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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英国黑人的政治文化：谁的文化在被研究是个重要的问题

[英]保罗·吉尔罗伊

2023-02-02 16:30

文化研究作为一项学术计划近来取得了惊人发展，任何由此产生的满足，都不应该掩盖它明显的种族中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问题。理解这些问题可以从批判性地评价对族群概念的运用开始，它们或是（常常是默认而非有意）作为文化研究独特的阐释学的一部分，或是伴随着无须思考的预设——文化总是遵循本质上同质性的民族国家的模式——而被运用。文化研究走向市场化并不可避免地具体化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有所谓的次要伦理层面。文化研究的计划因其显示出的伦理优势而成为体制化的合宜对象。因此谁的文化在被研究是个重要的问题，就如使得研究成为可能的工具来自哪里的问题一样重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很难不去思考最近对文化研究的国际性热情多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与英格兰和英国性观念的深刻联系而产生的。可以将这种可能性作为思考文化研究自身话语的人种史学特殊性的切入点。

从人种史学的角度思考文化研究，要求我们不仅注意到它与英国文学、历史和新左派政治的联系，还要描述英国文化研究的创建者对更宽广的现代欧洲文化思考传统的借鉴，并在每个阶段审视这些文化视角为（那些作为知识、权力和文化批评的对象的）种族化（racialised）的他者形象提供的位置。尽管很困难，但必须要把这些问题与让黑人文化的表达、分析和历史在学术界得到严肃对待的紧迫需求结合起来思考，而不是将后者留给社会学中的“种族关系”，因而也就等同于等待棘手的政策议题“寿终正寝”。这两种重要的对话指向不同的方向，有时彼此抵消，但对我而言试图让黑人被理解为能动者、有认知能力甚至有思想史的人——这些是被现代种族主义否认的——是写这本书的首要原因。这个动机确保了对族群概念在有关文化理论和历史的英国习语中、在美国黑人的学术生产中被运用的方式的质疑是有价值的。理解英国黑人的政治文化要求我们密切关注这两种传统。本书处在它们的交点上。

文化研究的历史很少承认在其最好的学术作品中体现的政治上激进和公开干预的渴望如何已经接合了黑人的文化史和文化理论。这些联系很少被看到或被赋予任何意义。在英国，像C.L.R.詹姆斯和斯图亚特·霍尔这样的人的作品，为这些批判性的政治计划之间的实际联系提供了许多象征性和具体的证明。在美国，像贝尔·胡克斯和康奈尔·韦斯特以及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休斯顿·阿尔弗雷德·贝克（Houston A. Barker, Jr.）、夸梅·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黑兹尔·卡比（Hazel Carby）这样的干涉主义学者的作品指出了类似的交叠。这些在文化和历史之间的“沟通区”（contact zones）的思想家的立场并不像初看上去那么例外。下面我们会看到几代黑人知识分子（特别是像詹姆斯这样多次往返于大西洋的）在进行独特的文化和政治批评前，已经注意到不同文化间的关系结构，并赋予它特殊的重要性。他们常常因受到残酷且荒谬的种族分等行为的刺激而工作，这些行为源自并赞扬了有种族排他性的民族身份的概念——它们将黑人作为非人类或非公民排斥在外。我将试着说明他们边缘性的努力指向了一些新的分析可能性，并有远远超出黑人特殊性的一般意义。比如，他们的作品提出了介于地方和全球之间的中间概念，由于这些概念是对主导文化批评的民族主义概念的替代，因而它们在文化史和政治中有更广泛的应用。这些中间概念（特别是第六章中考察的未被充分理论化的离散概念）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们打破了对单个国家的动态的武断关注——这是大量现代欧美文化思想的特征。

还有两个其他原因使得超越这些国家和民族主义的视角成为关键。第一是重新评价现代民族国家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单位的意义的紧迫义务。目前主导性的政治、经济结构都超出了国家的边界。这在新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似乎每天都在被创造出来的当代欧洲有特殊的意义，它也是一个对信息政治和资本积累实践之间的关系有重要影响的世界性现象。它促成了更明显的政治变化，如重要性不断增加的跨国生态运动，这些运动坚持可持续性和正义之间的联系，极大地改变了政治和伦理的现代分离所建基的道德和科学的观点。第二是文化整体性、纯粹性的观点的悲剧性流行，这涉及民族和族群之间的关系。这如今在欧洲也特别有影响，它直接反映在英国黑人定居者的后殖民历史与复杂、跨文化的政治轨迹中。

