叹。

他渴望“斫去桂婆娑”，铲除现实生活的黑暗，实现光明的政治理想，使人间“清光更多”，热烈执着的追求与慷慨激愤的情怀流溢于字里行间。

苏、辛词中这种超脱与执着、旷达与悲愤的区别，在他们的词作中多有表现。

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与稼轩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同是写登临怀古，同是二人豪放风格的代表作，前者起首一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横空出世，一下子超越了历史，超越了时空，气格极其高拔旷远；后者起句则面向现实，写水天无际、落日断鸿，衬托自己孤寂忧愤的心情。

前者的怀古，是追慕前人风流千古的丰功伟业，胸襟十分开阔；后者的怀古，则是设事用典，抒写自己的胸中块垒，悲愤不能自抑。

过去的词论家常说东坡“灵气仙才”（张思岩《词林纪事》），其词“高处出神入天”（王灼《碧鸡漫志》），“具神仙之姿”（刘熙载《艺概》），“直觉有仙气缥缈于毫端”（继昌《左庵词话》），而对辛词却从不见有此种评论。

所谓“苏其殆仙”而“辛犹人境”，恰恰道出了上述苏、辛词风的明显差异。

东坡的一生经历了比稼轩更多的磨难。据其自述，贬落黄州后，“亲友绝交，疾病连年，饥寒并日，人皆相传已死”（《谢量移汝州表》），晚贬谪儋州时，“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到昌化军谢表》），可谓尝尽了人间悲哀。

然而在东坡词中，这种人生痛苦被他的旷达精神大为冲淡。他极少言悲，直接提到“恨”之处也不多。可是翻阅稼轩词，却会感到悲愤满纸，其感情之强烈更使人泪溅心惊。

东坡350余首词中直接提到“恨”字的地方，除去两首《菩萨蛮》回文词中的文字游戏外，实际上只有二十几处。

从内容上看，虽然有的表达了激昂的情绪，如“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归故乡”（《阳关曲·军中》），有的表现了苦闷的心情，如“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但绝大多数“恨”字写的却是人生离别，如“恨此生、长向别离中，添华发”（《满江红·怀子由作》）、“欲向佳人诉离恨，泪珠先已凝双睫”（《满江红·正月十三日送文安国还朝》）、“花开又花谢，离恨几千重”（《临江仙》）、“苦恨人人分拆破，东西，怎得成双似旧时”（《南乡子·双荔支》）、“此恨固应知，愿人无别离”（《菩萨蛮·新月》）、“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虞美人》）、“月转乌啼，画堂宫徵生离恨”（《点绛唇·离恨》）、“可恨相逢能几日，不知重会是何年”（《浣溪沙·重九旧韵》）等等。

这种现象除了说明东坡一生因屡遭贬谪，对人生离别有着格外深切的感受之外，同时也说明他对仕途坎坷、政治磨难也抱着一种达观超越的态度。与东坡相反，稼轩词中的“恨”是大量的。

稼轩620余首词中直接使用“恨”字近百处，确是“不平之鸣，随处辄发”（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词”（徐釚《词苑丛谈》）。

稼轩之“恨”涉及范围极广，有心系故国、登临寄恨，如“层楼望，春山叠。家何在？烟波隔。把古今遗恨，向他谁说”（《满江红》）、“中州遗恨，不知今夜几人愁”（《水调歌头·和马叔度游月波楼》）；

有感叹请缨无路、岁月蹉跎之恨，如“恨苦遭邓禹笑人来，长寂寂”（《满江红·送徐抚干衡仲之官三山》）、“还自笑，人今老；空有恨，萦怀抱”（《满江红·和卢国华》）；

有借古人酒杯浇胸中块垒之恨，如“堪恨处：人道是属镂怨愤终千古”（《摸鱼儿·观潮上叶丞相》）、“恨灞陵醉尉，匆匆未识，桃李无言”（《八声甘州》）；

有借景抒情、点染愁恨，如“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天宇修眉浮新绿，映悠悠、潭影长如故。空有恨，奈何许”（《贺新郎》）；

有宣泄抑郁无聊之气、寄托无凭之恨，如“万恨千情，各自无聊各自鸣”（《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春色难留，酒杯常浅，把旧恨、新愁相间”（《锦帐春·席上和叔高韵》）；

还有倾吐隐曲难诉之情，如“幽径无人独自芳，此恨知无数”（《卜算子·寻春作》）、“醉里谤花花莫恨，浑冷淡，有谁知”（《江神子·赋梅寄余叔良》）。

在这无涯之恨海中，也有相当多的伤春、伤别之句，但稼轩自己说得很清楚，“不是离愁难整顿，被他引惹其他恨”（《蝶恋花·送祐之弟》），寄寓着更为广泛的社会内容。

稼轩之“恨”的感情强度也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恨得那么镂心刻骨，以至“恨之极，恨极销磨不得”（《兰陵王》）；恨得那样想见古人，居然“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恨得没有尽头，“恨如新，新恨了，又重新”（《上西平·送杜叔高》）。

这绵绵不绝的恨竟伴随了他的一生，“六十三年无限事，从头悔恨难追”（《临江仙·壬戌岁生日书怀》）。古往今来，像稼轩这样胸中郁积着这么广阔深沉之恨的词人实不多见。

叁

比较苏、辛词不难发现，他们对现实生活的痛苦抱持的态度不同。苏轼生活在北宋相对承平时期，“学际天人”，知识修养使他成为一个超然旷达的理想型的文人，在艰难的人生历程中既能坚持操守，又能随遇而安，面对险风恶浪，始终处之泰然。“坦荡之怀，任天而动”（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祸福不足以摇之”（刘永济《词论》），这是其词不轻言痛苦的主要原因。