或许可以称为英国黑人的独特性的内容，要求我们关注许多不同文化形式的混合。曾经分离的政治和思想传统汇合，并在此过程中多元化地决定了英国黑人的社会和历史的形构。如果用简单的族群术语来理解这种混合就会误解它，但右派和左派、种族主义者和反种族主义者、黑人和白人都心照不宣地共有一种观点：这种混合不过是完全成型且排斥他者的两个文化群体之间的冲突。这在理解黑人历史和文化时成了主导性观点，黑人历史和文化就像黑人定居者一样被看作是对真正的英国国家生活的非法入侵，而这种生活在他们到来之前是稳定、和平和无族群区分的。思考这段历史涉及权力和知识的问题，这些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是，尽管当代英国的种族主义产生于当下而不是过去的情形，它在许多方面仍带有过去的痕迹。构成了如今种族政治实质的极其粗糙和化约性（reductive ）的文化概念，明显与旧的关于种族和族群差异的话语紧密相关，后者在现代西方文化观念的历史中无处不在。自从关于多元文化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的讨论以及有时被贬称为“政治正确”的对此的回应——它们意图质疑当前欧洲特殊主义被转化为评价人的成就、规范和抱负的绝对、普遍标准的容易程度和速度——出现之后，现代西方文化观念的历史自身变得极其有争议。

在19世纪的科学种族主义固化之前，“种族”这个词的使用方式很大程度上和今天“文化”一词的使用方式一样，这个事实是很重要的。但是在试图区分真、善、美的过程中——这种区分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政治民主的接合点的特征并赋予了西方现代性话语实质——意识到黑人的形象、新出现的基于生物学的种族差异的概念并不只是科学家创造出来的，这一点也是重要的。就文化研究的未来而言，认识到黑人的形象与基于生物学的种族差异的概念在欧洲思考美、品位和审美判断的尝试——它们是当代文化批评的前身——中被作为关键来使用应该是同等重要的。

追踪建构文化价值话语的种族符号及它们与欧洲美学、哲学和科学相关的存在条件，整体而言可以极大地促进对西方现代性追求的人种史学解读，尤其可以促进对启蒙运动的假定的批判。关于“种族”、族群和民族的观念无疑构成了连接英国文化研究和它的思想源泉之一——持续被对民族和种族特殊性的诉诸而塑造的现代欧洲美学——的重要连续层。

此处我无法深入讨论这种思想继承的更广维度。桑德尔·吉尔曼（Sander Gilman）、亨利·路易斯·盖茨和其他人已经对黑人形象在建立现代文化价值论中的作用和历史进行了有价值的分析。吉尔曼有益地指出黑人形象在黑格尔、叔本华、尼采以及其他人的美学中——作为文化相对主义出场的标志并支持了被假定为有普遍性的审美判断的产生，这种审美判断可以区分本真的音乐和“最可憎的噪音”（黑格尔语）——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盖茨强调一种复杂的系谱，其中孟德斯鸠对奴隶制的讨论的模糊性促成了休谟的回应，这种回应又可以与伯克、康德作品中对美和崇高的性质的哲学讨论联系在一起。对黑人性（blackness）再现的批判性考察，还可以与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在启蒙思想家康德、伏尔泰等人作品中的作用的争议联系在一起。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这里无法进行。就本章的目的而言最重要的是，这种讨论不应当结束于简单否定那些提出棘手或令人为难的问题的人，将他们看作是旨在合法化自身政治立场的极权主义力量，对种族化的理性和不理性的种族主义二者接近程度的质疑也不应被看作是小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有关什么是西方文明正典的组成部分以及这份珍贵的遗产应当如何被教授的当代讨论的核心。

在这些问题重重的背景下，有关“种族”和再现的问题经常被从西方审美判断、品位和文化价值的正统历史中剔除出去，这是令人遗憾的。这种情形要求我们更进一步地探究关于“种族”、美、族群和文化的讨论是如何促进了批判性思考，后者最终催生了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中拜物教（fetishism）概念的使用是进入这个问题的一个明显途径。（文化及其他）生产模式的概念被赋予的突出的民族特征是另一个关键问题，它显示了分析文化政治、社会运动和对立性意识的主导方法在人种史学上的特定性。

这些一般性问题以具体形式出现在有关文化反思的独特的英国习语中。这里关于奴隶制的道德和政治问题也日益突出，不仅因为它曾被认为内在于西方文明的结构中，还因为它在关于现代英国文化独特性的新兴话语中作为一个核心的政治和哲学概念出现。在前现代对“族群”差异的理解中不可或缺的关于原始和文明的观念，在形成一系列主体位置（其中英国性、基督教徒及其他族群和种族化的特质最终被使人眼花缭乱的“白人性”取代）的过程中成为基本的认知和美学标志。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对崇高的讨论是个可以体现这种观点的微小但有说服力的例子，它最近开始为人所知。伯克充分利用了黑暗和黑人性之间的联系，把它们和一位真实存在的黑人女性的皮肤联系起来。一个通过手术恢复视力的小男孩因为看见她产生了极端的惊恐感。

也许研究会发现，黑色和黑暗某种程度上会自然让人痛苦，与任何其他的联系无关。我必须说黑人性和黑暗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一样的，它们的区别只在于黑人性是一个更狭隘的概念。

切斯尔登先生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天生失明的男孩的奇特故事，这个男孩一直到他十三或十四岁都是看不见的，此时他通过白内障手术获得了视力……切斯尔登告诉我们这个男孩第一次看见黑色的物体时，感到很不安；一段时间之后，在偶然看到一位黑人女性时，他感到极其恐怖。

反对奴隶制并支持逐步废除它的伯克，是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刻画的“文化与社会”传统中的首个人物，这一传统很大程度上也是英国文化研究得以建立起来的基础。这种起源部分解释了为何文化研究传统的某些当代继承人会陷入“对英格兰和英国性的病态赞美”。在见证了来自英国殖民地的黑人定居者获得英国公民权的后帝国时期的历史中，这些主体性和身份认同的模式有了新的政治意义。黑人进入英国国家生活是促成文化研究和新左派政治形成的强有力因素，它折射出20世纪50年代英国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深刻变化，并且是对二战后不再可能实现的一种更人性化的社会生活的挽歌的核心（这一点常常不被承认）。

无须复述黑人定居英国的复杂历史，它最近的一个片段——关于萨尔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的《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的争议，就足以显示关于英国文化的意义的种族化冲突仍然存在，并且这些对立又陷入了另一系列的斗争中——其中启蒙运动关于文化、文化价值和美学的假设继续被那些不认为它们是普世道德标准的人质疑。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冲突是独特历史阶段的产物，这一阶段中形成了新的族群绝对主义和文化种族主义。这种新种族主义把在英国街道上烧书解释为不可化约的文化差异的表现，它预示了国内的种族灾难。这种新种族主义部分是因为朝向这样一种政治话语的发展而产生的：它把“种族”和国家归属感的观念紧密结合，强调复杂的文化差异而不是简单的生物学上的等级。这些奇怪的冲突产生于一定背景下，其中黑人性和英国性忽然成了互相排斥的属性，它们之间的明显对立出现在文化领域而不是政治领域。无论我们对鲁西迪有什么样的看法，他的命运是另一个微小但重要的征兆，说明在多大程度上英格兰和英国性的几乎形而上学的价值正因为它们与“种族”、族群的联系而被争夺。他的经历也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在建立一种更加多元、后殖民意义上的英国文化和国家身份的过程中包含的困难。在这种背景下，定位和回应民族主义（如果不是英国文化研究的种族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的话）自身成了一项直接的政治性议题。

一些关键人物为雷蒙·威廉斯批判性重建英国智识生活提供了思想资源，回到这些人物是有益的。伯克、托马斯·卡莱尔（ThomasCarlyle）、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和威廉斯名单上的其他人物，在使得文化研究走出其顽固的种族中心主义的过程中，以及在通过重新阐释真正的国家生活的文化核心以实现更有野心且更有意义的积极重塑当代英国的任务中可以是有价值的。在改变英国和英国性的任务所要求的重新阐释和建构、重新刻写和定位的工作中，讨论维多利亚时代的知识分子对埃尔总督处理1865年牙买加莫兰特湾叛乱的态度分歧或许是重要的。如珍妮·夏普（Jenny Sharpe）考察的英国对1857年印度起义的回应那样，莫兰特湾事件的意义可能比目前我们理解的要大得多。莫兰特湾事件有双重的重要性，因为它是一个大城市的例子，其内部冲突直接源自外来殖民经历。帝国力量中的这些危机显示出延续性。在我看来，这种内部/外部的关系应当被认作是我们辉煌国家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记忆中更重要、复杂和有争议性的部分。