而辛弃疾则生活在外族入侵、国家危亡的南宋时代，他与现实的矛盾根本上是爱国主义与投降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不可调和。所以其词“率多抚时感事之作”（毛晋《稼轩词跋》），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山河破碎、民族危难，激发出他火一样的情怀；报国无门、壮志难伸，又使他洒下英雄热泪。这种对于现实的苦恨执着，使得其词更具强烈的战斗精神，词风也较苏词更为慷慨、悲愤和深沉。

苏、辛都曾出入老庄、濡染佛释，都曾在苦闷时流露出归隐情绪，如东坡之“都将万事，付与千钟。任酒花白，眼花乱，烛花红”（《行香子·秋与》）、“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述怀》），稼轩之“穷自乐，懒方闲，人间路窄酒杯宽”（《鹧鸪天·吴子似过秋水》）、“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西江月·示儿曹，以家事付之》），类似之语还有许多。

然而如果深入探析他们这些思归欲隐之词就会发现，其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也是不完全相同的。东坡词的思归欲隐，虽然也包含着痛苦的因素，但更多体现了旷达的人生态度。他憧憬着淡泊的生活，渴望着心灵的宁静，他愿“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夜归临皋》），目的也正是“忘却营营”。所以东坡词讲到归隐时，心情基本上是平静的。

稼轩词的思归却带有较多慷慨悲愤的情绪。每当他提到归隐时，常常与其一生潦倒、壮志未酬联系在一起，表现出“老却英雄似等闲”（陆游《鹧鸪天》）的深切悲叹。

辛弃疾的《鹧鸪天》就是把自己“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的壮声英概，与眼前“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凄凉处境形成鲜明对比。再如“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清平月·独宿博山王氏庵》）、“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水调歌头·壬子三山被召陈端仁给事饮饯席上作》）、“且置请缨封万户，竟须卖剑酬黄犊”（《满江红》）、“莫说弓刀事业，依然诗酒功名”（《破阵子·硖石道中有怀吴子似县慰》）等等，在这些词句的后面，读者可以感受到作者内心潜藏着深切的苦闷和冲荡的激情。这样的“思归”，不仅有恬淡的一面，更多体现了他对现实的愤慨和痛苦的自嘲。

辛弃疾虽然和苏轼一样，也学习老庄，追慕陶（渊明）李（白），但在稼轩心中还有一个崇拜对象——屈原。

他对屈原充满了敬意，如“我亦卜居者，岁晚望三闾”（《水调歌头·将迁新居不成戏作》）、“千古离骚文字，芳至今犹未歇”（《喜迁莺·谢赵晋臣敷文赋芙蓉词见寿，用韵为谢》）、“夜夜入清溪，听读《离骚》去”（《生查子·独游西岩》）、“手把《离骚》读遍，自扫落英餐罢，杖屦晓霜浓”（《水调歌头·赋松菊堂》）等等。

其许多词句就是从屈原作品中脱化而来的，如“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门外沧浪水，可以濯吾缨”（《水调歌头·壬子三山被召陈端仁给事饮饯席上作》）化用《离骚》，“向空江、谁捐玉佩，寄离恨、应折疏麻”（《玉蝴蝶·叔高书来戒酒用韵》）化用《九歌》中的《湘君》和《大司命》，“人心与吾兮谁同”（《醉翁操》）出自《九章·抽思》。

此外，他的《千年调》（左手把青霓）几乎全是融化《离骚》诗句，而《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则是用“天问体”写成。在稼轩词中像这样直接称引、化用，甚至模仿屈原作品的，竟达二三十篇，这在东坡词中极为罕见。

稼轩仰慕屈原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理想、激情、对现实的苦恨执着以及“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性格，甚至其痛苦悲愤都与屈原有着惊人相通之处。他的心灵与屈原产生许多共鸣。这一点与东坡确实有很大不同。

这种不同直接导致了他们词风的差异，其中最重要的差异就是东坡旷达，而稼轩悲愤。过去有些词论家在谈到东坡的旷达时，常常简单地把这归于佛老，而谈到佛老，又往往简单地斥为“消极”“虚无”，因而过低地评价东坡的旷达词风，说他“潜形避祸”“故作迂疏”“萧瑟而令人丧气”等等，甚至产生全面扬辛贬苏的倾向，这是不客观的。

苏轼一生光明磊落、直言敢谏，“立朝大节极可观……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人欲杀之；在元祐则虽与老先生（司马光）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人也”（马永卿《元城语录》）。苏轼在宦海沉浮中虽历尽磨难，但从不“俯身从众，卑论趋时”（苏轼《登州谢宣诏赴阙表》），更不自诬品节、邀宠取容。这怎么能用“佛老”二字简单概括其思想呢？

另一方面，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佛老思想虽然产生过消极影响，但也曾是许多正直、进步的知识分子用以反抗黑暗势力、保持洁身自好的重要思想武器。他们在险恶的环境中要坚持高洁的操守，不愿与恶势力同流合污，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又不能彻底反抗，只好追求超拔解脱，企图跨越现实的黑暗痛苦去追寻理想的光明，其积极意义是不应被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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